第9章 对儿童心理学和神经症的研究

第一部分

如果一定要分析儿童与神经症患者在面对环境时有什么共同特征的话，我们认为这一特征是“缺乏独立性”。无论是儿童还是神经症患者，都没有强大到能够在不需要他人帮助的情况下独自处理生活中的问题。神经症患者需要的帮助远远超过社会对他们的需要。家庭、医生和其他人为儿童所做的事情，与他们会为神经症患者所做的事情一样。对孩子来说，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孩子的无助和弱小，而对神经症患者来说，则是因为他们选择“生病”。这样一来，神经症患者就可以把更多的任务强加到上述那些人身上，让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或让他们牺牲更多，以获取更多的个人利益。[44]

儿童和神经症患者的内心萌生出越来越多相似的心理需求，这足以证明我们的类比是正确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比较个体心理学”所得出的结果提示我们，我们必须从一个人的个性中找到一个关键点，一个能发现这个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他所追求的目标的关键点。在根据这一观点进行研究之后，我们的证据也一定会遵循这一假设：我们能够从个体的态度和表达方式中识别出他所受的外部影响。简而言之，我们能够从个体的生活方式中，辨认出他所受的外部影响。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坚持认为，个体心理学的任务应该是从完整的个体概念上进行解析，包括意志、性格、情感、气质，甚至每一个心理特征。我们会根据个体实现自己生命计划的具体方法，对其进行解读。如果患者想要康复，他就会配合治疗。如果患者想从生病中获益（比如得到家人的照顾），他就不会配合治疗。一个目标有多种达成手段，或者说不同的手段可能指向同一个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无法从对单一现象的分析中获取任何有用的信息。我们感兴趣的是个体构想的元素和个体的本质。比如，在某一事件发生前，个体做了什么准备；在发生后，个体实现了什么目的。事件本身在这两者的交点上呈现出来。在个体的准备与目的中，与事件相关的所有事物的总和，即能量、气质、爱、恨、理解、不理解、快乐、痛苦、改善和恶化的总和，都按照患者确保预期目的达成所必需的程度出现。显而易见，思考、感受、意愿的有意识和潜意识的本质，都是由人格塑造的强烈愿望决定的。个体所经受的压抑因此而出现。这种压抑不是个体自我的解释，而是自我所使用的手段和机制。

心理构造中存在着层级关系。儿童对这种层级关系的评价，以及从环境中获取的经验，都会影响到他们设立的目标和生命计划。一旦这两者被确定下来，他们的性格和行为就会完全契合他们设立的目标和生命计划。当然，我们不能轻率地将个体所采用的不同手段都看作精神活动的目标中的根本差异。不管锤子和钳子是多么不同的两种工具，我们都可以用它们来钉钉子。对于有着多个有神经质倾向的儿童的家庭，我们有时会看到一个儿童采用反抗的方式来获取家庭中的支配地位，而另一个则会通过顺从的方式实现这一点。一个五岁的小孩有这样一个习惯：他经常会把手能够到的东西扔出窗外。被家里人狠狠地教育了一顿之后，他生病了，变得内心充满恐惧，生怕自己再把什么东西扔到窗外去。通过这些生病的症状，他成功获得了父母的关心，把他们拴在自己身边，成了他们的“主人”。在他的弟弟出生前，他一直是被父母宠坏的孩子。有一段时间，他通过反抗父母和变得懒怠的方式表现出自己对弟弟的敌意，又一次获得了父母的注意。他开始尿床和绝食，以此赢得了父母的关心。在某种程度上，他仿佛赢了年幼的弟弟。在实现了他的目标之后，他又变成了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勤奋的孩子。为了永久地保住他被偏爱的地位，他不得不生活在极大的压力之下，因此患上了非常严重的强迫性神经症。他尝试用暴力攻击的方式来获取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曾经受宠爱的弟弟则通过表现得非常友善、温柔，轻而易举地实现了这一点。同时，他的弟弟身上也表现出了轻微的口吃倾向。这也是一种反抗行为，说明弟弟充满野心和不安全感。[45]

神经症患者的精神活动的整个过程，即神经质的意愿、感觉、思维以及神经症和精神病的联系，都以一种长期存在且计划周密的形式体现出来。这是战胜生活的一种手段，其形成可追溯到患者的童年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基于个体的不同性格所产生的暗示，基于环境影响心理架构的本质，人们会进行一些尝试。这些尝试随后就成为他们持续发展的优越感目标。

为了理解所谓的“生命计划”到底包含什么，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孩子面对生活的方式。我们应该把意识的起源时间放在孩子有了一些人生经验的时候。在头脑中有了目标的概念之后，孩子才能成功地获取经验。否则，人生将会是毫无意义的探索，也无法让我们对事物产生任何评价。如果没有这些人生目标，对我们来说，对事物进行分类、学习新的观点、运用经验等，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事情。因此，我们应该清楚，如果某种经验没有目的性的话，人们也就不会形成这种经验。的确，经验是由人塑造的。但是，这仅仅意味着人们会给经验施加一种明确的特性。施加这种特性的方式，则基于个体对这种特性的判断：这种经验会帮助他还是阻碍他达到最终目的。生命计划有着明确的目标，会在我们的经验中持续活跃，并且一直发挥作用。这就让我们产生了这样一种观点：过去的记忆能够鼓励我们，也能让我们感到恐惧。只有在这些记忆中辨别出有指导意义的声音，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评价这些记忆。

在儿童成长的任何一个阶段，或他们回忆童年的过程中，我们也许会对某段经历或记忆进行检查，然后发现它们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这些经历或记忆具有多重意义。我们必须解读每一种解释，并为这些解释提供相应的证据。也就是说，让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并不存在于事情本身之中，而是存在于事情发生前后的回忆之中。只有在感受到个体的心理活动拥有生命线之后，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个体的心理活动。同时，生命线必须有两个端点。因此，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将精神生活的这两个点结合起来。比如我的一位患者，她患有癔症、意识丧失、手臂麻痹和黑矇症[46]的症状。对她进行的考察表明，为了牢牢控制住她的丈夫，她除了每天对丈夫进行持续的攻击之外，还对其他人产生了深深的怀疑，特别是对她的医生。为了形象地展示出她对世界的敌意，我告诉她：她就像一个站在远处，伸出双手抵抗别人的人。后来，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都陪伴着她的丈夫告诉我，这正是她在疾病第一次发作时所做的事情：她突然伸出双手，好像是在抵挡什么人。患者的疾病第一次发作，是在她怀疑自己的丈夫对自己不忠的时候。通过患者的回忆，我们发现患者当时的行为和她童年时期的某个经历一致。在童年时期，别人让她独自待在一个地方，虽然只有一小会儿，却差点让她被坏人强奸。当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事件被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她原来是害怕被人抛弃。生病以后的她觉得这种被抛弃的情况有可能再次出现，于是她想尽一切办法来对抗这种可能性。我们现在意识到，我们在一开始就应该做出这样的假设，即患者从自己的童年经历中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作为一个女孩，她需要有人陪伴。在童年时期，她父亲能够陪着她，实现她的心愿。父亲是那个最合适的角色，因为在童年时期，母亲对她的姐姐极为偏爱，所以父亲的爱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了母爱的缺失，并在她身上形成了一种平衡。

法国学派把疾病归因于人们早先的经验，而弗洛伊德，特别是荣格[47]，则认为患者是某种早期回忆的受害者。后来，弗洛伊德和荣格的这一理论被进一步修正，变得更加符合患者身上发生的实际冲突，但依然存在对患者的生命线理解不足的问题。因为患者身上发生的事件和实际冲突被一条活跃的生命线连接在一起了。生命线目标一直掌控着患者：在生命线的一端，个体的经验形成；在另一端，具体事件被纳入个人经验和冲突的范围之内。

对儿童心理学来说，我们要做出这样一个必要推论：对病因的解释和结论要从整个背景而非单一事实中得出。

针对上述病例，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知晓了患者害怕独处的事实，就可以对她的疾病稍加解释。这种神经质状态具有多重含义，因此单一的事实并不能解释这一现象。我们必须将一个事实和另一个事实联系起来。患者早期的童年记忆中充满了她和姐姐竞争的思想和感受。与之相关的记忆继而浮出水面，姐姐总是有父母陪着，她却不得不独自待在家里。我们发现，在患者对童年时期的回忆中，这一情景反复出现。这更加证明了我们对患者生命线的假设是正确的。然而，患者的另一个症状，即偶发性的头痛，也可以用这种假设来解释吗？为什么这种头痛总是发生在经期？在回忆中，患者表示这种症状在她与偏心的母亲发生争吵后不久就出现了。当母亲抓住她的头发时，她正处在经期中，她径直跑到流经庄园的冰冷的河水中，希望自己要么因此生病，要么就此死去。这种愤怒会伤害别人，但也会危及患者本人的生命。她以前经常看到哥哥这么威胁母亲。但是，在她模仿哥哥的行为时，她也明显违背了女孩必须无条件遵守的一条规则：她竟然在月经期跳到冰冷的河水里！虽然她不明白自己的做法，只是依据直觉去行动，但实际上，她遵循了这样的思维过程：我的哥哥采用反抗的方式成了家里的主人；我的姐姐享受着母亲的宠爱；我是一个女孩，是妹妹，却孤身一人。只有疾病和死亡才会让我重获自尊！[48]她对平等的渴望是如此明显，以至于让她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无可否认，还有一些其他原因能够解释为什么这种渴望会一直处于潜意识之中。但是，患者真的没有必要意识到这种心理机制。对这一心理过程的充分认识反而可能会威胁患者的渴望。如果她亲眼看到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即她的主要生命预设、她的生命计划是建立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女性自卑感之上的话，她的人格也会因此受损。为了让自己否认这一点，她从自己的经历中提取了一种概括性的想法：如果想要获得优越地位，她就不能被别人抛弃。

对于患者所有的行动、感情和思考的中心点，我们已经清楚了，我们也已经清晰地勾勒出患者的心理画像。通过这一心理画像，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推测出患者身上还有很多其他的特征和个人属性。患者对独处的恐惧必然会让她利用最明显的武器——焦虑。只要我们把问题提出来，就可以获得患者焦虑的佐证。比如，每当她独自坐在马车后座上，而她的丈夫在马车前面驾车时，她总会感到恐惧。只有当她也坐在马车前面时，她才能恢复平静。患者这一态度的构建过程也不需要进一步讨论了。我们发现，患者内心的恐惧会在道路的每一个转弯处，以及马车每一次与其他车辆迎面相遇时发作。她会立刻抓住丈夫手中的缰绳，尽管她能够意识到自己并不会驾驶马车，而丈夫却是一个非常熟练的驾驶者。当马车跑得很快的时候，她也会感到害怕。这时，她的丈夫为了逗她，会让马跑得更快。让我们猜猜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这对理解一种表面上的“痊愈”来说很有趣，也很重要：患者并没有感到恐惧。因为她相信她不害怕的话，她的丈夫也就不会继续让马加快前进了。

一个全新的、重要的设想浮出水面。当有人要求我们回答以下问题时，我们也会成竹在胸：为什么患者在争取与男人平等的过程中，没有发展到要去主动“抓住缰绳”的地步呢？患者的经历让我们毫不犹豫地给出答案：事实上，她没有信心能够获得与男人一样平等的地位，因此她只能选择回头，把利用男人作为一种手段，一种支撑，一种对自己的保护，从而确立她对男人的优越地位。

第二部分

我们发现，觉得自己软弱无能的人，无论是孩子、成熟的大人还是野蛮人，都会采取同样的应对手段。对这种手段的理解和把握，把我们带回童年时期。在那时，我们知道最有效的反抗方法不是直接的攻击或行动，而是服从、恭顺以及其他孩子式的反抗方式，比如不睡觉、不吃饭、不干活、不洗漱等懈怠行为。

在某些方面，我们的文明会给予弱者特权。但是，从有神经质倾向的孩子的行为举止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似乎认为生活是持续的斗争。那么，不可避免的是，他们的每一次失败，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每一次冲突的恐惧，都会引起紧张发作。这种紧张发作是一种“武器”，是自卑的人的一种反抗标志。神经症患者的敌对态度，从童年时期开始就给了患者明确的方向，体现为患者的过度敏感，无法容忍任何形式的压迫（包括文明本身对他的压迫），以及对整个世界的顽强反抗。正是这种态度不断激励着患者超越自己能力的极限。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似乎像是一个孩子在不断试错，直到他飞蛾扑火的行为给自己带来了伤害。通常，孩子会产生强化的敌对、竞争、攀比、谋划和幻想的行为，同时也会在身心两方面积累自己的特质，从而变得锋芒毕露。他会寻衅挑事，甚至虐待他人，迷信“魔法”，认为自己至高无上。他还会想出一些巧妙的逃避手段，比如害怕自己的伴侣，这些逃避手段会表现为变态行为。这些非正常的行为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孩子要么是在无法忍受的压力下长大的，要么是在温室中成长起来的，要么就是有身心发育迟缓的问题。与此同时，患者身上似乎有某种“诅咒”：患者与自己的任务之间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障碍。[49]在这些“诅咒”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并且可以充当借口的就是“疾病”。就像强迫性神经症患者所表现的那样，患者会过度评估某些不重要的细节，并且会毫无目的地追寻下去，直到错过行动的最佳时间。

为了逃避现实，患者会不惜伤害自己，乃至自杀。他会停止思考，变得忧愁与焦虑。这种“人为构建”的系统会干扰患者夜晚的休息，因此他就可以为白天的疲惫和随之减弱的工作能力找借口。因为患者的偏见和有目的性的引导方式会将他的注意力引向其他方面，所以他的感觉器官、运动器官和营养器官都失去了原有的机能。患者给自己贴上了痛苦的标签，执着于一些不愉快的回忆，让自己恶心和呕吐。患者会通过长期而精心的谋划，来逃避自己的人生伴侣。患者的理想和崇高的内心需求会强化这种逃避倾向，起初他会限制自己爱人的能力，随后则会将这种能力完全摧毁。

在许多情况下，患者的特殊个性让他对爱情和婚姻问题持有非常独特且局限的态度。由此，我们几乎可以预先确定患者的发病类型和发病时间。同时，这样的生命计划可以追溯到个体的童年时期。从以下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一位三十四岁的妇女在几年前患上了广场恐怖症，在接受治疗的时候，她依然对铁路感到恐惧。来到火车站附近时，她会感觉到自己在剧烈地颤抖，以至于吓得落荒而逃。这件事以及其他类似的事件表明患者身上有一种“障碍”，仿佛她被限制在某个魔法圈的范围之内一样。她最早的一段记忆与她的妹妹有关，当时她想抢占妹妹的位置。这个事件具有非常清晰的多重含义。如果从这个事件联想到她的火车恐怖症，在这两者之间画一条线，然后对这两者进行一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这似乎暗示着她试图和铁路竞争，就像她和自己的妹妹竞争一样。然后，我们就会立刻意识到，患者正在躲避一些地点——在这些地方，她的控制欲无法得到满足。她记得在一些类似的与她对待自己兄弟的态度有关的事件中，她的兄弟总会强迫她服从他们的意愿。因此，我们可以预料到，这位患者在生活中会试图控制女性，并且躲避男性权威，无论她面对的男性是司机还是工程师。她无法接受爱情和婚姻。在少女时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常常拿着她的鞭子抽打她的男仆。我们可以预料到，患者会有这样的想法：她企图把男人当作附属品来对待。实际上，在她所有的梦中，男人要么以动物的形式出现，要么被她征服或被迫参与战斗。在她的一生中，她只和一个男人有过亲密接触。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这个男人是一个软弱的人，以自己阳痿为借口，终止了与她的婚约。她对铁路的恐惧相当于对爱情和婚姻的恐惧。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患者的童年时期研究“男性抗议”的机制。这种机制在女孩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并且会向各个方向扩张。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儿童的渴望和对环境的紧张情绪已经到了多么白热化的程度。在所有病例中，这种谵妄从不缺席。

患者在感觉到自己的虚弱之后，会发展出一种“狂热的软弱”。这让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儿童所采取的极端易怒、消极和神经质的手段。一个在其他方面都很健康的三岁女孩有着以下表现：她会不断地与母亲较劲，对各种形式的压迫与贬低都特别敏感，非常顽固，有反抗行为。她还会拒食、便秘，以及进行其他形式的反抗。她身上的消极情绪发展到了几乎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有一天，当她母亲温柔地建议她喝下午茶的时候，她这样回答：“如果妈妈说喝牛奶，我就要喝咖啡。如果妈妈说咖啡，我就要喝牛奶！”她总是表现出一种想要成为男性的渴望。一天，她站在镜子前面问母亲：“你也一直想成为男人吗？”当她知道性别是不可能改变的时候，她向母亲提议称她可以再有一个妹妹，但绝不可以再要一个弟弟。然而，当她长大后，她自己只想生男孩。直到后来，她依然明确地表现出对男性的高度评价。

由于这种“男性抗议”在女孩身上表现得非常清晰，我想介绍另一个相对健康的三岁女孩的故事。至少一开始，这个女孩喜欢穿哥哥的衣服，但她从不会穿姐姐的衣服。一天，她和父亲散步，她在一家男孩服装店前面停了下来，并且想说服父亲给自己买些男孩穿的衣服。当父亲指出店里没有适合她的衣服，因为女孩不可以穿男孩的衣服时，她指着一件男装小斗篷：“在某些场合，这件衣服可能也适合女孩穿。”她请求父亲至少给她买这一件。这时，我们会看到一个并不罕见的男性抗议变体，她一边依赖于成为男性角色的最终目标，一边又坚持表明哪怕表面上看起来像个男人也足够了。

我认为这些情况非常典型，在上述两种情况中，我们都观察到一种相当普遍的困扰，这让我们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迄今为止，有什么教育学的方法能调和女性不喜欢而又无法改变的事情？我们都清楚，如果这种调和不成功的话，我们将会一直面临刚才详细讨论过的问题：一种长期的自卑感会不断地引起女性的不满，女性会进行各种尝试和计划，来证明自己在面对所有障碍时仍保有优越地位。此后出现的那些反抗“武器”，一部分源于现实，一部分源于想象，它们构成了神经症的外部形象。当患者采取一些手段来消除身上更不利的因素时，以上各种尝试和计划的优势便显现出来了，这些手段让一个人能够以更加彻底而微妙的方式生活。患者身上的情绪，一方面源于自卑感，另一方面源于渴望，渴望“准男性”的认可。但是，当女孩成为男性的背景，当女孩看到自己的发展机会受到限制，当经前不适、月经、分娩和更年期带着更多不利因素出现的时候，这种自卑和渴望的情绪会进一步加剧。上述女性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对神经质的反抗对自身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提前预测这些反抗行为。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神经症的根源之一。不幸的是，我们必须承认，无论是在教学方法还是在治疗手段中，我们都没有找到任何办法来防止这种自然情况和社会强迫所产生的后果。根据以上这些观点，我们可以暂时得出以下结论：我们有必要在预防和治疗两方面，尽早让儿童认识到器官性征的不变性。儿童不应该将其器官视为无法克服的缺陷，而应该把它们看作生活中固有的困境，而且其他人也知道要接纳这种困境，与这种困境进行斗争。这样一来，我认为如今的女性在工作中产生的不确定感和顺从感就会消失，那种过分渴望被认可的感觉（这种感觉总让女性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也会消失。[50]

这是一个十岁男孩的案例。我想用它来说明当普遍发生在女性身上的“男性抗议”的思想进入社会关系时，男孩身上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从而产生相同的效果。一开始，因为大众对男性特征的态度，男孩会因社会环境的高度评价而感到荣幸，同时也会感觉到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责任变多了。因此，男孩与世界的关系也就变得日益紧张。正如当今的文化所倡导的那样，人们认为男人天生就该坚强，男人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这种紧张关系之上的。任何阻碍这种文化所包含的“侵略性”的正常压力，都会让患者身上强大的敌意、恶意、对权力的渴望和幻想浮出水面。男孩常常害怕自己不能很好地履行职责，害怕自己不能成为优秀的男人。因此，我们很早就能发现，在器官自卑的影响下，那些忧郁或被宠爱的孩子会开始制订“计划”。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们都会急迫而贪婪地追求优越感。这往往会让他们利用自己的弱点，让他们产生一种普遍的犹豫态度，会怀疑，会动摇，会想要逃避。这种文化还可能导致儿童采用公开或隐蔽的方式进行反抗，或者明确地表示自己不想要遵守规则。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神经质的基础，应该停下来想想这种基础所造成的危害。

下一个病例是一个近视非常严重的男孩。他费尽心力，却还是无法应付他两岁的妹妹。从他多次和他人争吵的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好斗的性格。他也无法掌控自己的母亲。但是，他的父亲有着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力，能够支配他人。父亲也秉持着非常严格的原则，总是对“女性统治”骂骂咧咧。这孩子在各个方面都很像他的父亲。当他处于困境，想要证明自己和父亲像以前那样平等时，事情就有点困难了。由于近视很严重，他对其他男孩常玩的游戏一直不在行。有一次，他想用父亲的打字机，却遭到了父亲的拒绝。父亲让男孩别异想天开地想着当什么“科学家”了。[51]父亲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猎人，偶尔会带着男孩一起去打猎。这种“打猎”似乎最终成了一种特殊的男性态度，向男孩证明他和他父亲是平等的，而他比“女人们”更加优越。每次父亲不带着男孩打猎的时候，男孩都会遗尿。这让父亲变得非常焦虑不安。后来，每次父亲对男孩严格教导之后，男孩在夜里都会尿床。在我与男孩进行了几次谈话之后，这些内在的联系就被揭示了出来。而且我进一步发现，男孩的尿床行为源于他梦中出现的一些必要元素。很明显，这些元素代表了一场针对父亲的暴力反抗。在晚上尿床之前或之后，他通常会梦到自己的父亲（没有带他去打猎的父亲）死掉了。当我问他对未来的计划时，他回答说他想成为工程师，就像他父亲一样，并且还想要一位管家。我问他是否像父亲一样不愿意结婚。他驳斥了结婚的提议，说女人没什么价值，只对漂亮衣服感兴趣。由此，这个男孩的态度，以及他对生活的计划，就这样清晰可见了。

下一个病例是一位八岁的男孩，他患有淋巴疾病，并且智力和身体方面的发育都有些迟缓。他的男性抗议的表现和上一个病例类似，却又完全不同。他来我这里，是因为他患有强迫性手淫。他的母亲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他的弟弟和妹妹身上，却把他留给仆人照顾。他的父亲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总是对别人发脾气。这孩子的自卑感体现为生性腼腆、胆怯，总是对任何关心他的人抱有感激的态度。杂耍者的把戏让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是他所发现的影响最深远的代偿方式。他把精力都放在童话和剧院的表演上。和其他孩子相比，他更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他总想找到一根魔杖，让这根魔杖引领自己去往魔法世界。他允许别人对他做任何事情。这实际上源于他在父亲身上看到的被他扭曲了的图景：父亲会强迫别人为自己做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欺骗。他也意识到了部分问题。只有保持笨拙、无能，他的计划才能一直被推进。所以，他一直如此。

过了一段时间，他的母亲发现了他的手淫行为，于是把注意力放在了他身上。他就这样对她产生了影响。他的地位也大大提高了。为了不失去这一切，他必须继续手淫。所以，他继续这样做下去。

他与父亲平等的目标偶然表现在一种欲望中，并具有一种强迫性。他会戴着成年人的硬礼帽，嘴里还叼着烟头，就像渴望长大的小孩子那样。

最后，我简单地将儿童时期的神经质行为扩展到人类历史上来。和当今时代相比，过去的人更加信仰个体以及外来的魔法。在今天，我们怀有一种对人类行为和自我缺乏信心的自卑感。男性神经症患者对妻子的恐惧和恶意，与女巫狂热、女巫审判类似。女性患者对男性的恐惧以及她们身上的男性抗议，则类似于她们对魔鬼和地狱的恐惧。对此，她们想要使用自己的“巫术”（witch-craft）。对女性的羞辱，伤害了她们在爱情中单纯和天真的个性。我们的教育主要是为了让男女之间相互吸引，而不是相互评价。在强加所谓的男性权威时，个体会沉溺于虚假的想象，更难保持心理健康。

结束语

1.我们所面对的个体生理和心理机制会鼓励个体设定某个目标。因此，“生活”的概念产生了。生活要求我们行动。通过行动，我们确立了精神生活的最终属性。

2.我们对目标的追求会持续吸引我们。同时，这种吸引会被个体身上的无力感所制约。个体所谓的“本能”，实际上是朝着某个特定目标行进的生命线。尽管个体意愿中有着明显的矛盾，但他还是会努力朝着这个统一目标迈进。

3.个体没有为所要做的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会导致某种不堪容忍的局面，还会引发个体的无数次代偿行为。最后，他终于感觉自己足够强大，可以满足环境的要求。所以，当心理处于怀疑状态的时候，儿童会寻找一个心理上的“储藏室”，并在其中保存最初对权力的感受和能量，来自儿童的不确定感。

4.在心理学的研究中，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预测个体的试探行为和他对力量的运用。这来自个体本身的力量，以及个体利用环境所采取的行动。而且，这些行动预先经过了个体充分的检验。

5.我们要将单个的心理现象理解为一个完整的生命计划中的部分元素。如果我们尝试做出的假设没有遵循这一原则，而是试图在儿童的心理生活中分析某些表象，不去理解它们的统一内涵，那么这种解读就必然是失败的。因为儿童内心的“事实”不应该被看作既定的成品，而应该被看作朝着目标前进的准备动作。

6.我们认为个体身上发生的任何事件都必然伴随着某种倾向。因此，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下列我认为重要的指导原则。

个体会在现实层面：

（1）发展某种可以获得优越感的能力；

（2）应对环境；

（3）认为世界是充满敌意的；

（4）积累知识和成就；

（5）利用爱与服从、仇恨与蔑视、社群情感与对权力的欲望。

个体会在想象层面：

（1）产生一种“如果……就好了”的想法（幻想，象征性的成功）；

（2）利用自身弱点；

（3）在做决定时拖延，寻求保护。

7.无可置疑，个体生命线的先决条件是这样一个因素：一个全知全能的、近神般的崇高目标，但它必须保持在潜意识状态才会产生作用。这个目标可能会在一个很明确的程度上具体表现出来，并上升到意识层面，而后发展为精神病。这一过程与个体的经验和心理构成有关。个体的权力目标与社会情感之间有着不可弥合的矛盾，这一目标也必定是潜意识的。

8.上文的矛盾最常见于“男性……女性”的对立形式之中，尽管在必要时，我们还会发现其他明显的矛盾。这也暗示着儿童所渴望的是不同力量的总和。这种矛盾的对立性通常会将女性元素解释为具有敌意和被征服的一方。

9.在神经症个体身上，上述现象会非常明显。因为患者会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自身的敌对态度，拒绝对儿童时期的错误判断进行彻底矫正。在这方面，患者根深蒂固的唯我论立场有很大帮助。

10.神经症患者都表现得好像总是要证明自己整体上比别人（尤其是妻子）更优越一样。这是一种神经症性的防御。患者只有想着自己比别人优越，才能获得良好的体验，才能有近神感，才不会觉得自己是虚弱而自卑的。

（本章内容为作者于一九一三年在国际医学心理学和心理治疗大会上发表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