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个体心理学的假设与结果

一项针对很多心理学家的观点与理论的调查表明，心理学家的研究领域的性质以及他们的研究方法有一个特殊的局限性：人类的经验和知识似乎都被有意识地排除在他们的研究之外。心理学家也否定了艺术、视觉创造性，以及直觉本身的价值和重要性。当实验心理学家收集并根据实验现象来确定心理反应的类型时（他们更关注心理活动的生理学表现），其他心理学家还在使用传统的或是局部调整的系统来进行表达。通过这一过程，心理学家自然会发现在个体表达中心理活动与生理表现的相互依存和联系，因为这从一开始就隐含在他们对心理学的简略性的态度（schematic attitude）[2]中。

心理学家要么采用上述实验方法，要么尝试通过小规模的、可测量的个体现象来建立方程，以呈现心理状态与思维形式。这种研究方式将人类的主观思考与主观经验的影响全部排除在外，尽管有其优势，但事实是人类的主观思考与主观经验控制着所有这些联系的本质。

这些心理学的方法，以及它们作为人类心理研究方式所体现出的重要意义，让我想到过时且僵化的自然科学分类方法如今已经完全被另一种观点所取代。这种新观点试图从整体关联的角度，在生理、哲学和心理学领域研究生命现象以及个体的变化。这也是“个体比较心理学”的研究目的。它从个体统一性的假设出发，试图获取个体完整的人格图景。我们认为，这种图景是个体的生命表达与其表现形式的不同变体。我们会比较不同的个体特征，将它们置于一个层面上，最后将其融为一体，形成一个复合的人物画像，从而实现“个体化”。[3]

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这种认知人类心理活动的方法算不上特别前沿，甚至不是什么新鲜事。这种方法在儿童心理学的研究中尤为重要。艺术家，无论是画家、雕刻家、音乐家还是诗人，他们在作品中首先会呈现出一些个人的特征。从这些特征中，人们大体可以看出艺术家的个性与原则，艺术家在创作时隐藏在作品中的个人想法便得以重现。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如果没有科学的指引，人们的生活总是会处于“未来要去往何处”的迷茫中。科学指引的生活则与此相反：在做出判断时，秉持科学指引的个体会努力将自己的所有心理表现集中在一个目标上；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集中在一个虚构的目标之上。

当我匆忙赶回家的时候，人们会看到我驾驶的马车，我的表情和姿势，这些都是一个正在赶回家的人应该有的模样。我的反应可能会与人们预期的有所不同，原因也多种多样。但是，我们个体心理学家必须把握的要点，那个唯一让我们感兴趣的、实际的、心理学上的要点，是这个人回家的时候所走的那条路。[4]

如果我知道一个人的目标是什么，我就会知道接下来他要付诸什么行动。我能够把他每个连续的动作按照顺序排列，解析它们之间的联系，纠正它们的错误，并在必要时根据我的心理学知识来理解这些联系，从而做出调整。如果我只知道他做某事的起因、具体反应、反应时间[5]和频次等，我就没有办法知道他的内心真正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们所观察的人如果没有朝着某个目标前进，那么他将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如果他不知道决定他生活轨迹的目标是什么，那么他的整个认识反应系统，连同系统之间的因果联系，都无法让我们确定他接下来要采取什么行动。事实上，他的行动可以与任何精神上的结果相匹配。这种认识上的不足在联想测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通常，我们认为就算是心灰意冷的人也不会把“树”和“绳子”联系起来。然而，当我们知道一个人想自杀时，那么他说的“树”和“绳子”就另有深意——我甚至会把毒药和武器从他身边拿走，放得远远的。

如果更仔细地观察，我们会发现所有精神事件的发展都存在如下规律：如果我们没有觉察到目标，就无法感受、思考、决定和行动。因为所有的因果关系都不足以征服未知的混乱，也难以应对无计划的状态。所有的活动都会停滞在不受控制的探索阶段，我们的精神生活也无法有序进行。如果我们的心理和思想无法整合为一个整体，那么我们人格的方方面面和我们的个人风格就会被孤立起来。等到老了，我们就会变成像单细胞生物一样的机体。

毫无疑问，为精神生活设定一个目标，这会让我们更好地适应现实。一个小婴儿或是刚刚从禁闭状态中解脱出来的人，当然是没办法好好走路的。如果一个人不带任何目的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他很可能会错过问题中的深层关键点。事实上，在一个人迈出第一步之前，他的目标就已经明确了。

同样，我们可以证明，人们所有的精神活动都是通过预先设定目标来确定方向的。在经历了短暂的儿童心理发展阶段之后，所有短期的和可以观察到的目标，都是由一个预想中的终极目标来支配的。我们的感知把终极目标认定为一个绝对固定的终点。换句话说，人们的精神生活就像一个优秀剧作家刻画的角色——他们不停地演出，直至在剧本的某一幕谢幕。

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对所有人格进行无偏见的研究之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只有将个体的每一种心理现象都视为其追求某个目标前的准备，我们才能够了解和掌握个体心理的意义。

以一个记忆力很“差”的人为例。假设他很清楚自己的这一缺陷，并且某个心理学测验[6]表明，他背诵以及复述无意义音节的能力很差。根据目前人们对心理学的理解，也可以称之为“滥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出于遗传或病理方面的原因，这个人背诵无意义音节的能力很差。在这类研究中，我们通常会发现这一推论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在前提中被表述了出来，我们只是在循环论证。最后，我们会得到以下结论：如果一个人的记忆力不好，或者他只能记得几个单词，那么他的复述能力就会很差。

个体心理学的研究过程则完全不同。在排除了所有生理原因的可能性之后，我们会问：患者的记忆能力很差，这背后有什么目的呢？只有对个体的整体生活情境有了深入的认识，我们才能确定其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大量案例都展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患者试图向自己或他人证明，出于某些根本性的原因——这些原因无法说明或处于患者的潜意识中，但它们会在记忆力减弱后表现出来——患者才会拒绝做出某些行为或者某些决定（比如职业、学习、考试或婚姻方面的变化等）。我们也应该把这种记忆力减弱视作一种行为倾向，然后进一步理解记忆力减弱是个体对抗各种生活任务的一种方式。在每一次对患者复述能力的测试中，这种基于个体心理活动而产生的记忆力缺陷都可能会出现。接下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这种缺陷或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它们可能是出于患者的“精心谋划”：患者强调了自己身上普遍存在的生理问题，并将其解释为个体疾病。另一些心理缺陷的产生则可能是因为患者在主观上陷入了一种反常状态，沉迷于对危险的悲观预期，从而削弱了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让自己的能力、注意力或意志力无法全部发挥出来。

在有关情感的案例中，我们也能观察到类似的现象。

以一位患有间歇性焦虑症的女士为例。在没有发现对患者有深远影响的人生经历时，我们仅仅假设她患有某种遗传性疾病、血管收缩系统（vaso-motor system）疾病或迷走神经（vagus nerve）性疾病就已经足够了。如果我们在她的病史中发现了一些可怕的人生经历或创伤情况，并且这些经历与她的疾病有关，那么我们对这个患者就有了更详细的了解。然而，在研究她的个性与个人意志时，我们发现了一种过度发展的权力意识——患者的焦虑情绪作为一种攻击性的“武器”，与这种权力意识息息相关。一旦这种权力意识有所减弱，它和焦虑情绪之间所形成的平衡就会消失，焦虑情绪就会爆发出“破坏性”的影响力。举个例子，当患者的丈夫未经她允许就离开家时，她就会变得非常焦虑。[7]

我们的科学（个体心理学）需要一个明显的个性化过程，因此我们不能对其进行泛化。为了进行一般性的指导，我想提出这样一条原则：一旦精神运动或者人生的核心目标被确定下来，我们就可以假定个体的所有活动都与其毕生目标相吻合。

这一表述还有一些小的附加条件，从而使它的适用范围更广。即使把这一原则倒过来陈述，它仍然有价值：个体身上所有可以被正确理解的行为，必须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个体完整的生命计划和最终目标。因此，我们坚持认为，在不考虑倾向、环境和经验的情况下，所有的精神力量都会受到一种指导思想的控制，所有的情感、感受、思维、意愿、行为、梦境以及心理的病理现象等都被一个统一的人生目标所支配。

我认为，个体的主观评估比他的倾向、客观经验和所处环境更重要，而且这种评估与现实之间往往有着确切而微妙的关系。然而，这种评估通常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类似自卑性质的情绪。这一情绪取决于我们潜意识思维的机制、想象中的目标，以及我们对最终代偿和生命计划的尝试。

接下来我将要介绍的是我的假设，也是我在对精神生活的研究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请允许我再次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我要描述的是精神生活的动态性，一种对健康人和患者同样适用的动态性。神经症患者与健康个体的区别在于，前者的生命计划充满了更强烈的保护性倾向。而在“设定目标”和根据目标调整生命计划方面，两者没有本质区别。

因此，我将谈到个体的整体目标。一项深入的研究告诉我们，只有当我们认识到一个普遍的前提——精神活动具有追求优越感的目标，我们才能很好地理解个体心理的各种活动。很多伟大的思想家都表达过与此类似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也都知道这个事实。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都隐藏起来了，只有在个体精神错乱或陷入狂喜的时候才会充分显现。无论一个人是想在艺术领域独占鳌头，在职业领域登峰造极，在家中成为“一家之主”，还是想与天对话；无论他是妄自尊大，还是目中无人；无论他是在做白日梦，还是在欺公罔法，在他人生的每个阶段，他都被自己对优越感的渴望、近神的想法、对拥有特殊力量的信仰所指引和激励着。在爱情中，他渴望体验自己之于伴侣的力量感。在职业选择中，他的脑海中充斥着各种夸张的预期与恐惧。在对复仇的渴望中，他幻想自己扫除一切障碍，赢得了一场自杀式的胜利。为了控制一个物体或一个人，他会通过很直接的手段，成为勇敢、骄傲、专横、固执而残忍的人。另一方面，他也会在经验的驱使下，沿着迂回的道路，通过顺从、温和而谦虚的态度获得胜利。性格特征并不是独立的存在，它们会被个体调整以适应个体的生命计划，它们代表的是个体为冲突所做的最重要的准备。

这种对优越感目标的追求，有时候会表现得很奇怪，因为这一目标并不来自现实，而来自一种“虚构”和“想象”。法辛格[8]的《仿佛哲学》（The Philosophy of ‘As If’）说得很对：目标本身虽然没有意义，在实践中却非常重要。这一巧合可以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我们对优越感目标的构想是荒谬的，但它却是组成我们生活的重要部分。正是追求优越这件事，让我们理解了个体间的差异，感受到心灵的平静，收获安全感，并塑造和引导了我们的行为和日常活动，进而促使我们完善自我，不断成长。当然，它也在我们的生活中引入了敌对和斗争的倾向，让我们的情感变得复杂，并且总是让我们和现实产生隔阂，因为它让我们的内心产生了试图超越现实的想法。如果一个人严肃而认真地，哪怕是字面意义上严肃而认真地追求这种近神的目标，他都会被迫逃离现实生活。幸运的话，他会通过艺术和现实生活达成妥协，但更多人会选择崇拜宗教，罹患神经症，或走上犯罪的道路。[9]

我无法在这里进行详细的说明。但是，我们在每个人身上都能找到这种试图超凡脱俗的目标。这种超凡脱俗的目标有时只体现在人们的要求和期望里，有时也会在模糊的记忆、幻想和梦境中留下痕迹。我们如果刻意寻找它，反而很难找到它。然而，个体在生理上或精神上所表现出的态度或倾向都清楚地表明，这种目标源于我们对力量与绝对理想的追求。在那些神经症的病例中，我们总是能够发现患者自身与环境，与逝者，与过去的英雄之间存在着一种强化的对立现象。

检验这种解释是否准确是很容易的。如果每个人都想追求优越感，就像我们在神经质的人身上发现的那种夸张的优越感，那么人们都想压迫、贬低和轻视他人也就不足为奇了。斤斤计较、嫉妒、幸灾乐祸、自负、自夸、不信任、贪婪，这些可以代替实质斗争和冲突的态度一并在个体身上体现出来。尽管个体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因需要这些态度，但它们对个体的重要程度要比个体实际需求的强烈得多。

同样地，除了人们在追寻毕生目标的时候所展现出的热情与自信这样的品质之外，个体身上也可以同时或交替展现出骄傲、好胜、勇敢、帮助他人与指引他人的态度或品质。心理研究要求研究者必须持非常客观的立场，他们的道德评价不应该对调查产生干扰。事实上，个体不同水平的性格特征会中和个体的善意与恶意。最后，我们必须理解，所有这些充满敌意的特征，尤其是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总是表现得非常隐蔽，甚至当人们注意到这种敌意特征的时候，表现出这种情绪的人会理所当然地感到惊讶和愤怒。比如，在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中，年长的孩子会通过蔑视他人和保持顽固不化来获取自己在家中的权力，而这会造成很不愉快的局面。年幼的孩子则会采取更聪明的做法，以顺从者的姿态成为家中的“明星”，满足自己的所有愿望。当野心刺激这个年长的孩子时，他身上所有的服从意愿都会被摧毁，并表现出一种病态的强迫行为。因此，年长的孩子的服从行为会因为他的强迫性思维而失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为了和另一个孩子达到同等的目标，他采取了一种迂回的手段。

对儿童来说，在他们很小的时候，他们对权力和优越感的追求会以奋斗的形式表达出来，他们的小脑袋只能暂时接受永恒的、真实的、在生理上根深蒂固的社群感（community-feeling）所许可的东西。他们从这些认识中发展出了温和的个性、对邻居的友善态度、友谊与爱。他们对权力的渴望以一种含蓄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并会有意无意地按照群体所提倡的路径发展。

在这里，我特别赞同一个基本概念：个体身上每一种明显的态度的形成，都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时代。只有经过高度的内省，或者神经症患者接受了医生的心理分析治疗，这些态度才能产生根本性的改变。

我将以一个例子为基础，更加详细地讨论神经症患者是如何设立目标的。一个非常有天赋的男人，举止温文尔雅，赢得了一个品德高尚的女孩的爱慕。两人后来订婚了。再后来，男人把自己的教育理想强加给这个女孩，对她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要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女孩忍受了一段时间，但最终决定和男人断绝关系，结束对他更进一步的考验。随后，这个男人的精神崩溃了，罹患精神疾病。对这个男人的个体心理学调查表明，他的优越感目标——正如他对自己的未婚妻所表现的专横命令那样——早就把他脑海里所有的结婚念头都打消了。他的真实目的是暗地里设法寻求解脱，而他之所以要暗地里做这件事，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无法与他想象中的婚姻生活公开斗争。这种不自信从他的童年时代就开始产生了。那时，他是一个独生子，与早年丧偶的母亲生活在一起，和外界没有什么联系。在这段时间里，他和母亲不断争吵，并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哪怕他从未承认过：他没有足够的男子气概，永远无法应付一个女人。这种心理相当于一种永久的自卑感，彻底干扰了他的生活，迫使他无法通过正常的符合现实社会要求的方法来获得威信，只能通过其他途径。

很明显，这个患者达到了他的目的，他准备悄悄地一个人生活。他对人生伴侣的恐惧，以及因此引发的争吵和不安把他“唤醒”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未婚妻和母亲采取了相同的态度。也就是说，他想战胜她们。这种对胜利的渴求所引发的态度，被弗洛伊德学派错误地解释为“迷恋母亲的乱伦状态”。事实上，这种被强化的童年自卑感是由患者和母亲之间的痛苦关系引起的，它促使这个男人通过各种保护措施避免在未来的生活中与妻子产生任何争执。无论我们对爱的理解是什么，在这个特殊的案例中，这种被强化的童年自卑感只是这个男人确保自己最终能战胜某个适婚女人的工具而已。由此，我们就理解了这个男人对未婚妻持续施压和悔婚的原因。这种解决办法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他在他母亲身上使用过的，并且经过了精心的准备和安排才使用的。他不会面临婚姻失败的问题，因为婚姻从一开始就已经被他否决了。

尽管这个人的行为并不令人费解，这种霸道的态度也只是打着爱的旗号的侵略行为，但我还是要做出一些必要的解释，来说明他精神崩溃的情况其实并不太容易理解。在幼年时代，这位患者被他的母亲打败了。在这种情况下，神经症患者会不自觉地加强对自己的保护，并与危险保持相当远的距离。[10]我们的患者利用自己的崩溃情绪来填补痛苦的回忆，从而又一次想起了那种罪恶的感觉[11]，并试图以抵触女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使得他在未来更加谨慎小心，甚至最后拒绝爱情与婚姻。他现在三十岁了，也许他将带着他的痛苦再生活十年或二十年，甚至更久。他以此保护自己免受爱情的伤害，也让自己永远不会面临新的失败。

他以现在被强化的经验来解释自己的精神崩溃，就像他在小时候拒绝吃饭、睡觉以及做其他事情，装成一副垂死模样一样。他的命运越来越悲惨，他使未婚妻因为悔婚而背负起所有的耻辱，他本人却在社会态度与“人品”方面都显得比她更加优越。你瞧，他已经达到他所渴望的目的，因为他成了那个看起来更加优越的人，他成了看起来更好的人，而他的未婚妻却成了罪人。女孩子应付不了这样的男人。通过这种方式，他完成了他童年的夙愿，成功地向所有人证明了他比女性更优越，他战胜了女性。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了，神经症患者的表现永远是不确定的，神经症患者本人也不会得到充分的满足。上述案例中的男人在世间艰难地活着，就是为了和女人作对。[12]

如果他知道自己内心的隐秘计划，他就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多么丑陋和邪恶。这样一来，他就不能成功地实现让自己比女人更优越的目的了。他会像我们看待他那样看待自己，他会看到自己如何歪曲重点。他做的每件事都导向一个事先设定好的目标。他无法保证自己的名望会越来越好，但是，他的目标、他的生命计划以及他误解的人生却要求他拥有这种名望。因此，与上述案例中的情况类似的事情会再次发生在他身上：他的生命计划依然是潜意识的，因此他相信导致这一切的是无法改变的命运，而不是他要全权负责的生命计划。

我无法详细描述我所说的神经症患者与其最终问题之间的“距离”是什么，每个神经症患者和他的最终问题之间的“距离”是不一样的。在上述案例中，“距离”指的是婚姻。关于神经症患者是如何完成这一任务的，我会在第四章中关于神经症个体的“计划”那一部分继续讨论。我要指出的是，这一“距离”会通过犹豫不决的态度、原则、观点和生活谎言表现出来。在“距离”的演变过程中，神经症和精神病[13]起了主导作用。[14]这种“距离”常常会引发个体的反常行为，同时，反常行为也会引发各种性无能方面的问题。[15]这时，个体会通过构建一个或多个“如果情况不同的话……”的假设来总结自己的陈述，并让自己与现实生活达成和解。

个体心理学非常关注教育问题的重要性。从研究中可以看出，与心理治疗疗法相似，我们的分析是反向推进的。首先，我们会考察神经症患者的优越感目标，通过它来解释神经症患者会采取的冲突态度（conflict attitude）[16]的类型，然后再探究其重要的心理机制的来源。我们已经提到，精神动力学的基础之一是心理机制中不可或缺的艺术特性，它会对个人目标进行艺术性的创作和虚构，让个体进行自我调整，还可能延伸到现实生活中。

现在，我简单地解释一下近神的目标如何将个人与环境的关系转变为敌对关系，以及这种敌对关系如何驱使个体以直接而具有侵略性或是间接而具有防御性的方法达成这一目标。如果我们将这种敌对的态度追溯到个体的童年时代，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在孩子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他的自卑感在他与父母乃至整个世界的关系中都有所体现。在孩提时代，孩子的生理器官还不成熟，他无法独立生活，对世界也没有明确的认识，需要依赖更强大的人。在服从他人的过程中，他会时不时地感受到痛苦和自卑。这种自卑感让他时常感到不安，令他渴望有所行动。他会扮演其他角色，把自己的力量与他人的力量相比较。他会对未来有梦想，也会做好身心准备迎接未来。一个孩子所有潜在的可教育性都取决于未实现梦想的无力感。这样，未来才可能会给他带来补偿的机会。他的冲突态度也会反映在他的自卑感中，被他看成一种补偿，而这种补偿会永久性地清除他当前的不完整感受，让他能够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优于他人的人。因此，他会假定一个目标，一个想象中的优越感目标，从而他的贫穷会转变为富有，他的从属感会转变为支配感，他的痛苦也会变成幸福和快乐。一个孩子感到不安的时间越长，程度越明显，他越会清楚地感受到身体或精神上的脆弱所带来的痛苦，也越能意识到他在生活中是如何被忽视的。他也会因此设立更高的目标，并且更充满信念地坚持下去。如果你想了解这种目标的本质，你就应该观察一个孩子在玩耍、选择职业或想象自己未来职业时的表现。这种心理现象被称为代偿动力（compensatory dynamics），它通常是以纯粹的、外在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每当一个孩子设立新目标时，他都认为自己会赢。[17]在这里，我还想提出，个体在构建生命计划时会产生一种变体（variant），这常常出现在攻击性较弱的孩子、女性和患者身上。这种变体包括滥用自己的弱点，进而迫使他人服从自己。这样的个体会持续采取这种方法，直到其生命计划和生活谎言被指出的那一天。

细心的观察者会发现，代偿动力有非常特殊的一面，但前提是把“性别角色”放在次要的位置。此外，正是代偿动力促使个体走向“超级人类”（superhuman）的目标。在我们现在的文明中，年轻的男孩和女孩都会感觉到自己被迫付出了非比寻常的努力。我们也承认，许多努力是进步性的。我们要保持这种进步的天性，避开让我们迷失甚至患病的歧路，并将其纠正过来。这是我们的目标，并且是让我们远远超出医学技术限制的目标。社会、儿童教育以及民间教育也正是基于我们的这一观点，发现了能够产生深远影响的根源。这一观点的目的是强化人们的现实感、责任感，让人们用彼此间的善意代替潜在的仇恨。为了达成这一切，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培养人们对公益的责任心，即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在儿童身上寻找权力幻想的人，会发现这种幻想已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少年》这本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我的一位患者的经历也尤为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在他的理想与信念中，这样的愿望会反复出现：别人应该死去，这样我就会有更多的生存空间；别人应该受困于贫穷，这样我才会得到更好的机会。这种态度让我们想起很多人身上的冷漠与无情：他们把所有的罪恶都归因于“这个世界上的人太多了”。

（完稿于一九一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