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故与没落
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鲁迅十二岁时，新台门遭遇了一场意外变故的打击。这一年2月，轮到兴房主持佩公祭，所以农历新年祭祀的准备工作十分忙碌。也正在此时，“忙月”（只在年底和节末才来帮忙的雇工）章福庆带着儿子运水来看守银质祭器。《故乡》（1921）是鲁迅在日本最广为流传的小说，这位运水正是《故乡》中闰土的人物原型。而后，鲁迅的曾祖母戴氏在这一年的除夕夜过世。按照当时的规矩，鲁迅的祖父周介甫要服丧三年，于是他带着小妾潘氏及庶子周伯升回到绍兴。久别家乡的周介甫归来，新台门忽然掀起一阵波澜。对周介甫的妻子蒋氏而言，妻妾同居的日子毕竟难捱，而对于生性孤高的周介甫来说，自己离家后家中涣散的风气让他气愤不已。吸食鸦片的周伯宜也令他火冒三丈，他揪住家中每一个人叱责、谩骂。这一年秋天发生了一起使周家陷落衰败的重大事件，而导致事件发生的一大原因，或许正是周介甫的危机感引发的焦躁心情。
这一年恰逢乡试，被任命为浙江省主考官的殷如璋是周介甫的旧相识。家中有考生的五户绍兴人家得知此事后，准备了洋银一万两，托周介甫将钱赠与殷如璋，以求帮助考中。周介甫几经犹豫，终究答应了请求。他给殷如璋修书一封，在那五人之外又添上了儿子周伯宜的名字，然后备好一张一万两的银票，带着仆从陶阿顺奔赴苏州，迎接殷如璋南下。陶阿顺将信函送至官船时，殷如璋正与副考官周锡恩面谈，因此并未即刻回复。但陶阿顺等不及，在船外大声叫嚷：“信里可还有一张一万两银票呢，怎么就不能给个回信呢？”于是，殷如璋为表明自身清白，不得已只好让周锡恩打开信函，事情便败露了。原则上来说，科场舞弊本是可判处斩决（斩首）的重罪，但正如这次事件所示，当时的科举纲纪正逐渐松懈。苏州知府王仁堪也是周介甫的旧相识，所以打算大事化小，不了了之。然而，关于此事的报告却传至朝堂上，并迅速演变成全国性的重大事件，光绪帝亲自下诏，要求即刻将周介甫革职下狱，严查此事。意识到无处可逃的周介甫，为了避免祸及其他而投案自首，翌年1月由皇帝颁下谕旨，最终被判处“斩监候”。所谓斩监候，是一种砍头的刑罚，但较之即刻行刑的“斩立决”，斩监候将行刑时间推迟至秋季，有一定的缓刑时间。在周介甫一案中，行刑被暂缓一年，他被关押在杭州监牢七年，于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被释放。
这件事给周家带来了沉重打击。事情败露时正在参加科举考试的周伯宜当场被抓，尽管后来获释，却被剥夺了秀才的身份。周家变卖了20亩水田筹措钱财，想方设法四处打点以求帮周介甫减刑。判决之后每年临近秋季时，周家都需要准备大量银钱，用作让周介甫免于行刑所必需的打点费用。不仅如此，周家还在杭州城内租了一栋房子，供周介甫的小妾潘氏、儿子周伯升及一男一女两名仆人居住，以照顾狱中的周介甫——这又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事件发生后，为了避免祸及家人，周家让孩子们到鲁迅母亲的娘家——位于皇甫庄（后迁至小皋埠）的鲁家避难。关于祖父的这次事件，鲁迅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文字。仅在《〈阿Q正传〉俄文译本序》（1925）中附上的《著者自叙传略》中略有提及。
鲁迅写道：“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虚岁］(4)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尽管鲁迅留下了不少自传性作品，但提及此事的却只有这篇文章，可见那时正在觉醒自我意识的敏感少年因祖父的事件受到的创伤之深。不仅如此，事件发生后的经济困窘、在亲戚家寄人篱下的生活，更让鲁迅见识到自己从未体验过的表里不一的人情与意想不到的冷酷。
话虽如此，鲁迅的避难生活也并非始终被苦痛填满。在寄居的地方，鲁迅有机会阅读大量小说。前文提到过，鲁迅通过“目莲戏”“大戏”等民间戏剧世界大开眼界，基本就是这段时间的事情。此外，相对长久的农村生活让他近距离接触到农民与农村孩子的生活，为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体验。这种寄居生活，或许也是作为地主阶级的士大夫阶层客观审视自身生活根本的一次机会。鲁迅后来这样述说：
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短篇小说选集〉英文译本自序》，1933）
翌年（1894，清光绪二十年）春天，鲁迅终于回到新台门，回三味书屋复学。这年冬天，父亲周伯宜吐血之后卧床不起。他得的本是肺结核，后来又并发肺水肿。除了在三味书屋念书外，鲁迅又不得不为照顾父亲东奔西走。后来回忆起这段时期的经历，鲁迅写道：“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呐喊〉自序》，1922）文中说是“四年多”，实际上大约是两年半，周伯宜去世于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10月，享年三十六岁。在《朝花夕拾》收录的《父亲的病》（1926）一文中，鲁迅讲述了自己祈求死亡能早日到来，解脱父亲的痛苦，以此对不幸的父亲表示悲痛的爱，同时流露出对中药“名医”难以遏制的反感。
办完鲁迅父亲的葬礼，为了偿还借款，周家又变卖了剩下的二三十亩水田。他们几乎失去了所有财产，只剩下公田和房屋。由于祖父身在狱中，一家大小的责任都落在十五岁的鲁迅身上。不仅如此，来自家族内部的倾轧和轻蔑令他愈发苦闷。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鲁迅的父亲死后，新台门开了一个重新分配房屋的会议，提出了对鲁迅他们所在的兴房极为苛刻的方案。鲁迅此时拒绝署名，提出必须请示狱中的祖父。曾读过鲁迅日记的周作人证实，当时这件事对鲁迅造成了极大的创伤。而且传闻这次会上最激烈责难鲁迅的正是他的第一位老师周玉田，然而鲁迅对此却只字未提。《朝花夕拾》中的周玉田自始至终都被描写成一位令人敬爱的孤独老人。与此相对应，周家诚房叔祖周子传的妻子衍太太则被分派到了一个反派的角色，对纯洁人性及人在窘境中的悲哀和苦痛表现得麻木不仁，不自觉地流露出不负责任和冷酷，尽管周家像她这样的人可能不止一个。根据《琐记》（1926）一文记载，鲁迅曾在她面前抱怨过没有钱十分不便，她不但说“母亲的钱，你拿来用就是了，还不就是你的么？”，而且教唆鲁迅，倘若母亲没有钱就拿她的首饰去变卖，还告诉他首饰在哪里。鲁迅对她的印象很异样，便打算敬而远之，但很快有流言传出，称他把家里的东西拿去变卖。
但那时太年青，一遇流言，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好。那么，走罢！
但是，那里去呢？S城［绍兴］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年满十六岁的鲁迅，出于对自己周遭环境的憎恶和对逃离的渴望，离乡出走了。
(1)此处应是作者笔误，建炎四年实为1130年，绍兴元年为1131年。
(2)周建人于1984年逝世，本书写作时尚在世。
(3)此处应是作者笔误，鲁迅实际上说了。参见《朝花夕拾》中《阿长与〈山海经〉》：“我知道她并非学者，说了也无益；但既然来问，也就都对她说了。”
(4)本书引文部分方括号内的文字皆为作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