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

故乡

1881年9月25日（清光绪七年农历八月初三），鲁迅于浙江省的绍兴降生。清朝光绪七年，也就是日本的明治十四年。

绍兴旧时以“会稽”之名为人所知。据《史记》所载，夏王朝的开创者大禹治水成功后，曾在此地的苗山会见诸侯，评定众人功绩，这座山因此也叫作“会稽”（稽，为计量之意）。传说大禹的父亲鲧因治水失败被舜诛杀，大禹对此深感悲痛，东奔西走13年，奋发治水，即使经过自家门前也不曾踏入半步。相传大禹殁于此地，如今在会稽山北麓仍留存着大禹陵和大禹庙。春秋时期，这里曾作为越国的都城名留史册。传说越国是大禹的后裔建立的国家。越王勾践在与吴王夫差的战争中失利，被围困于会稽山，他忍辱负重向吴国投降，与妻子、臣子一同成为囚奴，服苦役三年。勾践获得赦免并回到祖国之后，早晚舔尝苦胆，体味耻辱，韬光养晦20年，终于达成了复仇。如今这个故事演化为“卧薪尝胆”“会稽之耻”等成语。

“绍兴”之名始于南宋初年。宋高宗遭到女真族的金军追击，一路南下经过这个自唐朝以来被称为越州的地方，沿海路从宁波逃至温州。金军一撤退，宋高宗便立即折返并将此地作为行宫（建炎四年，即1131年）。⁽¹⁾此时，宋高宗从“绍祚中兴”（继承大统，再度振兴）中取“绍兴”二字改元为“绍兴”，越州之地也因此改名为绍兴。尽管此地作为行宫的时间十分短暂，宋高宗不久便移居杭州（临安），但此地“绍兴府”的名称基本上一直延续至清朝，成为统辖会稽、山阴、余姚、萧山等八县的行政区。绍兴城的东半部属于会稽县，西半部属于山阴县。中华民国成立后废除府制，会稽、山阴两县合并为绍兴县，这便是今天的绍兴市了。

然而，南宋的绍兴年间（1131—1162）正是北上抗战派将领岳飞遭求和派的秦桧所杀的时期，南宋与金缔结屈辱性和约，宋朝势力被牢牢封锁在中国南方。或许是基于这个理由，鲁迅并不喜欢绍兴这个名字，而是常用会稽、越等古称替代。鲁迅在晚年书信中提到的“‘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一句（《致黄平荪》，1936年2月10日），便是例子。信中引用的是明朝末年绍兴人王思任的一句话。明末，南京落入清军手中时，明朝宰相马士英逃至浙江，王思任写信给马士英谴责其怯懦，说：“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污纳垢之地也。”绍兴沦陷后，王思任拒绝投降，绝食而死，是一位刚毅不屈的读书人。鲁迅在其文章中曾数次引用这一句。自古以来，绍兴诞生了诸多才俊，譬如后汉的唯物主义者王充，唐代诗人贺知章，宋代诗人陆游，明代画家徐渭，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画家赵之谦和任伯年，等等。其中，黄宗羲、朱舜水二人的出现，格外体现出大禹和勾践的风度气派。在明末清初的动乱时期，浙江东部，即整个宁波、绍兴地区是抵抗清军的一个据点。明朝兵败后，黄宗羲和王思任等一样没有屈服，而是作为明朝遗民，著成了批判封建制度及思想的《明夷待访录》。朱舜水（同时也是余姚人）则流亡日本，对日本水户学派的形成影响至深。清朝末年，绍兴革命家辈出，下文提及的徐锡麟、秋瑾、陶成章、蔡元培等均来自绍兴，这与此地的这种传统不无关系。

绍兴城的东、西、南、北四面开辟了九座城门。运河自钱塘江口的西兴流经西北的西郭门入城，西南的水偏门通往兰亭，那里因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而广为人知，东南的稽山门连接着去往大禹陵的水路。被称为航船的大型船连接着村庄和城镇，农民们或是驾着田舟，或是驶着以足运桨、往来迅捷的乌篷船。绍兴农民活动范围广，见闻也较为丰富，自古以来他们的语言生活中便充满了幽默与辛辣的讽刺，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的行船生活。虽说绍兴城内四通八达的航道已被填平、化为道路，但至今仍有许多船只往来交错，妇人们会在房前屋后直通航道的石阶上淘米洗菜、清洗衣物。绍兴素来以铸铁、铜镜，以及被称为越窑的瓷器著称。但到了清朝末年，社会凋敝，除了有名的绍兴酒，制造用于作纸钱祭奠死者的锡箔勉强算是主要产业，因此又被叫作“锡半城”。据说那时城中满是锤打锡箔的声音，不绝于耳。鲁迅出生时，绍兴天上回荡的恐怕就是往来交错于航道上的划桨声、摇橹声、船夫们的吆喝声，中间还夹杂着那些锤子的敲击声。谈到声音，鲁迅说他喜欢深夜听到的犬吠声。“我生长农村中，爱听狗子叫，深夜远吠，闻之神怡，古人之所谓‘犬声如豹’者就是。”（《秋夜纪游》，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