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鲁迅写过一句话，“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1929）。
如今回想鲁迅的一生，脑海中浮现的便是这句话。这短短的一句中包含了一种生存方式。我想要阐述的，也正是这句话呈现的生存方式的具体内涵。换言之，在思考鲁迅的人生时有几个可以被料想到的视角，而我试图思考的立足点是：作为一个将过渡性中间物视为自身命运并加以承担的人，他是如何在仅此一回的生命中活下去的。
我们人类的历史，会出现一种正如其字面意义那样可被称为“过渡期”的时代。在长达3000年的时间里，位于亚洲东部、幅员辽阔的中国一直以周边各国难以匹敌的文化为傲。然而，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西欧的冲击下动摇、苦闷、摸索，这一长达百年的激荡历史或许正是这种过渡期的典型代表。出生于1881年、逝世于1936年的鲁迅，恰恰生活在这段过渡期当中。在鲁迅的一生中，与其说他常常不得不意识到自己是一种过渡性的中间物，不如说他主动背负了自己作为中间物的命运而活着。
作为一名文学家，鲁迅有意识地开始创作是在他迎来二十六岁的1907年（明治四十年），当时他正在东京留学。鲁迅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摩罗诗力说》（1907），这篇评论第一次向中国系统地介绍了八位欧洲浪漫派诗人的诗作及生平。在文章的末尾，鲁迅谈到了花的意象。
俄文人凯罗连珂（V. Korolenko）作《末光》一书，有记老人教童子读书于鲜卑者，曰，书中述樱花黄鸟，而鲜卑沍寒，不有此也。翁则解之曰，此鸟即止于樱木，引吭为好音者耳。少年乃沉思。然夫，少年处萧条之中，即不诚闻其好音，亦当得先觉之诠解；而先觉之声，乃又不来破中国之萧条也。然则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1)
《最后的光芒》是柯罗连科根据自己流放时期的经历写成的《西伯利亚故事》中的一篇，描绘了一个流放者家庭的生活。正如“山萧条而无兽兮，野寂漠其无人”（《楚辞·远游》）的诗句所咏，“萧条”与“寂漠”(2)都表示毫无生机的荒芜景象带来的凄凉感觉。在鲁迅的作品中，“寂漠”一词频频出现。尽管寂寞是潜藏在鲁迅早期作品中的底色，但此处青年鲁迅为了冲破当时重重封闭的中国而寻求新声和光明时的寂寞与渴望，与那少年身在荒凉的西伯利亚，思念着素未见闻的樱花和鸟鸣时的身影重叠，令读者深思。紧接着在《破恶声论》（1908）中，鲁迅阐述了他对新声和光明的希望。
“吾未绝大冀于方来，则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内曜者，破黮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人群有是，乃如雷霆发于孟春，而百卉为之萌动，曙色东作，深夜逝矣。”“心声”意为精神的呼声，“内曜”是指精神发出的光芒。“心声”“内曜”这简洁有力四个字，是当时的鲁迅对文学最根本的定义。而“百卉为之萌动”的季节，则是他心中描画的冲破寂寞之后的光景。然而，他们在东京的文学运动早早夭折。满怀悲伤的鲁迅选择回国。在其后将近十年里，除了辛亥革命（1911）前后发表的几篇文章外，鲁迅一直处于沉寂。而打破这一沉寂的，是1918年他以“鲁迅”之名写下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在写给日本人青木正儿的书信（1920年12月4日）中，鲁迅留下了一段直接谈及《狂人日记》写作动机的话语。自1917年起，身在日本的青木正儿就非常关注中国的“文学革命”，其发表于1920年的《将胡适漩在中心的文学革命》详细论述了中国新文学诞生初期的文学创作，是一篇值得纪念的评论文章。青木正儿将登载这篇文章的《支那学》杂志赠与鲁迅，鲁迅的信是对此的感谢函。他在信中也谈到了歌与花的意象。
我写的小说是极幼稚的，只是为本国如凛冬一般既无歌唱，亦无鲜花而悲伤，是为冲破这寂寞而写的……
为了冲破当时中国如凛冬一般既无歌唱亦无鲜花的寂寞，鲁迅以这篇《狂人日记》为开端，不断写作直至去世。
鲁迅留下的著作、翻译多达700余万字。在此先将其列举如下（括号内时间为出版年份，*号表示逝世后出版）：
（一）小说集三种，《呐喊》（1923）、《彷徨》（1926）、《故事新编》（1936）；
（二）散文诗集一种，《野草》（1927）；
（三）回忆文集一种，《朝花夕拾》（1928）；
（四）评论、杂文集16种，《热风》（1925）、《华盖集》（1926）、《华盖集续编》《坟》（1927）、《而已集》（1928）、《三闲集》《二心集》（1932）、《伪自由书》（1933）、《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1934）、《集外集》（1935）、《花边文学》（1936）、《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集外集拾遗*》（1938）；
（五）诗70余首；
（六）辑录、校勘古籍十余种，《唐宋传奇集（上·下）》（1927—1928）、《嵇康集*》《古小说钩沉*》（1938），等等；
（七）学术著作两种，《中国小说史略（上·下）》（1923—1924）、《汉文学史纲要*》（1938）；
（八）翻译33册；
（九）书信集一种，《两地书》（1933，与许广平的往来书信集）。
在被公认为过渡期或启蒙期的时代里，总是会诞生一些堪称“巨人”的人物。一般来说，这些巨人关注的并不局限于某个狭窄的特定领域，而是指向整个社会与历史。鲁迅亦是如此。鲁迅的评论和杂文主题涉及文艺、美术、思想、历史、民俗、自然科学、社会、时事等多个方面。翻译是鲁迅年轻时起就最为重视的工作。通过他的译笔，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的作品被介绍到中国，体裁涉及小说、童话、散文、文艺理论、美术史论，甚至还有《药用植物》这类科学书籍。晚年的鲁迅还曾计划翻译法布尔的《昆虫记》。鲁迅主编或参与编辑的杂志共有20多种。不仅如此，他还是中国美术界成果最丰富的木刻（版画）运动的理论指导者。
鲁迅逝世后，名为《鲁迅全集》的著作集曾分别于1938、1958、1973、1981年四度出版。(3) 1973年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尽管这一年出版的《鲁迅全集》不过是1938年版的重印，但也是出于当时的需求。无论如何，全集能在其去世后的45年里四度出版，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鲁迅在中国的地位。尤其是1981年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而发行的最新版《鲁迅全集》（全16卷），不但收录了上述著作列表中除（六）（八）之外的所有作品［仅将（六）（八）中作品的序、跋汇编为其中一卷］，还增加了鲁迅1912至1936年（缺1922年）的日记及1456封书信。包括书信、日记在内，所有鲁迅作品中合共添加了2.3万条注释，完成这项工作需要耗时大约十年。鲁迅的文章旁征博引，涵盖古今中外，而且措辞大多带有文言色彩，让年轻一代对鲁迅的作品敬而远之。其中有涉及人物、团体、历史事件、出版物、引用句子的典故、已成为过去的风俗习惯，但对这些内容加上注解后，只要读者肯花些工夫，或许就可以轻松地走入作品并与其共同思考。
在论争文章中大量引用对手的话是鲁迅作品的一大特色。这也是鲁迅本人在晚年的杂文集中尝试的做法。曾受过鲁迅亲自教导的增田涉写道，“他将自己的人生意义寄托于写作以及将作品呈现给世界”，“他对所写的文章，并非经选择后再出版，而是将所写的一切原封不动、一字不落地投向世间”（《鲁迅的印象》）。鲁迅就是这样一位文学家。如将最新版的《鲁迅全集》、1958年出版的《鲁迅译文集》，以及上述列表（六）中的作品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能接近鲁迅创作生涯的全貌。此外，由于很多人都写过关于鲁迅的回忆文章，我们能够从中了解鲁迅的生活方式及其生活的时代。
《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滥觞之作。青木正儿在上文提及的论文中评论了《狂人日记》，认为“鲁迅在小说方面是一位颇具前途的作家”。这部小说的日译版在文库本中的篇幅不足20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问世所呈现的划时代意义已变得愈发显著。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已被翻译成40多个国家的60多种语言，它与鲁迅的名字一同在世界文学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为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开辟道路的学术著作，作为一部基于独创性历史观和实证性研究的通史，时至今日仍未被全面超越。
不过，鲁迅的著作无一不是在背负生活重担的情形下写成的。面对剧烈动荡的历史洪流，他并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在旋涡中颠簸辗转地不断创作。因此他的小说都是短篇作品，曾在心里构思的几部长篇小说均未能实现。中国文学史的写作计划终未成型，毕生难以割舍的中国字体史最终也未能问世。他的文章中大约有三分之二被他自称是杂文、杂感的时事评论所占据。为此，甚至常有人揶揄他是“杂文专家”。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这是杂文集《华盖集》（1925）题记中的一段话，该书具有强烈的论争性。中国北方有一种现象名为“沙尘”——风将地上的沙砾卷起，形成遮蔽天空的沙尘。鲁迅爱惜这些杂文，将其唤作自己摸爬辗转于“沙尘”中、被飞沙走石击打而流血的“伤痕”。20世纪20年代中期，鲁迅将自己写于“彷徨”时期的散文诗集《野草》中的诸篇文章，称为“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野草〉英文译本序》，1931）。与《野草》几乎同时期编纂的评论集，被他取名为《坟》。
鲁迅认为自己的文章不可能是盛开的蔷薇，也不是香气浓郁的兰花。而他甘愿忍受这种命运。为了让中国这片大地有朝一日能够迎来百花齐放的季节，他宁可选择成为泥土。而要化为肥沃的泥土，就必须首先变成腐朽的杂草，这便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句。
(1)“凯罗连珂”现通译为“柯罗连科”，《末光》常见中译题为《最后的光芒》。本中译本鲁迅作品引文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为底本。——译注。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皆为译注。
(2)原诗文为“寂漠”，意为“寂寞”，书中非直接引用处取当代通用字形。——编注
(3)本书写于1985年。截至2021年，中国共五度修订出版《鲁迅全集》。第五版于200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1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