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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2月，罗多自费162比索出版了《爱丽儿》，首次印刷700册。此后大约二十年间，《爱丽儿》在西语世界的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激烈的反响，这个过程部分得益于罗多很早就开始有策略地建立一个“同行评议”网络，其方式是赠阅和书信往来，跟西班牙、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波多黎各、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多国知识分子笔谈。
《爱丽儿》跟西班牙的关系比较微妙。西语美洲各国虽然已经取得政治上的独立，但文化出版事业仍在起步中，心理上也仍渴望寻求“母国”的认可，因此《爱丽儿》刚刚落地就登上了跨大西洋的定期邮轮。6月间，西班牙已经有四位作家在书讯书评中作出反应，尤其以乌纳穆诺(19)和克拉林(20)的态度为风向，认为这部作品不仅克服了陈腐衰败的现代主义，而且在日渐物质化的生活中重新张大古典的“闲适”概念，另外在社会进化论甚嚣尘上的时候，提出用团结有机的民主来保护弱者。几位作者都鼓励不知名的乌拉圭年轻作家，不过，胡安·巴雷拉（Juan Valera）的一个观点委婉但贴切：罗多在一个“进步”还没有到来的国家大谈不要进步，是否有点过于理想化了？
《爱丽儿》从多米尼加共和国迅速传播到古巴、墨西哥，恩里克斯·乌雷尼亚（los Henríquez Ureña）两兄弟功不可没。他们出生在加勒比海上的岛国，父母分别是医生／政治家、诗人／教师，成长过程中经历和参与了“师范运动”，因为1880年第一所师范学校在当地建成，社会上存在着以世俗、理性方法教育下一代，健全人格、重建道德社会、建设独立和现代化美洲的思潮。他们在家中读书会（被称为“龚古尔兄妹们”，分享过邓南遮、托尔斯泰、易卜生等人作品）接触到罗多这本小书之后，立刻建议《文学杂志》（Revista Literaria）刊载，并于1901年推出了《爱丽儿》在乌拉圭以外的第一版，拉开了爱丽儿主义在美洲大陆传播的序幕。
1904年，移居古巴的两兄弟眼见“美西战争”之后的哈瓦那和圣地亚哥知识分子苦苦寻找方向，年底向罗多寻求授权，1905年1—4月将本书作为《文学古巴》（Cuba Literaria）增刊进行了出版。1910年，他们重回古巴，又推动建立了哈瓦那讲习社，开幕活动就是解读《爱丽儿》。
1906年，恩里克斯·乌雷尼亚一家迁居墨西哥，引领了新一轮的介绍。墨西哥也在1867年通过大学教育将实证主义树为绝对真理，半个世纪下来，不仅难以接受新的哲学、文化潮流，也视人文知识为无用、不合时宜，这反而激起新一代年轻人对“另一条道路”的寻找。通过文学杂志和讲习社初步了解后，阿方索·雷耶斯(21)说服了在新莱昂做州长的父亲，印制500册《爱丽儿》，1908年5月在蒙特雷进行了免费发放，成为乌拉圭之外的第三个版本。不久，国立预科学校的校长、一位思想体系已经比较成熟的实证主义者，又资助了一个版本，对未来的大学生，墨西哥大革命的亲历者和1916年之后后革命时代的建设者，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读《爱丽儿》满足了墨西哥知识界的种种心理需求：对精英领导制度的维护，对美国干涉的抵制，对物质主义、科学至上和专业化的批评；面对世纪之交欧洲所出现的诸多新人文思想，他们认为罗多是第一个本土阐释和对话人。
带着或多或少的缺陷，《爱丽儿》在西语美洲青年们心中唤起了一种在当时难以想象的主人翁精神，是此前的浪漫主义都不曾见过的。1908—1920年间，多国召开的大学生联合会都宣称是从《爱丽儿》的课堂走出来，共同呼应罗多和爱丽儿给予他们的乐观主义和建设性的反抗精神，既对抗美国，也反对本国的独裁和腐败，包括掀起大学教育改革的浪潮。正如费尔南德斯·雷塔马尔(22)所说：“毫无疑问，罗多的爱丽儿为革命事业提供了最初的发射台”。
有趣的是，爱丽儿主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到冲击和批评，进入了新的接受时期，恰恰可以雷塔马尔为代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革新对拉美现实的解读，重现被普洛斯帕罗边缘化、被爱丽儿忽视的卡列班立 场。
1925年，博尔赫斯率先扔来锐利的标枪：罗多不是扬基，但也是个美国人，波士顿的大教授，满脑子拉丁特质西班牙特质的想象。两年之后，马里亚特吉也以鲜明的左派立场来打破“罗多神话”：对一个资本主义、财阀政治、帝国主义的美国，能够有效对立的只有社会主义的拉美，别无他法。
与此相应，乌拉圭本土的“45年一代”，安赫尔·拉马所谓“批判的一代”（la generación crítica），恰恰是在对罗多的整理和重读中成长起来的：1945年何塞·佩德罗·塞贡多、1957年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版本的全集，1947年罗伯特·伊巴涅斯举办的纪念展览，共同标志了一个阶段的结束、新阶段的开始。整个60年代，尽管不乏指责罗多的缺陷、近视、误判、矫饰的声音，甚至扬言要“用七把锁锁住罗多的墓，行动吧”，马里奥·贝内德蒂《何塞·恩里克·罗多的天赋与形象》（1966），加上《前进笔记》月刊第一期（1967年5月号）和第五十期（1971年6月号）汇编了重要的研究文章和纪念罗多百年诞辰的演讲，最终定下基调：后世种种分析和诠释表明，即使在动荡和革命的今天，罗多这个富矿仍然没有枯竭，《爱丽儿》最成功的作用，是把欣羡的目光，变成警惕的状态。
最后必须说回雷塔马尔。他1971年发表的杂文《卡列班》，以及延续到1992年美洲“发现”500年纪念前后的拓展，梳理了莎士比亚笔下魔法师、精灵、怪物在20世纪世界文学中的不断变形，读来如万花筒般变幻惊人，但又保持了左派的底色。他最重要的观点来自曼诺尼1950年的《殖民心理学》和1956年《普洛斯帕罗与卡列班》，以及乔治·拉明1960年《流亡的快感》，将卡列班视为被殖民者，承受着“普洛斯帕罗情结”，寻求殖民者的认可而不得，因为后者始终是种族歧视、父权压迫的。雷塔马尔用很长的篇幅来论证罗多搞错了拉美的象征，不过总体而言，对罗多的批判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凶：其实他同马蒂一样，预警了美国霸权的蠢蠢欲动和长远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