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在指南文学里的新角色

到了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许多育儿书籍愈来愈关注儿童心理健康。科学知识的转向加剧，逐渐取代以往中产阶级模式下的指南文学。因此，以德国为例，愈来愈多心理学专家统治出现，接手了资产阶级传统中鼓励父母着重孩子潜在的自我形塑与教育。心理学家暨教育家希尔德加德·海泽（Hildegard Hetzer）在维也纳儿童心理学派中开始对社会不幸儿童进行研究（与心理学家卡尔·布勒以及夏洛特·布勒一起），她的种种著作如《心理卫生！适于生活的孩子！》（1930）便是这股趋势的缩影。⁶¹不过，这股趋势也并非都无人挑战。乔安娜·哈尔（Johanna Haarer）^（3）于1934年出版了她的教养书《德意志母亲与她的第一个孩子》，这本书在1945年后（这时书名拿掉了“德意志”）至1987年间都还在发行，总销售量多达一百二十万本。⁶²哈尔在书中表示，她怀疑科学与心理学化趋势阻碍了母亲能真正教育孩子。抑制情绪的建议在这本书里也十分突出：“当心所有太招摇又太强烈的母爱情怀表现。”父母不但得提防孩子的情绪，还得抵抗孩子对爱与亲情的自然渴望，否则的话，他们将创造出“家庭暴君”。⁶³如果说这种要求父母限制并控制自身情绪的劝告，听起来和华生的行为主义很相像也不用太感到意外，毕竟，哈尔以及海泽都站在支持育儿理性化的相同传统立场上。德国与纳粹例子的特殊之处，即在其对于亲子关系中情绪操控的意识形态基础上。⁶⁴当时的人认为儿童出生在充满敌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环境中，因此父母（尤其母亲）得坚持住能够让后代变得更坚强的严格生涯规划。过多安慰、纵容与情感会毁掉孩子的生存能力。这意味着父母（再次强调，尤其是母亲）必须学会不信任自己以及自己为人父母的情绪。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指南文学出现了一种不同的育儿方法，最终让上述的育儿方式都黯然失色。虽然在20年代期间，心理学家阿诺德·格塞尔（Arnold Gesell）就已经开始强烈反对华生的育儿方式，并支持近距离观察儿童以及个体发展。⁶⁵不过，与旧概念标示出分水岭的，主要还是查尔斯·安德森·奥德里奇与玛丽·奥德里奇夫妇合著的《宝宝是人类》（1938）。突然间，父母又被鼓励好好去享受天伦之乐了。⁶⁶在奥德里奇夫妇看来，旧式作风忽略了不同儿童之间的明显差异：“如果他们总是同一个样子……那我们大可……用养鸡场的量产模式把他们放在巨大的婴儿孵化器里养大就好了。”父母应该停止过度听从指南文学，并开始响应孩子在自然发展与其他（感情）方面上的需求：“给宝宝所有他似乎需要的温暖、安抚和拥抱；用满足且适当的食物来饱足他；根据他个人的节奏来调整我们对他的生活习惯训练；并确保他有机会练习每一项新技能。”⁶⁷

奥德里奇夫妇的作品启发了有史以来最畅销的育儿书，也就是本杰明·斯波克的《婴幼儿保健常识》（1946）。这部作品已翻译超过四十种语言、销售量破五千万本，至今仍在市场上销售。身为30年代纽约一名小儿科医生，斯波克愈来愈怀疑行为主义的方法，并开始对弗洛伊德的思想产生兴趣。和奥德里奇夫妇一样，他也想鼓励父母相信自己养儿育女的本能，和子女建立起信任与相亲相爱的关系（见图1.1）。⁶⁸不过，他的育儿模式并非放任主义式的。就许多方面来看，他的书也关注社会工程中“有用且适应良好的公民”这一块。⁶⁹明显有别以往的是亲子之间的关系，以及父母对自己“自然本能”该有的信任。由于强调此一自然层面，（亲生）母亲在这种指南文学的新传统中变得格外重要。也因为儿童需要“一个沉着、充满爱心的人”，斯波克难免宣称道：“在大多数情况下，母亲是给予孩子安全、踏实‘归属’感的最佳人选。”⁷⁰父亲通常沦为辅助者的角色，直到儿童发展后期才会被视为养育孩子的重要参与者，就算是这样，父亲的主要作用也只是提供男孩子性别认同。

图1.1　本杰明·斯波克，《婴幼儿保健常识》，袖珍丛书377（New York：Pocket Books，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