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这本书的内文，与我八年前在上海古籍出版的《金瓶梅：平凡人的宗教剧》基本相同。我那时写下这样的序言：

《金瓶梅》是以一种讽刺和批评性的体裁入手的，作者不满《水浒传》中武松报兄仇的叙述，他沿袭这个故事，稍做修改，开出新局面。这种笔法在英文有几个名称，常见的是parody。英国小说在18世纪第一回繁花盛放时，“四大家”之一的亨利·菲尔丁（H.Fielding）曾使用这样的笔法来嘲弄另一位大家塞缪尔·理查逊（S.Richardson）。事缘理查逊出版了小说《帕米拉》（Pamela，或译《美德有报》），讲述寒家少女帕米拉（姓Andrews）入城市为佣，男主人慕少艾，屡图染指，帕米拉恪遵父亲诫命，一直守身如玉，终于感动主人迎娶其为妻，让她飞上枝头，入了富室。菲尔丁不喜欢这个“好品行有好报”的故事，他立即另写一本小说，题为《约瑟夫·安德鲁斯》（Joseph Andrews），讲述帕米拉的弟弟约瑟夫如何也因贫寒外出为佣，主家恰是姐夫的姐妹，这位富家女子同样见色起意，强他就范。约瑟夫的行动是可预期的，一方面他有“守身如玉”的家训；另一方面，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旧约》中的约瑟被卖到埃及后，曾为主妇胁迫，但并没有就范。这个约瑟夫也不肯失身，于是女主人恶待他，与数千年前那个埃及女人如出一辙。菲尔丁这样讲故事，不必呼名道姓就批判了理查逊。

《金瓶梅》的作者在比菲尔丁早两三百年之时，使用了差不多的笔法。他修改《水浒传》中武松报兄仇的故事，讲述这位都头如何未及下手杀西门庆，已被官府逮捕，流放他乡，于是西门毫发无损，还纳了潘金莲为妾。故事叙述至此已有所批判了，它说出的道理是，像西门这样有财势的恶霸，偷了卖饼贩子的老婆算得什么？得手后平安无事是世情之常，《水浒传》中的报仇故事只是大快人心，其实欠缺真实性。这一点，与菲尔丁批判理查逊差不多。但《金瓶梅》其后的叙述更有深意。武松流放了，西门庆的日子过得更好，愈来愈富贵，妻财子禄都齐全，他纵情声色，无所不为，更在志得意满之时说尽狂妄的话。只是荣华是镜中花，水中月，不多久他就因纵欲身亡，武松刑满返乡待要复仇，只余潘金莲和王婆供他屠戮。作者用这一番修改道出《水浒传》之不足，他认为罪业深重的西门庆，如果写成死在武松刀下，我们只见到报仇凶杀，不见人生的大道理；若要讲出佛家深刻的果报之理，应当叫西门寿尽于自己手中，命丧自己选择和安排的生活里。依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金瓶梅》中的西门庆胡作非为而自鸣得意之时，步步种植恶果，这些因缘织出一大张疏而不漏的恢恢天网，最后把他收了。

我们这位不知名的作者下笔写这小说，就给佛教文学开了生面。佛教原是个最具合理性的宗教，释迦牟尼汲取“六师外道”诸家思想精华，以所谓“四圣谛”和“因缘”这些平实的道理取代了神话迷信，教导大家洁净心灵，让自身脱离苦海，更使人间变成净土。我们读《金瓶梅》，知道作者相信这种“原始佛教”的道理。可是佛教用于宣教传道的文艺，从《阿含经》中的本生故事到一代代的变文和宝卷，多有夸张荒诞而且十分滑稽的话。比如我国道家的宗师叫作老子，儒家宗师叫孔子，弟子对他们的尊称只是“夫子”而已；但佛家叫宗师释迦牟尼作“大雄”“能仁”“世尊”。《阿含经》说释迦具有“卅二大人相”，那是三十二种尊贵特征，其中有些像只鹅（因此佛祖也叫“鹅皇”），又有些不方便在大庭广众中讲出来；释迦小皇子才从母亲胁下生出，就会说“天下四方，唯我独尊”（气得有一位禅宗祖师要将他一棒打死喂狗吃）。这些话语与释迦创教的精神并不融洽，是否可笑或可恼，犹其余事。怎么会这样的呢？原因是信仰已经变了，释迦所不取的神话迷信在他圆寂后陆续从别的信仰中传入佛教里。变迁是宗教的平常事，耶稣教同样变得面目全非。（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个小故事，讲耶稣重生世上，教廷所设宗教裁判所的裁判长将他处死，因为他不合时宜了。）来到中土的佛教以密教和显教的大乘为重，密教固然专事法术，大乘也宣称能够为善男信女护持，帮助避祸求福。至此，信仰堕落，僧伽亦不免腐败。《金瓶梅》没有隐恶扬善，书中讲到有些僧尼为争布施就互相中伤，而西门庆有一回捐了银子给庙宇，吴月娘再有所规劝时，他哈哈大笑说既已捐输，功德已积，再为恶也不愁减损富贵了。这样的宗教信仰还不可怕吗？看来书中胡僧药的情节，表面说西门纵欲亡身，深处还隐藏一点告诫，教世人不要向法力求福，免致断送了慧命。僧伽和信众间若有利益交换，宗教文学会更用力讲神灵的大能，但是这种故事只能够令信众慑服，却与他们的生活失了联系，不能帮助他们警惕和修行。那么，应该怎样宣传佛理呢？《金瓶梅》的答复令人耳目一新。这小说讲的不再是佛陀菩萨于百年前的神异，而是凡夫俗子今生今世的罪孽，作者要用这方法把信众带回到原始佛教去。小说的主体既是西门和妻妾等庸夫愚妇的生活，内容当然就是一道“贪嗔痴”的毒流，漂浮着琐碎的吃喝玩乐，夹杂着妒忌、怨怼、争吵、陷害。要绘出这种人生的整体，床笫之事怎能避过？《金瓶梅》于是走进了明中叶后文学艺术的一种潮流里。但作者同时用了更是多得多的笔墨在一件其他作者所不愿多语的事上，那就是死亡——佛家称之为“无常”的人生重要课题。

这册小评论以《金瓶梅的艺术》为题卅年前初版于中国台湾（按：指1978年2月台湾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金瓶梅的艺术》），现在再在大陆面世，内容没有更动。论述的字里行间可以见到我下笔时的兴奋，那时人还年轻，受过长久西洋文学的教育，乍睹这本小说，惊和喜都掩不住。管见中可以修改和补充的地方必定很多，诸如作者擅观事情不同的面相和相歧的意义，这种目力或者是他参透佛家二谛之说得来，我在小书里尝试讨论，但讲得并不好。我的过失与不足，若能起一些刺激作用，或者成为反面教材也好，让《金瓶梅》这本旷世巨著更为国人赏识，欣幸何似！

上面的序言接着就向上海古籍的编辑方晓燕小姐致谢。现在后浪把这书重新出版，我也应当向为此付出了许多时间的林立扬小姐、丛铭小姐和任新亚先生致谢。

本版的书名与上一版稍异，我希望它能把意思说得更清楚。这本小说阐释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而叙事时经常道出事件表里不一、内外相歧的不同意义，也正是释家 “俗谛”和“真谛”的分辨。这些相信都是作者的本意。

孙述宇
美国加州，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