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的奇迹，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本章内容提要
本章在比较和分析了把出现中国奇迹的源泉归因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或技术的进步，勤劳俭朴的国民性，出口导向战略等种种说法后，指出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根本原因，在于把发展生产力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造成提高和改善民生方面奇迹的根本原因，在于把共同富裕规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造成科技创新方面奇迹的根本原因，在于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施了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创新驱动战略。归结起来，它们都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我们要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顽强的努力，毫不动摇地坚持、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随着中国道路上奇迹迭现以及中国的快速崛起，探讨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破解中国奇迹出现的源泉，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各种解释和说明纷至沓来、竞相出台。例如：有的把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出现中国奇迹的源泉，从经济学的角度归结为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技术的进步等等，归因于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并把它称为“人口红利”。这种说法的可取之处，在于它确实从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经济增长的原因：要是没有了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技术的进步，经济怎么能够增长？然而，这种说法的不足之处在于：它仅仅从经济学原理上来观察经济的增长发展，而忽略在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发展，从来都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系统作用的结果。经济之外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都在影响经济，它们或者促进，或者促退乃至阻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后一种情况下，又哪里谈得上经济的增长、奇迹的出现？
有的把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出现中国奇迹的源泉，归因于传统上中国的国民性，如勤劳俭朴、高储蓄率和积累率等等。这种从历史事实中概括出来的国民性特征，确实从某些方面揭示了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中国奇迹的源泉，但它却忽略了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些在传统上始终一贯存在的优秀的国民性，却并没有造成中国经济的成功，也没有带来中国的奇迹？这就说明它们作为中国经济成功、中国奇迹出现的促成因素是有条件的，是依附于另一个或另一组更加强有力的因素的。
有的把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出现中国奇迹的源泉，归因于我国实行了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从而在经济全球化中成为赢家。出口导向战略确实把我国出口产品以谋求发展的需要，同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产品以满足消费的需要联结起来从而推动了双方经济的发展。但问题在于出口发展战略所依存的条件有时是经常会发生变化的，如一旦发生了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那样的变故，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自身负债累累而导致进口需求锐减，就会使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面临产能过剩和经济下行压力，忙不迭地要转型，从而不再能成为经济成功的原因和出现经济奇迹的源泉。
所以，在考察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中国奇迹迭现的源泉时，我们需要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系统作用的高度，从对这各种因素相互作用进行总体把握的高度，从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指导理念和道路途径层面的高度上去把握关键性的决定因素。
下面，让我们从重点揭示比较受人密切关注的我国经济增长、提高和改善民生、科技创新等三个方面出现奇迹的根本原因入手，来展开对这个问题的探讨。
一、造成经济增长方面奇迹的根本原因，在于把发展生产力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为什么在从1978年到2011年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出现在持续时间之长、速度之高等方面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增长奇迹？——在1978年至2011年的33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接近10%，使中国在世界GDP总量的占比从1.8%上升到12.3%，居世界第二；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引擎；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邓小平在领导党和人民重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过程中，把发展生产力确定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中心任务、根本任务，提出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全党同志必须贯彻始终地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一步一步地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
邓小平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3]；“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4]；“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5]。因此，“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6]；“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7]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8]。
邓小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概括为不断发展生产力。他说：“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9]
邓小平又把发展生产力列入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0]
邓小平还为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的我国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总纲。经济建设与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其中，我们的经济建设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保证，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我们的改革开放，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同时又从新的实践中不断吸取新的经验来丰富和发展。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就会失去物质基础；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和失去动力。把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我们就会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邓小平认为，为了发展生产力，就要在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固有优势的同时，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的方法。他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1]。他强调，“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
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12]。
继邓小平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强调发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性意义之后，江泽民把发展问题同党的性质、党的执政理念联结起来，明确提出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胡锦涛则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提出“五个统筹”，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
正是由这些理念指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经济增长中奇迹的迭现指出了实现途径。所以，事情正如习近平在2013年6月25日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所指出的：“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30多年来，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现在，最关键的是坚定不移走这条道路、与时俱进开拓这条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13]西方世界有些人竭力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奇迹迭现中的决定性作用，认为这种奇迹的出现，无非是因为在此期间，中国在经济体制方面实现了由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罢了。
然而，原苏联东欧国家剧变解体，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不仅没有出现经济增长的奇迹，反而出现经济的大幅度滑坡，这个事实有力地驳斥了上述观点。这里的情况要比人们通常所说在转型时中国采取了循序渐进，原苏联东欧国家采取了激进的休克疗法，来得远为复杂和深刻。
1994年9月30日的《新德意志报》发表赫尔穆特？彼得斯的《是借助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吗？》一文，指出中国模式“同东德和俄国的区别不仅在于改造的途径‘较温和’，而且主要在于中国政策的目的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而是利用资本推动社会继续进步”。因为由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所指导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苏东剧变解体后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有所不同，中国不是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去照抄照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由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把市场经济当作发展经济的手段，使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从而既发挥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又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作为“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联合国《1993年世界经济调查报告》也在对比中国和原苏联东欧国家的不同做法以后，强调指出：“大规模走向私有化的绝大多数东欧国家和俄罗斯等苏联衍生国家将继续面临经济大滑坡，并已出现社会动荡迹象”。与之相反，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并没有大规模实行国有资产私有化”。所以，“尽管财富积累似乎是企业家的主要动力，但[中国的］事实说明创造精神与私人拥有权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英国《金融时报》1993年5月24日发表亚历山大？尼科尔的《中国走向自由市场经济之路举世无双》一文，也分析在中国的做法中“最重要的是，中国没有试图对亏损的国有工业实行私有化，而是扶植了非国有工业”。
所以，1994年9月7日的《匈牙利新闻报》发表题为《新经济政策》的文章进行评论说：“与5年前[指1989年发生东欧剧变时］相比，现在我国离目标更远了”，其原因在于“轻易地摧毁了旧的机制，此后却没能建立起更好的、更健康的架构来代替它”。文章特别强调，“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中国是成功的，那里没有迅速摧毁需要改造的社会主义结构并立刻实行市场经济，而是在相对保持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同时逐步确立市场化经济”。这样，在中国“15年来生产不仅没有下降，甚至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增长，生活水平不仅没有下滑，甚至比任何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国家更快地提高”。
二、造成提高和改善民生方面奇迹的根本原因，在于把共同富裕规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
如果说，我国在经济增长方面迭现的奇迹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话，那么，在提高和改善民生方面迭现的奇迹——使7亿多人脱贫和使社会保障网在短时期内实现全覆盖——则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
为什么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联合国相继实施的几个“十年发展规划”中消除极度贫困和饥饿的首要目标都没有达到？为什么从1981年到2005年间最早实现联合国“十年发展规划”和“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是中国？为什么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减贫成就最为显著的国家，要是把中国的减贫成果排除在外，世界的贫困人口反而增加了1亿多？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世界上只有中国把实现共同富裕规定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把共同富裕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党的十八大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表明，在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中，是必然会产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问题，而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坚持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同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才能对整个社会生产进行合理有效的调控，防止两极分化，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然而，即使是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共同富裕也不会自发、自动地实现，必须沿着正确的道路逐步地加以推进。这些年来，一些国家搞私有化，不仅没有富强起来，反而导致经济凋敝、贫富悬殊，甚至出现社会动荡的局面。实践证明，离开了公有制为主体去搞私有化，绝不能实现共同富裕，而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而走共同富裕道路，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妥善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14]；“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5]。习近平也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
正是根据共同富裕的坚强理念，我们党把扶贫开发作为关乎党和国家的政治方向、根本制度、发展道路的大事，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着力点，摆到现代化建设越来越突出的位置上：
1984年，在农村改革率先取得成功，我国人均粮食产量达到400公斤，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的基础上，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正式拉开了我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扶贫开发的序幕。
20世纪90年代初，在我国农村整体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的时候，国务院在1994年颁布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在2000年前的7年内基本解决当时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当2000 年我国人均GDP 超过800 美元，人民生活总体过小康时，国务院在2001 年公布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要求尽快解决少数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为达到小康创造条件。
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以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又在2011年颁布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宣告扶贫开发从以解决温饱为主到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缩小差距的新阶段。
在实施扶贫开发的过程中，党和国家还确定部分地区作为重点扶持范围，如在1985年确定258个县，1993年确定592个县，2011年确定680个县的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目前则确定832个县，包括14个集中连片区680个县和片区外152个扶贫工作重点县。我们党还始终坚持把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扶贫开发作为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在这一过程中，党和国家还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再三调整具体的扶贫标准：1986年确定的标准为农民年均纯收入206元，2009年调整为1196元，2011年再调整为2300元。
在这个过程中，我国贫困人口的发生率不断下降：1990年，我国约有贫困人口6.83亿人，贫困发生率为60%左右；2010年，我国贫困人口1.57亿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1.8%；2014年，贫困发生率进一步降至5%左右。党和国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握时间节点，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全部脱贫。
我国在扶贫开发、提高和改善民生方面迭现的奇迹，就是在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上述理念和政策所筑成的道路上获致的。
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迭现的奇迹，同样地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基本理念。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社会保障是保障人民生活、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度。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可持续的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2001 年至2012年间，中国城乡没有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从2001年的94.3%下降至2012年的1%。而同期的美国，则从2001年的13.5%，上升到2010年的16.3%，在奥巴马医改法案通过后才略有下降，回落到2012年的15.4%，但仍有4774万人没有医保。从这个方面来看，我国社会保障方面出现的奇迹也凸现出了举世无双的性质。
三、造成科技创新方面奇迹的根本原因，在于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施了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驱动等战略
在当代世界，世界科技发展的不平衡性要比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来得更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了绝大多数领域的技术制高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全球R&D（研究和发展）投入中，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占86%；在国际技术贸易收支方面，它们获得全球科技转让和许可收入的98%；在生物工程和药物方面，它们拥有95%左右的专利，其他国家仅占4%～5%。世界科技发展大势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告诉我们：只有把科学技术真正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真抓实干，急起直追，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才能把握先机，赢得发展的主动权。在1955年至1970年的15年间，日本就是花了15亿美元，引进半个世纪内全世界的先进技术1.3万项，走完了欧美国家半个世纪乃至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才使日本经济飞速发展起来。而如果日本要靠其自己的研究去发明这些专利，那么，仅科学试验、设计等所需直接费用就高达1800亿～2000亿美元。直到日本的这种做法引起欧美的警惕，采取日益强烈的技术保护主义政策，才迫使日本的科技发展实现由引进到自主开发的重大转变。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由于我们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广大科技人员的顽强拼搏，我国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科技成就，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有力支撑，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但在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发展还是低水平、粗放、不均衡的，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源的高投入和高消耗，是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的。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每创造1美元GDP，能源消耗量是它们的4～10倍，33种主要产品的单位消耗量比国际水平高出46%；我国科技对外依存度高达50%，而美、日仅为5%；在世界市场上，我国的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了11%，而高技术产品仅占2%～3%。所以，我们必须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
在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理念的形成方面，早在党和国家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时，邓小平就强调要充分认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16]他再三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7]为此，他指出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
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他提出科教兴国战略，认为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走以科技进步为依托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之路，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这是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的深化和发展，是我国发展经济和走向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胡锦涛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思想，要求我国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到202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党的十八大又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命运。他要求全党全社会充分认识科技创新的巨大作用，敏锐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发展趋势，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实施好。要坚持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正是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使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获得了今非昔比的巨大成就：在2001—2012 年间，我国的研发投入由占GDP的0.95%增加到1.98%。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我国的专利申请量在2000—2012年间以23.5%的年均增幅增长，占世界总数的比重从3.77%跃升到27.8%；2014 年，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达92.8万件，连续4年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我国在载人航天、高铁、核电等方面的奇迹更是令人刮目相看。如在航空航天领域，我国在10年的时间内以“五连跳”的方式完成了从载人航天飞行器的首发到对接的繁复过程；航天员的太空漫步和飞船的返回展示了中国日益增强的航天技术，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这种技术的国家。在高铁领域，我国不仅在2004年至2014年的短短10年间，铺设了超过全世界总运行里程一半的高铁里程，而且使高铁成为我国的形象代表和外交新名片，向其他国家出口中国高铁的整机整车、系统、部件三级产品。在核电方面，我国向世界推出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在保证堆芯安全上实现“双保险”、达到国际三代核电技术先进水平的“华龙一号”。
在2014年6月9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指出，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要紧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自主创新是我国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而我国要在科技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必须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必须大力培养造就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科技人才。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
我国在经济增长方面、提高和改善民生方面、科技创新方面奇迹迭现的根本原因，都源于我们党把发展生产力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把共同富裕规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以及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归结起来，就是都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同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它是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
所谓“一脉相承”，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些重要思想和基本原则，主要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石，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无产阶级政党为领导核心，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社会大生产相联系，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坚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破除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主张。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对他们理论中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8]。这种历史条件不仅在不同的国家中各各特殊，而且总是处在不停的变动之中。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与时俱进，必须与各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所以，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立足于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赋予科学社会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的独创性理论，主要有：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理论，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的理论，关于“一国两制”和祖国和平统一的理论，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理论，关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理论等等。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使我们国家发展起来，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起来。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我们一定要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顽强的努力，毫不动揺地坚持、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1]〔美〕罗伯特？佩普：《帝国的衰落》，载美国《国家利益》杂志2009年1—2月号。
[2]本书编写组编：《中国道路：我们为什么自信》，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228页。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265页。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页。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13]《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走向未来交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答卷》，载2013年6月27日《人民日报》。
[1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1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1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
[1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19]《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