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

如果对清政府和革命派于1912年初达成的协议不甚了解，就很难清晰地理解为什么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后，“紫禁城的黄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在此期间，尽管皇帝交出了所有政治权力，但仍保留了身份和尊号，并继续留在皇帝的宝座上掌控朝廷。同样，如果不去研究这份协议的条款，就无法理解这段漫长而离奇的经历：大清的末代皇帝首次回到清朝发源地后，在东北加冕登基。

令人惊讶的是，西方作者很少关注涉及清帝退位的相关条款。大部分人完全忽视了这个话题，或者只是轻描淡写地掠过，就好像皇帝退位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对后来的政治演变也没有任何影响。中国民族主义作者更是刻意忽略或避开了这个话题，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希望这件事被遗忘。既然那些人打破了条约和协定，他们就更不可能让世人去关注这些“被撕碎的条约”。

隆裕太后代表年仅6岁的皇帝颁布了这份带有悲剧色彩的诏书，并被告知建立共和政体是大清子民的意愿和决定。我们不能单看这份诏令，因为它是被包含在皇室和革命派谈判达成的协议中的。这份诏书体现了皇帝所做出的让步。革命派所做出的让步体现在一份标题为《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的正式文件中，其导言写道：“今因大清皇帝宣布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于大清皇帝辞退之后优待条件如左（下）。”以下是8项条款：

一、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二、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三、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四、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五、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六、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七、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八、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尽管这些“大清皇帝优待条件”只是双方互相做出让步的一部分，但却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连同这份文件一起被颁发的，还有两份性质相类似的文件。第一份文件就皇族成员受优待的问题做出了相关规定：

一、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二、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同等。

三、清皇族私产一体保护。

四、清皇族免当兵之义务。

颐和园昆明湖

第二份文件涉及满族、蒙古族、回族和藏族的优待条件，若这四个民族支持共和政体，那么他们将享有的待遇包括：

一、与汉人平等。

二、保护其原有之私产。

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四、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

五、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

六、从前营业居民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

七、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

在此之后，其他的相关文件也相继被颁发。

民国元年（1912年）8月19日，中华民国政府公布了涉及蒙古人民相关问题的《蒙古待遇条例》，其包含了九项条款，旨在消除蒙古族和汉族之间的隔阂和差异，并保留蒙古族亲王和喇嘛的尊号和特权。一般说来，蒙古国不再被视作附属国，而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同年11月23日，中华民国总统颁发了优待蒙古族、回族和藏族的公告，并宣布联合五族（汉、满、蒙、回和藏）组成新邦，并在新的共和政体管理下享受美好的新生活。条例中谈到民国收到的一份文件，里面抱怨称，蒙古国的权利遭到民国的剥夺和破坏，喇嘛教（蒙古人信仰的藏传佛教）遭到迫害，而且牧场也遭到开垦，变成耕地。民国总统表示，之所以存在这些抱怨，是因为人们对事实情况存在一些误解，政府决定将条例中所规定的涉及各民族的优待条款全部付诸实施。条例还强调，民国政府已经授予喇嘛教派首领和蒙古族的王公贵族新的封号和头衔，以此证明其尊重蒙古族的各项权利。

我接下来将粗略翻译的，是1914年12月26日政府才颁布的涉及“优待条件”的最后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包含七项条款，并指出皇帝退位后的这三年里，清皇室成员和民国政府对“优待条件”的原始条款在理解上存在一些偏差。

一、清皇室应尊重中华民国国家统治权，除优待条件特有规定外，凡一切行为与现行法令抵触者，概行废止。

二、清皇室对于政府文书及其他履行公权、私权之文书契约，通用民国纪年，不适用旧历及旧时年号。

三、大清皇帝谕告及一切赏赐，但行于宗族家庭及其属下人等，其对于官民赠给，以物品为限，所有赐谥及其他荣典，概行废止。清皇室所属机关，对于人民不得用公文告示及一切行政处分。清皇室如为民事上或商事上法律行为，非依现行法令办理，不能认为有效。

四、政府对于清皇室，照优待条件保护宗庙陵寝及其原有私产等一切事宜，专以民国政府内务部为主管之衙门。

五、清皇室应允确定内务部办事之职位，为主管皇室事务总机关，应付责任，其组织另定之。

六、新编护军专任内廷警察职务，管理护军长官负完全稽查保卫之责，其章程另定之。

慎刑司应即裁撤。其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役及太监等，犯罪在违警范围以内者，由护军长官按警察法处分，其犯刑律者，应送司法官厅办理。

七、清皇室所用各项执事人等，同属民国国民，应一律服用民国制服，并准其自由剪发。但遇宫中典礼及其他礼仪，进内当差人员所用服色，得从其宜。

初看之下，如前所述的“优待条件”似乎显得极为宽宏大量。诚然，革命派同意皇帝保留尊号，并继续居住在皇宫，每年还能获得一大笔补贴用于维持朝廷的运作和其他开支，外界在得知这一切时，和西方国家对待已退位的君主所采取的方式进行一番比较，自然会高度赞扬中国的做法。

中国人的品质是如此可敬又可爱，中华文明是如此高贵又典雅，我们没有必要去要求中国按照我们的方式去发展，这么做徒劳无益，在中华文化这座大花园里，从未生长过西方文明之花，也没必要强求其开出这样的花朵。

我在前面提到，这份文件是双方妥协的结果。清朝皇室还谈不上一败涂地。事实上，他们已经收回在华中地区的部分领土，而且整个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下。他们拥有才能出众的总督和将领，这些人对清皇室仍然忠心耿耿。他们拥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作战军队，并掌握着国家的财政和外交大权。革命派几乎不可能依靠武力彻底推翻君主制，即便能够推翻，至少也需要经历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

依我之见，袁世凯如果能不负信任他的人，并且全心全意效忠清政府，那么他就能获得成功。外国人常常认为——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他们确信清王朝已衰败不堪，穷途末路——革命一定会成功。即便1911年没有爆发辛亥革命，几年后革命可能也一样会到来。另一方面，如果由一位治国贤才来引导局势的发展，那么中国就能成功完成由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的转变。

不过，既然清政府拥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打败革命派，为什么还会对革命派做出让步、签订退位协议呢？按照隆裕太后的解释，这么做是为了挽回颜面，她不愿“拂逆多数之民心，重启无穷之战祸”。事实上，这份协议的幕后指使是袁世凯，他当时已经完全掌控了局势，这份协议符合他的意愿和计划。

所有事实证明，袁世凯并没有全心全意效忠皇室。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从未原谅1908年将他革职的摄政王。袁世凯蛰伏了三年，除非有足够的动力，否则很难激发起他的忠诚之心。以醇亲王的能力，不足以激发起袁世凯这种机会主义者的忠诚。他三年前被废黜总督兼军机大臣职务，在此期间一直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他将这一切归咎于醇亲王，对于这个害得自己丢掉乌纱帽的人，袁世凯的仇恨和鄙视与日俱增。一旦无处效忠，人的内心就会滋生别样的东西。袁世凯的野心不断膨胀，已完全失去控制。

1911年末，袁世凯的野心到底膨胀到何等程度，或许没人知道。我多次与几位知情人探讨过这个问题。在清廷和革命派间的谈判接近尾声并快要达成最终协议时，这些人和袁世凯有过较为密切的接触。在袁世凯多次前往紫禁城秘密觐见皇室成员时，有些人还在场。依我之见，袁世凯参与这些谈判和讨论，既不是为了反叛者和其共和政体，也不是为了年幼的皇帝和其清王朝，而是为了谋取自身的利益。

我们只需认真研究一下“优待条件”的具体内容，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是一份不同寻常的文件，起草者显然既不是真心为民国着想，也不是出于皇帝的利益考虑。然而，起草者绝不是傻瓜。他精心设计了这样一份文件，巧妙地蒙骗了谈判双方，使他们都以为自己战胜了对方，与此同时，他将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袁世凯可能会对革命派做出这样一番解释：“这份协议会迫使皇帝退位，你们也将得到你们想要的结果——建立共和制国家。作为交换，这就要求你们为皇帝保留空头尊号，每年支付他一笔看似高额的年金，和旷日持久的内战耗资相比，这笔钱实属九牛一毛。允许皇帝继续居住在紫禁城只是权宜之计，你们可以要求他搬迁到颐和园居住，相信他也不得不照做。皇帝和其家族所保留的其他特权并没有实际意义，并不会减损民国的声名和威望。

保留这些特权相当于给皇帝吃了颗定心丸，他就不会去参加复国运动或者反抗民国的活动，而且监视他也变得更为简单。总的来说，这份协议既保全了皇帝的‘面子’，也不会让你们丢失‘颜面’。你们得到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而皇室只是徒有虚名。西方国家也会对你们的宽宏大量表示赞赏，民国将在掌声和荣耀的光环下开启新纪元。你们将迎来光辉灿烂的明天，而大清皇帝将步入日渐式微的末日黄昏。”

相反，面对紫禁城里愚昧无助的太后、软弱无知的摄政王和年仅六岁的小皇帝，袁世凯会有另外一番说辞：

“这份协议能挽救皇室，皇帝还能保留自己的尊号。他只需牺牲一下统治权就可以了。实际上这根本谈不上是牺牲。吾皇陛下尚且年幼，还需要很多年才能亲自执掌朝政。现在暂时交出统治权，可以为皇室省去很多麻烦和忧虑。待到皇帝成年之时，革命热潮也渐渐褪去，届时皇帝就可收回暂时出让给所谓民国这个狂热组织的实权。事实将证明，他们没有能力治理好国家，人们的厌烦情绪将与日俱增。到那时，人们会想起仍然健在的皇帝，而他的皇位也依然被保留，这样他就可以顺遂苦难民众的心愿，重新复位。协议承诺，为皇室保留先祖仪式和修缮皇陵的权利，皇室将得到一大笔资金用于维持朝廷的运作。内务府将继续行使职能，朝廷的传统仪式也将保持如初。你们得到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而革命派得到的只是虚名虚利。为了让子民免遭持久内战之苦，你们甘愿放下武器，西方国家会对你们的宽宏大量表示赞赏。皇室将重获失去的威望，只需短短几年就能恢复帝制，届时世界将看到再度恢复繁荣昌盛的中国。”

我在前面提到过，“优待条件”的起草者显然既不是真心为民国着想，也不是出于皇帝的利益考虑。在这份文件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包藏祸心的主谋，他维持着一副伪善者的模样，双方都把他当作可信赖的友军和有智慧的臣民，他借此机会和时间巩固自己的地位，并充分做好准备，以期将来能飞黄腾达。在这份文件的背后，也有可能存在着这样一个同样心怀叵测的强大组织，游走于皇帝和其臣民之间，掌握着国家的财政大权，滥用皇室的财产。我在这里指的是内务府。这个腐朽无能的机构是巨大的既得利益群体，所有事实证明，他们费尽心机，将自己的利益诉求划入优待范围内，以维持这个耗资巨大却毫无用处的朝廷机构的运作。

不管怎样，只要新成立的民国想保持政局稳定，显然就不能让保留皇帝尊号的这样一个人物继续留在紫禁城。尽管皇帝已丧失实权，只保留空头尊号，但他仍有可能在不经意间被一些拥护帝制的阴谋者利用，成为傀儡君主。

其实从优待条件来看，无论是袁世凯、革命派，还是内务府，都丝毫没有考虑皇帝的切身利益，或者压根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们关心的是他所代表的国家机构，这些寄生虫的生计和补贴都依靠皇帝来保障，至少“优待条件”符合双方某一方的利益诉求，他们让有名无实的皇帝继续留在紫禁城。没有人去考虑，生活在这样一种非正常的环境下，对皇帝的身心成长究竟合不合适。也没有人担心，生活在整日无所事事、卑躬屈膝的太监和奉承者之中，是否真的会给皇帝带来幸福，对他的性格形成是否真的有好处。他只是被告知，他是一国之君，只不过不履行任何义务与职责。

近期，一位英国学者对此做出评价：“满族因蒙受欺骗而丧失皇权。”这的确属实，但如果说句公道话，革命派并不是欺骗者。事实上，他们也蒙受了欺骗。

尽管所有批评的声音都指向“优待条件”，但事实上，这份协议对于革命派的谈判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革命派没有接受“优待条件”，那么也就不可能建立民国。毫无疑问，一旦革命派和保皇派都接受“优待条件”的条款，那么就可以将其视作对双方永久有效的协议，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对其进行修改，更不能取消条款。协议的副本被送往双方驻京代表处永久存档，供外国政府参考。

1917年，中华民国委员会着手起草永久性宪法。他们并未完成这个任务，但这促使委员会在一次会议中将“优待条件”（连同涉及满族、蒙古族、回族和藏族的优待条件文件）作为附件写入到新颁布的宪法中去，为其永久有效性提供了宪法保障。他们要求将所讨论的文件确立为正式条约，使其永久有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僵持不下。到1924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所有在讨论的文件都被收进官方颁布的法律法规中。1924年谈判双方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说那些条款是如何被写入“优待条件”的，我们在下一章会进行全面阐述。

我曾提到，如果谈判双方没有达成一致，签订“优待条件”，或者袁世凯没有背信弃义，辜负皇帝对他的信任，那清政府还能挽救局势。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即便清政府不得不离开北京，放弃对中国的统治权，皇室家族仍可回到旧都奉天（沈阳的旧称）的皇宫，继续维持清王朝在局部地区的统治。如果辛亥革命爆发之初，清廷选择暂时回到旧都，或者永久性留在那里，那革命派是否真的能倾覆清王朝，而大清子民在名义上是否会成为中华民国的公民，就很值得怀疑了。

若满族人退回东北，虽然丧失了对整个中国的统治，但日后卷土重来，也并非没有可能。中国不乏忠于皇室的贤人能士，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对民国的统治并不满意。只要朝廷退回东北重建政权，不久后热河、内蒙古也会加入进来。

辛亥革命爆发的危难关头，清政府不是没考虑过撤回东北，甚至多次认真商议过这个问题。朝廷官员中许多满汉保皇派呼吁，撤回东北是最佳出路。但摄政王和皇室多数成员最终决定留在北京，因为他们愚蠢地相信了袁世凯的话，以为“优待条件”里给出的承诺都会兑现。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袁世凯在劝说王公贵族接受优待条款时，他究竟抱有什么样的真实想法。朝廷和民国双方都受到袁世凯的蛊惑，他用同样的说辞骗过了双方。王公贵族都以为，民国政府一旦正式接受妥协条件，就会信守承诺。

对于摄政王和其他亲王同意接受袁世凯的提议，有两位亲王表示强烈反对，他们感到十分震惊，愤怒不已，因为朝廷不应当接受袁世凯关于皇帝退位的妥协条件，这实在有失体统，不可原谅。他们认为，这么做亵渎了大清王朝杰出的列祖列宗们，大清先祖曾经在东北开创了大清帝国，后将统治范围扩展到整个中国。所以，两位亲王拒绝站在朝廷权贵这一边。袁世凯击败所有反对者，并威逼利诱逼迫摄政王和太后做出妥协，清王朝名存实亡。当两位亲王意识到这些，他们不得不离开北京，并发誓，若要让他们回去，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北京城再次升起龙旗，二是他们被棺材抬着回去。其中一位就是恭亲王溥伟，另一位是肃亲王善耆。恭亲王在日本人的租界旅顺港生活了很多年，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光复大清。肃亲王则1922年4月躺在棺材中回到北京。

即便双方做出让步并达成一项很糟糕的协议，事实上这个协议也确实很蹩脚，但是，中国危难当头，内战一触即发，除此办法之外，找不出更好的办法让袁世凯效忠朝廷了。不可否认，他与革命派领导人商议和平解决危机的做法并无不妥之处。中国如果不停止内战，最终将形成南北分裂、各自为政的局面。南方将建立共和政体，北方则继续实行君主制。如果这样，法国的悲剧将在中国重演，这样的悲剧也很快将在俄国上演，皇室最终倾覆。在腐朽衰败的情况下恢复君主专制统治，会导致和1898年戊戌变法并无二致的结局，中国最终将失去一半领土，大屠杀会导致大量人口丧生，50年前太平天国运动的悲剧将重演。正如“民主无害”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种思想在中国毫无用处。

所以，某种妥协势在必行。要想避免内战，或者双方停战，进入和平状态，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全实现自己的利益，必须进行妥协。但是，妥协的结果可能双方都不甚满意。此外，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共和制取代君主制，也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那些争论不休的政客和相互猜忌的投机分子能够妥善解决清帝退位后给中国政治体系带来的各种问题。所以，袁世凯应当也必须支持皇帝保留皇权，即便其权力被大幅度削减。皇帝只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象征，是同西方进行外交活动的官方代表，能够汇聚人民的忠诚与爱国之心，是中华帝国政治、道德与宗教体系发展的最高体现。

皇室已同意实行君主立宪制，却仍然没能阻止革命的发生。这或许是因为人们有充分的的理由怀疑，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缺乏诚意和信誉。现在情况大为改观，皇帝太过年幼，虽然在腐败堕落的环境下成长，但并未受到影响，而且教导他的帝师也会给他灌输新思想。

关于是否保留君主制，袁世凯所提出的方案和我在前文所述的建议有些相似。早在三年前皇帝登基之日起，就应该采用这些方案。其内容包括：成立一个摄政委员会，委员主要以汉人为主，立刻推行强制性改革。要想实施这个方案，首先必须驱逐那些数量众多的太监，他们就像紫禁城的蛀虫一样。此外，太后和其他后宫嫔妃不得干预朝廷事务，腐败无能的内务府应当予以废除，精简机构，重组官员，以便能提高工作效率、节约财政资金。

孙中山及其革命党当然反对保留任何形式的君主政体。不过，我认为袁世凯轻而易举就得到了革命党中温和派的支持，尤其是他只需给他们提供二选一的选择，要么接受，要么内战。目前看来，最大的反对派应该不是革命党，而是内务府。如果这里有两份协议可供选择，一份主张皇帝退位，只保留其尊号，并保留内务府继续在朝廷运作；另一份则主张保留帝制，但必须废除内务府，那么毋庸置疑，内务府肯定毫无保留地支持前者。他们“效忠”的不是皇帝，而是自己的“饭碗”。

袁世凯不是没考虑过我所建议的这些安排。这些方案不仅能挽救清王朝，而且可以让中国避免陷入不断进行政治尝试的危险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22年^[1]的悲惨遭遇，国家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比清末统治时期的状况还要糟糕得多。

袁世凯不是共和主义者，而且很快就会抛弃共和政体。他为什么不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压倒一切的权力去拯救皇室呢？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他梦想着建立一个新王朝，一个属于自己的王朝。

皇帝尚且年幼，才刚刚开始接受教育，他可以趁这最佳时机建立一个立宪制国家，不用担心遭到皇帝的反对，也不会被怀疑搞两面派，更不会招致怨恨。

“优待条件”之所以饱受诟病，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条款对万恶的旧制度进行了保护，正是这个制度让清王朝走向覆灭。它将皇帝置于不光彩的位置上，成为清王朝的寄生虫。作为一个完全无用的皇帝，他领着高额津贴，却完全不承担任何责任，手中毫无权力，不能为国家做任何事。皇帝保留了空头尊号和清朝龙袍，维持着傀儡朝廷的运作，以便宫中最腐朽的机构能够找到理由继续存在下去。内务府不是因皇帝而存在，恰恰相反，皇帝因内务府而存在。“优待条件”剥夺了皇帝最珍贵的权利——为民谋福利的权利——唯一留给他的就是这个不断蚕食资产的腐朽机构。

民国在人们的欢呼声中登上历史舞台，其发展过程却令人痛心落泪。早期狂热的共和派人士悄然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许多人多少感到有些失望，逐渐隐退，不再关心政事。有些人退出政界，进入商界或教育界。还有些人离开中国，前往欧洲，在天主教修道院寻求安宁。有句名言：“所有革命都吞噬自己的儿女。^[2]”许多例子在这句话里得到了验证。

英雄和叛国者只在一念之间，有的人因不堪忍受在两者之间频繁切换身份，于是去英属殖民地和外国租界寻求庇护。许多人悲惨地遭到暗杀或死在内战中。有的人则归隐田园，寄情于山水之间，读书作诗，领悟圣人智慧，要么就去钓钓鱼，打发时光。在这20年动荡里，只有两三个人相安无事。其中一位被称作“国父”，在其去世后，政府耗巨资为他修建了豪华的陵墓。如今，这位“国父”的陵墓仍然得到很好的守护和打理。然而，曾经是中国最神圣的地方的天坛，皇帝曾经在那里与上天进行交流，如今却被粉刷上石灰，像戴着死亡面具的尸体一样，矗立在那里，逐渐消逝在岁月的长河中。

注释

[1]这里指国民党统治时期，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此即“国民党统治”之始，1949年，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南京，国民党结束在大陆22年的统治。——译者注

[2]出自《希特勒传：从乞丐到元首》。最早说出革命吞噬孩子警句的是希特勒冲锋队首领罗姆，那是冲锋队在完成“历史使命”后被希特勒抛弃并清洗后的感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