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preface

企业通过风险承担来追求较好的市场和盈利机会，这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也是支持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增长的支柱。风险承担行为能够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进而提升企业价值，对于一个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如今，对于企业风险承担问题的研究，往往侧重于理论上的探讨与金融机构、行业的学术研究，对普通企业风险承担的实证研究才刚刚兴起。本书以我国资本市场为现实背景，在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回顾的基础上，主要基于企业治理的视角，从管理层、股权与董事会三个层面系统研究企业治理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通过相关理论归纳与分析，提出相关研究假设，并运用中国证券市场的公开数据，使用多种统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企业治理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结论，并给出相应建议。

与以往相关研究文献相比，本书的创新性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构建了双重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企业治理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影响的整体概念框架。在我国资本市场上，上市公司呈现股权集中和国有股权占主导地位的特征，存在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即大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和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双重委托代理理论是切合我国实际并适宜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分析的理论框架。在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下，管理层与股东之间，以及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关注点，这决定了他们具有不同的风险偏好，进而影响着企业的风险承担行为。已有研究往往只是针对企业治理个别方面或部分因素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进行检验，忽略了企业治理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与作用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未从整体上把握这种影响，割裂了各因素之间的联系，难免有失偏颇，从而削弱了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本书立足于我国资本市场现实背景，基于双重委托代理理论，从管理层、股权和董事会三个层面，以整体、系统的观点深入剖析了企业治理结构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与作用机理，构建了双重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企业治理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影响的概念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从单个方面割裂开来研究企业风险承担问题的局限，丰富和扩展了企业风险承担问题的研究内容和发展方向。

第二，将管理层长期激励与短期激励及薪酬差距激励相结合，并融入管理层权力，系统地研究了管理层特征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短期薪酬激励不利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国有企业中，上述影响更为明显。而长期股权激励有助于减少管理层风险规避倾向，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但该激励效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在国有企业中，管理层股权的风险承担激励效应并不明显。在管理层权力方面，基于社会心理学的权力接近/抑制理论，管理层权力能够增强其自信和乐观程度，进而使管理层注重风险承担所能带来的潜在利益，忽视其潜在损害，提高管理层权力则会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管理层薪酬差距的扩大有利于增强其晋升激励动机，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且上述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总体而言，管理层作为企业决策制定者，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重要影响。

第三，基于我国资本市场股权集中的现实背景，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股权结构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性大股东的出现恶化了企业代理问题。控制性大股东为保护控制权私有收益，倾向于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在国有企业中，股权集中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呈“U”形关系，而在非国有企业中，股权集中度与企业风险承担呈现负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度的提高有利于减少企业代理问题，进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机构投资者充分利用其信息和专业优势发挥了重要的监督职能，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且机构投资者的上述监督治理作用在国有样本企业中更为明显。与非国有股权相比，国有股权抑制了企业投资决策中的风险承担倾向，国有股权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相对较低。股权结构作为企业治理主体，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第四，基于我国资本市场董事会制度背景，揭示了董事会独立性、董事会规模和董事会成员兼任情况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独立董事在我国并没有发挥显著的监督和治理作用，独立董事在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中的作用并不明显。基于社会心理学的群体决策理论，规模较大的董事会对极端决策更难达成一致，致使企业选择风险相对较小的项目，回避风险承担行为，董事会规模的扩大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繁忙董事”增加了企业代理成本，不利于其监督职能的发挥，董事会成员兼任比例的增加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尤其是在国有企业中，上述影响更为明显。董事会作为连接企业股东和经理层的纽带，处于企业治理核心地位，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