肤浅的哲学
我是作为哲学家度过了一生。
——卡萨诺瓦最后的遗言
生活面如此宽阔地以汹涌澎湃之势展现开来，与之相应的几乎总是一个有限的心灵的深度。要想像卡萨诺瓦一样在任何领域都能驾轻就熟应付裕如，就得像软木在水面上那样轻松灵活地婆娑起舞。因此仔细观看他那备受称赞的人生艺术的特点，就不是什么特别正面的美德和力量，而主要是负面的特性：那就是完全不受任何伦理道德的心理障碍的羁绊。如果把这朝气蓬勃、精血充裕、激情洋溢的人从心理学上来加以剖析，首先就会发现，他缺乏一切道德上的器官。心、肺、肝、血液、脑子、肌肉，最细小的精索，所有这一切在卡萨诺瓦身上都发展得极端强劲，正常已极，只有在那里，在那心灵的位置上，平素各种道德特点和信念汇聚成性格的神秘莫测之物的地方，在卡萨诺瓦身上，令人深感意外的是，竟是一片空白，一个真空的场所，是个零：一无所有。用各种酸液、碱液，用柳叶刀和显微镜，都无法在这个极端健康的机体上，找到那个人们称之为良心的物质残存的碎片痕迹。这样一来就解释了卡萨诺瓦的轻松自在，出色天才的全部秘密：他，这个幸运儿，只有肉欲，没有灵魂。对于其他人神圣或者只是重要的东西，对他而言，分文不值。试图向他解释道德的或者时间上的责任，不啻对牛弹琴，——他一点也不会明白，就像一个黑人不明白玄学一样。对祖国的爱？——他，这个世界公民，七十三年之久没有拥有一张自己的眠床，总是听凭偶然随处憩息，他对爱国主义嗤之以鼻。哪儿过得舒服，那儿就是祖国。[1]什么地方他最容易赚得钱包鼓鼓的，最容易把女人弄上床，他就在那儿舒舒服服地在桌子底下伸开双腿，觉得那里是家。尊重宗教？——他完全可以接受任何宗教，接受割礼，或者长上一根中国人的辫子，只要皈依这个宗教能给他带来些许好处：因为一个不相信彼岸世界，只相信温暖狂野的现世生活的人，要宗教干什么？“这后头也许什么也没有，或者我们会及时获悉此事。”他这样进行辩论，完全不感兴趣，漫不经心——因此把所有这些玄而又玄的玄学蛛网全都一扫而光吧！及时行乐[2]，乐享今天吧，牢牢抓住每个瞬间，使劲吮吸每个瞬间，就像吮吸每粒葡萄，把渣滓扔到一边——这是他唯一的座右铭。严格把握住感官世界，把握住看得见，够得着的东西，每一分钟都用拇指夹把甜蜜的肉欲的快感最大限度地压榨出来——卡萨诺瓦就把哲学演变到这种程度，不再向前推进一寸，因此他可以把一切伦理的、市民的铅球，诸如名誉、体面、责任、羞耻和忠诚，这些阻止人们自由自在地进入直接境地的铅球，全都哈哈大笑地抛在身后。因为什么名誉？卡萨诺瓦要名誉干什么？他对名誉的评价，和那个肥头胖耳的法尔斯塔夫[3]作出的评价相差无几。法尔斯塔夫对于这不可怀疑的东西这样确定：这个名誉既不能吃也不能喝。那位诚实的英国议员曾经向议会提出问题：他老是听人说起死后哀荣，可是他却终于想知道一下，后世对于英国的富裕和舒适究竟有何建树。名誉无法享受，甚至只能通过诸多责任和义务，阻止人们乐享人生，因此足以证明，它纯属多余。因为卡萨诺瓦在人世间最痛恨的莫过于责任和义务。他不承认其他任何义务，也不愿认识其他任何义务，他只知道唯一方便而自然的义务，即让他那好样的精力充沛的身体得到充分的享受，也能尽可能多地把同样的情欲魔汤奉献给女人们。因此他从来也不询问，他那热气腾腾的生活，别人品尝起来究竟是好还是坏，是甜还是酸，别人是不是会把他的态度斥为没有名誉或者没有羞耻。因为羞耻——这又是一个多么奇怪的字眼，多么不可理解的概念！在他的人生字典里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词汇。带着一个流浪汉那种满不在乎的神气，他会在聚集一堂的公众面前，高高兴兴地脱下裤子，哈哈大笑，连眼睛都满是笑意，露出他的性器官，毫不隐讳、爽爽快快地随口说出别人即使受到刑罚也不会承认的事情：说出他的招摇撞骗，他的失败，他的丢丑，他在性方面遭受的损害和他梅毒的治愈，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在伦理上进行区分的任何神经，没有接受道德上情结的任何器官。倘若有人责备他赌钱捣鬼，他只会不胜惊讶地回答道：“是的，我那时身无分文了呀！”倘若有人指责他诱惑了一个女人，他只会仰天大笑：“我对她伺候得很好啊！”从老实巴交的市民们的腰包里像磁铁一样地吸出他们的储蓄，为此他没说一句话来表示歉意，相反，在他的回忆录里，他用玩世不恭的论据为他的欺骗行为做铺垫：“欺骗一个傻瓜，是在为理性复仇。”这条掉光了牙齿的老狗在他那毁掉的一生在贫困潦倒、完全仰人鼻息的状态中终结时，不作辩护，毫无反悔，在圣灰节的星期三，非但不对他那彻底毁掉的一生发出怨诉，反而写下了以下放肆已极、乐不可支的几行字：“倘若我今天腰缠万贯，我也许会认为我自己有罪。但是我身无分文，我把一切全都挥霍净尽，这使我得到安慰，也为我作出辩护。”
所以卡萨诺瓦的全部哲学可以很方便地装进一枚核桃壳之中。这个哲学以这样的准则开始和结尾：完全过着尘世的生活，无忧无虑，全仗本能，不受可能进入天国的远景所胁迫，天国当然可能存在，但是极为虚无缥缈。某一个奇特的神明给我们摆好了世界这张赌台；咱们若想在那儿找乐子，那我们就得接受现存的游戏规则，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要瞎问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果不其然，卡萨诺瓦从来也没有浪费一秒钟时间，来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论思考：这个世界可能是，或者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卡萨诺瓦在和伏尔泰谈话时说道：“请您热爱人类，但是人类是什么样，就这么样爱它。”千万不要掺和到世界缔造者的陌生事物中去，他对这个特别的事情负有全部责任；千万不要去搅那个酸面团，弄得两手沾满了面粉，脏得不行，而是方便许多：用灵巧的手指把葡萄干从面团里抠出来就行了。卡萨诺瓦觉得，傻瓜们日子不好过完全合情合理，而聪明人呢，虽说不是上帝帮他们忙，但是他们自己帮自己，这可全看他们自己。既然世界已经搞得这样纷繁杂乱，一部分人穿着丝袜，乘坐豪华马车，另一部分人则衣衫褴褛，食不果腹：那么明智的人只有一项任务，那就是自己也坐上豪华马车。
他从来不会义愤填膺大叫大嚷，或者像从前《圣经》里的约伯[4]那样，极不得体地向上帝瞎问为什么这样和怎么会这样。每个事实卡萨诺瓦都当作事实照单全收——大大地节约感情！不给它贴上好或者坏的标签。婀莫尔斐，一个十五岁的荷兰落魄小女子，今天还满身虱子躺在床上，满腔欢欣地准备拿两枚小小的金币就出卖她的贞操，十四天之后，这同一个小女子就变成了最最虔信基督的国王的情妇，在鹿苑里有她的府邸，浑身绫罗绸缎，珠光宝气，不久变成了一个讨人喜欢的男爵夫人。或者他自己，昨天还是威尼斯郊区一个寒碜的小提琴手，第二天早晨就成为一个城邦贵族的继子，手指上戴满钻戒，成为一个富有的青年。这样的事情，卡萨诺瓦称之为稀奇古怪的事情，并不因此而大惊小怪。我的上帝，世界就是这样，毫无公正可言，也捉摸不定，正因为世界将永远如此，所以千万不要设法发明一条什么万有引力定律，或者为这个滑道设计一种复杂的机械装置。你就用指甲和拳头把最好的东西抠出来，这便是全部睿智所在[5]，你就充当自己的哲学家吧，别当人类的哲学家，按照卡萨诺瓦的意思，那就是：强壮、贪婪，毫不迟疑，毫不顾忌下一个钟头，在波涛汹涌之中迅速抓住奔涌向前的那一秒钟，充分汲取它的全部，涓滴不剩。只有正在呼吸的东西，以情欲回报情欲的东西，只有催着在炽热的皮肤上用激情和爱抚作为回答的东西，只有这些，这个坚定的反形而上学者才觉得是实实在在、饶有趣味的。
所以卡萨诺瓦对世界的好奇心，只集中在有机体上，集中在人身上：他一辈子也许一次也没有沉思地抬头仰望，把目光投向满天的星云之中。便是大自然，他也完全漠不关心：这颗草率成性的心，从来也不可能在大自然的宁静安谧和宏伟壮观之上燃起激情。诸位不妨把他十六卷长的回忆录从头到尾翻它一遍：书中一个眼睛明亮、感情清醒的人游遍欧洲景色最为优美的地区，从波西利普到托累多，从日内瓦湖直到俄罗斯草原，但是要想从中找到赞赏这千百种美丽风景的片言只语，那是徒劳——在士兵光顾的下等酒店角落里的一个龌里龌龊的小妞，对他而言，比米开朗琪罗所有的艺术品都更加重要，在通风极差的酒店里玩一次纸牌，也比索伦蒂诺的日落更加美不胜收。自然和建筑这类东西，卡萨诺瓦完全不予理睬，因为使我们和宇宙相连的器官，他完全不具备，因为他完全没有灵魂。对他而言，世界就只是城市，连同其画廊和步道，晚上豪华马车在步道上驰过，这些娇艳美女乘坐的幽暗晃荡的香巢；咖啡厅令人愉悦地静候嘉宾，那里可以摆开一台赌法老牌的赌局，让好奇者大大亏本。歌剧院和妓院诱人上钩，在那里可以很快捞到一块新鲜的夜间鲜肉。饭店林立，在那里厨师们用各色酱汁和五香肉丁创作诗文，用各式各样鲜葡萄酒和陈葡萄酒演奏音乐。只有这些城市对于这个纵情欢愉的人是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女人们以只有他才有可能接近的形式居住着，人数众多，数目不定，而在这些城市里，他又最最喜欢宫廷的气氛，奢侈的气派，因为只有在那里，肉欲的快感才升华到艺术性的境地，因为这个胸部宽阔的小伙子卡萨诺瓦尽管好色到无人能及的程度，却绝不是一个粗俗的好色之徒。一首咏叹调唱得婉转优美，可以使他着迷，一首诗歌可以使他欣喜，一次高雅的谈话，才真正使他醺然陶醉；和聪明人一起议论一本书籍，心醉神迷地靠在一个女人身上，在包厢的暗处谛听音乐，这像着魔似的提高他人生的乐趣。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因此而受骗上当：这种对艺术的热爱，在卡萨诺瓦身上永远不会超过戏谑的程度，讨人喜欢的外行人的乐趣。对他而言，精神得为生活效力，而不是生活为精神效力。所以他尊重艺术，只把它当作春药看待，只当作一种取悦于人的手段，用来刺激人们的性欲，只当作在享受粗陋的肉体的欢乐之前，领略的一种更精致的前戏。他很乐于写上一首小诗，用一根吊袜带把它献给自己心仪的女人，他要朗诵阿里奥斯特[6]的诗句，为了使这女人欲火中烧，他愿意巧妙风趣地和骑士们一起，畅谈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为了证明自己才智卓绝，从而十分机智地掩饰自己对他们的钱包发动的一次奇袭——这个南国的唯感觉论者永远也不理解艺术和科学，只要它们一旦想要自成目的，变成世界的感觉。这个游戏人生的人出于本能，拒绝深邃，因为他只要肤浅，只为瞬间而生，期待迅速发生转变。变化对他而言是“欢娱的盐”，而欢娱又是世界唯一的意义。
卡萨诺瓦轻飘如短命的飞蝇，空虚如肥皂的泡沫，只是凭借发生的事件的逆光闪闪发亮，他就这样闪闪烁烁地度过岁月：简直无法把这不断变异的灵魂形象一把抓住，捏在手里，更无法把这形象的核心从性格中取出来。那么卡萨诺瓦究竟怎么样呢，是好还是坏？是正人君子还是虚伪小人？是英雄还是个无赖？那就完全看时机而定：由于形势变化而褪色，随着变化而变化。倘若腰包鼓鼓的，那么就找不到一个比他更高贵的骑士。他以迷人的目空一切的劲头，优美庄重的风度，像个高雅的修道院院长一样和蔼可亲，又像个宫廷侍童一样潇洒，挥金如土，毫无节制——“节省从来就不是我的风格”——过分热情地像个出身高贵的施主一样，把素昧平生的陌生人请来和他同桌宴饮，馈赠以盛满珠宝的匣子和一捆捆的金币，答应给以信贷，向他说上一大堆才智横溢的如珠妙语。倘若囊中空空如也，钱包里塞满了没有支付的汇票，那么我就要奉劝诸位，别在玩纸牌时，当这个风度翩翩的帅哥的庄家。不，他的性格不好，可是也不坏——他根本就没有性格。他的行动既不道德，也不是不道德，而是自然天成的不符道德：他的决定干脆，一举手就跳出来。他的反应来自神经和血管，完全不受理性、逻辑性和高尚品德的影响。嗅到一个女人的芳香，他的血管就像疯了一样跳动，他就发狂似的朝着他热狂脾气的方向，向前直奔。看到一张赌台，他的手就在口袋里直跳：他自己既不知道，也不情愿，他的金钱就已经在台上叮当乱响。要是让他火冒三丈，他就血脉偾张，仿佛就要爆裂，苦涩的口水在嘴里流动，眼睛滚动，红丝暴露，双手握拳，狂怒地击将出去，直击他愤怒的方向，就像他的同乡和兄弟本维奴托·切利尼[7]说的“活像一头公牛”[8]，一头疯狂的公牛。“我从来也不能自我控制，而且永远也办不到。”他不会思前想后；只有在困厄之中那些巧妙奸诈的、往往是天才迸发的灵感才如潮涌来，为他解困，但是他从来不会周密计划，仔细盘算——要他这样做，他实在过于焦躁不耐——预先准备一个行动，哪怕是最小的行动。我们可以从他的回忆录里，千百次得到证实，所有决定性的行动，最愚蠢的恶作剧到最风趣的骗人把戏，都来自一种情绪突然爆发的同样弹道，从来不是出自聪明绝顶的盘算。有一天他脱掉神父的长袍，突然装上马刺作为士兵骑马驰向敌人的军队，充当俘虏，随兴之所至，前往俄罗斯或者西班牙，既无职位，亦无介绍信，也不向自己问声为什么、什么目的。他所有的决定都像不经意地放射出去的手枪子弹，凭着神经激动，一时兴起，由于过于严重的百无聊赖。也许只有多亏这种勇气十足的漫无计划，才使他得以拥有这样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因为更多一点逻辑思维，认真地先打听清楚，精密盘算，那是当不了冒险家的。讲究策略，有章有法，也当不了人生的这样光怪陆离的大师。
因此再也没有比一切诗人所做的奇怪的努力，把我们的卡萨诺瓦，这个性格狂热、性欲旺盛的人拿来当作一出喜剧或者一篇小说的主人公，把诸如一个清醒的灵魂、一种深思熟虑的特点或者甚至把浮士德—梅菲斯托的气质赋予他，更加错误的了。他的魅力和活力不是完完全全来自从不深思熟虑，毫无道德的无忧无虑的吗。只要把他血液里注入三滴多愁善感，让他背负知识和责任感的重担，那他也就不成其为卡萨诺瓦；给他穿上阴郁有趣的戏装，给他配上一颗良心，那他就顿时变成一个陌生人。因为要说这个潇洒的享受现实生活的人是什么样子，那也绝不是妖魔的模样，绝对不是：那唯一驱使卡萨诺瓦的妖魔，拥有一个非常市民化的名字和一张肥胖的、肉乎乎的脸，他的名字非常简单，就叫百无聊赖。卡萨诺瓦的内心毫无创造能力，他不得不毫不间断地到处攫取生活材料，但是他这样不断攫取一切和一个拿破仑这样真正掠夺性人物的妖魔般的劲头却大相径庭。拿破仑这样的人由于渴望获得永无止境，要了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要了一个王国又一个王国；或者和唐璜[9]这样的妖魔迥乎不同。唐璜这样的人是感到自己受到催逼，想要诱惑所有的女人，为了作为独一无二的统治者，把这另外一个永无止境的世界，女人的世界归为己有；而卡萨诺瓦仅仅是个乐享人生的人，从来也不追求这种不断攀登的最高境界，而只是追求持续不断的欢娱。千万不要独自一个待在那里，千万不要孤独地在空虚的寒冷之中战栗，千万不要遭遇孤独！诸位不妨观察一下卡萨诺瓦，失去了娱乐的玩具，任何形式的安宁立刻变成可怕至极的躁动不宁。晚上他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他一小时也无法在房里和自己单独相处，或者拿本书和自己做伴。他立刻就四下乱嗅，看偶然之风是否给他带来什么娱乐。万不得已时当然可以把使女当作夜里的暖水袋。他开始到楼下饭店里去跟一些偶然相逢的客人谈天说地，到任何一个赌窟里去和形迹可疑的玩牌老千们赌上一把，跟最下贱的妓女睡上一夜。无论在什么地方，内心的空虚都强劲有力地逼着他去迎接活生生的东西，去迎接人。因为只有和别人摩擦，才能点燃他的生机活力；如果和自己单身独处，他可能就变成最阴郁最无聊的家伙之一：诸位在他的作品（他的回忆录除外）里就可以看到这点，知道他在杜克斯度过的那些孤寂的岁月里，把百无聊赖称作“但丁忘记描写的地狱”。就像一只陀螺，必须不断地鞭打才旋转不已，否则就可怜巴巴地倒在地上乱滚，同样卡萨诺瓦也需要从外面得到鼓舞他前进的动力，使他干劲十足：他和其他无数冒险家一样，都缺乏独创的力量。
因此每当他自然的生活动力行将终止，他就开动那人为的动力：赌博。因为赌博以天才的缩短的形式，重复生活的张力，它创造出人为的危险和命运的压缩形态：因此它是一切只图一时之兴的人们的避难所，一切游手好闲之辈的永恒的消遣。多亏赌博，就仿佛在水杯里可以掀起狂暴的感情的潮涨潮落，成为内心无所事事的人不可取代的工作。卡萨诺瓦比任何人都更加沉溺于赌博。他只要看见一个女人，就对她痴心妄想，只要看见钱币在赌台上滚动，他的手指就从口袋里伸了出来；即使他认出那个庄家是个声名狼藉的掠夺者，一个专门打牌作弊的同行，他也会把最后一枚金币带去冒险，虽说他明明知道非输不可。尽管他自己是个掠夺者，他也一而再地让别人把他掠夺净尽，因为他连这最糟糕的机会也无法抗拒，再也没有比这更加显而易见地表现出他对赌博的痴迷，他那毫无节制、毫无根据的赌博的狂热。他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二十次、上百次地把他辛辛苦苦欺骗得来的赃物，输在他一再重新挑起的赌局上。可是恰好是这一点，给他加上了真正的原始赌徒的印记。他赌博不是为了赢钱（要是为了赢钱，那将多么无聊），而是为赌而赌。他从不寻找一劳永逸的最终放松，而是持久地处于紧张状态，永远在黑与红、方块和爱司的持续变幻，抽风似的输输赢赢的过程之中，感觉到神经的震颤、激情的迸涌——他需要牌桌上的输赢，女人的征服和抛弃，贫穷和富有的对照，延续到永无止境的冒险，就像需要心脏的扩张和收缩，火焰般的世界材料的吸入和呼出。即使像电影一样五颜六色的生活，还需要突然事故、意外事件和天气突变来充当间歇，卡萨诺瓦也就用牌运的人为的紧张，来填充这些空洞的休息。全靠他那疯狂的赌注，他才达到了这从上到下的突变，这声势凌厉的向下坠落到虚无之中：今天他还是一个口袋里装满金币、端庄高雅善于交际的大人物，两个仆人站在他豪华马车的后面，而到明天他却迅速地把钻石出卖给一个犹太人，还把裤子当给了苏黎世的当铺——这可不是玩笑，人们已经找到了当票！可是这个极品冒险家要的就是这样的生活，而不是另外的样子——幸运和绝望的这种突如其来的爆炸，把他的生活炸得七零八落：因为它们的缘故，他一而再地把他整个激烈的天性作为最后的唯一的赌注掷向命运。他有十次之多置身于决斗之中，离死亡只有几寸的距离，十几次险些被投入监狱或者押上苦役船，千百万金币像潮水般向他涌来，又复退去，他都没有伸出一只手来握住一滴水。可是正因为他总是献出自己，总是全身心地投入每一场赌博，对待每一个女人、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冒险，正因如此，这个日后作为可怜巴巴的乞丐、在别人购置的产业里死去的人却赢得了最高的褒奖：一个无比丰富的人生。
[1] 原文是拉丁文。
[2] 原文是拉丁文：Carpe diem。
[3] 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四世》和《温莎的风流娘们》中的人物。一个嗜酒成性又好色的士兵，他的名字已成了体态臃肿的牛皮大王和老饕的代名词。
[4] 约伯为《旧约·约伯记》中人物。
[5] 原文是法文。
[6] 卢多维科·阿里奥斯特（1474—1533），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作家，叙事诗《疯狂的罗兰》为其代表作。
[7] 本维奴托·切利尼（1500—1571），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金匠、画家、雕塑家、作家和音乐家。
[8] 原文是法文。
[9] 唐璜为拜伦的诗体小说《唐璜》的主人公，行为风流放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