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谢青
人类浩荡的文明史进程始终离不开与传染病的斗争，从重溃古希腊文明的雅典大瘟疫到中世纪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再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遍及全球并令人闻之色变的艾滋病，直至眼下肆虐全球且尚未平息的“黑天鹅事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类一度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束手无策，好在医学的快速发展让我们由守转攻逐渐掌控了这场鏖战的主导权。溯因来看，传染病由各类细菌、真菌、病毒、衣原体、支原体、立克次体、寄生虫等病原微生物引起，侵袭人类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呼吸道传播、粪口传播和体液传播。毫不夸张地说，人类和病原微生物的关系并非此消彼长而是共同进化，博弈双方针对彼此的“阿喀琉斯之踵”不断更新进攻策略以瓦解对方的惯用战术，往复循环，直至停火期，并须时刻提防对方卷土重来。在这个漫长的交战过程中，双方的作战能力都较交战伊始上升了好几个维度。
以人类抗争细菌感染为例，抗生素这一“武器”在投用初期可谓立竿见影、直击命脉，有效而稳定地控制了一系列敏感菌对机体造成的损害。然而，在我们喜悦未久之际，细菌已悄然实行了“破壁”方案，耐药菌株发生菌种替换，特异性阻绝原先抗生素的作用位点，人类由此不得不开发更强劲的新型武器进行围剿。这又进一步刺激细菌予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反击，经多次对垒之后，以MRSA为代表的“超级细菌”诞生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种具多重耐药特性的“佼佼者”宣告了细菌应对人类治疗策略的胜利，而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也是人类绞尽脑汁应战却始料未及催生出的“副产品”。
人类社会消灭一切现有的病原微生物从而消灭传染病是不现实的，不过也不是没有成功的案例。得益于疫苗接种，天花成为第一个被人类消灭的传染病，这给予了我们在探索传染病管控方面极大的信心。人类对事物的恐惧往往来源于无知，大众对“流行病”“烈性传染病”等概念易存在诸如“触之即死”“不可治愈”等危言耸听的思维误区，而对疾病了解得愈深，我们便不再畏惧它，从而正视解决问题的方法。牛津通识读本《传染病》正是这样一本面向普罗大众的入门级科普读物，它深入浅出地解释了传染病学领域常用但晦涩的高壁垒术语而使其生动有趣，譬如“基本再生数R0”“仓室模型”“抗原漂移”“Koch法则”等，以流感病毒、HIV、霍乱弧菌和疟原虫等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病原体为案例，娓娓道来各类传染病的特性，以及人类应对这些严峻挑战的成功经验与不足，使我们能更辩证地看待人类与病原体的共存。
毋庸置疑，传染病学研究的不断发展，也带动了微生物学、现代免疫学、预防医学和生态学研究的持续进步，但也正是基于人类对某些病原体的驾驭，在新型疗法和预防手段不断涌现的同时，与传染病相关的不良衍生事件也在人类近现代史上频发：首当其冲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731部队密谋的细菌战和以2001年美国炭疽攻击事件为典型的生物恐怖主义袭击，而利用任何形式将病原体进行人为传播的兽行都应被强力谴责；其次，假借防范艾滋病的名义进行婴儿CCR5基因编辑非法操作的贺建奎事件，也给学界敲响了重大传染病防治不应违背伦理的警钟。此外，曾轰动一时的“伤寒玛丽”则让大众进一步意识到，无症状感染者这一类特殊感染群体的存在，已成为传染病防治时控制传染源中最易被忽略但也最为关键的一环，若掉以轻心未能及早发现，后果将不堪设想，并且还会加深大众心中对这一偏见性社会隐喻的芥蒂。
不难看出，传染病防治应纳入的考量，不只是就病原体和疾病本身而言，它更是一个公众问题，与人文、伦理、社会学彼此交融。我国自经历2003年的SARS、2009年的H1N1猪流感和2013年的H7N9禽流感等重大传染病事件以来，在传染病防治领域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国内外均有目共睹，新冠疫情下毅然决然的防控策略，更体现出我们在直面传染病时的大国担当和中国决心。这些不断累积的中国经验不仅是对传染病防治的最佳解读，也是在公众当中普及传染病学知识的最佳手段，只有不断增强公众对传染病的认知，才有可能在未来应对突发传染病的过程中不断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