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与抵制日货运动

抵制日货运动仍然是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有力挑战。在1931年夏万宝山事件期间开始的抵制日货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后获得了动力，并由于淞沪之战再次获得了能量。尽管国民党给予了谨慎的支持，但这场运动，特别是在1931年9月18日以后，主要由商人和无党派团体来组织。例如，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就是由诸如上海总商会的王晓籁、大资本家虞洽卿、众多的银行家和钱庄主这些商人领袖以及报纸主笔史量才这样的一些人领导的。但一些党和政府的人物也加入了进来。⁽⁴³⁾

抵制日货运动取得了广泛的成功，日本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尤其是在1931年10月至1932年5月之间运动的高峰期更是如此。在这个阶段的多个月里，日本对长江流域的出口降到了上一年度的75％。日本在中国（包括抵制日货运动没有波及的满洲）销售的全部商品从1930年的40330万日元下降到1931年的25800万日元、1932年的27980万日元。尽管中国的水灾和经济萧条也减少了需求，但抵制日货运动肯定是主要原因。抵制日货运动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也可以从1930年日本对各国全部出口的146990万日元下降到1931年的114700万日元中反映出来。1932年，日本通过向英属印度增加出口的办法来弥补大部分逆差；它的出口总额反弹到141000万日元。但是寻找替代中国的新市场是非常困难的。为了渗入这些新的地区，出口商品的价格经常被压得很低，并导致了对倾销的谴责，引发了反对日本的抗议运动继续发展。抵制日货运动予日本商人以沉重的打击，东京强烈要求终止它。⁽⁴⁴⁾

抵制日货运动曾是淞沪之战的一个深层原因。1932年5月，这次事件得到解决时，日本照会南京必须对这种运动进行镇压。1932年5月6日，政府命令停止抵制日货运动，不能公开使用纠察队员，停止没收货物，宣传变得缓和起来。“敌货”一词不能再使用了。在总商会的领导下，由于对特定事件的回应，运动曾有过偶尔的回潮。例如，1932年7月底，针对关东军轰炸热河朝阳，抵制日货运动有过短暂的复苏；1932年9月，当日本准备承认伪满洲国时，抵制日货运动更有复归的势头。⁽⁴⁵⁾

没有国民党的支持，这些重新兴起的抵制日货运动都未能维持太久。显然由学生力量支持的某些更加激进的抵制日货组织开始从事地下活动，转向了武装行动。1932年秋和1933年，全国发生炸毁出售日货的中国商铺的零星事件。⁽⁴⁶⁾这些武装行动对抑制贸易不产生作用。1932年7月驻中国领事馆的官员注意到，抵制日货运动在上海、天津和北平基本上停息了，而在汉口和广州则已衰落下去。⁽⁴⁷⁾

南京对抵制日货运动的镇压是其衰微的唯一原因。当上海的战斗结束后，群众的热情消减了；日本商人采取了对策，把在中国出售的商品换了标志。曼彻斯特《卫报》报道，在日本出售的火柴上印着“打倒日本”的标语，这些火柴是为中国市场生产的，目的是规避抵制日货运动，但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可能会激怒当地的日本官员。⁽⁴⁸⁾另外，更狡猾的诡计则获得了更大的成功。日本领事馆的警察对诸如上海、天津和济南这些城市与日本有联系的商人予以保护。在特定情形下，直接的压力被施加到了当地的官员身上。中国商人领袖也认识到了日本人在东京的支持下向中国倾销商品，以竭力破坏抵制日货运动。⁽⁴⁹⁾

南京与抵制日货运动的关系成为抵抗争论中的另一个问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对者，抨击政府没有去推动这个看上去是中国反日有效手段的运动。1933年10月，一家亲抵抗的杂志的社论写道：“抗日运动不但在军事政治方面，已完全消灭，连经济方面，抵货的斗争，也早已偃旗息鼓。许多地方并且对于检查日货的，处以监禁枪毙。日货的进口，一天增多一天。……因此今年称为‘国货年’，倒不如称‘日货年’更来得切当。”⁽⁵⁰⁾一篇发表在与蔡廷锴有联系的《挺进》杂志上的文章也谴责政府屈从于日本的要求，禁止抵制日货运动，它写道：“人民方面以为惟有合力御侮”，但“政府却高揭‘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⁵¹⁾

因此，南京在日本直接的压力之下对抵制日货运动的镇压，成了1932年政治争论的组成部分，就像东北义勇军的问题一样。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是抵制日货运动得到了保守的和金融界力量的有力支持。南京不是因运动与共产党有联系而加以反对，而是仅仅为了阻止与日本人再次发生冲突才反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