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对隐喻的研究在国内外都可谓是历史悠久。中国古代对隐喻的研究主要是在修辞学和诗学方面，但并没有形成持续性的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没有理论性的建构。国外对隐喻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以修辞学和诗学对隐喻的研究作为起点。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哲学对隐喻的关注几乎从未停止过。对隐喻的研究在20世纪全面兴起，尤其是在20世纪下半叶，认知科学、心理学、语言学和哲学等学科对隐喻的研究出现了空前高涨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对隐喻的研究呈现出各学科之间不断融合的趋势：语言学、认知科学与心理学的融合，哲学与认知科学的融合以及文学与哲学的融合。西方世界对隐喻的研究体现了人类对理解自身的理解在不断发展，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章对隐喻研究的综述将国外的相关研究限于近50年，将国内的相关研究限于近20年。

一、国外隐喻相关研究综述

国外隐喻的相关研究将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在认知科学领域，尤其是在认知语言学领域对隐喻的研究；二是在哲学领域，尤其是在科学哲学和诠释学领域对隐喻的研究。认知科学通过对隐喻的分析，确立了隐喻在语言中具有的建构性（语言的构造是隐喻性的），同时也明确指出隐喻在感知、思维及行为方式上具有建构性。

国外近50年来对隐喻研究最兴盛的领域就是认知科学领域。这一领域重要的先驱莱考夫和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中，从认知角度对隐喻的本质、产生和结构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英语的许多表述方式均来自基本的隐喻。他们因此将这些基本隐喻称为隐喻概念，如论辩是战争、思想是食物等。隐喻概念能生成许多日常语言的表达式，而且往往是自成系统的，因此他们将这种自成系统的隐喻称为隐喻概念的系统性。莱考夫和约翰逊指出，我们日常的思维、经验和行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隐喻的。换言之，隐喻构成我们的感知、我们的思维以及我们的行为方式。由于概念和行为的构建是隐喻性的，因而语言的构建也是隐喻性的。隐喻是人类认识和表达世界经验的一种普遍方式。下面以空间隐喻为例来说明隐喻如何构建概念。空间隐喻是以空间概念为源始域，从源始域向目标域进行投射从而获得引申和抽象意义的认知过程。英语中由“上（up）/下（down）”这种最基本的空间关系引申出许多复杂而抽象的概念，例如：

GOOD IS UP, BAD IS DOWN. （好为上，坏为下。）

VIRTUE IS UP, DEPRAVITY IS DOWN. （美德为上，堕落为下。）

RATIONAL IS UP, EMOTIONAL IS DOWN. （理性为上，感性为下。）

莱考夫和约翰逊强调，空间隐喻并不是任意的，它们以身体经验和文化体验为基础而形成。① 莱考夫在1987年发表的《女人、火与危险的事物》（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一书里指出，“理想化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往往使用四种具有建构作用的原则，一是“命题结构”（propositional structure），二是“意象图式结构”（image-schematic structure），三是“隐喻映射”（metaphoric mappings），四是“转喻映射”（metonymic map-pings）②。他认为，隐喻映射是从具体域到抽象域的映射，每个隐喻均有一个源始域、一个目标域和一个从源始到目标的映射（source-to-target mapping）。简言之，经验是形成隐喻概念的基础。例如，英语中的“星期二”（Tuesday）只能在与一个理想化模型相关时才能被定义。依据太阳运动的自然周期，一天的理想化模型是以一天的结束到第二天的开始为特征的。一周是一个7天的大周期。在这个理想化模型中，它是一个由七个部分组成的整体，各部分以线性排列的形式组织在一起。

映射理论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隐喻理论研究的发展，使人们对隐喻认知工作机制的理解有了质的飞跃。但映射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映射论中的映射主要是从源始域到目标域，而最终在目标域中形成的结构、特性和知识是源始域原有结构、特征和知识的继承，但目标域本身的结构、特征和知识在映射过程中的作用不明显，因而表现为单向性。为了弥补“映射论”的不足，福柯尼耶（Fauconnier）提出了概念整合理论。该理论中的概念整合，是指心理空间（mental space）的合成，而心理空间是指人们在进行交谈和思考时，为了达到局部理解与行动的目的而构建的概念集。“心理空间是局部结构，伴随着我们思考和交谈的扩展，它使我们的话语和知识结构可以被细密切分。”①心理空间实际上是指心理空间域，是人们在言谈中建立起来的临时性的动态概念。隐喻的理解依赖源始和目标两种输入的跨空间映射，这使得隐喻需要意义的整合才能够被理解，因此合成空间在隐喻映射中具有重要地位。而所谓概念合成理论，就是关于对言语交际过程中各心理空间相互映射并产生互动作用的系统性阐述。

认知语言学在隐喻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是在反对以生成语法为首的语言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哲学基础是非客观主义哲学。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的体验哲学既不是客观主义的，也不是主观主义的，而是经验主义的。他们在《体验哲学》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一书中指出：“概念是通过身体、大脑及其对世界的体验而形成的，并只能通过它们才能被理解。概念是通过体验特别是通过感知和肌肉运动能力得到的。”② 在形成范畴和概念的过程中，人类的经验和行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莱考夫和约翰逊的体验哲学主张认识基础有五个原则：世界范畴具有主客观依存性、人类思维具有体验性和互动性、心智结构具有隐喻性、概念结构具有建构性、意义系统具有整合性。这五个原则彻底批判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二元论思想，认为我们的概念和范畴并不是外部现实在我们心智上的镜像反映，而是由我们的身体经验形成的。

尽管体验哲学和“概念隐喻理论”遭到了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开启的对隐喻的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和脑神经机制研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认知理论的不断发展使语言学、心理学和临床医学在人类的语言研究上不断相互融合，并逐步形成借助实验方法（如事件相关电位①方法等）探讨人类对隐喻的脑加工机制的趋势。认知领域对隐喻的纵深研究使我们对隐喻的理解上升到新的高度，它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二元论对语言认识的影响，并将许多认知行为因素纳入研究中。但是对科学实验方法的过度依赖会导致将语言形成机制绝对客观化的倾向，因为缺乏对隐喻形成中具体的历史、社会以及文化因素等多个变量的有效分析。这种过度客观化的倾向容易使我们忽略隐喻作为人类的创造性活动所具有的丰富内涵。

国外对隐喻的研究在认知科学上的热闹与隐喻在哲学研究上的冷清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知科学借助认知模型和科学实验方法使认知科学的成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极具科学性。认知科学对隐喻的研究虽然让我们对隐喻的工作机制有了越来越深入的了解，但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即科学方法对语言研究的全面占领意味着，作为人文科学重要载体的语言是否还为自己留有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合法自由的天地。与认知科学对隐喻的研究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不同的是，哲学上对隐喻的研究永远是在对历史的思辨和重新诠释中展开的。

保罗·利科在《活的隐喻》一书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对隐喻研究的历史梳理，从古典修辞学出发，经过符号学和语义学，最后到达诠释学。在这部著作中，利科已经表明，隐喻不仅具有修辞学的意义，而且具有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意义。隐喻只有在陈述中才有意义，而陈述是离不开语境的。利科根据弗雷格的观点，确认在任何陈述中都可以区分意义与指称。“意义与指称之间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恰恰是日常语言的特点并且将日常语言与完美的符号系统区分开来。”② 意义是陈述表达的内容，指称是陈述表达的相关对象，而指称问题始终都是由意义问题引发的。陈述所表达的内容是内在于陈述的，它所指称的对象则超出了陈述内容。由此推知，“隐喻陈述的指称并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之外的世界”。汪堂家从利科的隐喻理论中发现，作为修辞学与哲学联姻的隐喻诠释学“具有多重效应”③。隐喻不仅体现了一种负责的语言结构，而且暗示了思想和现实的深层结构。隐喻既有修饰功能又有指称现实的功能，它提供了关于现实世界的信息，甚至提供了关于现实世界的知识与真理。利科提出的隐喻的真理为后续对隐喻诠释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奠定基础的作用。

哲学界对隐喻的关注在20世纪下半叶主要体现在科学哲学领域。由于科学理论不断向宇观和微观层次发展，自然科学所牵涉的对象已经开始超出了人类观察能力的范围，变得越来越抽象。例如：当代物理学的黑洞、电子“轨道”、似星体等以及生物学中的DNA的双螺旋结构等概念，如果不用隐喻的方式就根本无法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科学哲学家看到了隐喻在科学理论的建构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玛丽·海西和托马斯·库恩都肯定了隐喻在科学革命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海西在布莱克的隐喻互动理论的启发下，认为理论解释可以被看成隐喻性的重描，隐喻是科学革命和科学解释中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性的要素。库恩的“科学革命是范式更迭”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后发生了改变，他认为，隐喻在科学革命中有着根本性的重要地位，科学理论的创新通过隐喻的方式来把握我们与实在之间的关系，而每一次新的把握都是隐喻带来的新的发现和新的洞见。

海西的科学隐喻思想受到了隐喻互动理论的影响，即隐喻不仅具有修饰作用，它同时也具有认知意义。理查兹（Richards）在1936年发表的《修辞哲学》一书中提出的隐喻互动理论认为，隐喻是两个概念的并置，通过彼此的互动产生一个新的意义。他总结说，语言中的隐喻表达，就是“两个概念，一个意义”，是两个共现概念之间的互动形式。隐喻“本质上是思维之间的借用和交际，是语境之间的交易（transaction）”①。理查兹的新见解无疑给传统隐喻理论带来了新的生机。作为隐喻“互动论”的集大成者，麦克斯·布莱克（Max Black）继承并发展了理查兹的理论。他认为，隐喻由“主题”（pri-mary subject）与“副题”（secondary subject）两部分构成，前者为隐喻提供了某种“框架”（frame），后者则充当了隐喻的焦点（focus）。“副题”是“含义系统”（system of implications），包括某语言共同体所认可的意义。如：“Society is a sea”，这里的sea不应该仅仅被看成一个个别事物，而应该是一个由sea引发的“关系系统”。 “主题”与“副题”通过“看成” （seeing as）或当成（conceiving as）的认知行为相互作用，即根据“主题”将“副题”的诸多含义予以“过滤”（filtering）之后，建立起与“主题”有关的新含义系统。可见，“隐喻创造而非标识先有的相似性”②。若干年后，布莱克又发表《隐喻再论》一文，指出“隐喻陈述有时提供认识世界的新视角从而生成新的知识与理解，因此，某些隐喻总是充当着认知的工具”①。理查兹和布莱克对隐喻理论的发展在隐喻的修辞学研究中具有重大意义，他们拓宽了对隐喻本质理解的视野，并强调隐喻意义产生的方式和过程，把隐喻意义与语境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为后来隐喻在认知语言学和哲学方面的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启示作用。

海西提出所有语言都是隐喻的，并深入探讨了隐喻性语言对科学解释的重要性。她指出：“科学解释的演绎模型需要被修正和补充，因为理论解释可以被看成对有待解释的事物域的隐喻性重描（metaphoric redescription）。”② 海西强调布莱克的隐喻互动理论不仅是一个新的隐喻观，而且也说明了理论科学中的模型用法与文学隐喻用法是具有相似之处的。隐喻不仅仅是具有修饰作用的文学手段，它的认知内涵本质也使它成为哲学讨论的话题。在布莱克的隐喻互动理论基础上，海西提出了三个用来描述科学理论解释的术语：主要系统（primary system）、次要系统（secondary system）③ 和有待解释的事物域（domain of the explanandum）。这三个术语被用于表示描述陈述的所指或假定的所指，而“隐喻”“模型”“理论”“解释项”（explanans）和“有待解释的事物”（explanandum）则是指语言学意义上的实体。用于描述主要系统的隐喻通常将与次要系统相连的词语转移给主要系统。科学理论中的主要系统就是有待解释的事物域，并且是可以用观察语言来描述的。而次要系统，要么通过观察语言来描述，要么通过熟知的理论语言来描述。④

将隐喻互动理论引入科学理论解释后，海西也看到了其中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那就是模型或隐喻的所指是什么。虽然最终的答案会是隐喻所指就是主要系统，但这样的隐喻描述过程却不能不让人质疑隐喻对主要系统的所指是否合理。因为互动理论的隐喻使主要系统中的术语的本义发生了变化，这就意味着，“对主要系统的事实性观察描述的意义不变”这一论点是错误的。为此，海西指出，放弃意义的不变性可以给互动论观点和实在论观点都留下被采纳的空间。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观点，海西提出了理论解释可以被看成“隐喻性的重描”①，但她也承认并不是所有的解释都是隐喻性的。

海西认为，好的隐喻的演绎结果是它们的所指就是主要系统，因为它们可以被用来修正和替代对原来系统的事实性描述，这样，原有的事实性描述就可以被放弃或被认为是错误的。海西进一步指出：“隐喻的观点并不抛弃演绎法，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隐喻与主要系统的互动中，以及在对主要系统的隐喻描述的可接受性的标准上，因此隐喻不像逻辑推演那样有更明显的演绎关系。”② 而对严格演绎关系的要求来源于对符合论的依赖，但是在隐喻性观点中，没有绝对的符合关系，这种观点也是主要用来说明解释项语言的意义的。事实上，观察语言是这样一种语言，它像所有自然语言一样不断地通过使用隐喻而扩展，并因此而产生解释项的术语。观察语言用由次要系统转移来的术语对“待解释的事物域”进行重新描述，使原有的观察语言在意义和词汇上得到转移，最终使预测成为可能。海西在肯定隐喻的作用时指出，“合理性就在于对不断扩展的世界的语言适应，而隐喻是完成这一目标的主要方式。”③ 海西的思想明确地指出了科学解释和科学革命的隐喻本性，同时揭示出“科学隐喻对于科学实在论的补充意义”④。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曾指出，“科学革命是科学共同体的范式的更替”⑤。然而库恩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后发生了变化。库恩不再把科学革命看成范式的更替，而是将其视为“科学语言的变更或语词附着自然方式的变化”⑥。他不再使用“范式”一词，取而代之的是“词汇表”（vocabulary）或“词典”（lexicon）。词汇表可以借助隐喻获得，认识世界和获得词汇是同时的。李醒民详细考察了库恩思想的转变。库恩认为，虽然隐喻具有主观性、含混性和歧义性，但是在以客观性、逻辑性和精确性见长的自然科学中，它依然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模型、隐喻或类比的根本变化是科学革命的三个特征，随着模型、隐喻或类比的变化，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也将发生变化。类比或模型之间与隐喻的相同之处大于它们之间的差异，因为其实它们都是隐喻性的。①

库恩在对理查德·波义德（Richard Boyd）的《隐喻与理论变化：“隐喻”是什么的隐喻？》② 一文的评论中指出，波义德关于自然节点的隐喻的观点，把理论的变化过程说成是“语言适应于世界”的过程。因此，波义德所说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实在的世界、一个未知的世界，是一个可通过科学不断逼近的方式推进的世界。库恩认为波义德的观点仍然类似于康德的那个不可知的“物自体”，而他的观点“虽然也是康德主义的，但是没有 ‘物自体’，而是具有心灵的范畴。由于语言和经验因不断适应而变化，这些范畴也随时间而变化”③。实在并不是直接呈现给我们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其实是我们通过隐喻的方式对我们与实在之间的关系的把握。由此，我们能够看出库恩的思想在后期有了巨大的转变。新的科学理论是我们通过隐喻的方式来把握与实在之间的关系，从而带来新的理论视野，因此，隐喻在科学革命中有着根本性的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无论是海西的科学隐喻思想还是库恩对隐喻的观点，都将隐喻看成科学革命和科学解释中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性的要素。隐喻在科学理论建构中的意义并不削弱科学的逻辑性和严密性，相反，对纯粹逻辑和推理的固守，恰恰阻碍了科学的发展。正如库恩所说的，“隐喻在建立科学语言与世界的联系中起重要作用，但是这些联系并不是一次性全部给予的。尤其是理论的变化，实际上是通过相关隐喻和通过附属于自然术语的相似性框架的对应部分的变化来完成的”④。隐喻在科学革命和科学解释中的作用并不像它在文学作品中那样具有较高的显示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作用可以被忽略不计。随着科学研究领域的拓展，我们原本（用科学思维理解）的世界不能仅仅用逻辑推演方法来理解，而是必然地要诉诸隐喻性的思维来理解。因此，需要给科学隐喻在科学系统中一个合法的地位，从而促进科学工作不断提出并检验新的科学理论。

海西和库恩虽然都意识到隐喻在科学解释和科学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但他们对隐喻的分析依然是在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展开的。库恩对隐喻的看法已经开始试图摆脱意识哲学把世界客体化的倾向，而注意到真正被把握的是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但是，他依然不可能完全摆脱意识哲学要通过各种途径认识世界的基本信条，隐喻不过是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认识论层面上的方法，仅此而已。因此，海西和库恩的隐喻理论实际上肯定了隐喻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意义。而本书对隐喻的探讨不以方法论和认识论为起点，而是从本体论的层面对隐喻的本体论意义进行研究，从而为厘清隐喻与真理的关系问题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法。

二、国内隐喻相关研究综述

国内对隐喻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路径：一是以中国古典美学、诗学乃至于伦理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研究；二是从语言学及认知语言学、文学和哲学方向对西方隐喻研究的介绍和实践应用。这里主要对后者进行评述。国内隐喻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起步，在最近十年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国内的隐喻研究一般都是对国外隐喻研究成果的介绍和梳理，理论性的研究较少，大多数集中于对国外理论的应用研究上。下面笔者将从语言学、文学和哲学三个领域对国内的隐喻相关研究进行简要的概述。

语言学界的隐喻研究成果在初期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主要以对国外隐喻研究书籍的评介为主。20世纪90年代语言学期刊所发表的文章主要以评介国外认知语言学书籍（尤其是隐喻研究）为主，如王勤学对《心中之身：意义、想象和理解的物质基础》的评介①、林书武对吉布斯（Gibbs）《思维的隐喻性》的评介②等。这些评介文章对国内认知语言学（尤其是隐喻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启蒙和积极推进的作用。

在隐喻研究的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国内的隐喻研究呈现多元发展的局面，除了对国外理论的介绍和研究，还包括对国外理论的实践应用研究，尤其是在将理论应用于汉语隐喻研究方面做了相当多的尝试。在对国外理论的研究中，研究者将重点放在对国外隐喻研究的历史和方法的介绍上，强调隐喻研究已经突破了修辞学的界限，需要用新的眼光来加以全面考察。该类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束定芳的《隐喻学研究》。在该书中，束定芳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直到莱考夫的认知语言学，对隐喻研究的历史做了较为翔实和准确的介绍和梳理。此外，束定芳还从隐喻的类型，句法及语义特征，隐喻的产生、功能、工作机制和理解方面详细地进行了分析。书中最后一章点明了隐喻研究具有普通语言学意义和哲学意义①。蓝纯的《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从认知的角度概述了语言学中的语法研究和语义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认知视角下的隐喻研究做了总结。蓝纯以汉语和英语的空间隐喻及诗歌隐喻为例做了详细的阐述②。谢之君的《隐喻认知功能探索》在对西方隐喻研究历史进行概述的基础上，着重阐述了隐喻区别于修辞功能的认知功能。该书从认知功能出发，结合认知语言学的主要理论（如概念隐喻、概念整合等），详细论证了隐喻所具有的认知功能，“把隐喻看成认知主体通过一个概念对一个认知对象的非常规描写，而这种描写是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上的”③。

最近十年来，国内的隐喻研究逐渐向纵深发展，研究主要以对国外认知理论不断发展的追随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为主，但整体上缺乏自己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向：其一是对国外隐喻认知理论的不断探讨。对认知理论的研究除了对比较成熟的理论的研究（如概念隐喻和整合理论、心理空间等）还包括对基于这些理论的纵深研究，如多模态视角下的隐喻研究④和运用模因理论对隐喻生成、发展和传播过程的研究等⑤。另外，国内的隐喻研究也在不断地总结已经取得的成果。束定芳主编的《隐喻与转喻研究》，就通过收录近20年的31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来总结国内隐喻研究的现状。论文集从五个方面（综合研究、语篇、跨文化交际、汉语中的隐喻和转喻研究）总结了隐喻研究的几个重要视角⑥。其二是隐喻理论的实践应用以及对汉语隐喻的研究。王文斌提出了隐喻主体自洽原则，并考察了隐喻主体自洽中的认知相似性，对施喻者的主体自洽和隐喻相似性的构建、隐喻相似性对词义发展的效应、受喻者的主体自洽与隐喻相似性的解读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⑦。张德禄和郭恩华认为在主体理论的构建上，社会符号学理论在语法层面上为概念隐喻（多模态隐喻）构建再现意义提供了更抽象、更具普遍性的阐释；概念隐喻也可以为社会符号学中的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的构建提供系统、有力的认知理论根据①。在国内对隐喻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视角是对中国汉语中隐喻的研究。许多研究者试图用国外隐喻理论来解读中国汉语中的隐喻，给传统的隐喻研究带来了新的气象。但是，国内对汉语隐喻的研究基本处于初级阶段，仅限于对汉语某个领域内的隐喻特点及其认知系统研究和英汉隐喻对比研究②③，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汉语隐喻研究的体系。

国内文学界对隐喻的研究并不像语言学界那样由于受到认知理论的影响而形成研究的热潮。文学界对隐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诗歌或文学作品中的隐喻的探讨，尤其集中于对诗歌意象的研究。对诗歌中隐喻的研究力图揭示诗歌的隐喻语言是一种有着诸多复杂内涵的概念构成的图式。如王卓通过分析丽塔·达夫诗歌中的“博物馆”隐喻，详细分析了“博物馆”以特有的文化承载量转化成诗人阐释历史观、种族观和美学观的文化隐喻④。李正栓对邓恩诗歌圆形意象的分析认为，圆形意象模仿自然的根源，使其蕴含了生态和谐的理念，其隐喻性具有克服“二元论”的思想内涵⑤。对小说等文学作品中隐喻的研究，大多从文本中具有典型性的隐喻出发，探讨隐喻在语篇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而探讨文本内在意义的彰显。如黄悦借助神话原型分析大江健三郎《水死》中的核心意象“水死”的内涵，创造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隐喻体系⑥。国内文学方向对隐喻的研究也有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对文学文本中的隐喻进行意象图式化的研究，同时也逐步涉及哲学领域中的经验、意象、主体与客体等概念，力图在更广泛的视域内探讨文学作品的深刻内涵。如刘耕华的《“游戏”与“对话”：隐喻的诠释学》就通过对“游戏”和“对话”这两个隐喻来解读伽达默尔的诠释学⑦。刘宇红在《隐喻研究的哲学视角》中，对哲学史上的隐喻研究进行了分阶段的介绍和梳理⑧。文学界对隐喻进行跨界研究的学者张沛在《隐喻的生命》一书中以比较的方法汇通中西方的隐喻研究成果，从修辞学、诗学、语言哲学及存在论哲学四个维度进行论证，力求证明隐喻是不断转换生成的有机存在。该书不仅对西方的隐喻研究历史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同时也对中国自先秦以来直至清末的历史在隐喻的研究方面做了详细的梳理。其独特之处不仅体现在对中西隐喻的研究的详尽梳理，同时也体现在对哲学视角下的隐喻研究的关注。在肯定西方哲学对隐喻的研究的同时，张沛也结合中国哲学的老庄思想对隐喻进行了探讨。他通过超越真假、综合同异、以一总多、若隐若现、中介与本体、此岸与彼岸、空间与时间、人的拯救与超拔八个方面，指出隐喻具有辩证的转换生成本质，这种转换生成构成隐喻的存在形式，也是人类的基本在世形态①。

国内哲学界对隐喻的研究，从研究的阶段上看，与语言学界有很大的相似性。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是研究的初始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是研究的发展阶段。由于初始阶段成果较少，本书仅就最近十年的发展做概述。最近十年来，国内哲学界对隐喻的研究以对国外哲学家的隐喻观进行解读和对国外隐喻研究成果的理论探讨为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科学隐喻的研究，二是从分析哲学角度出发对隐喻及其逻辑的研究。

最近十年来，国内在科学隐喻研究方面的投入尤为突出，并使其成为科学哲学研究领域诸多课题中逐渐凸显的一个重要课题。许多研究者已经意识到科学家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本质地蕴含着一种科学隐喻概念认知的内在机制，也就是说，科学家用来解释其观察对象的科学隐喻是概念认知的建构。国内在科学隐喻研究中大量吸取了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对认知科学中的概念整合、心理隐喻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如安军和郭贵春的《科学隐喻的认知结构与运作机制》就从概念隐喻和根隐喻入手分析了科学隐喻的认知结构②。科学隐喻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外隐喻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科学隐喻的进一步探讨，二是对科学技术领域中的隐喻进行具体分析。国内对科学隐喻研究最为深入的当属郭贵春。在他的隐喻研究中，他把科学修辞、科学解释和科学隐喻放在语境论的科学认识观的视域下进行分析。他认为语境扩张的过程实际上是已有语境的膨胀过程。当科学共同体在科学语境扩张过程中遇到了与理论信念相矛盾的实验事实时，科学信念就会发生变化，直到一个全新的语境形成为止。“由于新语境比旧语境揭示出了更深层次的世界结构或机理，所以，它在理论信念、方法和技术层次的扩张与渗透上会比旧语境更强、更彻底。”③ 哲学界在科学隐喻方面的研究，对隐喻思维在科学各领域中的应用也有相当多的涉猎。如对基因理论、量子场论和量子力学中的隐喻思维的探讨①②，这些研究反映出隐喻思维在科学思想的建构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对科学隐喻的研究中，学者们一致认为隐喻的意义不仅是作为修辞手段，而且同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③。

与科学隐喻同步发展的还有分析哲学对隐喻的研究，但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分析哲学对隐喻的研究基本上是在维特根斯坦和戴维森的理论框架内对隐喻进行的结构分析。如胡浩就通过分析维特根斯坦的“把……看成……”来探讨隐喻创造相似性的工作机制以及这一运作机制如何可能运作。在对隐喻不应当被看成一个严格的命题的论证过程中，胡浩引用了布莱克的隐喻互动论和海西的隐喻观来加以说明。他认为在某一理论阶段上的真命题，严格地说都是非命题性的，因而是隐喻④。

国内哲学界的隐喻研究在最近十年呈现出不断融合的趋势，认知科学和分析哲学的理论被不断融合来对隐喻进行解读。赵博的概念隐喻理论及其哲学意义⑤、刘星和李桓威对隐喻簇的认知研究⑥、高超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认识隐喻学解读⑦和覃万历的货币隐喻学研究⑧。在这一强劲趋势中，从诠释学视角出发的研究略显薄弱。《活的隐喻》的译者汪堂家撰文，从利科的隐喻理论谈起，在简要回顾历史的基础上指出：哲学关注隐喻的必然性以及利科提出的“隐喻的真理”使隐喻的地位被提高到本体论层面。国内在诠释学视角下对隐喻的探讨大多停留在对利科的隐喻观的解读上，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

综上所述，最近十年的隐喻研究在哲学界、语言学界和文学界等领域内部呈现出多元化态势，并在学科间形成融合的趋势。不仅在语言学层面的研究融合了认知科学的诸多成果，使语言学对隐喻的理解可以建构在认知和心理层面上，文学对隐喻的研究也不断吸纳认知和哲学对隐喻的解读。多种形式的融合趋势要求我们能够对隐喻研究的多学科状态进行批判性整合。为此，本书将从生存论的视域出发，重新对隐喻的概念及其特性进行分析，试图通过现象学的方法探讨隐喻的本体论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隐喻与真理的关系，论证隐喻的本体论地位。隐喻不仅展现存在揭蔽真理，同时也构造了我们的意义世界。

① 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M]．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14-17.

② GEORGE LAKEOFF.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68.

① GILLES FAUCONNIER. Mapping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1.

② GEORGE LAKEOFF, MARK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497.

① 事件相关电位的英文是event-related potential，简称为ERP，意思是人对内部或外部刺激的电生理学反应。

② 保罗·利科．活的隐喻 [M]．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98-299.

③ 汪堂家．隐喻诠释学：修辞学与哲学的联姻——从利科的隐喻理论谈起 [J]．哲学研究， 2004（9）.

① IVOR A RICHARDS.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93.

② MAX BLACK. Models and Metaphors [M]. New York: Th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2: 19-41.

① MAX BLACK. More about metaphor [M] //ANDREW ORTONY.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39.

② MARY B HESSE. Models and Analogies in Science [M].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6: 157.

③ 通过海西使用的英文术语，我们可以看出她受到了布莱克互动理论的启发：一是布莱克的“主题”和“副题”对她的启发，让她可以将其拓展到科学理论建构中的“主要系统”和“次要系统”；二是布莱克互动理论的“系统”概念启发她能够超越语词的束缚，把隐喻的基本结构放置在科学理论建构的复杂系统之中。

④ MARY B HESSE. Models and Analogies in Science [M].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66: 158-159.

① MARY B HESSE. Models and Analogies in Science [M].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66: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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