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中的厂领导

在我接触过的厂领导中，先后有黄立新、苏衍怀、高有才、黎彭、黄浩潜、潘映中、刘国雄、张善林、黄君美，等等，他们既曾是我工作上的领导，又是一起共事过的老同志，他们的思想品德、处事作风，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我是在1984年5月调动离开厂的，后来的同志就不在这里细叙了。

老厂长黄立新，职工尊称“黄叔”，对电器厂的发展壮大贡献卓越，在前面已经有介绍。苏衍怀在我们厂工作不到两年，1973年10月到任，1975年7月调任芳村区的紧固件厂。那时候，我们有事可以直接找厂领导汇报，在接触中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长期带着病身、默默坚持工作的厂领导。他待人和气，遇事不慌，沉稳内敛，给人不怒而威的感觉。苏书记身体消瘦，相貌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苍老，在工作时不停地咳嗽，那时没有像现在用纸巾的条件，一沓手绢整齐地叠成方块搁在他办公桌的边角上，可见老慢病对人的折磨有多甚。我想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在车间里就没有见过他的身影。

高有才初来厂时是任副职，半年后接替了苏衍怀，在厂任职也只有两年多的时间。老高的风格与苏完全调了个个儿，基本不在办公室，把自己当成了最普通的工人。他正值年富力强，身体好，又有局革委会副主任的头衔，主观动机很想把工作做好，不怕苦不怕累，干劲是很足的。是那段特殊的历史环境，把他们推到了高处，其实这些同志站在自己“意外”的岗位上也是惶惶然的，历史的局限不应归咎为个人的责任。

广州市福利企业工作经验交流会，市民政局、市工业公司领导同志与会（1988年）

黎彭，从1978年9月至1985年6月先后任东升电器厂、广州焊机厂党支部书记，当了整整7年的一把手。虽然这期间黄浩潜（1978年9月至1981年11月）、张善林（1984年6月至1987年12月）任厂长，但由于党政不分家，厂的大事还是书记说了算。黎彭有相当的思想水平，看问题敏锐，责任心极强，从生产一般工业电器到完全进入电焊机行业，他起了很重要的统筹和推动作用。

黄浩潜、张善林这两位厂长，处在他们当时的环境，应该是很努力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因私事放下过手里的工作。那年代，无论是想调动企业内部还是外部的积极性，手段都极为有限，为了与用户建立良好的信用关系，他们经常亲自带队到外地拜访、听取意见，还要及时化解与用户的矛盾。还要说的是，当年的书记、厂长，月工资按行政级别发放，后来有点奖金了，取的是非生产岗位人员的平均水平，后来实行的是按职工水平的1～3倍，也有的厂高出许多，这时候我已经离开厂了。

潘映中副厂长分管政工组和工会，他的特殊专长是在“文字”上，之前他曾在公安部门负责笔迹技术鉴定，比如发现有“反动内容”的标语、信件什么的，公安人员在外面等着，鉴定结果一出来，就马上可以出警了。老潘的隶书写得很好，凡是厂里的横额、标语都是由他亲自动手。据说，1949年广州刚解放时，第一任市长叶剑英的大印，就是由老潘篆刻的。

以上提到的厂领导，到他们在任的后期，国家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帷幕，对内搞活对外开放，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交错并行，又叫典型的“双轨制”。这时期，企业面临两个最大的挑战：一是由“统购包销”到自行“找米下锅”；二是随着用工制度的改革，政策层面出现了一些灰色地带，为职工外出包揽“私活”提供了空间，也同时造成职工队伍的思想混乱。黎彭等厂部领导殚精竭虑，设法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多方拓展产销渠道，力保职工队伍趋于稳定。但是，此时乡镇企业已经“风起云涌”，“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竞争优势，又为有营销能力或技术特长的人提供了“吃里爬外”的肥沃土壤，加之乡镇小厂没有传统企业的历史负担，经营手段的灵活变通，且有强烈的求生存、求发展的打拼精神，“公有”的福利企业走向颓势看似成为必然。

正因如此，这时期的厂领导真的处在不知所措、无所适从的困境中，当家越来越难。在这节骨眼上，厂内部就有因“两难”而造成的“致命”硬伤：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就要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加快产品更新换代，这就要加强技术研发、生产管理。那年代对人的管理是完全封闭的部门所有制，只能靠内部自己解决。于是，从车间抽调一批又一批优秀骨干到办公室，这又极大地削弱了生产一线的队伍，引起老职工的不满和青工的思想波动，为后来厂里骨干的陆续“跳槽”埋下了伏笔。这是当时国企的无解的“悖论”，这也成了改革开放初期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

思之得

如果放到现在，人们很难想象为什么那时候的干部，脑子里大多没有“请客”“送礼”“拉关系”这几个词？我想借用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话：这是大环境和小环境所决定的。

多年后，有人借此将社会腐败现象归罪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自然要打开窗户，新鲜空气从外面进来的同时，蚊子苍蝇就难免不进来。我讲课时曾举例：做手术就要流血，难道为了避免流血而放弃手术？道理一样，不改革就死路一条，孰轻孰重，这里是真不懂呢还是装“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