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怀疑”

1974年，我参加工作已经过去了四个年头。

有一天，父亲突然表情严肃地问我：“你在厂里表现怎么样啊？”在父亲面前，咱兄弟几个都犯怵，我心里不知道老爸想问什么，有点紧张地回答：“可以呀，我连续两年都评了先进。”“那也不等于各方面都做得好，为什么你现在还入不了党呢？”这是父亲真正想问的，在他心里可能已经存疑一段时间了。我一时语塞。的确，交申请书也有三年了，思想汇报几个月就主动写一次，自己工作也是努力的，可就是没有下文，我的心里也着急。

父亲的疑问，我想还来自一次自己的外出。入厂几年下来，我没有离开过广州市区范围。某天，一个要好的工友小钟问我：“喂，你去过广西没有？”“没有啊，但我知道，桂林山水甲天下，南粤名山数二樵！”我满不在乎地答道。“我们一起去吧，广州飞到桂林的机票是30元。”小钟有点兴奋地说。现在看这票价，当然是太便宜了，可那时候的青年工人，一个月工资一般才40多元，飞北京机票是90元，也不算便宜啦。

我俩就这么启程了，到桂林、阳朔等地“自由行”，快活地玩了一圈。我们回程时为了省钱，只买了硬座票，还要在衡阳火车站上车。没料到，乘车的人实在太多了，怎么也挤不上去，我只好先从列车的窗口攀进了车厢，然后将小钟拽了上来，真够狼狈的。这是我最早体验到什么叫“要辛苦去旅游”的感受。

出去的时候，没敢跟家里人说，父母常出差，对这几天我没在家也没留意。回来后和长兄聊天悄悄说了，不知道他怎么走了嘴让父亲知道了。父亲很不高兴，训斥我太大手大脚，去玩就花去一个月工资！我心里也挺委屈的：“已经挑了个最近的省啰，回来还差点扒不上火车，这够节约啦。”怎么解释都没用，这事给父亲留了个负面印象。

终于在工作后的第五年，1975年10月，由黄君美、劳祝女同志为介绍人，我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当时没有设预备期。几年后，在一次和君美组长聊家常时，她笑着说：“我见过你父亲，高高大大的。”我疑惑不解地问：“是吗，什么时候？”“几年前了，来厂里了解你的情况，还让我不要告诉你。”

仿佛是在这一刻，我才明白了父亲平日看我时那欲言又止的眼神。父亲，这就是父亲。

2006年6月18日是父亲节，那天也是个周日。我边做家务边听着广播，无意中，听到收音机里的一句话：“人往往记住了别人偶尔给予的好处，却忘记了父亲对我们一辈子的恩情……”听罢，我干着活的手无力地垂下，眼泪夺眶而出。

我不由想起刚上初中的那年，父亲带着我到鹤山县宅梧公社看病的那一幕。

当年，与“文革”如火如荼同步的，是各种“人间奇迹”的涌现：“无药麻醉做手术”“针灸让聋人开口说话”“用石材造机床”“针挑治愈瘫痪”……这时候广州也在盛传：某农村有个老中医，能用祖传秘方治愈小儿麻痹后遗症。这是个“久旱逢甘露”的喜讯啊！我突然有了重新回归“正常人”的盼头，心思全在这个“享有盛名”的神秘的老中医身上。见我这样，父母亲显得很犹豫。他们为我的病不知操了多少心，现在会有治愈的可能吗？他们不想让我失望，还是决定去碰碰运气。

父亲领着我，坐上了往鹤山去的长途汽车，在坑坑洼洼的沙土路上颠簸了一整天。傍晚，在宅梧公社的一个乡村小客店落了脚。踏进简陋的小房间，只见一张粗糙的小桌子，发黑的木架床上铺了张汗渍斑斑的竹席子，墙上斜挂着顶发霉的蚊帐。太累了，父亲说了句“睡吧”就躺下了。没多久他又坐了起来，拿煤油灯往前一照，身体的侧面现出点点红斑。这一整夜，我们让小臭虫咬得无法入睡。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当地人的指点下，终于找到了那个村子。我让这位颇为“传奇”的老中医看过，他开了一贴谁来都一样的方子，全是些用来蒸熏泡洗的草药。在回广州的路上，父亲背着足有半人高的大麻袋，这些中草药重量不轻，正值盛夏，酷日当头，从小村里一直扛到车站，父亲满脸憋得通红，汗水渗透了衬衫。当时乡间的班车很少，中途上车更不会有座位了，父亲已有较重的高血压病，在闷热狭小的车厢里，被前后乘客紧紧挤着，傍晚才回到了市区里。

我还记得，每周总有三四个晚上，住在家属院的干部到家里来谈工作，父亲总是热情接待，耐心听取意见，然后既是解释又是开导，真是苦口婆心。他分析问题、说服能力都很强，我在隔壁房间做作业，常无意间听到他们的谈话，可以说，父亲是教我做思想工作的第一个“家庭老师”。

父亲生前只留给我两件物品，一块他戴了二十多年的手表，一件穿着机会不多的半新毛料大衣，再没有其他的东西了。但是，父亲的教育和影响，让我走到了今天，老人家给予我的这些，此生受用不尽！

思之得

父亲看我的眼神，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世间真的没有后悔药，当老人走了以后我才刻骨铭心地感悟到，父爱是那么的深沉，他对你说过的话不一定都对，但对你的爱却是一定一定的。有这样负责的父亲，是人生可遇不可求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