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往事

王新宪

我是7岁多才上学的。在1962年至1967年间，就读于广州市文德南路小学。

学校在一条古老的马路上。

据史料记载，古代广州形成于“三山两湖”，也就是番山、禺山、坡山和西湖、兰湖。文德路紧靠禹山之东，最早形成于北宋庆历年间，位于孔庙东侧，因府学而兴，时称学府东街。邻学府东街近有粤秀、西湖、禺山三大书院及广东贡院，得南岭诗风之先的“南园诗社”，因孙、王佐、赵介、李德、黄哲等诗圣，引无数文人墨客顶礼膜拜。清同治年间更名为文德路，民国七年（1918）扩宽马路后，形成现在南临珠江、北接中山路2公里长的路。文德路东侧的文德楼，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曾被中共广东区委租用，周恩来、邓颖超、李富春、蔡畅、李之龙都曾住过，1925年周恩来、邓颖超在这里结婚。1926年毛泽东在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经常到这里找书看书。南端向西走200多米就是老天字码头，道光十九年即1839年3月10日，奉旨南下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由此登岸，踏上“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的禁烟艰途。1886年两广总督张之洞筑江堤120米长，这里成了广州最早的现代马路。码头向东2.2公里就是白云路了。1927年间，鲁迅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后来转住在白云楼，常携夫人许广平到文德路买书、妙奇香楼饮茶。《朝花夕拾》、《可恶罪》、《小杂感》、《扣丝杂感》、《谈激烈》、《略谈香港》也是其间写下的。

我快到一岁的时候，在幼儿园染上了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送到广东公医医科学校附设公立医院诊治（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前身）。当时这病如“非典”一般，医生找不出病因，连日高烧不退。一周后体温是降下来了，却不能站也不能坐，就软绵绵地躺着。父母看西医是没法治了，又急转到大德路的中医院，接诊的是老中医林澄庄先生，说如服他的药一个月，保证能起来走。当时开的药里还有虎骨、人参等，每周取六服药，好在是公家能出些钱，否则父母是负担不了的。按医嘱服药几个月后，还果真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扶着墙吃力地慢慢挪步。这让辛苦照料的外婆惊喜不已，叫家里人赶紧过来看。不过，已经完全不是健康幼儿那么走了，就此进入了“另类”。可以说，我从来就没有体验过人们跳啊、跑啊那些上天所给予的快乐。

我是11月出生的，就差两个月没让入学，多等了将近一年。入学面试是独自去的，母亲问，老师给的题目答得怎么样啊？我满不在乎说，很容易！就让辨认一些三角形、圆形，还有其他记不得了。我小时喜欢演讲，两小手背在腰后：“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逗得大家笑不拢嘴。我依稀记得，那时全校好像只有一个我这样的学生。

文德南路小学分设在三个地方，正校与珠江园一墙之隔，四层砖混结构的教学楼，外墙红砖白柱，大门朝西。学校北面隔一条小街叫旗杆巷，可能是因这块地方鸦片战争后曾驻粤八旗水师营的缘由。巷北是学校的小操场，沙土地面，北侧有几间简陋的教室。在学校的正西向跨过马路，是二层砖木建筑的分校，外观酷似贵州的遵义楼，白灰抹的外墙，地板、楼梯都是原木铺设的。此处是前清学堂，学校背后的小巷“学堂前街”由此而得名，后又成了民国时期的普通小学。我们的校长叫陈颜秀，我听过她在全校集会上讲话，印象里是个很朴素的女干部。

入学后，母亲“强迫”我做的两件事：一要右脚穿上“铁鞋”，是在荣军疗养院定做的，也相当于现在的矫形鞋，金属圈由脚踝往上勒到大腿，那时没有轻质材料，迈步很重，几乎是靠腰力拖着走，但能保持残腿的骨骼不变形。二要每天坚持写日记，没啥写就从书上抄几句什么的。我的班主任一至三年级都是李秀容老师。她文静、端庄，近1.7米身高，在南方属高个女孩了。那时都得男女生同桌，有一天，阿美同学突然发飙，以“莫须有”的理由，用铅笔往我手上狠扎了一下，现在我的右掌心还留着个小黑点。当时的二层楼木地板已经踩得像瘪瘦穷人的肋骨，我脚下的缝隙竟能看到楼下同学的脑袋，耐不住时从小缝往下扔个纸条，造成下面课室的小骚动。那时读书是一点儿压力都没有，学校实行的“二部制”，也是因课室不够，每周隔三岔五要在家里以小组形式自行学习。我们是草草完成作业，就下军棋、飞行棋或打扑克，推搡打闹整天就一个乐啊！

小学课程设语文、算术、音乐、图画、手工和体育。东山区教育局印发的《小学生三千汉字与词组》，我们能倒背如流，就这用牛粪纸印刷的粗糙小册子，奠定了我一生的文字基础。记得我和另外两位男同学阿中和阿标，几乎包揽了语文老师的表扬，他们参加工作后都是先当了中学教师。

1964年，说蒋介石乘我们三年自然灾害困难要反攻大陆，为战备需要疏散城市人口，也因为我行动不便，于是回到母亲家乡开平县读小学四年级，连城市户口也迁到了农村。

蚬岗中心小学（前称启新小学）设在村南面的周姓祠堂里。班主任是周松尧老师，人很风趣，他家就在蚬岗墟口，听说他还曾教过母亲和姨妈呢。记得第一次上课，老师让我介绍自己，我站起大声道：“我是从广州来的！”当时班里同学都只讲四邑话，很少听过粤语（亦称白话），乍一听太别扭了，惹得全班哄堂大笑。周老师有个“绝招”，如上午我们听课纪律好，下午就加讲一节故事课。老师口才很好，讲得引人入胜，同学们都挺喜欢他的。开平有排球之乡之称，远亲里还有排球运动员曾受到周总理接见呢。班里同学几乎没有不会打排球的，一下课就往操场飞跑，十来分钟后又气吁吁地坐回椅子上。后来，我们学校合并到镇上的希宪小学。

蚬岗镇东胜里村，记忆中是个美丽的村庄。村口耸立着华侨捐钱建的碉楼，像个威武墩实的士兵在站岗。南面一片小树林，东面隔着一个鱼塘就是卫生院，往北走就是坎田村了。到了农村，我第一次看到水稻、青蛙、萤火虫……乡亲们生活是原生态的，村里小孩拉屎后就用树叶擦一下，再撅起屁股让狗舔个干净。我先住在外婆家，前院是废青砖垒成拦腰高围墙的小院，中央有棵老石榴树。我把摘下的“鸡屎果”（当地俗称）黄白熟透的先吃了，绿生生的就藏到枕头里，当时觉得是最好吃的水果了。后院种了白菜、豆角、金针菇，浇的都是农家肥。木瓜、香蕉树长得两人多高，靠长长的竹竿才能把果实钩下来。

后转住大舅家。我住阁楼，要上没有扶手很陡的木梯，每天自己端盆冷水一摇一晃地上去擦洗。当时卫生条件不好，蚊虫叮咬，两脚长满脓疮，疼痛难忍。我还帮着养猪，它吃得可多了，煮猪食是将米糠和野菜拌在一起，一大筐煮熟就成了一小锅。煮食是靠烧茅草，熏得两眼直流泪，火苗把头发都烤黄了。舅母是个很善良、勤劳的女人，平时说话很少。一天放学后遇着下大雨，我在校西门祠堂口等着天晴。可能是无意挡住了一个正蹲地抽水烟村民视线，他竟用手臂往我小腿狠劲地一撸，我猛地跪在地上，裤子膝盖处磕破了，血渗了出来，回家后我只说自己在路上摔跤了。当时在旁的人看不过去，将情况告诉了舅妈，她怒不可遏，上门把那人狠骂了一顿。

我在农村写过的作文中，其中以学雷锋做好事和“9·5水灾”见闻为题的两篇，以优秀作文送到县教育局去了，这是周老师告诉我的。我从一年级开始，每篇课文都能背下来，我还记得有这么一篇课文：

“小斑鸠，咕咕咕，我家来了个好姑姑。

同我吃的一锅饭，同我住的一间屋。

白天下地搞生产，回来扫地又喂猪。

要问她是哪一个，她是我家好姑姑。”

这应该算是那个年代体现群众路线的好“歌谣”了。

1964年的“六一”儿童节，在地处文德北路的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里学校组织了营火晚会，我们每人手捧着用旧报纸折成袋子的礼物，装有香蕉、橘子等水果，兴高采烈地唱：“营火烧起来了，营火活泼地闪耀！我们围着营火，跳起欢乐的舞蹈！”就是这个给同学们带来美好记忆的地方，“文革”时期一度成了全市产业工人造反派的总部，多次武斗流血冲突的地方。

五年级又回到原校原班，同学都没变化，班主任换成了唐向娟老师。上六年级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的人摈“文”弃“德”，将学校改名成“挺进小学”，少先队员都变成了“红小兵”，每人发了毛主席亲笔题写的“红小兵”三个字的红袖章。虽是一普通小学，但“小兵”的疯狂劲不小，我们班就有同学把老师的头打得鲜血直流。教我们数学课的许老师因“历史问题”成了“牛鬼蛇神”，被贬去洗男女厕所，校长、教导主任都“靠边站”了。

1967年后，我没有再回过母校。

时间走过了22个年头。

1989年2月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成立了。当时租用了位于广卫路民政局招待所的第三、第四层办公。过不久，简兆彬理事长、钱文昌副理事长及我一起商量，想要尽快把服务场所建起来，这样残疾人来访和残联机关的同志也能有个落脚的地方。有一天文昌同志工作途经原文德南路小学，当时已改成东山区教育局启智学校，他认为处于路西的旧校舍地点适合我们的选择。我之前曾去看过，感觉地方小了些，麻烦还在于学校用地难以征用，但好处是没有搬迁户，建设成本不算高，能用不多的钱尽早把事办成。

前面提到“被贬”的许深庆老师，消瘦的脸颊上，架着深度近视眼镜，说话十分和气，一看就是典型的教书先生。“文革”结束后，他为了帮助学校创收，就在已是危楼的分校址办了印名片的小工厂。一天，我骑自行车到了那里。“许老师，还记得我吗？”我问。“怎不记得，王新宪嘛！”听来由后，他不高兴了，许老师绷着脸说：“你知道吗，办起这小厂多艰难啊，你现在来拆老师的台？”现在想起来，如果当时手里的钱多一些，可以另找个地方，不会忍心与老师“抢食”的。回想这事，心中就有抹不去的内疚。

几年后，许老师走了。后事办得匆忙，许多人都来不及通知，家人凭着老师留的名片联系上我。告别那天，除亲友外他的学生只有我一个。人在悲伤时难以言语，我心里痛楚地说：老师啊，您是一生从教，“一生”送行啊！

我想，这小故事也反映了我们事业起步时的状况啊！

在小学旧址建设的残疾人职业培训中心，是全国省会城市最早的基础设施项目。在一次工作会议期间，我向计财部刘雪东主任介绍了情况，要到了中残联地方基础设施第一批补贴款：人民币30万元，并以此为由向市计委正式申报立项。征用教育用地难度是很大的，可以说基本不可能，之前也有几家大单位看上此地，后来都知难而退了。对征用学校旧址建设残疾人职业培训中心，教育局领导是理解、支持的，但也遇到一些部门的敷衍拖延。为了及时沟通情况，晚上找具体分管的卢副局长，他家没有电梯，每层18级台阶，一步步爬上了7层，他很感动。有一天下着大雨，杨局长刚好目睹我在教育局湿漉漉的走道滑了一跤，不由动了恻隐之心，他亲自督促催办相关事情。小学的郑校长整个过程做了许多配合工作。基建办同志开始的时候，用“正”来记录跑手续的外勤工作次数，后来多得没法记了，光跑部门就二百多次，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是很不容易的。

通过相关审批程序时，规划局坚持如征用63号地段，要一并征下北面的四五家铺面。如果这样就成了南北长、东西窄的不等边三角形地块，直接扩大了代征地，拆迁难度和建设成本都大大增加。我们及时向领导反映了困难，在石安海常务副市长亲自协调下，最后把征用地的老鼠尾巴砍掉了。有趣的是，在这里开始做基础桩的时候，竟挖出了几十根4~5米长、直径15厘米左右黑黝黝的圆木，应该是古时夯实滩头堤坝之用。这里清初还是宽阔的珠江水道，江面覆盖过现在的珠光路，至清末才因泥沙淤积形成了学校脚下的陆地。此情此景，真让人有沧海桑田的感觉。

建筑图完成后，又经香港著名建筑师指点，将大楼设计外立面的方形窗户改为上沿弧线形，大楼形象更显得人性、温馨。1993年，全国省会城市第一座残疾人综合服务大楼建成了，面积2380平方米，内设电梯、盲道等。那年，还没有“残疾人基础设施”这个概念，中央也没有专项拨款，偌大个国家，地方的这类设施加起来也仅仅几万平方米而已。

1993年7月，我去东京参加第二届国际技术援助研讨会，经香港盲人辅导会总干事陈梁悦明女士联系，由年过七旬的日本失明老人松井新二郎先生，捐赠了价值30多万人民币的盲人阅读设备，1994年3月15日，建立起全国第一个盲人图书馆。广州盲人图书馆设有声阅览、静读阅览、弱视阅览等项目，并开设电话预约免费送书服务。10月28日，广州市开通能搭载轮椅的康复巴士，在公交线路为重度残疾人出行服务。同年，全国第一个残疾人职业介绍所，由中山六路伤青协会会址迁往新址文德南路大楼。

1994年12月，邓朴方主席到广东视察工作。其间，在珠岛宾馆与高祀仁书记、黎子流市长、石安海常务副市长、郭向阳副市长座谈，共商在得改革风气之先的地方，如何推动残疾人事业的先行发展。随后，朴方参观了坐落在文德路的残疾人职业培训中心。大楼首层为城市信用社，是市残联主办的金融机构；二、三层是职业介绍所和残疾人资料库；四、五、六层是职业培训中心和盲人图书馆；七、八、九层是残疾人用品用具中心、康复巴士公司和穗康福利公司。朴方对每一层、每个项目都看得很仔细，具体了解设备、设施的用途和性能，俯身与残疾朋友亲切交谈，听取他们的想法和意见，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就业等情况。最后在会议室召开了座谈会，朴方高兴地即席讲了话，他说：广州残疾人事业刚起步，就建成了服务设施，这很不容易。这楼看上去面积不大，但使用得很充分，服务项目不少。比如里面有残疾人职业介绍所，开展就业登记、用工咨询和保障金征收管理等，这里挂牌介绍的用人单位也不少啊。我注意看了残疾人资料库，基础数据是很重要的，它使我们的工作有科学依据，别人就不会说我们是“土八路”啦！残疾人职业培训开展起来了，还要注意了解市场需求情况，能就业是硬道理啊。盲人图书馆的设备是先进的，要让更多的人能使用上。看来盲文书是少一些，暂时还解决不了，我们再想办法吧。相信在市委、市政府和郭市长的领导下，广州的工作是会继续发展的，也能给全国创造经验。朴方的语言朴实深刻，殷切之情大家都深深感受到了。

1998年8月，我调省里工作。在省残联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入场前，我和林社后同志向高祀仁副书记、欧广源副省长汇报工作中建议了“三个一”：一是由省委省政府发一个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文件，二是以省政府名义召开一个解决地级市残联组织建设问题专题会议；三是争取广州残联同志的支持，转让文德大楼以缓解省事业用房之急需。省领导同志觉得意见很好，当即拍板同意，广源同志在大会讲话时明确表示支持“三个一”。从此，大楼又先后成为省残联机关、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广东狮子联会等机构为残疾人服务的重要场所。

文德南路小学（东面校址）在1990年更名为启智学校，开始招智障学生，后又扩招孤独症学生，有700多个残疾孩子在这里毕业走向新的生活。2010年广州市行政区划调整，东山区并入越秀区，根据残疾人事业发展需要，在现校址建立了区残疾人康复中心，区残联的同志在里面辛勤工作。

一晃20多年过去了，这地方如同一张再普通不过的小饭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言不语。来去匆匆的人们，往往记住了饭热菜香，却不曾问过“厨工”有谁，从何而来。现在，这楼、这小小的面积，不知还能占到全国残疾人服务建筑里的多少分之一，可是，她所走过的轨迹迸发出的火花，与生生不息的“文德”之光互映生辉，熠熠闪烁着鲜活的生命。

当回忆起这些往事，我想，如果对天堂里的许老师说“你懂的”，他一定会笑得很开心，会的。

2014年11月于北京

【作者简介】

王新宪，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