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心理学怎么看人

大家说人是什么？我们总说要以人为本嘛，那么你说人是什么呢？“人”没搞清楚，怎么以他为本呢？一定有很多困难。特别是在座的都在国家机关工作，要为国家大的目标服务，但是所有的工作最后都不可避免地要落实到人。当然从不同的角度看，人会有不同的本质性判断，如果从生物学、动物角度看人，人是最高级的动物。如果让老板看人，人就是劳动力，包括我们国家现在也是人口的红利。

人口红利：一个国家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亦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心理学怎么看人？心理学内部有不同的理论和学派，现在我们全世界最过硬的学派抓住了核心的问题，认为人是一个天然的、能动的信息加工者。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来说，现在我一拍桌子，在座的人都不看屏幕，都来看我，这就证明你是一个天然的信息加工者。我们人生下来，经过几千万年的进化，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本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朝向反应。

朝向反应 由新异性强刺激引起机体的一种反射活动，表现为机体现行活动的突然中止，头面部甚至整个机体转向新异刺激发出的方向。通过眼、耳的感知过程探究新异刺激的性质及其对机体的意义。朝向反应是非随意注意的生理基础。

根据现代信息学研究的结果，我们人是会自然地、天然地对在我们周边环境当中信息量最高的刺激物进行反应。信息量高是什么意思？在座的很多学数学的同志都知道，一个物体或者一个事件它所载有的信息量和其发生的概率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越不容易发生的事情，它所载有的信息量越大。根据信息论计算，事件发生概率是以2为底的倒数的对数。比如说我要伸手，你猜我伸哪个手，我一会儿伸左手，一会儿伸右手，一共只有两只手，因此这个事件所传递的信息量是一个比特。如果我坐在台上，又要动了，可能是这个脚动，也可能是这个手动，大家觉得是我站着动好玩一点？还是我坐在台子上，四肢当中动一个好玩一点？所有人都会觉得坐在台子上好玩一点。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个事情不经常发生，而且四肢当中动一个，所传递的信息量是两个比特。依此类推，事件发生的概率越低，所传递的信息量越大，在诸多的事件当中，哪个信息量大，人马上就会对这个事件进行观察。就像刚才，我在讲座中敲桌子的概率很低，所以传递的信息量肯定很大。不仅仅我们成人是这样，小婴儿也是这样。

我们学心理的人经常会遇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经常有人给我们打电话问这种问题。前不久一个老局长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家一个亲戚的孩子要测一测是不是天才，我告诉他我们不会测天才，有特长的话能测测特长。他也说不清楚，我说您老人家就别忙了，让他打电话给我吧。结果电话果然来了，打到我办公室，说让我给他测一下，我听声音很苍老，问他在哪儿，他说在山东。我又问这个孩子的年龄多大，他说已经有三个月了。我说，这可测不了啊，得等会说话了才能测，等年纪大一点再到北京测吧。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所有的家长都认为自己的宝宝是天才，小孩一生下来，躺在摇床里，父母看着就觉得这个孩子特别聪明，我往这边走他往这边看，我往那边走，他往那边看，多聪明啊！其实，小孩都会这个。有个家长在床上吊一个红气球，不是说要刺激小孩的大脑尽快发育吗，小孩的眼睛盯着气球，它往左转孩子就往左看，气球往右转孩子就往右看，为什么看？气球跟他有什么关系？因为气球的信息量大。天花板都是白的，为什么出来一个红的，虽然小孩才几天大，什么也不懂，他就要看。有的家长特别高兴，天天吊着个气球让小孩儿看，时间看长了，小孩长了一个斗眼。现在大家觉得好笑，回去可以自己试一试，要搞成斗眼很累，这么小的孩子克服这个累都要看，可见人对信息的追求是一种很强大的本能。

这方面的例子能举很多，时间有限，我再举一个“测谎仪”的例子，这是有生物学基础的。有一次科学院办公厅的主任打电话给我，说老张，××部要找你。我想××部找我干什么，我肯定什么坏事都没干，我想他们找我，是不是想让我帮他们刺探点情报？那我肯定也不能干，我也不会，被人逮起来怎么办？这不是给科学院抹黑嘛。不过既然人家找那就谈谈吧，他们来了之后问我认识勒瑞·法维尔吗？我说没印象。他还接着让我好好回忆一下，我听他们的口气好像我应该认识似的。我就对他们说能不能提醒一下，人家说你不是在美国读过书吗，是不是有一个同学叫“勒瑞·法维尔”，我还是没有印象，他们就把照片拿出来，我一看，这是我同学啊，他叫拉瑞，怎么换名叫“勒瑞·法维尔”了？我问他是不是犯事了呀？××部的同志说没有，还问我了解不了解他的情况，这个人对我国的态度如何？我说他是美国人，对我们国家还是比较友好的，因为他在美国是穷人，我们在一起念书的时候他天天骂美国。

这一点上和咱们国家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国家不仅仅是每个人作为公民的一个国家，领护照的，有身份的，还有一个五千年的文化概念，是祖国，祖宗的国家。他们那个国家才200年，他们心里的政府就是一些收大伙钱，还管着大伙的人。所以他们的穷人就天天骂自己的国家，什么都说中国好。其实我们在国外留学那时，中国人吃饭还要粮票呢，但是，听着他们骂美国，我们都不作声，不说我们自己不好，爱国嘛。对我们国家不利的话我们不说。

我接着问他是不是犯事了？对方说没有。他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我说这个我知道，因为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也支持老百姓作研究，不很保密的。他给中央情报局作研究，用脑电波测谎。心理学在美国虽然比中国受重视，不过跟做原子弹比，国家给的钱还是太少了。那些教授到处钻营找钱，结果找到中央情报局了，只要给钱就帮他们测谎，后来中央情报局给了他们很多钱来研究怎么测谎。当时我们一个实验室，连老师带学生有好几十个人，为了保持沟通，每个星期要开一次实验室会议，每个人上去讲五分钟，说自己在做什么，有什么进展和问题。因为那个是中央情报局的研究，只有美国的公民才能做研究者，他大致说说，我们也没人问任何问题。拉瑞跟我关系非常好，下来以后，他问我想不想看他的实验。我说不是保密的吗，怎么让我看呢？拉瑞说这是保密的，上面已经写了只有美国公民才可以做实验者，可是也没有写外国人不让看。我那时候年轻好奇，就看了。大家知道，美国人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从小就那么长大的。只要你没有明文写的，不是法律明文禁止的事，你任何人不能追究我的责任。我一看他的实验，其实很简单。请人来作实验，就给看20张扑克牌，问记住没有，这很快就记住了，再问你刚才记住哪些牌？你讲完一遍，到实验室里，头上带上电极，看一个电视机，那上面一下蹦出来一张扑克牌，不管出什么扑克牌，他问你看过吗？你都说没有看过，实验就完了，你出来就加倍给你钱。就这么一个实验。结果发现，凡是看过的牌，脑电波的上升幅度就到一个比较高水平，没有看过的脑电波水平就比较低。那么就证明针对你看过的扑克牌，你企图撒谎，你可以说没看过，但是你的脑电波却告诉我们你看过了，我们就知道你撒谎了。他们到底糊弄中央情报局多少钱，我不知道。这个人毕业以后更会忽悠了，找到美国联邦调查局，说你们不是要反恐吗？恐怖分子到了美国，你看着好像是，可又不能马上把他扣下来，一是没有证据，二是都扣下来，那么多人，扣得过来吗？拉瑞说他有办法，要是觉得怀疑，马上到小黑屋给你测，是不是恐怖分子，结果马上就出来，准确率没问题，我们给中央情报局干过。联邦调查局不相信，给他十多个人，说测测这里有没有联邦特工？同志们，这就很简单了，跟我刚才举的扑克牌的例子是一样的，拉瑞花了一天时间，把十几个人一测，说里面哪几个人是联邦特工，其他的不是，准确率百分之百！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大家知道华莱士吧，在我们国家只给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做过电视节目，也给拉瑞做了节目，他在美国一下子就有名了。我们有关机构也获得了这个情况，电视上都有了，还不知道吗？这个例子说明人对不可预知的信息进行加工的时候，自己就要再进行加工，天生就这样。大家说这不是很好吗，我们就加工加工嘛，但是这个加工里面有很多问题，如果不处理好就会形成认知偏差，给我们的工作、生活甚至健康带来一系列的扭曲和问题。

大家配合我做一个演示，这个地方有个白点，你使劲盯这个白点看一分钟，能看到什么？你看的时候脑子里想什么都可以。也可以说话，但是一定要盯着这个白点看一分钟。

你就盯着白点使劲看，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看，非常有意思，特别是前面的人。有人看见东西吗？有。是横的还是竖的？横的。那就行了，都是横的，没有人说竖的，没看过的也相信那些人都看见了。为什么看见了？你说这有没有？确实没有，为什么看到是横的，而且是发粉红。这种现象叫做后效，全世界至少有1000个人做这方面的研究并拿到了博士学位，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后效。我们今天就不详细介绍了，我想给大家提供的信息是，我们的脑是会被改变的，我们的眼睛能看到东西觉得很好，没眼睛确实很痛苦，我们自己也可以体会一下，蒙上半个小时觉得怎么样？但光是用眼睛也是不行的，我们看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经过整个脑的视觉系统，而这个系统会随着外界的状态进行改变。刚才请大家看这一分钟就发生了改变，而且，这个系统在三四秒之后，就会在什么都没有的地方看到和它相反的东西。日常生活中这种现象也很多，比如军队伪装等等，跟这个原理都差不多。也有两种人看不见，一种是没有仔细看，一会儿看这边，一会儿看那边，就没有改变你的大脑。第二种人就是色盲。我有一次到普陀山去，有个大学老师跟我说，张教授，我们是不是去拜拜菩萨。我问为什么？他说，到我们这儿来的领导都要拜的，当然这可能是夸张了。他说不拜是不行的，他以前不拜后来也拜了，那里为了旅游，制造景点，做了一个观音菩萨。要开光，那天天气不太好，大家都等着开光，正要开光的时候天晴了，不但天晴了，而且大家抬头一看，天上隐隐约约的菩萨真的来了，还是半截菩萨！于是我就请他们看这个图，看完了这个，他们都不做声了。原理很简单，因为菩萨要开光，正好天气比较阴，前面有一个菩萨像，后面背景都是暗的，大家看着看着正好天晴了，天晴的时候，他们不知道眼睛被改变了，他们脑子里已经有了菩萨，看哪儿都有菩萨。我告诉他们看的不是半截菩萨，整个菩萨是站着的，他们说是半截的。因为当时他们的眼睛只能看到半截，脑子里面的形象就是半截，你到别的地方就看到半截。我说是不是一会儿就没了，他说是。所以遇到迷信现象不要说都是胡扯，要搞清楚科学道理。

大家来看看，这个画以黑为底儿，白的是蝙蝠；以白为底儿，黑的也是蝙蝠。大家都是机关干部，我们搞一个成人注意力集中自我控制检验。你就选白的或者选黑的，只能选一种，集中注意力十秒钟，不看另外的，你看怎么样？你很快就会发现，你看黑的，集中注意力没一会儿自己就跑去看白的。那就看白的吧。说去看白的，刚看一会儿就又去看黑的了。你说就这么控制不住吗，不就是十秒钟吗？对不起，五秒钟、三秒钟都控制不住。这是什么现象？我们叫注意的浮动现象。

大家可能没注意，其实我们的注意力始终是在浮动的，特别是对于各位领导来说，你们可要当心，因为领导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进行沟通，你沟通的时候对方可能就浮动了，你说这个人思想觉悟有问题，我这么一个领导跟你说话，你怎么能浮动呢？——是人都要浮动！只有精神分裂症早期的病人不浮动。你一旦知道他在浮动，就有应对的办法啦，或者调整浮动，或者等过了浮动再说。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运动员在奥运会中拿了那么多块金牌，98%都应用了心理学理论。举一个网球比赛的例子，你们到现场看就更清楚，没有到现场至少看过电视，网球得分，这边开球，有没有裁判员讲开球，运动员立即就一球开过去的？没有。都是敲几下，一球给发过去。为什么？都有心理学给研究好了，那个老兄的浮动是1.5秒还是2秒，开球是很紧张的，紧张的反应性很强，你不来，不来就松下来了，松下来的时候，“啪”一下打过来，这时候不敢说百分之百命中，但是效率是最高的。所有的项目当中都有，只要是人都有心理浮动。

以前有一个故事，讲一个老和尚念经，一群小和尚听，其中有个小和尚东张西望，师父问他怎么不好好听，小和尚说，对不起，师父，外面有个旗杆，旗杆上有一个幡，那个幡在晃，晃得我心慌。于是老和尚就现场教学，对徒儿们说，外面旗杆上有一个幡在晃，你们看是有这个事儿吗？另外一个小和尚说，师父，他不对，我们修行要四大皆空，他不空，根本就不是什么旗杆啊幡啊的在动，是风在动。这个小和尚的说法是虚无主义，上升了一个台阶了，为什么？因为幡是一个物体，在他眼里幡没有了。老和尚说这个“空”解得好。又有一个小和尚说，师父，他们都不对，那个旗杆没有动，幡也没有动，风也没有动，是他心在动，心动也！老和尚表扬，这个“空”解得更好。当然他们都是虚无主义。就像这个图，蝙蝠是真实的，刚才为什么一会儿看着这个清楚，一会儿又看着那个清楚，是你的心动了，人的心都是会动的。

这三条线是一样长的，大家同意吗？

拉平的是不是还是一样长，当然一样长，根本没有动。现在我们给它加东西，还一样长吗？马上不一样长了。我们都觉得我们很了不起，但是看三个横线一样长都看不出来？你说，你边儿上为什么搞这个？你把这个去掉就看出来了，我说你不能不看这个东西吗？你就看这个横的就可以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人在加工主体的时候必定要受到周边的影响，特别是一些做领导干部的要当心了，群众对你的评价具有客观标准，也有主观标准，现在干部轮岗我建议大家都到最坏的地方去，就像小岗村的干部那样把那个地方变好，你老是想着到最好的地方去，那你可能就倒霉了，因为所有的人都会把你跟前面的那个领导比，如果前面那个干部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你去稍微努力一下就改变了，就是我们党的好干部了。前面那个领导好得很，你去了，别人很快就发现你是一个不行的人，特别是年轻的干部，怎么才能把已经特别好的地方搞得更好？从心理学上讲有一个道理，即使完全同样的事物，放在不同的心理背景中给人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就像图中A和B两条线是不是一样长？是。大家同意吗？它确实是一样长的，但是你看起来感觉它们一样长吗？一旦分开放在不同的系统当中，你就会觉得它是不一样的，这条线还是这条线，它放在不同的地方就是不一样，你这个人还是你，你在不同的地方给别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你可以说这不客观！但是全世界没有绝对客观的人，绝对客观的人是不存在的。我们有大量的心理学实验都证明了这个事情。

我们再看看中间这张图片。

大家看见了什么？有没有看见什么东西？有人说看见了男人，还有人看见别的了吗？没有的话我们就分成三步来看，第一步我们问大家看见了什么？没有，没有关系，我们进行第二步。我告诉大家这里有一个在西方的宗教文化里很重要的人，他的名字叫耶稣，大家看见了吗？有几个人看见耶稣了？举手的人还是寥寥无几，不到1%。这张图片在西方国家进到第二步的时候，会有40%的人看到耶稣。第三步，我指给大家，从这儿开始，三角形下面是耶稣的半身像，这是耶稣的鼻子，这是耶稣的嘴巴，这是耶稣的胡子，这是耶稣的肩膀，看见耶稣了吗？现在有20%的人看见了，在西方国家这时候有85%以上的人能够看见耶稣，在中国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只有很少人能看见耶稣。今天我们在座的年轻干部能看见，那是因为比起你们的父辈来说，你们接触了更多的西方文化。如果要都找60岁以上的人来看，再怎么苦口婆心地讲解他也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因为他脑子里没有耶稣的形象，你告诉他也没有用。

现在我们接着再做一个实验，看看有没有一些帮助，以色列2008年的研究，根据耶稣的年龄、人种、文化、生活，他应该是这个样子，大鼻子、大胡子，眉毛很重，不管怎么样，专家有研究，模糊的事情模糊看，耶稣就长这个样子，看见了吗？

你把眼睛闭上一些，能看见耶稣吗？我比划一半以后还没有看见耶稣的人，经过我介绍了耶稣以后，这次看到的有几位？增加了几个，但是仍然很少。这说明什么呢？对于我们文化当中没有的东西，想要引入到你的脑海里是非常困难的，在今天报告的开始时我说人的心理状况要经过几百年才能形成，大家可能还不会完全同意，说我还没有活一百年，你怎么搞出几百年来？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文化当中，这个文化没有几百年形成不了，至少二三百年。比如“文革”对我们民族文化造成的破坏，我们要努力地改变，但是不能着急，没有百年的时间要想完全消除，恐怕是比较困难的。

不仅仅在认知开始时是这样，人在权衡和选择上的差别也有各种各样的变化，这个研究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假定我们到B大学讲座时，我们现场演示这个“得失不等”的实验。

请在以下两个条件中任选其一：

1.给您100块钱，作为您今天参加这个讲座的鼓励。

2.请您扔一个钢镚。如果钢镚面朝上，我们给您200元作为作为您今天参加这个讲座的鼓励；如果钢镚背朝上，我们就不给您任何钱。

实验的结果是大多数人拿了100块钱走了，有些实验不用做，大家也能知道结果，因为这符合我们的心态。但是我们来看看这个实验的原理：

实际的计算怎样？

100×1.0=100

200×0.5+0×0.5=100

第一种选择发生的概率是100%，给的钱是100，即这个事件的价值是100，第二种选择的发生概率是50%，给的钱是200，这件事的价值也是100。这两件事的价值完全一样。但是人们的选择时，多数人趋向第一种方式。

下面我们把题目略作一点改变，再来看大家的选择有没有变化：

在以下两个条件中任选其一：

1.请您交100块钱，作为您今天参加这个讲座的听课费。

2.请您扔一个钢镚。如果钢镚面朝上，请您交200元，为作为您今天参加这个讲座的听课费；如果钢镚背朝上，可以免费听课。

我们再来算算看：

-100%×100=-100

-200%×50=-100

这次实验的结果是，大多数人选择第二种方式。学经济的人都知道，选择两种方式的概率实际上是一样的。但是，虽然这两个都一样，为什么要扔硬币呢，不怕麻烦，不怕风险吗？这就是人在所得和所失的时候表现出来的行为决策倾向是不一样的。人那种主观的感受和客观的状态之间是呈一个双曲线的关系，在鼓励的过程当中随着量的增加，好的感受是增加的，但是慢。随着惩罚的增加，恶劣的感受增加是非常快的，只有在中间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它们两者之间才呈线性关系。这就启发我们对于一个管理系统，对于怎样来对待人要进行深入的思考。

不仅如此，我们都说要客观地看人，哪有什么客观的人，所有的男人看见漂亮的女人大脑里面都会产生波动，所有的女性看见高大强健的男人也都会产生冲动，不产生的话就是同性恋。为什么招工招干自古以来都要求不能以貌取人，就是因为人都是以貌取人的！或者说很难不以貌取人。在英国有一个研究很有意思，在大街上随便拦住一个年轻女性，问你是秘书吗？请问你拿多少工资，结果发现长得漂亮的拿的钱多。问男人，你是经理吗，发现个子高的比个子矮的拿的钱多。国外做过一个实验，请来一些大龄的男女青年，参加一个舞会，在选择人员时故意作了安排，男的有丑的也有好看的，女的也有丑的有好看的，男的可以跟丑的配，也可以跟美的配，跳完舞我们请他们进行一个简单的问卷，下次再组织舞会时是否还想跟今天这个舞伴一起跳，如果双方都愿意，下次就还在一起跳。结果发现，无论这个男的长得怎么样，都要找漂亮的女的跳，越是丑的男的越要追求漂亮女人。不要以为男人是这样，女人更严重！女人都要找漂亮的男人跳，丑的都被拒绝了，但是越是丑的女人对漂亮的男人追求度越高，跳舞要看的是舞技，为什么要看长相呢。这类的研究还有很多，足以证明人在进行选择时是有很多的倾向的。

人的选项也因文化不同而有差异。我们对美国人说，哈佛大学作了一项研究，结果表明每天早晨起来跑步，可以减少心脏病。美国人60%～70%的人都信，认为跑步可以减少心脏病。又找一批美国人，告诉他耶鲁大学有一项研究，早晨起来跑步发生心脏病的多，美国人60%～70%都信。我们用同样的问题问中国人，协和医院研究证明早晨起来跑步可以减少心脏病你信不信？和美国人一样，60%～70%的人都相信。再找一批中国人，北大医院的研究证明早晨起来跑步的人更容易得心脏病，又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信。我们很满意，觉得，发现中国人和美国人对科学信息的接受程度是一致的。下一步我们又找来一批中国人，告诉他们，这两个大学研究的结果一个是早晨起来跑步容易得心脏病，另一个是早晨起来跑步不得心脏病，请您作一个判断，前提是不能说不知道，要求必须回答，你可以说根本不信，也可以说很相信，两条信息都给你了，请你作个选择。实验的结果是，中国人说，既然这样子，对这两个结果我都是有点信，大概各占50%～60%吧。中国人的特点是在遇到矛盾的时候向中间移动，保持中庸。而美国人一看是耶鲁和哈佛的研究，他们就会在两者当中选择一个给予绝对的相信，一个是90%以上，一个是10%以下，因为美国人受一神论的影响，他们自动地认为，既然这两个结论发生矛盾，必定一个对，一个错。这些人可不是美国的官员，都是老百姓，他脑子里的想法对矛盾的判断跟我们中国人是完全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