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是残疾人事业的旗帜[1]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五日）
邓朴方：残疾人的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和政府的重视。什么原因呢？除了社会文明了、进步了这个根本原因外，也是由于社会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引起了一系列问题，产生了一系列新情况。如家庭的组成和功能正在发生某些变化；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等等。而在这种情况下，残疾人生活水平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拉大了。这给残疾人事业带来了新问题，这是发展“快”带来的问题。目前社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改”，改革也会派生一些社会问题。改革时期，社会朝气蓬勃了，某些不稳定因素也相应增加了。所以，我们党目前很重视、很强调社会保障问题。残疾人事业具有稳定机制，又具有发展机制，与社会保障密切相关。我们要力争在这个领域做好工作，起到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作用。
从事残疾人工作这几年，突出的感受是我国封建主义的东西多。我国封建统治长达几千年，现在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人们的意识里，封建主义的东西还很不少。反对改革的主要势力和思想基础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改革和开放主要是要打破封建主义的封闭性，打破那种对外闭关自守，对内封闭僵化。
在残疾人事业方面，主要的阻力也是来自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由于这种阻力的存在，有些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就是办不成，比如残疾人就业问题，有些人认为残疾人是二等公民，说：好胳膊好腿的人还没有工作呢，残疾人就算了吧！所以，宣传人道主义是非常必要的。
小组同志：在我国，人道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邓朴方：人道主义是多了，还是少了？它是历史上进步的思想，还是落后的思想？是进步阶级提出来的，还是没落阶级提出来的？对这些要有正确的认识。有些文章说，被压迫阶级，更需要的是血与火，而不是人道主义。我认为，我们无产阶级拿起枪杆子，就是为了解放大多数人，这就是人道主义。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搞土地改革，解放了几亿农民，这就是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能不能作为我们社会的基础思想之一？能不能在文件中这么提？
在西方社会，人道主义发展几百年了，不断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准则。我们却还在批判人道主义。一个普通的青年工人说，还批人道主义呢，“文化大革命”折腾得还不够哇？显然，批判人道主义是不得人心的。
小组同志：我们把好东西批光了，把好东西都推给了资本主义。
邓朴方：比如，自由、人权等等，以前都推给了资本主义。人家就会问，社会主义好，到底好在哪里？什么好东西都不要，就剩下一个“阶级斗争”。
现在我们提出，我们讲人权最重要的就是生存的权利，劳动的权利，发展的权利。
我认为我们应该多吸收一些西方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中积极进步的东西。
资产阶级对历史的贡献比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任何阶级的贡献都大，无产阶级一定要超过资产阶级。我们不应该盲目崇拜西方，而要面对我国的现实，要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要看到初级阶段的特点和困难，正视现实，不能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特别是对党风问题要面对现实。应该说，总的看，从根本上看，党风比“文革”时好多了。第一，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原则已在党内逐步树立起来；第二，从上到下逐步形成了敢于讲实话的风气；第三，多数同志已注意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了。但也不能忽视党风不正的问题和党群之间、干群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严肃党纪；另一方面要引导群众认识，在现实条件下哪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哪些问题是暂时难以解决的。不要让群众期望过高。期望过高，失望就大。要把严肃党纪和引导群众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这两方面工作做好，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
要给改革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完善的调节的手段。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一收，往往殃及走在改革前列的人。要想个办法保护这批人才。
我们从事残疾人事业，也是在为改革服务，在一定范围内为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国外看到中国的社会是趋向文明、进步的，是稳定的。
理论工作应当成为改革的先导。我认为理论工作应更多地研究人道主义的延续性，我们社会里人道主义太少了，应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普及起来。
人道主义是残疾人事业的旗帜，是调节人际关系的准则。
小组同志：你们对残疾人就业、教育有何打算？
邓朴方：我们这几年要大力推进残疾人就业，动员各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做好残疾人就业工作。特别是推动有条件的大企业解决残疾人就业。这样分散就业，工种安排比较容易合适，社会影响也大。
小组同志：全国残疾人就业率真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
邓朴方：这里有概念问题。所说的百分之七十，是指大中城市。这是一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是指占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的百分之七十。但什么是有劳动能力呢？这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搞不好，在分母里面，排斥了一些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比如，按有关部门的解释，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没有劳动能力的。有的地方统计残疾人的就业率为百分之九十。但为就业到我们这里上访的人很多。所以这个数字有水分。
残疾人事业发展水平如何，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所以，我希望，残疾人事业应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小组同志：应该纳入，而且应该优先。因为残疾人是人民中生活最困难的一部分。
邓朴方：福利企业的产、供、销国家也应给予保证，因为这是一个吸纳残疾人的特殊行业。这与推行商品经济不应当矛盾。
现在福利企业的免税问题在国家有关部、委的重视下已经基本解决了，但还有许多问题。比如，残疾人的定义还没有完全确定，这样就会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出现一些偏差。
我们不能像西欧那样搞成福利国家，而要发展成为劳动福利型的残疾人事业。既安排就业，又以优惠政策加以扶持。解决了残疾人的就业问题，便能提高他们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使他们在精神上减少痛苦。我们就是要攻这个问题。前几年民政部门为残疾人就业下了大功夫，我认为这几年要再使把劲，再宣传宣传，使更多的残疾人就业，为国家做贡献是我的理想。
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随着社会补偿的健全，有劳动能力这个概念将一步步外延。这就是说，残疾人就业工作将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一个长期的任务。
在日本，我见过有些重残人能在高度自动化的流水线上工作。有无劳动能力的概念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
小组同志：你们是否也可搞一个这样的工厂，作为一个试点？
邓朴方：从我国现在的经济条件、技术条件看，近期不大可能。
小组同志：这是就业问题。教育呢？
邓朴方：残疾人教育问题分四块：第一块是初等教育；第二块是特殊教育。这一块非常差，全国才有盲聋哑学校三百多所，贵州省解放前有三所，解放后不仅没有增加，“文革”中又关了两所，最近才恢复。我国特教太落后了，师资和设施远远不足，盲聋哑儿童的入学率只有百分之六左右。第三块是职业教育。这是投资少、见效快、受益面大的一块。所以，我们把这块作为一个重点。如果职业教育跟不上，就业问题就解决不了。若干年之后，几千万人就会落到基本生活水平线以下。这样就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第四块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主要困难在于毕业分配。这又与观念落后相联系。
如果现在各类职业学校普遍招收残疾人，就能解决一大批残疾人就业问题。
小组同志：能否在“六中全会”后，争取有一个电视台播放手语节目？能否在一些城市搞几条无障碍的街道？
邓朴方：关于电视台配制手语的事，我们将再与电视台联系，再争取一下。这个办法很好，借一下“六中全会”的东风，使社会对残疾人重视起来。关于无障碍设施，北京正在搞。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人道主义的“扫盲”工作。我们担忧的是，再过几十年是不是还需要“扫盲”？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就要在幼儿园、小学进行人道主义的教育。使人道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部分。
小组同志：这些问题，是要写到《决议》中去的，现在有些孩子缺乏同情心，贻害无穷。
邓朴方：社会上歧视残疾人的现象，现在还相当普遍。
我们现在搞精神文明建设，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如果完全以共产主义精神要求群众，是不现实的。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考虑现实条件，要认识到现在已不能完全用战争时期的原则来要求人们了。
现在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工作较差，学生有脱离社会的倾向，学校培养学生的目标也需要进一步明确。
我们在各行各业提倡职业道德也很不够。
小组同志：基金会成立以来，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也考虑了很多问题。谢谢你讲的这些意见。
邓朴方：我们所做的，不过是铺路搭桥的工作，是为后人打基础。困难很多，但我们不怕别人说闲话，不怕说三道四，为了广大残疾人，为了社会的文明进步，我们要这样干下去。
[1] 这是邓朴方同志与中共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文件起草小组同志的谈话（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