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香港记者问[1]
（一九八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记者：大陆残疾人数是怎样统计出来的？两千万的数字从何而来？
邓朴方：残疾人数的统计，在任何国家都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人口面比较大，中国有十亿人，在统计的时候是有技术问题的；什么样的算，什么样的不算，很难作为一个普查项目来实现，所以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普查数字，有的只是一些部门的抽样调查。比如说在一个省，一个城市的街道，农村的城镇或乡村，做个局部调查，再根据这个数字进行推算，估计两千万是一个偏低的数字。
记者：在两千万残疾人中，“文革”致残的有多少？
邓朴方：对不起，这个我还不掌握。
记者：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今后有何计划？
邓朴方：这个刚才我已经讲了一下。
记者：今后如何加强香港与内地康复机构的联系？
邓朴方：这个……（向方心让）方先生呀，这就看我们怎样做了。
方心让：我们有好的开始，当然以后要慢慢努力去做。
记者：你对香港的福利制度有什么意见？认为有什么需要改善的？
邓朴方：我现在了解还不多，但觉得有一点是有些差别的，就是在中国，有很完善的劳动保护制度，我在香港还没有听说有这种劳动保护制度。如果在这方面有改善，我想对香港的伤残人士是很大的福音。
记者：你对香港的福利制度有什么印象？能不能和内地作些比较？
邓朴方：我觉得在方先生的领导下，香港的福利事业有很多优点，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是利用各种民间力量，把事情做得更活，社会力量动员得更多，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中国的方式呢，以前都是政府做。作为民间组织应怎样发挥作用？那就看今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成绩了。
记者：你来了香港几天，有什么感受？
邓朴方：昨天有记者问过我，我回答说比我想象的好。今天有报纸说是“样样好”，这不太恰当。这是语言障碍造成的，所以我今天讲话慢一些。
我觉得香港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里发展得很快，已经成为贸易、金融的中心。香港不但是五百万人对香港的贡献，也是对中国人的贡献。我来到这里以后感到非常自然，非常和谐，尤其是跟方心让先生的合作，和张建华总经理的合作，感到非常融洽。我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能更多地看香港，有更深的印象，以便日后做好我们的工作。
记者：你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什么可以吸收以加速中国的四个现代化？
邓朴方：我想资本主义的很多东西、很多内容，对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是有帮助的，比如说科技的发达，工作的效率。中国还是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的社会，所以很多资本主义的东西进入大陆，包括生产力、高度的科技成果、良好的经营管理，都是对四个现代化有益的。
记者：来港以后，有什么事情和人物令你印象深刻？
邓朴方：首先第一个是方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也不是认识一天，但这次方先生为我们做的安排，对我们的帮助，都给我深刻的印象。
另外，我还见到了其他的康复界人士，他们工作的卓有成效，对我来说，印象都是深刻的。当然，我们还见了其他方面的人物，比如说，昨天我见了港督尤德先生，我发现，尤德先生对香港的康复工作还是很有认识的，也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对此我感到欣慰。
记者：你现在了解到的香港社会是怎样的？你觉得香港同胞与国内同胞有何分别？
邓朴方：首先有一条是相同的：香港同胞和国内同胞都是中国人，都是黄皮肤、黑头发。区别嘛，国内整体的社会情况，一般是生活上都得到保障，所以节奏还不太紧张；香港同胞的生活节奏是比较紧张一点。哪一个比较好呢？我看嘛，既要有生活保障，也要生活紧张起来。
记者：你会不会把你在香港的所见所闻告诉你的父亲？
邓朴方：我想这个问题很简单。我做的是福利事业，他做的是政治工作，可能性质差别大一点。
记者：到目前为止，你对香港社会和香港同胞有什么了解？回去后会把这些了解转告有关部门吗？
邓朴方：了解说不上，皮毛之见恐怕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不过香港的人民——五百万人民——建立香港经济繁荣的贡献，我想这点是肯定的。
记者：为什么希望了解香港和香港同胞？这是你此行的目的吗？你会不会和邓小平主任谈你的感受？
邓朴方：我想香港同胞既然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都是中国人，但我们好像离得比较远一些，加强互相了解，对将来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对将来祖国统一强大，都是有好处的。
记者：邓先生，请谈一下个人的生活、工作情况及年轻时有什么志愿？有没有考虑从政？“文革”带给你的创伤是怎样克服的？
邓朴方：关于我的过去其实很简单。上学，小时候比较淘气；随着学历的增长，觉得应该贡献自己的力量，努力为社会多做点事情；我大学是学物理的。年轻时是我想当个物理学家，现在是不太可能了。
至于“文化大革命”，这个疯狂时代已经过去了，它留下的创伤需要全国人民共同来克服。对我来说，就是感觉到有一点，如果不做点事情，内心觉得非常空虚，所以我就尽自己能力做点事情。现在我也是伤残人士了，所以做这个工作还是比较适合的。
记者：对“四人帮”有什么看法？
邓朴方：对“四人帮”的看法在座诸位都相同吧？现在恐怕没有人说“四人帮”是好人了吧！这种人也是历史形成的，是作为中国长期以来封建制度所产生的一种余孽，不过是以极“左”的旗号打出来的。对“文革”的看法是已经彻底否定。
记者：“文革”的极“左”路线是否一去不复返了？
邓朴方：我想这个问题可以谈谈。我来到以后很多人问我九七年的问题，繁荣的问题，中国政治上会不会有变动？这是大家担心的问题。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但也说明一个问题，这样的担心起码是对中国大陆的真实情况还缺乏一种了解。在“文革”以后，中国共产党大力拨乱反正，搞开放、搞改革，恐怕这种势力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这是汹涌澎湃的浪潮。那么不拥护改革的有没有？不拥护开放的有没有？也有，但这种人并不多，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当中，对“文化大革命”都是深深地厌恶，所以要是谁要再来走“文革”的路线，再搞极“左”，在中国是吃不开的，会遭到很强大的力量的反对。就拿我本人来说，也是不允许的。所以中国政策的稳定性，我自己是一点也不怀疑的。
记者：邓先生有没有考虑过从政？
邓朴方：我以前想当物理学家，现在是社会福利家，无论什么家，恐怕都和政治有点联系。就说我来以后，大家问我的问题不也都是政治问题吗？恐怕这也和政治有点联系，是主观联系或是客观联系，跟从政是两回事儿。
记者：可不可以讲些有关你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邓朴方：恐怕我是个不大有味道的人，所以我的学习和生活没有什么戏剧性。
记者：你这次来港，令尊大人有没有托你给香港同胞带口信？
邓朴方：我来港的时候没有跟他说。
记者：你回去后会不会谈胡汉辉先生邀请你父亲来港的事？
邓朴方：我昨天也碰到这个问题。胡先生提出这个问题，我当时说，许家屯同志了解他的意愿比我了解更有用。
记者：邓小平是否会来香港访问？
邓朴方：这个他自己决定，我不了解这个情况。
记者：邓小平主任在中国政坛有三起三落的记录，这对你和你的家人有没有直接的影响？
邓朴方：作为一个名人的儿子，有时候我觉得有一种心理压力，恐怕三起三落对我们影响很大。前一起落，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后面的两个起落，是有直接影响。中国从几千年封建社会下来，还有残存的封建势力，总喜欢把老子和儿子连在一起，这种事情是不正常的，这要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排除。
记者：对你是否有心理压力？
邓朴方：当然是有的了！顺利的时候，朋友多，奉承的人也多，我就很讨厌这种事情，总希望能够有一个正常的环境来发挥自己的作用，不要靠什么势力来做事情。当然，这叫做“热”，热也热得难受。那么在“落”的时候，当然受到各种各样的非难和挫折就更大。我认为这也是不公平的，这叫做“冷”，冷得可怕。所以我总想，如果我们中国能够把封建残余势力扫除干净，人们能够有正常发展的途径，我觉得是很好的。
记者：请邓朴方先生谈谈对香港前途问题有什么看法！
邓朴方：对香港前途，我不是政治家，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是应该看到香港是有前途的，而且香港的繁荣稳定是一定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作为香港这样一个经济和贸易发达的城市，它是有必要存在下去的。不但对香港人重要，对全国人民也是重要的，对英国、美国等其他国家也是重要的。这就是繁荣和稳定必然继续下去的基础。作为中国政府，对香港繁荣稳定是有诚心的，这点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除了有基础和有诚心以外，还有一条就是要有现实的态度。对现实的问题，有现实的态度，这也是中国政府方面愿意香港繁荣稳定的因素之一。那么作为港人愿不愿意香港繁荣稳定？我想回答是肯定的。大家都能够努力合作，采取真诚的现实的态度，我想香港的前途是没有问题的。
记者：请你对国内的政治制度下点评语。
邓朴方：恐怕又涉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了。我认为社会主义是在一个国家一种现实的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尤其在中国，它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多数的支持，大家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制度之下。这个制度不是从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而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上发展起来的，这里面就有封建的残余。所以在社会主义里有两点，一点是和封建残余作斗争，要消灭封建残余；另外就是对资本主义的一些腐朽没落的东西进行批判。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能够使人民群众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一个合理的社会里面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我的信心还是很大的。
记者：邓先生，你来港时曾提及要让港人了解中国的新气象，究竟所指的是什么？
邓朴方：中国大陆的新气象，刚才我也说了一些，希望香港的记者先生和女士们，要真正了解中国内部发生的变化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国内部的改革和开放势不可当；中国人民愿意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富强，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现在中国人民都在努力做这个事情。你们看，北京这几年，建设发展相当大、相当快，高楼天天在建起来。其他地方只要努力做，认真做，只要不搞极“左”的那一套，那么，中国的发展繁荣是没有问题的。
[1] 这是邓朴方同志率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访问团访问香港时在记者招待会上接受采访的记录。原载一九八四年九月一日《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