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序言报告
档案夹封面上盖着的OPK三个字母，代表的是Operative Personenkontrolle，也就是作战性个人管制档案。根据东德国家安全部的高等法律学院所订定的1985年版《政治作战工作辞典》，所谓作战性个人管制是指：辨识可能违反刑法、可能抱持“敌意负面态度”，或可能被敌人基于敌对目的而利用的人。作战性个人管制的中心目的，根据字典的解释，是要回答“谁是谁”的问题。每个档案一翻开以后，便会有一段“序言报告”和一个“行动计划”。
我的序言报告写于1981年3月，执笔者为一名叫文特少尉的人。他很详细地描述了我的个人资料，说明我如何从1978年起开始在西柏林读书，从1980年1月到8月（其实应该是到10月）搬迁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东德坚持要这么称呼东柏林）。我不时从西柏林旅行到东德及波兰。我经常与“军事策略性相关人物”联络。因此，他们认为“有理由怀疑‘G.’（就是我的姓氏加顿艾什［Garton Ash］的缩写。不用‘G.’时，他们便用‘被观察者’、‘该目标’、‘罗密欧’等名称来称呼我）故意利用他学生兼记者的正式身份，从事间谍活动”。
文特少尉并阅览、节录了国家安全部主持反情报的单位，Ⅱ/9组，专门为部内其他单位做的类似情报报告，其中第一手资料包括：有关我个人的观察报告；从我的朋友，如一名叫维尔纳·克雷奇尔的新教牧师的档案中节录下的一些资料；我替西德的《明镜周刊》（Der Spiegel）所写的一篇有关波兰的报道影印本；我个人记录下的波兰相关笔记和文件——显然是我有一次从舍讷费尔德机场飞往华沙，他们秘密搜查我的行李时所拍摄下来的；连我在牛津的老师为我写给英国领事馆的推荐信，都被收进了档案。档案总共有325页。
文特的报告特别注重资料来源，他大量采用国安部线民所搜集来的情报。在安全部的语言中，线民的正式名称为非正式职员（Inoffizielle Mitarbeiter，简称IM）。他们之间又有好几个分类：安全、特殊、军事作战、敌后，甚至有一组专门监视线民的线民。从1989年开始，IM已成为德文的一部分，就好像SS（党卫军）在所有欧洲语言中，都代表着纳粹主义的粗鲁、暴力与野蛮兽性一样。IM在德文中已经成为如德国共产党独裁一般的经常性、组织性的渗透、威吓、通报行为，亦即成熟极权主义的一种静默的腐败形式。在1990年代初时，德国任何一个有名气的政治家、学者、记者或牧师，只要国家安全档案记录中显示他曾经是一名IM，一经发现以后，这个人就会从此消失于公众眼前。IM是一个污点。
不过，污点还是先需要被指认、暴露出来，才算污点。秘密警察给每个IM，还有每个观察目标，都取了个假名，以为代号。事实上，大部分的IM的假名都是自己取的。为自己挑一个秘密名字，几乎可以说是成为一名常任IM的洗礼仪式。在两德统一以后，一个东德知名的盲眼DJ，卢特·贝尔特拉姆（Lute Bertram），被人发现是线民，他的代号是罗密欧。如果他曾经遇见过我的话，我猜想，那局面就变成罗密欧告罗密欧的密了。
我的序言报告总结了许多线民提供的有关我的信息，其中包括IM“史密斯”，IM“舒尔特”，IM“米夏拉”，还有她的丈夫，KP（代表Contact Person，联络人）“格奥尔格”，他的前妻爱丽丝，化名“红丽丝”。报告撰写人文特少尉还提到，红丽丝在与格奥尔格结婚前，曾与金姆·菲尔比[1]有过婚姻关系，而菲尔比正是英国最有名的苏联间谍。
文特少尉发现G.工作时有学者巨细靡遗的特性，但是态度上却表现出“布尔乔亚的自由意识，对工人阶级毫无责任感”，“表面上，G.给人相当随和的印象，一般而言与‘典型英国知识分子’并无二致（这个怪异的评语来自IM‘史密斯’）”。不过，我是有可能接触过想要从我身上取得情报的人，并在他们心目中留下不同的印象。在往来波兰时，我接触的人毫无疑问属于“反社会主义”阵营。所以，这些情报单位的人会想要知道更多有关我的事情，以决定能否以刑法第九十七条起诉我，是可以理解的。根据刑法第九十七条，任何人搜集、传递应该保留为秘密的“信息性物品”给外国政府、秘密组织或其他不确定的“外国组织”，得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重大者，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接下来的“行动计划”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线民的部署。从“史密斯”开始：“考虑该员的主观、客观可能性后，他虽与G.失联，可重建与他的关系”，并设定在1981年4月15日以前，“史密斯”应做出一份书面报告。“负责人：文特少尉。”“舒尔特”和“米夏拉”应恢复活动：这是文特少尉5月1日的报告中所做的建议。此外，该报告还表示，“HVA-I 的一名IM，即G.在柏林洪堡大学的指导教授，亦应加入作业”。
HVA是东德的海外情报部门，全名为Hauptverwaltung Aufklärung（可直译为“启蒙总管理处”，因为Aufklärung较为通常的解释为“启蒙”[2]）。启蒙部由绰号“米沙”的马可·沃尔夫领导，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小说《冷战谍魂》（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中的部门“the Abteilung”就是以“启蒙部”为蓝本写成的。HVA-I启蒙部第一组，主要职责为监视在波恩的西德政府。
接下来，行动计划谈到了“作战观察及调查”，其中包括调查在我读柏林洪堡大学时租给我那间有景观的房间的房东，克来索夫妇。第三部分行动计划，指示启蒙部第六组，也就是负责控管越境交通的国安部第六处，以及“邮件管制”的第M组。计划中提到了“G.在西柏林的地址”，想必是指将我的信件从西柏林转来时的地址，因为国安部通常无法任意窥伺到任何人在西柏林的信件。文特少尉的任务，显然是要做成一个报告，评估是否将调查扩大为全面性的作战个案，简称OV。全面性作战个案，是最高层次的作业，对象包括所有已知批评和反对东德政权的不满分子。例如，我的朋友维尔纳·克雷奇尔，就是OV“山毛榉”（Beech-tree）。
在行动计划的最后面，还有一项“与其他服务单位的合作”部分。计划提议与XX/4组（负责渗透教会）合作，检查我和“山毛榉”之间的接触。计划还提到将“询问苏联安全部门，目前英国是否仍汲汲追查金姆·菲尔比案”。“必须与AG4进行实质合作”，以便在我到波兰访问时，安排线民贴身监视与观察。AG4是国安部在波兰发生团结工会革命以后建立的一个工作小组。负责人是黎瑟少校。
报告的最后，不但有文特少尉签字，还有负责所有西欧情报工作的Ⅱ/9组组长考尔富斯中校的批签。
原来他们的“行动计划”是这样子的。针对这份档案，我也策划了一个行动计划：调查他们对我的调查计划。我准备循线追踪，找到和我的个案相关的所有线民和官员，和他们讨论，并将国安部的记录，与我的个人回忆、当时的日记、随笔、我曾经写过有关那一段时间的政治史等，相互比对。然后，就会知道自己将发现些什么了。
全名累赘冗长的“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联邦授权记录局”，通常简称为高克机构（Gauck Authority），因为这个单位是由有力而辩才无碍的东德牧师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管理，我的档案便是从高克机构在柏林的主档案室调出来的，事实上，该档案室也是当年国家安全部的中央档案室。东德的国家安全部组织庞大，办公室绵延好几栋，在东柏林市东端的诺曼街上，占据了整整一个半街口。部长的办公室和公寓，几乎仍保留着最后一任部长离去前的原样：桌上的多台电话（机密、极机密、最高机密），部长整齐的小卧室，一盘“理查·佐尔格”（Richard Sorge）幼儿园小朋友特别为他做的黏土模型，包括一根黏土香蕉、一个小精灵、一个上面写着“吉宁”的小狗和一个由“克里斯汀”做的柠檬。
大部分的办公室大楼，现在都已移作他用。过去密封起来，杜绝秘密文件遭双面间谍泄露的窗户，都已对外敞开。文特少尉、考尔富斯中校之辈或曾做过偷鸡摸狗事情的地方，现在都只是一间间平常的办公室：一家超级市场、一家健身房兼桑拿室、一家劳工中介所。可是，档案室仍维持原有之功能。
在索引室，一些穿着明亮的粉红色罩衫和尼龙长裤的中年妇女，穿着塑胶拖鞋在许多巨大的索引卡机器之间走来走去。我之所以说索引卡机器，是因为那些大索引卡盒子都是由马达推动的，悬吊在一根大轴上，就好像游乐场内的大车轮一样，只要按K钮，大车轮就会一直转到K盒在最上端为止。这个F16——大车轮系统的代号——索引系统内都是真实姓名，只不过安排的顺序按照的是国安部自己的声韵次序，例如，Muller，Mueller，Möller，Müller都排在一起（如果你是从偷听电话而得到的名字，就不知道该如何拼了）。如果发生这类问题，穿粉红罩衫的女性工作人员就会建议你去找F22索引系统——依照个案号码排列——或者去找其他主管的个案记录，然后再到该大楼七层加固的仓库中，寻找想要的个别档案。啪嗒、啪嗒，粉红罩衫女士们的拖鞋踩过来、踩过去，资料库就这么搅出一块块下了毒的玛德莱娜蛋糕。
在走廊的另外一端，有一间“传统室”（tradition room），里面有各种奖杯、奖状、列宁的胸像、“契卡”优良工作记录。“契卡”为苏联对秘密警察的称呼：“只有那些头脑冷静、心底温暖、手脚干净的人，才能成为契卡人”（契卡创建者捷尔任斯基［F.Dzerzhinsky］所言）。桌上有很多看起来像果酱罐子的玻璃瓶，瓶身上仔细贴着标签，里面是一块肮脏的天鹅绒布，也就是个人味道的样本。警犬只需要从这里知道某一个人的味道以后，便可担负追踪任务了。根据国安部辞典，它们的正确名称为“嗅觉保存物”。我站在那儿，不禁开始狂想：或许在这栋硕大的建筑的某一个角落，我过去的味道还像果酱一样被保存得好好的？
接下来，是他们称之为铜锅炉的一间又深又大、四处用金属包起来的房间。国家安全部原本计划在里面安装一部全新而庞大的电脑系统，把每个人的信息都放进去。用金属将房间包起来的目的，在于隔绝外界的电子干扰。现在铜锅炉里面堆放着的是几百件大袋的纸张，也就是从1989年秋的大规模抗议开始，一直到1990年初民众冲进国家安全部之间，部内大量销毁的文件残骸。假设国安部一定先从最重要、最敏感的资料开始销毁，高克机构现在正努力地一片一片将它们拼回原状。
总而言之，这个高克机构是个非常奇怪的地方：它是在过去可以称为“国家恐怖部”的地盘上所新建的“国家真相部”。它位于柏林中央的行政部门内，很多大楼的走廊虽然现已装上了西德的新式照明和塑胶地板，东德味道却仍然弥漫在组织内：阴郁的啤酒肚门房，访客必须别在身上的识别证，各种不合理的规定，三联式的申请表，随处收费的习惯——一切的一切，都令人回想到东德的官僚主义。当然，还有那傲慢的福利国家所留下的各种习性。高克机构的职员中，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人，不是去吃中饭，就是去休假，否则就是“去看医生”了。我好像回到过去，几乎可以听到德国上班族之间的标准问候语“祝你用餐愉快！”（Mahlzeit！），此起彼伏，穿越时空而来，或似乎听到了一名秘书对另外一名说“我可以用你的碎纸机吗？”的声音，从走廊另一端传了过来。刹那间，我脑中浮现出一个形象：这个在原来的国家安全部之上建起的新机构，每天没完没了地尝试将撕碎的纸张拼凑起来。
现在，每张我们所看到的文件，都经过机构的档案室人员整理，将新的编号整齐地盖印在国安部小心翼翼手写的页码之上。这虽然可笑，但反映出的正是德国人一丝不苟的一面。一个极端接收下另外一个极端。东德想必是现代史中，秘密警察组织最广泛、严密、滴水不漏的极权国家了。而新德国则是现代民主国家中，最大量将过去极权统治中的资料暴露于民众眼前的政府了。
1991年，统一后的德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特殊法，小心规定了这些档案的用途。舒尔茨女士比我先阅读了我的档案，正是规定的一部分。根据这项彻底执行的法律，工作人员应该先将有国安部受害者或无辜第三者出现的特殊页挑出来影印，将名字涂黑，再影印一次，确保即使透过强光，也无法读出那些名字。同时，工作人员必须要抽出任何与当事人无直接关系的第三者资料。但是，秘密警察的工作就是要搜集、挖掘私生活中最不为人知的细节，其中哪些算是与被害者有直接关系，哪些不算呢？而高克机构的工作人员又凭什么来判别呢？
阅读档案的结果可以极为可怕。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现在变得非常有名的个案。薇拉·沃伦贝格（Vera Wollenberg）为维尔纳·克雷奇尔牧师所在潘科教区中的一名政治活跃分子。她阅读自己的档案时发现，她的丈夫从认识她的第一天，就开始打她的小报告。例如，星期天全家出去散步，星期一，她的丈夫努德就会到国安部把所有的事都向她的个案负责人全盘托出。她以为她和努德结了婚，事实上，她的结婚对象为IM“唐诺”（薇拉在回忆录中称呼他时，不是努德唐诺，就是唐诺努德。两人现已离婚）。另外一个有名的案例为作家汉斯·约阿希姆·舍德利希（Hans Joachim Schädlich）。他发现他的哥哥一直在监视他。上面的两个例子中的当事人，都是看过档案才知道事情真相的。如果没有档案的话，他们或许还是亲爱的兄弟、和睦的夫妻——只不过爱是建筑在谎言之上的堡垒而已。
副作用中也有轻松的一面。当特别法通过后，柏林洪堡大学的学生向女朋友吹牛时会说：“当然我得想办法去看我的档案。简直不敢想象里面会写些什么，不过，我非知道不可。”甜蜜性感的女孩对这样的男生，能不印象深刻吗？然后，高克机构的回信到来：到目前为止，本机构还未发现你的档案。羞辱。甜蜜的性感小猫转而去找另外一个有档案的男孩做她的男朋友。
当我告诉朋友有关我的档案的事时，他们的反应非常奇怪，说什么：“你好幸运！”“真特别！”如果朋友中有人曾和东德有关的话，他们可能会说：“对，我也得去申请看我的。”或是：“看起来我的已经被销毁了。”还有人说：“高克说我的档案在莫斯科。”从来没有人说：“我确定他们没有我的档案。”如果由弗洛伊德观点来看，这些人得的可以说是“档案嫉妒症候群”了。
其实我的档案和其他人的相比算不了什么。我的全装在一个档案夹内，而作家尤尔根·福切斯（Jürgen Fuchs）的资料，需要三十个档案夹。我的只有325页，而异议歌手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则有4万页。不过，小钥匙也可以打开大锁，一块小敲门砖可以让我进入大房间。不仅在德国，任何有秘密警察的地方，一般人都会抗议，说那些秘密档案非常不可靠，充斥扭曲、伪造的情事。果真如此的话，这种事应该也会反映在我的档案上。为什么不从我开始测试一下？毕竟，我最想要知道的就是这个了。另外，负责我案子的军官和线民心中是怎么想的？把我当成什么？难道档案和档案后面的男男女女，能够告诉我们比有关共产主义、冷战、间谍工作有意义或无意义更多的事情吗？如此大规模、有系统地对民众公开秘密警察档案，是史无前例的。过去从来没有任何地方或任何人做过。这种做法是对的吗？对相关人士会有什么影响？经过这个事件，我们应该对历史、对记忆、对自己、对人类本身，都获得更多体会才对。因此，我要先声明，如果我在书中表现出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的感觉，请别误会。我只是一个窗口、一个样本、一个达成目的的方法、一个实验的目标。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不仅得探索一份档案，还要走进一段人生：一段我曾经走过、拥有过的人生。万一你有任何怀疑的话，我必须先澄清，这本书中述说的“一段人生”，和“我的人生”是不一样的。通常当我们谈到自己的人生时，谈的只是自己的过去，集合了自己生命中走过的许多事件的心理自传。然而，真实发生的一段人生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在寻找那个失去的自我时，我同时也在寻找那失落的时代，并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人如何形塑另外一个人？历史时间和个人时间，公众和私人，伟大事件和个人生活。历史学家基斯·托马斯（Keith Thomas）在写到传统政治史忽略了绝大部分的人类经验时，引用了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话：
回顾过去，我至少看到了我的内心所承受的当中，有多少是由现代的“律法或君王”，也就是因为东西不同的体制以及两者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或许，毕竟，约翰逊所表达的道理并非放诸四海皆准，而仅适用于他的周围。要是哪个国家真有这种情形，就算它的运气好了。
[1]金姆·菲尔比（Kim Philby，1912—1988），原名哈罗德·艾德林·拉塞尔·菲尔比（Harold Adrian Russell Philby），系英国“剑桥间谍圈”（Cambridge Spy Ring）中知名的“第三人”（The Third Man）。1934年间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和其他两名同学柏吉斯（Guy Francis de Mincy Burgess）和麦克莱恩（Donald Duart MacLean）为苏联谍报单位吸收，三人分别潜伏与渗透到英国情报机构，为敌方工作几达三十年，其中菲尔比曾经被喻为“本世纪恶行最为重大的间谍”。菲尔比在1941年进入英国秘密情报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简称MI6），随即多次获得组织拔擢，稍后并晋升为MI6第九组首脑，负责对苏联反间谍渗透工作，在菲尔比内神通外鬼的协助之下，英国不但对于苏联间谍活动一筹莫展，己方情报单位还经常为敌方破获。金姆·菲尔比最后在1963年，自知即将被捕之前，畏罪潜逃到苏联。
[2]中国习惯上译为“侦查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