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
本书是第三帝国史三部曲的第一卷。它从19世纪的俾斯麦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处在战后苦涩年代的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着手，追溯了第三帝国的起源；继而讲述了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期间，纳粹党徒通过赢得选举并结合大规模政治暴力手段上台掌权的过程。本卷的核心主题是，纳粹党徒是如何在很短时间内在德国建立起一党独裁统治的，而且似乎没有受到德国民众实质上的抵抗。第二卷讲述第三帝国在1933—1939年的发展，分析其各个核心机构，描述其运作方式及其治下民众的生活状况，讲述它为恢复德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而对国民进行的战争动员。最后一卷的主题是战争始末，讲述了第三帝国的军事征服政策、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动员与镇压政策，以及种族灭绝政策的迅速极端化，一直写到它最终在1945年全面崩溃与覆灭。结尾一章将剖析第三帝国在其短短12年的历史中所造成的后果及其遗留给现在与未来的问题。
这三部曲主要是为那些对第三帝国一无所知，或者略知一二并想要了解更多的人而写的。我希望专家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但这套书的主要目标读者并不是他们。近年来，第三帝国的遗留问题在媒体上被广泛讨论，一如既往地吸引着普遍的关注，归还与赔偿、罪责与道歉已成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虽然随处可见第三帝国的影像，以及提醒我们注意纳粹德国在1933—1945年间影响的博物馆和纪念碑，但这一切的产生背景在第三帝国史的相关撰述中尚付阙如，那恰恰是这三部曲旨在提供的内容。
任何要开始这样一项工程的人必定首先自问：是否真的有必要另写一部纳粹德国史。我们确实已经写尽了吗？确实已经书写到几乎无可增补的程度了吗？毋庸置疑，极少有哪个历史课题曾受到过如此密集的研究。由勤勉的迈克尔·鲁克（Michael Ruck）出版的关于纳粹主义的标准参考文献，在2000年最新版中列出了37,000多个条目；而1995年第一版中所列的条目仅有25,000个。标题数量的惊人增长，雄辩地证明了有关此一课题的出版物持续涌现、从未断绝。[1]没有哪位历史学家有望通晓如此之多的文献，哪怕只是其中的主要部分。确实，有些研究者面对如此卷帙浩繁、几乎不可能整合在一起的参考资料，就已经望而却步，绝望地放弃努力了。结果就是，书写第三帝国全史的作品实际上出乎意料地少之又少。近年来确实出版了一些精彩的概括式简史，尤其是诺伯特·弗赖（Norbert Frei）和卢多尔夫·赫布斯特（Ludolf Herbst）的著作[2]；出版了一些有启发性的分析性史论，特别是德特勒夫·波伊克特（Detlev Peukert）所著的《纳粹德国内幕》（Inside Nazi Germany）[3]；也出版过一些实用的文件汇编，其中由杰里米·诺克斯（Jeremy Noakes）编选并详细评注的4卷英文版文选相当出色。[4]
然而，为普通读者撰写的有关纳粹德国史的全景式鸿篇巨制屈指可数。其中首推的，也是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作品，是威廉·L. 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的《第三帝国的兴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出版于1960年。自问世以来，夏伊勒的著作在40年间†可能已售出数百万册，或者更多；它从未断版，对于许多需要一部通俗易懂的纳粹德国全史的人来说，它一直是首选读物。该书的成功自有充分的理由：夏伊勒是位美国记者，在1941年12月美国参战之前，一直从纳粹德国发回报道。凭借记者所特有的观察力，他擅长捕捉生动的细节和富有启示性的事件。该书充满人情味，引用了许多绝妙的戏剧对白，而且文笔尽显一位老练的记者从前线发回新闻报道时所展露的那种才华与风格。但它受到了历史专业人士的一致抨击。流亡的德国学者克劳斯·爱泼斯坦（Klaus Epstein）道出了许多人的看法，他指出，夏伊勒作品所呈现的德国历史，是一种“粗糙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叙述，似乎在说纳粹攫取政权完全是历史的必然。其报道存在“明显的缺陷”，过分侧重高层政治、外交政策和军事行动，即使在1960年，它也“根本无法与当今学界对纳粹时期的研究相提并论”。近半个世纪之后，这一评语比爱泼斯坦当时更加令人信服。因此，尽管优点很多，但夏伊勒所呈现的纳粹德国史无法真正满足21世纪初读者的需要。[5]
德国政治学家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尔（Karl Dietrich Bracher）的研究与夏伊勒的作品截然不同，他在1969年出版的《德国的独裁政府》（The German Dictatorship）中，总结了自己对魏玛共和国倒台以及纳粹攫取政权所做的开创性研究，他的研究至今依然具有价值，其中最精彩之处是纳粹主义的起源与发展及其与德国历史的关系，这恰恰是夏伊勒作品最薄弱的地方。布拉赫尔用将近半部书的篇幅论述这些专题，其余部分则略论了第三帝国的政治结构、外交政策、经济与社会、文化与艺术、战时政权以及纳粹体制的崩溃。尽管存在这种不平衡，但其论述既精辟又权威，至今仍是一部经典作品。布拉赫尔著述的突出优点，在于其分析的清晰，以及他对书中所涵盖的一切内容寻根究底式的说明、叙述和阐释。它是一部可以一读再读、常读常新的作品。不过，该书不仅在论述专题时用力不均，而且行文方式显然是学术性的，往往令人难以卒读。在过去的35年间，它已不可避免地被许多领域的研究所超越。[6]
关于纳粹德国的著述，如果说夏伊勒呈现了通俗的一面、布拉赫尔呈现了学术的一面，那么最近，有位作者则成功地弥合了二者之间的鸿沟。英国历史学家伊恩·克肖（Ian Kershaw）的两卷本《希特勒》（Hitler）成功地将希特勒的人生嵌入德国现代史，展示了他的个人兴衰与宏观的历史因素有着怎样的关联。但克肖所著《希特勒》并非一部纳粹德国史。实际上，随着希特勒本人在战争期间日渐孤立，该书的关注范围也不可避免地随着叙述的推进而渐趋狭窄。它着重探讨了希特勒最为关注的领域，即外交政策、战争和种族事务，而显然无法采用普通人的视角，或大量着墨于希特勒并不直接关注的诸多领域。[7]因此，我写作这三部曲的主要目的，一是涵盖第三帝国史所涉及的范围广阔的主要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外交和军事事务，还包括社会、经济、种族政策、警察与司法、文学、文化与艺术，这样的广度是以往著述出于各种原因而缺失的；二是将这些方面整合起来，展示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
克肖所著传记的成功，表明对纳粹德国的研究是一项不分国界的事业。最新出版的关于此专题的全景式大部头，也是由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撰写的——迈克尔·伯利（Michael Burleigh）的《第三帝国史新编》（The Third Reich: A New History）。该书以其他著作不曾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使读者从一开始就清楚地认识到纳粹政权的暴力本质。伯利的抱怨没错：学院派作者描绘的纳粹党徒形象，往往显得苍白、近乎抽象，似乎有关纳粹党徒的理论和辩论比他们本身更加重要。他的著作极大地修正了这种平衡。伯利的主要目的是从道德的角度书写一部第三帝国史。《第三帝国史新编》侧重于大屠杀、抵抗与合作、政治暴力与政治胁迫、罪恶与暴行，从而有力地重申了一个近年常常被淡化的观点：纳粹德国属于极权独裁政体。然而该书没有详细探讨近年来人们一直在研究的有关纳粹德国的专题——外交政策、军事战略、经济状况、社会变迁、文化与艺术、宣传、妇女与家庭等等。而且，由于优先考虑的是价值判断，因此该书在解释和分析时往往失之草率。例如，将纳粹意识形态斥为“歪理”、“自负的谬论”等等，以此强调德国人的道德堕落——抛弃了对于道义的思考。但是人们有理由采用与伯利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像布拉赫尔那样，认真地对待纳粹的思想观点，无论它们在现代读者看来多么令人厌恶或感到荒谬，并对那么多德国民众如何以及为何相信它们做出解释。[8]
本书尽量博采如上述作品等以往著述之所长。像夏伊勒的作品一样，本书首先是叙述式的，旨在按时间顺序讲述第三帝国的历史，并展示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叙述史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有好多年不再流行，因为各地的历史学家普遍侧重于使用社会科学领域的分析方法。但是近年出版的各种大部头叙述史著作表明，史家能够做到用叙述体书写历史，同时又不牺牲分析的严谨或解释的力度。[9]与夏伊勒一样，本书也试图展现那些生活在书中所述岁月里的个人。纳粹党对德国历史的歪曲、个人崇拜，以及第三帝国历史书写者对领袖的尊崇，导致二战后的德国史学家走向另一面，在修史时完全不述及个体人物的性格。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现代社会史研究的影响下，史学家最感兴趣的是宏观的结构与进程[10]，这一时期所产生的作品极大地推进了我们对纳粹德国的认识。然而在追求知性解读的过程中，有血有肉的个人几乎从史家视野中消失了。因此本书的写作目的之一，就是将个人放回到历史图景中去。我在书中自始至终尽量引述当时人物的文字和言论，并将宏观叙述和分析性梳理与卷入历史事件中的真实男女的故事并置呈现，涉及的人物上自政府高层，下至普通公民。[11]
没有什么比个体经历的叙述更能使今人深切地体会到，时人不得不做出的抉择是多么复杂，其面临的处境是多么困难，常常令人迷惘。时人判断事情，不像今人有后见之明的优势：他们无法在1930年知道1933年将发生什么，无法在1933年知道1939年或1942年或1945年将发生什么。如果能有先见之明，时人无疑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历史写作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想象自己置身昔日世界，怀着时人在面对未来（对历史学家来说那已成为过去）何去何从时的全部疑虑与彷徨。今人回顾历史时觉得似乎不可避免的发展进程，在当时则绝非如此。我在本书中一再提醒读者，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历史的许多节点，事态的发展本可以轻易地走到截然不同的方向。马克思说过一句令人难忘的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那些条件不仅包括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还包括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行动依据的基本假定，以及影响其行为的原则与信念。[12]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当今读者还原上述所有条件，并且，借用另一句关于历史的名言，提醒读者：“往昔犹如异乡，那里的人们做事都和今天不一样。”[13]
基于以下原因，我认为历史著作如果津津乐道于道德判断是不恰当的。其一，那样做罔顾历史情境；其二，那样做失之傲慢自负。我无法知道如果自己生活在第三帝国治下会如何行事，因为，如果生活在当时，我也许是一个不同于今日之我的人。自1990年代初以来，道德、宗教和法律领域的概念与方法，不断被用于有关纳粹德国以及越来越多其他专题的历史研究。做出评判有时是恰当的，比如判断某些个人或群体是否应该因其在纳粹治下所遭受的苦难而获得赔偿，或者相反，判断是否应该强制某些个人或群体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形式为他们施加给他人的苦难做出赔偿。在这种情况下，评判不仅正当，而且重要。然而评判并不属于历史著作的范畴。[14]正如伊恩·克肖所说：“对于一个局外人，一个未曾亲历纳粹统治的外国人来说，批评亲历者、指望他们秉持在当时环境下几乎难以达到的行为准则，未免过于轻率。”[15]反思那个已经远去的年代时，克肖所说的道理同样适用于当今的绝大多数德国人。因此，我尽量避免使用那些背负着道德、宗教或者伦理包袱的语言。本书旨在理解那段历史，评判则留给读者。
搞清楚纳粹是如何以及为何上台的，在今天与在过去一样重要，或许随着记忆的消退，甚至更为重要。我们需要探究纳粹党徒的心理；需要揭示纳粹的反对者为何未能阻止他们；需要明白纳粹所建立的独裁政权的本质和运作方式；需要了解第三帝国将欧洲和世界拖入一场空前残酷的战争的过程，那场战争以帝国自身灾难性的覆灭而告终。20世纪上半叶还发生了其他几场浩劫，然而没有哪场浩劫具有像纳粹统治这样深远或持久的影响力。从种族歧视和种族仇恨被奉为其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到发动一场残酷的毁灭性征服战争，第三帝国在现代世界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是其他政权未曾做到的——或许我们该为此感到庆幸。德国这样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如何在不到一个世代里将欧洲引入道德、物质和文化的废墟与绝望之中，这段历史对世人来说蕴含着发人深省的教训；重申一下，这些教训有待读者从本书中汲取，而不是由作者直接提供。
二
从第三帝国登场伊始，各类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就致力于解释这是如何发生的。持不同政见的流亡知识分子，比如康拉德·海登（Konrad Heiden）‡、恩斯特·弗伦克尔（Ernst Fraenkel）§和弗朗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了对纳粹党和第三帝国的分析，这些文本至今仍值得一读，它们在指引研究方向上有着持久的影响力。[16]然而在事后，第一次真正试图把第三帝国置于其历史语境中思考的，是当时杰出的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于二战刚结束时的著述。迈内克将第三帝国的兴起主要归咎于德国自19世纪末以降对世界霸权的日益痴迷，这种痴迷始于俾斯麦，并在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益加深。他认为，军国主义精神弥漫德国，使军队对政治局势拥有了遗患无穷的决定性影响力。德国取得了令人赞叹的工业实力，但这一成就是以牺牲更广的德育和文化教育、过分注重狭隘的技术教育为代价的。“我们当时在希特勒的工作中寻找‘积极因素’，”中上层阶级智识精英迈内克如是写道，然后又老老实实地加上一句，人们找到了他们认为满足时代需要的东西。但结果证明那完全是错觉。长寿的一生足以使他在回首过去时，想起1871年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统一，以及统一后至第三帝国覆灭之间所发生的一切。迈内克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德意志民族国家自1871年成立之时起就存在某种缺陷。
出版于1946年的迈内克回忆录**具有重要价值，既在于他勇敢地反思了一生的政治信仰与抱负，也在于其反思的局限性。第三帝国期间，这位年迈的历史学家一直待在德国，然而不同于其他许多历史学家，他从未加入纳粹党，也不曾为它写作或工作过。但他还是受到了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自由民族主义视角的局限。这场浩劫在他看来，正如其1946年回忆录的书名所称，是德国的浩劫，而不是犹太民族的浩劫、欧洲的浩劫或者世界的浩劫。同时，像德国历史学家长期所做的那样，他认为引起浩劫的主因在于外交和国际关系，而不在于社会、文化或经济因素。在迈内克看来，问题实质上不在于他一带而过的纳粹统治下笼罩德国的“种族狂热”，而在于第三帝国马基雅维利式（Machiavelli）的强权政治，及其所发动的谋求世界霸权的战争，这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覆灭。[17]
尽管存在种种不足，但迈内克的反思提出了一系列关键问题，如他所料，这些问题此后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像德国这样一个先进的、极有教养的民族，怎么会如此迅速、如此轻易地屈从于国家社会主义的野蛮力量？纳粹攫取政权过程中所受到的认真抵制为何如此之少？一个无足轻重的极右翼政党怎会如此戏剧性地突然上台掌权？为什么如此多的德国人没能意识到无视纳粹运动的暴力、种族主义和杀戮天性，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18]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国籍的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呈现出极大的差异。[19]20世纪上半叶，欧洲多个国家都建立了残暴的独裁体制，德国的纳粹政府只是其中之一，这种趋势蔓延甚广，以致一位历史学家将当时的欧洲称为“黑暗大陆”。[20]这种现象转而引出了新的问题：纳粹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植根于德国历史？另一方面，纳粹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广义的欧洲发展的产物？就其起源与统治的核心特征而言，纳粹与当时欧洲的其他独裁政权有多大程度的共性？
上述比较思考显示，认为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社会相比，经济发达、文化先进的社会似乎不那么容易坠入暴力与毁灭的深渊，这样的假设是有问题的。德国孕育了贝多芬，俄国孕育了托尔斯泰，意大利孕育了威尔第，西班牙孕育了塞万提斯，而这几个国家在20世纪都经历了残暴的独裁统治，两者之间毫无关联。拥有数世纪高度文明的社会坠入政治野蛮主义，并不比文化成就乏善可陈的社会的堕落更令人费解；文化与政治根本不是以如此简单和直接的方式相互作用的。如果说第三帝国的经验使我们得到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对伟大的音乐、伟大的艺术和伟大的文学之热爱，并没有赋予人们任何道德的或政治的免疫力，从而拒绝暴力和暴行、免于听命独裁统治。实际上，1930年代以来的许多左翼评论家认为，德国文化和社会的先进性本身就是纳粹主义胜利的主要原因。德国经济是欧洲最强劲的，德国社会是发展最完善的；在德国，资本主义企业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组织化程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意味着资本家与他们的剥削对象之间的阶级矛盾不断加剧，直至濒临崩溃的边缘。不顾一切地渴望维系其权力和利益的大企业主及其依附者，利用他们的全部影响力以及任其支配的全部宣传工具，创造出一种专门服务于其利益的群众运动——纳粹党，然后操纵它攫取权力，并在纳粹掌权之后，靠它谋取利益。[21]
这种观点在1920年代至1980年代被各派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了相当精妙的阐述，不应仅被当作宣传而草率否定。在1945年至1990年冷战期间，分裂欧洲的“铁幕”两边都有数量可观的学术著作受到这种观点的启发。然而，作为一种宽泛的概括性解释，它也受到了不少质疑。它几乎忽略了纳粹主义的种族理论，全然没有解释纳粹党徒为什么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现实中对犹太人倾注了如此恶毒的仇恨。鉴于第三帝国投入了可观的人力物力来迫害和消灭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包括许多无疑属于中产阶级的人，他们富有创造力、生活优裕，而且其中为数不少的人本身就是资本家，因此很难理解纳粹主义的现象怎能归结为针对无产者的阶级斗争，或者归结为企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恰恰是许许多多德国犹太人尽力维护的。而且，如果说纳粹主义是随着帝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来临而不可避免的结果，那么如何解释纳粹仅仅出现在德国，而没有出现于其他同等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比如英国、比利时或美国？[22]
这个问题正是许多非德国人在二战期间所提出的，也是至少一部分德国人在战争结束后立刻问自己的。尤其是在那些已于1914—1918年经历过一次对德战争的国家中，许多评论家认为，纳粹主义的崛起与得势是几个世纪以来的德国历史不可避免的产物。持此观点的作者来自不同的背景，包括美国记者威廉·L. 夏伊勒、英国历史学家A.J.P. 泰勒（A. J. P. Taylor）和法国学者埃德蒙·韦尔梅伊（Edmond Vermeil），他们认为，德国人一直排斥民主制度和人权，臣服于强人领袖，拒绝接受“积极公民”（active citizen）这一理念，沉迷于模糊但危险的世界霸权之梦。[23]奇怪的是，这附和了纳粹版本的德国历史，即认为德国人也一直将上述基本特征作为自己的种族天性加以固守，却因受到外来影响——比如法国大革命——而偏离了它们。[24]然而正如许多批评家所指出的，这种简单化的观点立刻引出一个疑问：为什么德国人在1933年之前未曾屈从于纳粹式的独裁统治。该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在德国历史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自由和民主传统，这些传统在政治动荡中得到表达，比如1848年革命，当时德国境内的专制政权全部被推翻。而且该观点增加——而非减轻——了解释“纳粹如何上台与为何上台”的难度，因为它忽略了甚至在1933年也曾普遍存在于德国的反纳粹声音，从而妨碍了我们提出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那种反对声音为什么被压制住了？如果认识不到德国内部这种反纳粹力量的存在，纳粹主义从崛起到称霸的戏剧性故事也就毫无戏剧性可言，而仅仅是不可避免之事的实现。
历史学家总是很容易从1933年这个制高点来回顾德国历史，将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几乎任何事情都解读为纳粹主义崛起与得势的夙因。这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曲解，有些历史学家从德国思想家——比如18世纪末的民族主义鼓吹者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或者16世纪基督教新教创始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言论中断章取义，用以阐释他们的论点，即蔑视其他民族、盲从本国权威深植于德意志民族性当中。[25]然而，更加仔细地阅读上述那些思想家的著作就会发现，赫尔德宣扬以宽容的态度和同理心对待其他民族，路德的著名主张则是坚守个人良知，捍卫反抗精神权威和知识权威的权利。[26]而且，尽管思想确实自有其力量，但不管如何迂回，那力量总是受到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制约，这一点往往被那些笼统地谈论“德意志性格”或“德意志心灵”的历史学家所遗忘。[27]
另一种思潮所强调的，不是意识形态和信仰在德国历史中的重要性，而是它们的无足轻重，持此论者与上文提到的那些历史学家有时竟是同一批人。德国人有时候被说成对政治缺乏真正的兴趣、从未适应平等交换意见的民主式政治辩论；然而在所有被用来解释1933年第三帝国登场的关于德国历史的错误观念中，没有比“不关心政治的德国人”更缺乏说服力的了。这个概念多半出自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创作‡‡，德国中产阶级智识人士后来将它当作遁词，即接受自己“不曾反对纳粹主义”这个不那么严重的罪名的批评，以免遭“支持纳粹主义”的谴责。许多来自不同背景的历史学家断言，德国中产阶级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即从政治活动中退出，转而在赚钱生财或者文学、文化与艺术中寻求慰藉。他们还断言，德国智识人士把效率与成功看得比道义与意识形态更重要。[28]然而如我们在本书后面将会看到的，有大量证据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无论1920年代德国的问题出在哪里，都一定不是缺乏政治责任感和政治信仰，情形甚至刚好相反。
毫不奇怪的是，德国历史学家极其反感对德国人的性格做如此笼统而不怀好意的概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通过指出纳粹意识形态的欧洲根源，尽其所能地引开批评的矛头。他们让人们注意这一事实：希特勒本人不是德国人，而是奥地利人。他们引证纳粹与当时欧洲其他独裁政府的相似之处，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到斯大林的苏俄。无疑，他们认为，鉴于欧洲民主政治在1917—1933年间的全面崩溃，纳粹的上台不应被视为悠久而独特的德国历史发展的高潮，而应该被视为德国的既有秩序像其他国家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冲击下崩溃。[29]这种观点认为，工业社会的兴起，第一次将大众推上了政治的舞台；战争摧毁了整个欧洲的社会等级、价值观以及经济稳定；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德意志帝国的霍亨索伦王朝（Hohenzollern monarchy）、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Romanov dynasty）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全部垮台，继之而起的各个新的民主国家很快沦为不择手段的煽动蛊惑的牺牲品，煽动家们诱骗民众投票同意自己的奴隶地位。20世纪变成了极权主义的时代，高潮是希特勒和斯大林试图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其统治的基础一方面是实行全面的警察控制和恐怖政策，并残酷镇压和杀戮数百万真正的或凭空臆断的反对者，另一方面以巧妙的宣传手法不断动员群众、激发群众的热情。[30]
不难看出，这些论据符合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冷战中的西方拥护者的利益，他们或含蓄或明确地将斯大林的苏联与希特勒的德国等同起来，认为二者都是同一种现象的变体，近年来又有人重提此观点。[31]将这两个政权进行类比当然并无不妥。[32]极权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初。它被墨索里尼作为一个褒义词加以利用，墨索里尼与斯大林和希特勒一道，宣称要控制整个社会，包括对人性进行有效的改造，塑造出“新”型人类。然而，无论这几个不同的政权之间有什么共性，促成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兴起、盛行以及最终掌权的两种力量之间的差异依然极其明显，以至于很难用极权主义概念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因此，极权主义更适合被用来描述而不是解释，也许它更有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的独裁政权在上台后是如何运作的，而不是解释独裁政权是如何上台的。
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俄国与德国之间具有某些相似性。两国的政体都是君主专制，以强大的官僚机构和强悍的军事精英为后盾，都面临着工业化所带来的急剧的社会变化。两种政治制度都被由一战挫败引发的深刻危机所摧毁，取代它们的都是短命且矛盾重重的民主政体，这些矛盾不久又被独裁体制的出现所解决。但二者也存在许多关键性差异，其中的主要差异是，布尔什维克在自由选举中完全没有赢得基本的民意支持，而自由选举则为纳粹的上台提供了重要基础。俄罗斯是个落后国家，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缺乏公民社会的基本功能和代议制政治传统。它与德国这个发达的、人民受教育程度很高的工业国家截然不同，德国拥有长期孕育的代议制政治传统、法治传统以及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的公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全欧洲的旧秩序，这是确切无疑的；然而各国的旧秩序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被摧毁的方式以及产生的后果也各不相同。如果我们想寻找一个在发展进程方面与德国具有可比性的国家，那么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与德国一样在19世纪刚刚实现统一的欧洲国家意大利，远比俄国更加适合作为参照系。
从德国历史中为纳粹主义的起源与崛起寻找一种解释，无疑存在着这样的风险，即可能将整个过程视为不可避免的。然而，几乎在每一个转折点，事情都有可能发展到另一个方向。纳粹主义的胜利，直到1933年最初的几个月，都还远远不是必然的结果；但那也绝非历史的偶然。[33]有人认为，纳粹的上台在本质上属于欧洲发展格局的一部分，持此观点者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他们甚少注意到这一事实，即纳粹主义虽然远不是德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然而它的成功确实得益于特别符合德国人天性的政治传统、意识形态传统以及发展方式。这些传统也许追溯不到马丁·路德那么远，但肯定可以溯源到德国历史在19世纪的发展方式，尤其可以溯源到1871年俾斯麦领导德国实现统一的过程。因此，从这个时间点切入是合理的，正如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在其1946年回忆录中所做的那样，寻找理由来解释纳粹为什么在德国统一60多年后得以上台，给德国、欧洲以及世界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而在大多数德国人那里遇到的反对却如此之少。我们将从本书以及后面的两卷中看到，对这些问题有着许多不同的回答，涵盖了从1930年代初压垮德国的那场危机§§的本质，到纳粹攫取权力之后建立并巩固其统治的方式，在所有这些答案中斟酌取舍绝非易事。然而德国的历史包袱不可否认地在纳粹的上台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因此，本书必须从德国历史说起。
三
21世纪初是启动这个写作项目的绝佳时机。自1945年以来，关于第三帝国的历史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即二战结束至1960年代中期，史学界高度专注于回答我在本卷中主要探讨的问题。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尔等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出版了关于魏玛共和国的垮台和纳粹攫取权力的几部重要著作。[34]第二阶段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盟军缴获并保管的海量文件被归还给德国档案馆，借助这些文件，研究焦点转向1933—1939年间的历史（我所著三部曲第二卷的主题）。特别地，马丁·布罗萨特（Martin Broszat）和汉斯·莫姆森（Hans Mommsen）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第三帝国内部结构的开创性研究成果，反驳了流行观点所认为的，纳粹政权是决策由最高层——希特勒——做出，然后自上而下逐级执行的独裁体制；并且剖析了各个相互竞争的权力中心的复杂性，他们认为，各中心之间的相互较量，驱使纳粹政权逐步采取越来越激进的政策。他们的作品又得到大量新研究成果的补充，这些新成果探究了纳粹治下的日常生活，尤其侧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那几年。[35]从1990年代开始，研究进入第三阶段，尤其侧重于1939—1945年间的历史（三部曲第三卷的主题）。人们在苏联集团的档案中发现了新的史料，公众也越来越关注纳粹对犹太人，以及对从同性恋者到“离群索居者”，从奴隶劳工到残疾人等其他群体的迫害与灭绝，这一切促成了大量重要研究成果的出现。[36]因此，撰写一部综合作品的时机已经成熟，本书将整合上述三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并充分利用最近可资参考的大量新材料——从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和维克托·克伦佩雷尔（Victor Klemperer）¶¶的日记，到德国内阁会议的记录和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的预约簿。
对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来说，这样的任务即使算不上轻率甚至莽撞，也可谓大胆，对于一位非德裔的历史学家来说更是如此；但我对本书中所探讨的历史问题已经思考了很多年。我对德国历史最早的兴趣，是弗里茨·菲舍尔（Fritz Fischer）真正唤起的，他在牛津大学的客座讲座使当时在那里读本科的我有如醍醐灌顶。后来在汉堡（Hamburg）做博士研究期间，我对菲舍尔及其团队所掀起的学术热潮略有与闻，菲舍尔提出的德国现代史的连续性问题，在追随他的年轻一代德国历史学者中激起了真正的骚动，甚至革命。在当时，即1970年代初，我感兴趣的主要是从魏玛共和国和威廉帝国着手，追溯第三帝国的起源；只是到了后来，我才开始写作在现代的德国史研究者中间引起激烈论战的纳粹德国相关问题，并自己做些1933—1945年间的档案研究，为关于德国现代史中死刑问题的更大研究项目的部分内容做准备。[37]那些年里，我非常幸运地得到了众多德国朋友和同事的各种帮助，特别是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和沃尔夫冈·莫姆森（Wolfgang Mommsen）、福尔克尔·乌尔里希（Volker Ullrich）和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在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和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等机构的慷慨资助下，我多次、往往是长时间地驻留德国，我希望这些留德经历令我学有进境，使我对德国历史和文化的理解，比我在1970年代初刚起步时更加透彻。对于想要研究其问题重重且令人不安的历史的外国人，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比德国更加慷慨或开放。英国的德国史专家共同体也自始至终支持着我；早年在牛津大学期间，蒂姆·梅森（Tim Mason）对我来说是个独特的灵感来源，安东尼·尼科尔斯（Anthony Nicholls）则老练地指导着我的研究工作。当然，这一切终究无法弥补我并非德裔的事实，但是身为外国人而难免存在的距离感，也许还能赋予我某种超然的视角，或者至少赋予我一种不同的视角，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这个明显的劣势。
在20多年的时间里，虽然我书写过关于第三帝国的起源和影响，编纂过第三帝国的史料，从档案中研究过第三帝国的部分历史，为本科生讲授过一门徐缓渐进的、基于文献的第三帝国史课程，但是直到1990年代，我才被驱动着全身心地投入第三帝国史的研究。为此我将永远感谢安东尼·朱利叶斯（Anthony Julius）邀请我在“戴维·欧文（David Irving）诉德博拉·利普施塔德（Deborah Lipstadt）及其出版商”的诽谤案中担任专家证人，也将永远感谢整个辩护团队，特别是首席法律顾问理查德·兰普顿皇家大律师（Richard Rampton QC），以及我的研究助手尼克·瓦克斯曼（Nik Wachsmann）和托马斯·斯凯尔顿—鲁宾逊（Thomas Skelton-Robinson），他们投入了大量时间，对诉讼期间浮出水面的第三帝国史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富有成果的讨论。[38]该案的重要性最后超出了我们每个人的预料，我为能参与其中感到荣幸。此外，为此案工作时我们还惊讶地发现，我们所处理的问题在许多方面都欠缺文献资料。[39]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发现是，尽管已有许多优秀作品以较小的框架分析了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但在第三帝国全史中，关于这些的更大历史背景尚无真正全面而详细的著述。不久之后，我应邀参加英国政府设立的掠夺品咨询委员会（Spoliation Advisory Panel），筹备有关1933—1945年间被非法与原主分离的文物的索还事务，在此期间，我越发强烈地感到纳粹德国的相关知识是如此支离破碎。在这个领域，与在诽谤案所涉及的领域一样，回答专业问题同样往往需要依赖更广阔背景下的历史知识，但我却找不到可以在此方面指导委员会其他成员的纳粹德国通史。同时，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情境中，直面法律和道德这两个纳粹经验的重要维度，使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我们需要一部不以道德判断或法律判断为参照系的第三帝国史。
以上就是我撰写本书的部分原因，它们也许有助于解释本书的某些显著特征。首先，在这种以大众为目标读者的历史书中，重要的是避免使用专业术语。本书是为英语读者而写的，因此我已将几乎每一处德文术语译为对等的英语词汇。保留德文是一种故弄玄虚，甚至浪漫化的做法，应予避免。只有三个词例外。第一个是“Reich”（帝国），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解释的，这个德文单词所引发的不可翻译的独特联想，远远超出了它所对应的英语单词“empire”。还有与之相关的德文称谓“Reichstag”，指的是帝国国会。这个词想必是每位说英语的读者所熟悉的，不用它反倒显得做作——比如提到“第三帝国”时不称“Third Reich”，而称为“Third Empire”；或者提到“国会纵火案”时不称“Reichstag fire”，而称为“Parliament fire”。提到皇帝时，保留了德文“Kaiser”，因为此词也承载着具体而深刻的历史记忆，所以没有使用不够精准的英文对应词“Emperor”。其他一些与第三帝国有关的德文单词或术语也已在英语中通用，但在使用过程中渐渐脱离了原意，例如德文“Gauleiter”，专指“大区长官”，因此为了赋予它更加确切的含义，我在本书英文版中全部译为“Regional Leader”。同理，书中没有称希特勒为“Führer”，而是使用了这个德文称谓的对等英文单词“Leader”。而且，虽然人人熟知希特勒写过一本名为《我的奋斗》的书，但是除非看得懂德文，否则极少有人知道“Mein Kampf”的意思是“My Struggle”（我的奋斗）。
翻译的目的之一，是让说英语的读者明白这些词语的实际含义。它们不仅仅是称谓或者词语，还承载着意识形态的重负。有些德文词汇并无确切的对等英文，因此我在翻译时的选词也随语境而变，把“national”译为“民族的”或者“民族主义的”（它兼具这两种意味），把同样多义的术语“Volk”根据上下文译作“人民”或者“种族”。翻译的内容并非全部出自我手，凡是采用现有英语版本之处，我均已对照原文校对过，并在有些地方做了相应的修改。懂德文的专业人士读到这些译文也许会感到恼火，我建议他们去读与本书英文版同步发行的德文版 Das Dritte Reich, I: Aufstieg，由德意志出版社（Deutsche Verlags-Anstalt）出版。
其次，本书尽最大可能限制尾注的篇幅，这同样是因为我始终不忘它并非写给专业人士的学术专著。尾注的主要目的是便于读者查阅正文中的内容，而无意为本书所探讨的问题提供全部的参考书目，除了极个别的例外，也无意包罗对于详尽的派生题目之探讨。但是，我尽量为感兴趣的读者列出相关的延伸阅读资料，使其可以就某一题目进行比本书更加深入的探究。对于已有英文译本的德语书，我在本书中尽量优先引用英文版，而不是德文原版。为限定尾注的篇幅，我只提供了锁定资料来源的必要信息——作者、标题与副标题、出版地与出版日期。现代出版是一项全球业务，各大出版社均在不同国家设有发行机构，因此尾注中仅标明首要出版地。
正如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很久以前在其经典论著《第三帝国的语言》（Lingua tertii Imperii）中所指出的，书写纳粹德国的最大难题之一，来自纳粹用语对当时语言的渗透。[40]有些历史学家为了拉开自己与之的距离，将所有纳粹用语打上引号，或者加上表示贬义的修饰语，就像这样：“第三帝国”，甚或“所谓的‘第三帝国’”。然而，在一部本书这样的作品中采用这两种处理方式的任何一种，都会严重损害阅读的流畅性。有句话虽然不是非说不可，但在此处加个按语也无妨：本书中所采用的纳粹语言，仅仅表示它在当时的用法，而不应被理解为认同——更不用说是赞同——文中的纳粹用语是正当的表达方式。在提到“纳粹党”（Nazi Party）的地方，我使用首字母大写的“Party”，而提到其他政党时则不大写。同理，大写的“Church”（教会）表示基督徒的正式组织，而小写的“church”（教堂）则表示建筑物；“Fascism”表示墨索里尼领导的意大利法西斯运动，而“fascism”则泛指作为政治现象的法西斯主义。
如果这种处理方式使后面的文本更加清晰易读，其目的也就达到了。此外，如果本书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流畅，那么大部分功劳需归我的朋友和同事们，他们善良友好，爽快地同意阅读初稿，并且消灭了许多不恰当和错误之处，特别是克里斯·克拉克（Chris Clark）、克里斯蒂娜·L.科顿（Christine L. Corton）、伯恩哈德·富尔达（Bernhard Fulda）、伊恩·克肖爵士、克里斯廷·塞门斯（Kristin Semmens）、亚当·图兹（Adam Tooze）、尼克·瓦克斯曼、西蒙·温德尔（Simon Winder）和埃玛·温特（Emma Winter）。伯恩哈德·富尔达、克里斯蒂安·格舍尔（Christian Goeschel）和马克斯·霍斯特（Max Horster）核对了注释并确认了原文出处；凯特琳·默多克（Caitlin Murdock）核对了保存在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纳粹冲锋队员的自传并确认了文件的出处。伯恩哈德·富尔达、利兹·哈维（Liz Harvey）和戴维·韦尔奇（David Welch）慷慨地提供了一些关键文献。我由衷感谢他们每个人对我的帮助。安德鲁·怀利（Andrew Wylie）是位出色的经纪人，其说服能力确保了本书找到最好的出版商；企鹅出版社的西蒙·温德尔是我在伦敦的坚实后盾，与他密切合作出版此书是一次愉快的经历。在纽约，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用他的热情激励着我，并对书稿做出精辟的评论，令我获益匪浅；在德国，迈克尔·内尔（Michael Neher）以惊人的组织才华迅速推出德文版。再次与译者霍尔格·弗利斯巴赫（Holger Fliessbach）和乌多·伦纳特（Udo Rennert），以及绘制地图的安德拉什·拜赖兹瑙伊（András Bereznáy）合作，我感到非常愉快。我还要感谢企鹅出版社的克洛艾·坎贝尔（Chloe Campbell），她为书中的插图投入了大量精力，帮助我做图片研究、获取使用许可并查找原件；感谢西蒙·泰勒（Simon Taylor）的慷慨帮助，他为本书提供了一些图片；感谢伊丽莎白·斯特拉特福德（Elizabeth Stratford），她一丝不苟地为终稿文本做了文字编辑；感谢英文版与德文版的制作和设计团队为本书的同步发行所做的工作。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他们永远是我最依赖的人：感谢克里斯蒂娜·L.科顿的务实支持以及她在出版事务上给予我的专业意见；感谢她与我们的儿子马修（Matthew）和尼古拉斯（Nicholas），这部三卷本著作献给他们，是他们在项目期间支撑着我去书写那些费解的、往往令人恐怖的史事，幸运的是我们在人生中都不曾经历过那样的事情。
2003年7月于剑桥
* 俾斯麦帝国（Bismarckian Empire），即普鲁士王国在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主导下，于欧洲中部德语区建立的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德意志帝国”。本书把俾斯麦主政期间的德意志帝国（1871—1890）称为“俾斯麦帝国”，而把1890年威廉二世（Wilhelm Ⅱ）迫使俾斯麦辞职至1918年威廉二世退位期间的德意志帝国称为“威廉帝国”（Wilhelmine Empire）。——除特别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 本书原著出版于2003年。
‡ 康拉德·海登（1901—1966），德裔美国记者、历史学家，1936年在流亡期间出版《希特勒传》（Hitler: A Biography）。——编注
§ 恩斯特·弗伦克尔（1898—1975），德国政治学者，1941年出版《双重国家》（The Dual State），对纳粹国家的政治体系进行了分析。——编注
¶ 弗朗茨·诺伊曼（1900—1954），德国犹太政治活动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44年出版《巨兽：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与实践，1933—1944》（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4）。——编注
** 书名是《德国的浩劫：反思与回忆》（The German Catastrophe: Reflections and Recollections）。
†† 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1744—1803），德国哲学家、诗人、神学家和文艺评论家。
‡‡ 托马斯·曼（1875—1955）在发表于1918年的文章《一位非政治人物的反思》中写道：“我坚信，德国人永远不可能爱上民主政治，原因很简单，他们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备受谴责的‘独裁国家’现在是、并将永远是适合德国人民的体制，也是他们最需要的体制。”他后来放弃了此立场。
§§ 指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导致魏玛共和国失业率飙升，政治转向极端主义。——编注
¶¶ 维克托·克伦佩雷尔（1881—1960），德国学者，犹太人。其日记详细记录了他在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治下的生活。其中第三帝国时期的日记自1995年在德国出版以来，已成为历史学家经常引用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