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宣扬仇恨
一
1889年岁末，柏林（Berlin）的一位小学校长赫尔曼·阿尔瓦特（Hermann Ahlwardt）陷入了财务窘境。1846年生于波美拉尼亚（Pomerania）一个贫困家庭的阿尔瓦特，发现自己在普鲁士教育系统底层任职所挣到的薪水过于微薄，不够支付他那高昂的日常花销。情急之下，他犯罪了，从学校为孩子们募集的圣诞晚会经费中偷了钱，干这种勾当简直是故意要让他的上司们难堪。劣迹很快败露，他被解雇，失去了最后的收入来源。出了这种丑闻，很多人会崩溃，会内疚悔恨得无地自容，可是赫尔曼·阿尔瓦特不会。“校长”——不久他就以此称号被公众所知——决定主动出击，四处为自己的不幸寻找罪魁祸首，很快他就盯上了犹太人。[44]
当时的德国犹太人是文化高度适应的成功群体，与其他德国人的区别主要在于宗教信仰。[45]在19世纪，针对非基督徒实行的“褫夺公权”（civil disabilities）法规在德意志各邦国里逐渐被废除，其他国家也取消了正式的宗教歧视，例如英国是通过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实现的。最后的法律障碍也随着1871年的德国统一而被扫除，非基督徒充分获得了平等的法律权利。由于德国全境已用公证结婚†取代了宗教仪式，犹太人与基督徒通婚的人数开始迅速增加。以布雷斯劳市（Breslau，今波兰城市弗罗茨瓦夫［Wrocław］的德语名称）为例，到1915年，每100对夫妻双方都是犹太人的婚姻，相应就有35对犹太人与基督徒的婚姻，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1870年代末，犹太人与基督徒通婚只占9对。在犹太人与基督徒缔结的婚姻中，基督徒伴侣极少出身于改信基督教的犹太家庭，而且这种婚姻存在于社会各阶层。1914年，柏林有19%的犹太男性和13%的犹太女性与基督徒伴侣结婚。1905年前后，杜塞尔多夫市（Düsseldorf）所有已婚犹太人中，有四分之一伴侣是基督徒，至1914年这个比例增加到三分之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每100对纯犹太人婚姻，就相应有38对犹太人与基督徒缔结的婚姻；汉堡市的数字高达73对。转信基督教的犹太人也越来越多，在19世纪前70年里有11,000位，后30年里有11,500位。1880年至1919年，大约2万德国犹太人受过洗礼。上述成果逐渐消解了犹太群体作为一个封闭宗教团体的身份特征。[46]
约有60万虔诚的犹太教徒生活在德意志帝国，在以基督徒为主的社会中，他们是一个极小的宗教少数派群体，占总人口的1%左右。犹太人被排除在拥有土地等传统的财富来源之外已达数世纪之久，始终不属于帝国体制内的任何阶层，因为无形的社会歧视依然拒绝他们在重要机构里占有一席之地，比如军队、大学和行政部门的高层；事实上，在1890年代和1900年代，这些机构中的犹太人比例是下降的。[47]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在日常生活中吃尽了反犹主义的苦头，于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改用更像基督徒的名字。[48]在19世纪，多达10万的德国犹太人为摆脱歧视而选择了移民，主要是去美国；但多数人选择留了下来，尤其是鉴于19世纪末德国经济开始蓬勃发展。留在德国的犹太人聚居在较大的乡镇和城市，1910年时，其中四分之一住在柏林，而到1933年，德国将近三分之一的犹太人都在柏林。他们在这些城市里聚居于特定的区域：1885年，近半数的汉堡犹太人住在中产阶级聚居的两个区——哈维斯特胡德（Harvestehude）和罗森伯姆（Rotherbaum）；1900年，近三分之二的法兰克福犹太人住在14个行政区中的4个区里；到1925年，70%的柏林犹太人住在市中心和西部的5个区，其中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1871年，即使在犹太人口最多的城市——柏林、布雷斯劳和法兰克福，他们也只是极少数群体，占当地人口的比例分别不超过4.3%、6.4%和7.1%。[49]
许多犹太人都在商界以及各个专业领域找到了立足之地。除了银行业巨头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之外，犹太人开办的重要金融机构还有很多，比如布莱希罗德（Bleichröder）的银行，俾斯麦就是委托这家银行为自己管理私人财务的。[50]一战前夕德国约有200家百货商店，这种新型零售业的业主通常是犹太人，比如蒂茨（Tietz）家族或者韦特海姆（Wertheim）兄弟。[51]犹太男性在医学、法律、科学研究、高等教育、新闻和艺术等领域，均有出类拔萃的代表人物。[52]犹太族裔由原先受排斥的少数派宗教群体，慢慢融入了一个文化日趋多元的社会，与许多其他少数族群，比如波兰人、丹麦人、阿尔萨斯人、索布人等等一起，成为少数民族的一员。像其他族群一样，犹太人也有自己的越来越世俗化的代表机构，特别是创立于1893年的犹太教德国公民中央协会（Centr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Citizens of the Jewish Faith）。然而不同于大多数其他族群，犹太人普遍是经济上的成功者，他们不组建自己的政党，而倾向于加入主流政党，尤其是政治光谱中的左翼和中间派政党，有时还在其中担任领导职务。大多数犹太人强烈认同德意志民族主义，如果说自由派政党对他们特别有吸引力的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政党毫不含糊地支持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53]因此，总体来说，犹太人在19世纪晚期所走的道路是成功的，而且犹太人与社会、文化和经济领域中最现代、最前沿的发展有着最为紧密的关联。[54]
正是由于上述发展，犹太人成了赫尔曼·阿尔瓦特那类心怀不满的无良煽动家的攻击目标。在那些失意者和失败者看来，犹太人代表着文化、经济和社会的现代性，而他们自己则被工业化巨轮推到了边缘；他们一心向往更加简单、更有秩序、更有保障、更加等级分明的社会——那种他们以为在并不遥远的往昔曾经存在过的社会。最能体现这种心态的，恰恰是阿尔瓦特所居住的城市——柏林。伴随帝国建立时的狂喜氛围而来的那轮消费与投资热潮于1873年骤然停止，重创了柏林的经济。美国的铁路投资失败所引发的一场全球性经济萧条，在德国造成了大量破产和企业倒闭，小企业和小作坊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那些损失惨重的人并不明白，破坏其生计的是更大范围的力量，于是轻信了天主教和保守派记者的说法，认为犹太金融家是罪魁祸首。
随着萧条的继续，法庭牧师阿道夫·施托克尔（Adolf Stöcker）加入了记者们的口诛笔伐。出身寒微的施托克尔，以从社会民主思潮的影响下赢回工人阶级为使命，组建了基督教社会党（Christian Social Party），直截了当地以反犹主义政纲参加1880年代的竞选。这项新事业得到了马克斯·利伯曼·冯·松嫩贝格（Max Liebermann von Sonnenberg）的支持，他在1880年协助组织了一次全国范围的请愿，要求免除犹太人的公职。尤为极端的是恩斯特·亨里齐（Ernst Henrici），他激烈的言辞在波美拉尼亚地区的新斯德丁镇（Neustettin）‡引起了骚乱，最终导致当地的犹太会堂被焚烧。赫尔曼·阿尔瓦特在1880年代末受到吸引而投身其中的正是这场运动，他写了一本书洗刷自己的耻辱，将财运不济归咎于犹太放贷者的诡计，并暗示说犹太人在德国社会中无所不能。不走运的是，阿尔瓦特用作证据来指控犹太银行家格尔松·冯·布莱希罗德（Gerson von Bleichröder）收买德国政府的文件，被发现是阿尔瓦特自己伪造的，他因此被判4个月徒刑。刚一获释，阿尔瓦特就再次无中生有地炮制出一套耸人听闻的指控，这次他宣称，一家犹太军火制造商故意为德军供应有缺陷的步枪，目的是进一步实施法国与犹太人之间的阴谋，削弱德国军队的作战效力。可想而知，这些指控又为阿尔瓦特换来了刑期，这一次是5个月。[55]
但阿尔瓦特并未入狱服刑。因为与此同时，他成功地说服了勃兰登堡（Brandenburg）某个偏远乡村选区的农民将他选为国会§议员。阿尔瓦特奔走于田间地头，告诉农民，导致他们不幸的是犹太人，就是那个他们所知甚少、住在遥远的大城镇以及欧洲和帝国的金融中心的宗教少数派；尽管事实上，农民的经济损失是由全球性的农产品价格低迷造成的。位列国会使阿尔瓦特享有了议员豁免权¶。他的成功证明了这种煽动对于吸引农村选民是有效的，确实，其他一些反犹主义者也成功当选，比如黑森（Hessen）的图书管理员奥托·伯克尔（Otto Böckel），他主要靠的是为农民提出具体办法，例如成立合作组织帮他们克服经济困难。到1890年代初，德国保守党认为，反犹主义者已对保守党在农村地区的竞选支配权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当他们惊觉政府的某项政策有可能进一步损害农民的利益时，即在1893年该党的蒂沃利（Tivoli）会议上投票通过在党章中增加了一项要求——为抗击“犹太影响力对德国民生的广泛干扰与侵蚀”而战。[56]
这后来被证明是德国形形色色政治反犹主义的一个命运转折点。虽然另一位反犹主义煽动家特奥多尔·弗里奇（Theodor Fritsch）曾认真地尝试各股反犹主义政治势力整合起来，并且把不满意经济状况的城市中下阶层吸引到这场运动中来，然而伯克尔那类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妨碍了任何真正联合的实现，反犹主义阵营因内讧而四分五裂。弗里奇转而以另一种方式发挥其影响力，他继续发表大量反犹主义的通俗读物，直到他1933年9月去世以后，这些小册子还被广泛阅读。弗里奇去世前是国会中的纳粹党议员，但在一战前的几年里，他始终属于边缘型政治人物。到20世纪初，柏林基督教社会党与保守党的实际结盟，遏制了反犹主义阵营的势头；而且中央党自发地操起与之类似的反犹论调，也妨碍了反犹主义阵营在天主教地区的发展。伯克尔和阿尔瓦特这类非常规上位者失去了国会席位，他们的党也渐渐淡出政坛、归于乌有，随之而散的还有弗里奇那样的反犹主义者以城市为基础建立的组织。阿尔瓦特本人言语凶横，甚至与其他反犹主义者也格格不入。他去美国待了一段时间，回国后即致力于与共济会（Freemasonry）之邪恶做斗争。1909年他再次入狱，这一次是因为敲诈勒索。显然，持续的财务困境已经迫使他尝试比以前更直接的犯罪手法了。最终，有点儿虎头蛇尾的是，阿尔瓦特于1914年死于交通事故。[57]
二
阿尔瓦特是个偏执的人，然而在某些方面，他可谓一种新式反犹主义的典型代表，代表了19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出现于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地方的那种反犹主义。传统的反犹主义针对的是犹太人的非基督宗教，这种观点的政治权力来源于圣经的支持。《新约》将基督之死归咎于犹太人，宣判他们永世遭受谴责，因为他们心甘情愿让基督的血归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身上。**在一个由基督教信条和基督教机构统治的社会中，作为非基督徒的犹太人属于少数派，在出现危机时显然易于成为民众的泄愤对象。比如14世纪中期黑死病††肆虐之时，全欧洲狂怒的暴民将如此之多的人口死亡归咎于犹太人，并采取了无数充满暴力与破坏力的报复行动。德国现代反犹主义的历史始于法庭牧师阿道夫·施托克尔，这绝非偶然的现象。基督徒对犹太人的敌意，为现代反犹主义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平台，主要因为基督教本身常常带有强烈的种族偏见成分，并被以各种方式纳入种族反犹主义。然而到19世纪晚期，基督宗教相关的反犹主义变得越来越过时——至少在以最纯粹、最传统的形式出现时如此。尤其因为犹太人不再是一个易于辨识的宗教少数派，并且开始通过改信基督教以及与基督徒通婚而加快步伐融入基督徒的社会。1870年代，当中下阶层的煽动家和蹩脚文人为自己的经济困境寻找替罪羊、把矛头转向犹太人时，他们是将犹太人当作种族少数派，而不是宗教少数派的；他们开始主张将犹太人全面排除在德国社会之外，而不是让犹太人全面归化德国社会。[58]
这种从宗教反犹到种族反犹的转变，大体上要归功于——如果“功”是恰当字眼的话——默默无闻的作家威廉·马尔（Wilhelm Marr），他在1873年的小册子《犹太势力战胜德意志势力：无教派者的观点》（The Victory of Jewdom over Germandom: Viewed from a Non-confessional Standpoint）最早提出种族反犹主义，正如他后来在一部作品中所言：“我绝不会在此大谈宗教偏见，因为这是种族问题，因为差异在于‘血统’。”[59]借用了法国种族主义者约瑟夫·阿瑟·德·戈比诺伯爵（Count 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的时髦理论，马尔没有把犹太人与基督徒做对比，而是与日耳曼人做对比，坚称二者是截然不同的种族。他宣称，犹太人在种族较量中已占上风，并实际上管理着德国，因此难怪诚实的日耳曼手艺人和小企业主正在遭受痛苦。马尔进而创造出“反犹主义”（antisemitism）这个词，并在1879年组建反犹主义者同盟（League of Antisemites），它是世界上首个在名称中使用“反犹”一词的组织。按照他的说法，该组织的宗旨是减少犹太人对日耳曼人生活的影响。马尔的作品表达了末世般的悲观情绪，他在自撰的“新约”中宣称：“犹太问题是轴心，世界历史的车轮围绕着它转动，”接着，他沮丧地写下自己的观点，“我们在社会、商业和工业领域的发展，全部建立在犹太世界观之上。”[60]
马尔的绝望，其实源自他个人的境况。长期处于财务窘境的他，在1870年代的金融危机中雪上加霜。他的第二任妻子是位犹太人，她一直在经济上支持着他，直到1874年去世。他的第三任妻子有一半犹太血统，他们的婚姻短暂而糟糕，后来以离婚收场。马尔认为自己之所以缺钱，某种程度上要归咎于她，因为他不得不付给她一大笔钱抚养孩子。马尔大胆地从私人体验中提炼出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种族纯净是可贵的，而种族融合则注定造成灾难。考虑到马尔的反犹主义这些非常私人化的缘起，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没有深入、活跃地投身政治了。反犹主义者同盟以失败收场，马尔拒不支持各种反犹主义政党，认为它们过于保守。[61]然而他所鼓吹的新型种族反犹主义，很快得到其他许多作家的响应。比如，革命者欧根·杜林（Eugen Dühring）将资本主义与犹太人画等号，认为社会主义必须致力于清除犹太人在金融和政治领域的影响力。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认为犹太人正在破坏德国文化，他到处散布“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这句话在随后几年里成了许多反犹主义者的口号，包括纳粹党徒。这些作家远不是赫尔曼·阿尔瓦特所代表的那类边缘人物。比如，欧根·杜林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相当强大的影响，导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1878年写下了那本著名的《反杜林论》（Anti-Dühring），成功地压制了杜林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力。在19世纪出版的所有德国历史著作中，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的作品是读者最多的书之一。特赖奇克对他眼中犹太人的实利主义与不诚实所做的抨击，引起了他在柏林的教授同事们的大规模反击，包括古典学者特奥多尔·莫姆森（Theodor Mommsen）、病理学家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和历史学家古斯塔夫·冯·德罗伊森（Gustav von Droysen）在内的许多德国学者直言不讳地谴责特赖奇克的“种族仇恨与狂热”。[62]
这样的反击提醒我们，虽然反犹主义作家的影响力迅速提升，但在德国不论左翼右翼、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绝大多数受人尊重的观点依然反对这类种族主义。试图让德国人不加思考地全盘接受反犹主义观点而做出的各种努力，均收效甚微。尤其是德国工人阶级及其主要政治代表社会民主党（德国最大的政治组织，早在1912年之前就已是全国选举中得票最多的政党，1912年之后成为国会中席位最多的第一大党），都坚决反对反犹主义，视之为落后的、反民主的。就连普通基层党员也反对反犹主义那些宣扬仇恨的口号。1898年，一位负责在汉堡的酒馆食肆偷听政治议论的警探听到一位工人评论道：
民族感情不应该堕落到一个民族凌驾于另一个民族之上。如果把犹太人看作劣等种族，并为此向他们开战，就更糟糕了。犹太人有办法改变血统吗？他们一直是被压迫民族，因此流散（在世界）各地。社会民主党当然希望人人平等。犹太人远远不是最坏的。[63]
还有人在别的场合听到其他工人十分鄙夷地谈论反犹主义者，谴责反犹主义的暴力行为，支持犹太人对公民平等权的向往。这些是1914年以前的劳工运动环境中工人的典型观点。[64]
若要指责社会民主党人，至多只能说他们对于反犹主义所构成的威胁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纵容了反犹主义的某些陈词滥调悄悄出现在他们发行的娱乐杂志上的一小部分漫画里。[65]在某些地区，社会民主党人与反犹主义者在决胜选举中互相支持，但这并不表示他们赞同彼此的原则，而仅仅表示两党希望暂时结成同盟，对抗根基深厚的精英阶层。[66]在一些落后的小镇和乡村，主要是偏远的东部乡村，中世纪那些关于犹太人活人祭祀的指控，有时会被用来控告当地犹太人，并且赢得了一些民众的支持，有时甚至引发抗议示威活动；然而这些指控没有一宗被法庭裁定为有罪。相比之下，小企业主、店主、手工业者和农夫更倾向于接受公开的反犹主义，这是一种有组织的群众反犹主义传统的延续，在某些地区至少可以溯源到1848年革命，尽管那时它并不是以现代的、种族主义的反犹形式出现的。[67]但大多数教养良好的中产阶级、非犹太企业主和专业人士都与犹太同事合作得相当愉快，他们在自由派政党中有强大的话语权，足以防止这些政党采取反犹主义者的任何核心观点或者态度。各反犹主义政党一直作为一种边缘的抗议现象存在，并大多在20世纪初销声匿迹。
不过，反犹主义政党的式微与消亡，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假象。其消失的原因之一是它们已与主流政党合流，即它们的反犹主义观点被保守党和中央党采纳，这些主流政党的选民包括陷入经济困境的中低阶层群体，他们正是反犹主义者最初吸引到的群体。保守党依托1893年蒂沃利会议上制定的反犹主义政策，继续主张削弱其臆想中的“犹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颠覆性影响力”。保守党的反犹主义偏见不仅吸引了德国北部乡村信奉基督教新教的各主要社会团体，还吸引了保守党中基督教社会阵营所代表的手工业者、店主和小企业主。对于规模比保守党大得多，但在帝国治下影响力相对较小的中央党而言，犹太人代表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现代性，即教会所反对的一切事物。这与其说是犹太人形象，毋宁说是一种被歪曲的、有争议的犹太人形象。这种观点吸引了党内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并被天主教农民中的抗议团体自发传播，他们的想法与奥托·伯克尔的观点并无不同。出于同样的原因，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教会系统中多数教士的认同。在梵蒂冈，一些发表在持强硬教宗至上论立场的报纸上、由教士作家撰写的抨击犹太人的文章，融合了宗教反犹主义与种族反犹主义的观点。[68]
而且，在法庭、政府部门、军队和大学等社会地位较高的领域，反犹主义偏见之强烈，足以构成对犹太人的持久提醒：他们是德意志国家的下等成员。[69]反犹主义者成功地将“犹太人问题”提上政治议程，因此凡有犹太人进入重要社会机构任职，必会引起议论和论战。但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衡量，这种偏见相对而言也不算严重。有位历史学家曾经设想过，假如一位时光旅人从1945年穿越回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告诉一位聪慧博识的时人，在30年之内，将有一个欧洲国家试图系统性地灭绝欧洲的所有犹太人，并且在此过程中屠杀了近600万人，对方会做何反应。假如时光旅人请那人猜猜这发生在哪个国家，对方很有可能猜是法国，因为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不久前在心怀仇恨的民众中引发了大规模反犹浪潮；他也有可能猜是俄国，因为沙皇的“黑色百人团”（Black Hundreds）§§在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屠杀了大量的犹太人。[70]他几乎不会想到，德国这个拥有高度同化的犹太族群、相对而言并无公开或暴力的政治反犹主义的国家，竟会发动这场种族灭绝运动。反犹主义政治当时依然明显处于边缘地位，但反犹主义者的某些宣传言论已开始在政治主流中传播——比如，某种叫作“犹太精神”的东西颇具“颠覆性”，或者犹太人在新闻和法律等社会领域具有“过分的”影响力。此外，反犹主义政党开创了一种挑动暴民、蛊惑人心的政治新风格，将自己从政治礼仪的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同样，这种政治风格依然是边缘性的，但此时在国会会议和竞选集会上宣讲仇恨与偏见已成为可能，而在公共演说中发表这样的言论在19世纪中叶还被视为完全不成体统。[71]
从本质上说，1880年代和1890年代初期既见证了这种反犹主义被逐渐接受，也见证了五花八门的思想在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边缘的积聚，这些原料后来被混合勾兑成了“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的烈酒。在此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反犹主义作家，比如通俗小说家尤利乌斯·朗本（Julius Langbehn），他的作品《作为教育家的伦勃朗》（Rembrandt as Educator，出版于1890年）宣称，荷兰画家伦勃朗是北日耳曼人的典范，并呼吁德国艺术回归其种族之根，这个文化使命后来被纳粹党徒以极大的热情予以执行。这些作家在谩骂犹太人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充满愤怒与暴力的新式语言。在朗本笔下，犹太人是“我们的毒药，我们也必将像对待毒药一样对待他们”；“犹太人只是一场短暂的瘟疫和霍乱”，他于1892年如是写道。朗本的书出版刚满一年就已加印40次，并持续畅销了很长时间，他在书中恶语谩骂“犹太人与白痴、犹太人与恶棍、犹太人与娼妓、犹太人与教授、犹太人与柏林人”，同时呼吁恢复等级社会，由一位“秘密皇帝”领导，这位皇帝终有一天会从阴影中现身，恢复德意志昔日的荣耀。[72]
以居住在拜罗伊特（Bayreuth）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遗孀为核心的圈子继承并发展了上述观点。瓦格纳在1883年去世前定居在这个巴伐利亚北部城市，并专门建造了音乐厅，用于每年上演自己的史诗音乐剧。这些音乐剧旨在宣扬经过改编的日耳曼民族神话，剧中的英雄人物源自北欧神话，为德国未来的领袖树立了典范。瓦格纳本人在1850年代初就已经成为文化反犹主义者，他在那部风评不佳的著作《音乐中的犹太教义》（Judaism in Music）中指出，“犹太精神”有损于音乐的深度。瓦格纳对此提出的解决之道是，使犹太人完全归化日耳曼文化，并用他在自己的音乐剧中倾注的那种世俗美学冲动取代犹太教，确切地说是取代所有宗教。然而到了晚年，在他的第二任妻子、作曲家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的女儿科西玛（Cosima）影响下，瓦格纳的观点越来越呈现出种族主义的调子。1870年代末时，瓦格纳对文明的前景显然是悲观的，科西玛在日记中写道，他阅读了威廉·马尔1873年发表的反犹主义小册子，并在很大程度上表示赞同。转变立场之后的瓦格纳不再渴望犹太人归化德国社会，而是渴望将犹太人排除在德国社会之外。1881年，在谈论莱辛（Lessing）***的经典剧作《智者纳坦》（Nathan the Wise）与维也纳环形剧场（Vienna Ring Theatre）的火灾惨剧——400多人在火灾中丧生，其中许多是犹太人——时，科西玛记录她的丈夫说道：“说句狠话，所有犹太人都该烧死在《纳坦》的演出中。”[73]
瓦格纳死后，他的遗孀把拜罗伊特变成一处纪念圣地，吸引了一群忠实的追随者在此缅怀已故的大师。这个以科西玛为核心、位于拜罗伊特的圈子，所持观点是极端反犹主义的。他们尽其所能地将瓦格纳的歌剧解读为北欧英雄与犹太恶棍之间的较量，尽管他的音乐当然还可以用其他很多方式来解读。这个圈子的领军人物包括独立学者路德维希·舍曼（Ludwig Schemann），他于1898年把戈比诺论述种族不平等的专著翻译成德文；以及英国人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他生于1855年，是瓦格纳的女婿，后来为这位音乐大师出版了一部充满仰慕之情的传记。科西玛和她的朋友们通过期刊 《拜罗伊特文献》（Bayreuth Papers）传播他们的观点；与此同时，舍曼周游全国，在反犹主义会议上发表演讲，并成立了各种激进的种族主义组织，最著名的是1894年创建的戈比诺学会（Gobineau Society）。这些组织都不很成功，但舍曼对戈比诺观点的传播还是很有效果的，使这位法国种族主义理论家的术语“雅利安人”（Aryan）在德国种族主义者中间流行起来。这个词最初用于表示讲英语、德语等日耳曼语支的人的共同祖先，但很快就获得了当代的用法，戈比诺提出：只有血统的纯正才能保障种族存续，据说在日耳曼——即“雅利安”——农民阶层中就保留了这样的纯正血统；而种族融合则导致文化和政治的衰落。[74]
然而影响力最大的，是张伯伦及其出版于1900年的著作《十九世纪的根基》（The 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在这部全凭臆想、神秘莫测的作品中，张伯伦把日耳曼人种与犹太人种之间争夺主宰权的较量作为讲述历史的脉络，认为它们是这个种族融合的世界上仅存的、保留着最初纯正血统的两个族群。与英勇、文明的日耳曼人一争高下的，是冷酷、刻板的犹太人，张伯伦因此将犹太人升格为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威胁，而不是仅仅将其当作一个边缘的或劣等的族群加以摒弃。与种族较量相关联的是一种宗教的较量，张伯伦煞费苦心地试图证明，基督教在本质上是日耳曼人的宗教，且不顾所有证据，坚称耶稣根本不是犹太人。张伯伦的作品诉诸科学支持其论点，令许多读者印象深刻。他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是将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融为一体。英国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认为，动物王国与植物王国遵循着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法则，从而保证了物种的进化。社会达尔文者将这一模型也应用于人种。[75]因此，这里已经汇集了一些后来被纳粹党徒采纳的主要观点。
三
张伯伦并不是唯一提出上述观点的人。许多作家、科学家和其他人等都促成了1890年代一种强硬的、自然选择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新变体的出现，它强调的不是和平进化，而是生存竞争。这个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是人类学家路德维希·沃尔特曼（Ludwig Woltmann），他在1900年提出，雅利安或日耳曼人种代表了人类进化的高度，因此优越于其他一切种族。于是他声称，“日耳曼人种是被选择出来统治地球的”[76]，但其他种族要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在一些人看来，日耳曼人需要更多的“生存空间”（德文为Lebensraum），生存空间的获得将不得不以牺牲他人的生存空间为代价，最有可能的是斯拉夫人（Slav）的生存空间。这并不是因为德国真的已经人满为患——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而是因为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把动物王国中领地的概念运用到了人类社会。他们为德国城市的蓬勃发展感到不安，希望恢复理想的田园生活，在那里德国定居者是“劣等的”斯拉夫农民的主人。历史学家开始告诉他们，中世纪时人们在东中欧就是那样做的。[77]这种把国际政治想象为不同种族之间争夺统治权或生存权之较量的看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成为德国政治精英阶层的流行观点。陆军大臣埃里希·冯·法金汉（Erich von Falkenhayn）、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帝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 Hollweg）†††的顾问库尔特·里茨勒（Kurt Riezler）和帝国海军参谋长格奥尔格·亚历山大·冯·米勒（Georg Alexander von Müller）等人都把战争视为维护日耳曼人种优越于拉丁人（Latin）和斯拉夫人的一种手段。正如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将军（General Friedrich von Bernhardi）在1912年出版的著作中写下的名言，战争是一种“生物必然性”：“如果没有战争，劣等或腐朽的种族就会轻易扼杀新兴的健康因素的成长，随之而来的将是普遍的衰落。”外交政策将不再用于国与国之间，而是种族与种族之间。不以国别为重的观念正是由此滥觞，后来成为纳粹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78]
打赢战争，是德国领导人以及中间派和右翼政客在20世纪之初越来越关心的问题，为此（在一些人看来）也需要采取积极的步骤实行人种优化。1890年代，社会达尔文主义转向自然选择论的一个方面是比以往更加强调“负选择”理论。尽管有些人主张，当时也在通过改善住房、营养保健、个人清洁和卫生设施，以及类似政策有效地改进人种，但这几乎无法抵消社会抛弃扶弱济困原则所产生的影响。一些医学家认为，扶弱济困的政策导致了人种的退化，而新兴的遗传学为他们的观点提供了更多证据，必须通过一种科学的繁育方法来抵消其影响，即通过减少或者消除弱者、优化并繁殖强者。持此观点者包括威廉·沙尔迈耶（Wilhelm Schallmayer），他主张将优生学方法运用于社会政策的文章，在由实业家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ed Krupp）于1900年组织的全国性竞赛中获得一等奖。另一位医学专业人士阿尔弗雷德·普勒茨（Alfred Ploetz）也认为，目前日耳曼人已达到人类进化最高水平。他建议，如果战争来临，应该把劣等人种送往前线，于是不合适者将首先被消灭。在所有自然选择论作家中，读者最多的是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他通俗化阐述达尔文观点的著作《世界之谜》（The Riddle of the World）在1899年刚一出版即成为抢手的畅销书。[79]
然而，如果以为上述观点形成了一种连贯或统一的思想体系，却是一种误判；说它直接演变成了纳粹主义，则属于更大的误判。举例来说，沙尔迈耶并非反犹主义者，他强烈反对“雅利安”人种优越论。沃尔特曼也并不敌视犹太人，他对法国大革命基本上持肯定态度，此立场与纳粹党徒极不投契。不过有点儿匪夷所思的是，他声称正如所有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都属于日耳曼人种。而海克尔确实主张应该大范围使用死刑，以将罪犯清除出遗传链；他还提倡用注射化学药剂和电刑的方式杀死精神病患者。海克尔也是种族主义者，他曾下定论，满头羊毛状小卷发的人种从未取得任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成就。但另一方面，他认为战争是优生学的灾难，因为战争会牺牲国内最优秀、最勇敢的青年。因此，海克尔的信徒——他们组织起来，自称“一元论联盟”（Monist League）——成了和平主义者，全盘否定战争思维，这种信条不可能受到纳粹党徒的青睐。1914年，当战争终于来临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为其信奉的原则付出了高昂的代价。[80]
这其中最接近于纳粹意识形态之发端的，见于普勒茨的著述，他在自己的理论中掺入了浓重的反犹主义味道，还曾与日耳曼种族至上主义团体合作。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似乎并无证据显示普勒茨本人认为“雅利安”人种优越于其他种族，尽管与他合作最密切的弗里茨·伦茨（Fritz Lenz）确实那样认为。普勒茨在优生规划问题上持一种冷酷无情的精英主义立场，比如他主张，每逢接生都应该有一个医生小组在场，由他们判断婴儿是适合生存，还是应该作为体弱和先天不足者而被杀掉。达尔文主义者亚历山大·蒂尔（Alexander Tille）公开主张处死精神和身体不健康的人，并且赞同普勒茨和沙尔迈耶的主张，即对于患病幼儿应当不予治疗，以便将弱者淘汰出遗传链。普勒茨与他的前妻舅、志趣相投的恩斯特·吕丁（Ernst Rüdin）于1905年组建了种族卫生协会（Racial Hygiene Society），用以传播他们的观点，协会很快在医疗和福利行业赢得了威望。戈比诺在很多方面一直属于保守派，认为贵族阶层体现了优生学的理想；而上述德国思想家所持的则是一种更加强硬，可能也更为革命的立场，他们通常认为遗传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阶层无关。[81]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们的观点已经以各种形式传播到医学、社会服务、犯罪学和法律等领域。妓女、酒鬼、小偷、流浪者之类的社会边缘人越来越被视为带有遗传瑕疵者。有些专家呼吁强制这些人做绝育手术，其呼声甚高，很难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些观点对福利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就连社会民主党也开始认真考虑阿尔弗雷德·格罗特雅恩（Alfred Grotjahn）的提案，把住房和福利条件的改善与强制精神失常者、不愿工作者和酒鬼做绝育手术联系起来。[82]这些进展反映了医疗行业对犯罪学和社会服务等迅速发展的专业领域的影响与日俱增。德国医学界在19世纪发现了引起霍乱和肺结核等疾病的杆菌，这些成就为医学界赢得了无与伦比的威望，也无意中为反犹主义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语言，用以表达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与恐惧。这促使德国社会普遍在日常生活中采用医学方法，普通人，包括比例越来越高的工人阶级，也开始采取清洁措施，比如定期洗澡、给卧室消毒、煮沸饮用水等等。清洁观开始从医学扩展到生活的其他领域，其中不仅包括“社会卫生”，关键是还包括“种族卫生”。
虽然关于这些问题存在着各种讨论与辩论，但上述观点其实并未对1914年以前政府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产生很大影响。除了科学界的权威人士，那些鼓吹繁育一个白肤金发碧眼的雅利安超级种族的人，比如自称兰茨·冯·利本菲尔斯（Lanz von Liebenfels）的《奥斯塔拉：白肤金发碧眼者的报纸》（Ostara: Newspaper for Blond People）的编辑，其号召力仅限于由极端分子构成的一个政治黑社会以及几个规模极小的非主流政治派别。[83]尽管具有上述特性，但这些观点的出现，连同它们在公共讨论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却是纳粹意识形态诸种起源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使包括科学家、医生和种族卫生学鼓吹者在内的各色人等团结在一起的，是几条基本原则。其一，遗传特征对于决定人的性格和行为有着重要的作用。其二，由第一条引申出来，为了提高国民效率，由国家引导的社会应该对人口进行管理——必须说服或者强制“适者”多生育、“不适者”少生育。其三，无论对这些术语如何理解，种族卫生运动采用的是一种给人以不祥之感的理性而科学的分类方法——把人分成对国家“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低素质”（德文为minderwertig，字面意思是“无价值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成了常用术语，被社会工作者和医务人员用来称呼各种社会边缘人。通过这种给人贴标签的方式，种族卫生学者开辟了通过强制绝育，甚至处决等手段来实现由国家控制、虐待并最终灭绝“无价值”者的道路，其中一些手段至少在1914年之前就已经有人在提倡了。最后，用这种技术专家式的理性主义方法进行人口管理，意味着以一种完全世俗的、工具主义的方式处理道德问题，而把婚姻神圣、父母神圣、被赋予不朽灵魂的个体具有平等价值等基督教义抛诸脑后。无论以上4条原则还有什么别的特征，它们都不是传统的或保守的。事实上，一些提倡者，比如沃尔特曼和沙尔迈耶，甚至认为自己属于政治光谱中的左翼而非右翼，尽管他们的观点只得到了极少数社会民主党人的认同。从根本上说，促使种族卫生学出世的，是一种新的构想——用科学原理管理社会，而不考虑任何其他原则。种族卫生学代表了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新变种，它永远不可能得到保守派或守旧派的认同，也永远不可能得到基督教教会的支持，或者更确切地说，不可能得到任何形式的宗教组织或者官定宗教的支持。[84]
反犹主义和种族卫生学后来都成了纳粹意识形态的关键元素。二者同为19世纪晚期普遍的思想世俗化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更大范围的反叛的两个方面，反叛的是19世纪中期支配着德国的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态度，即那种被越来越多的作家和思想家视为冷漠与乏味的自满。众多德国中产阶级智识人士因1870年代德意志民族国家之实现而产生的陶醉感，正让位于各种不满情绪，因为他们觉得德国的精神成长与政治发展已趋于停滞，需要推动它再次前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入职演讲‡‡‡中尖锐地表达了这些不满，他把1871年德国的统一称为德意志民族的一桩“青春闹剧”。[85]在持此观点的人当中，最有影响力的先知是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他以雄辩而简洁的散文体怒斥当时的道德保守主义。尼采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位堪与瓦格纳比肩的人物，他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对后者推崇备至。像瓦格纳一样，尼采也是个复杂的人物，他的作品可以在各种意义上进行解读。尼采的著作为个人摆脱传统的道德约束而辩，在1914年以前通常被解读为呼唤个人解放，对包括女权主义运动在内的形形色色的自由派和激进派团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女权主义运动中一位最富创造力的人物是海伦妮·斯托克尔（Helene Stöcker），她模仿尼采的散文体撰写了大量文章，宣称大师的意思是，在机械避孕和私生子平等权利的帮助下，女性可以自由建立婚外性关系。[86]
然而其他人从这位哲学巨子的著作中所吸收的，则完全是另一种经验。尼采是反犹主义的激烈反对者，他深刻地批判了对权力与成功的庸俗崇拜，这种崇拜在他看来源自1871年以武力实现的德国统一；他最著名的那些概念，比如“权力意志”和“超人”，本来只是用于思想和观念范畴，而不是政治或行动。但尼采语言的力量让这些词汇很容易被简化为口号，脱离原来的哲学语境，以他也许极不赞同的方式使用。尼采的“理想人”概念，即摆脱了道德约束、凭借权力意志战胜弱者的人，可以轻易被挪用，那些挪用者所信奉的，是根据种族与优生的标准来繁育人种，但尼采并无此信念。这种解读主要是受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弗尔斯特（Elisabeth Förster）的影响，她编注尼采作品时将其思想做了庸俗化和通俗化的处理，强调其冷酷的、精英主义的方面，迎合了极右翼民族主义者的口味。恩斯特·贝尔特拉姆（Ernst Bertram）、阿尔弗雷德·博伊姆勒（Alfred Bäumler）和汉斯·金特（Hans Günther）等作家将尼采简化为权力的先知，将他的超人概念简化为祈盼一位摆脱了道德约束或者基督教神学羁绊的德意志伟大领袖的降临。[87]
还有一些人则借鉴了对新几内亚等德国殖民地的原住民社会所做的人类学研究，将尼采的心灵精英主义（spiritual elitism）推进了一步，呼吁建立一个由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精英统治的新社会——他们将像一帮有着兄弟情谊的中世纪骑士那样治理国家。以这种重度歧视女性的世界观，女人除了生育未来的精英之外没有任何作用，许多优生学家和种族卫生学者也以不那么激进的态度持此观点。学者型作家，比如海因里希·舒尔茨（Heinrich Schurtz），则通过各种出版物传播青年精英统治的思想，然而其理论只在诸如青年运动等领域发挥了最大影响力，参加青年运动的年轻人大多是中产阶级男性，热衷远足、亲近大自然、围着篝火大唱民族主义歌曲，他们肆意奚落成人世界里乏味的政治、虚伪的道德和装腔作势的社交。汉斯·布吕厄（Hans Blüher）这类作家深受青年运动的影响，以更加极端的姿态呼吁：国家应按照反民主的路线进行重组，并由一群志同道合、以同性恋式的爱与温情凝聚在一起的英雄男子来领导。这些理念的鼓吹者在一战前就已经开始建立伪装成隐修会的秘密组织，尤其是组建于1912年的日耳曼隐修会（Germanic Order）。在这种小型世俗宗派中，“雅利安人”的符号和仪式扮演着主要角色，组织成员以复古的如尼字母（rune）§§§和太阳崇拜作为日耳曼民族的重要标志，并采用印度的卐字符作为“雅利安人”的徽章，这是受到慕尼黑诗人阿尔弗雷德·舒勒（Alfred Schuler）和种族理论家兰茨·冯·利本菲尔斯的影响，后者于1907年在奥地利自家城堡上悬挂了一面卐字旗。上述观点虽然怪异，但不应低估它们对于许多在一战前参加过各种青年运动组织的中产阶级青年男子所产生的影响。就算没有起到别的作用，它们也是1890—1910年之间出生的那代人普遍反叛资产阶级传统的原因之一。[88]
这些思潮所强调的东西，既与资产阶级清醒稳重、自我克制的美德形成了鲜明对照，也迥异于自由民族主义所倚赖的原则，比如思想自由、代议制政府、容忍异见，以及基本人权。绝大多数德国人在进入20世纪之际，依然很可能相信这些原则。德国最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自诩为那些原则的守护者，在他们看来，自由派显然未能捍卫这些原则。自由派本身依然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在1914年一战爆发前最后几年的和平日子里，自由派甚至显示出些许复兴的迹象。[89]然而在此时，已经有人开始认真地尝试将极端民族主义、反犹主义以及对传统的反叛整合成一个新的综合体，并赋予其某种组织形式。早在一战之前，各种激进思想激荡而成的政治漩涡就已经强力旋转起来，纳粹主义终将从中浮现。[90]
* 天主教解放（Catholic Emancipation），英国国王乔治四世（George IV）颁布《1829年罗马天主教解放法》（Roman Catholic Relief Act 1829），宣布废除“禁止天主教徒担任公职”等限制性法律，给予英国和爱尔兰的罗马天主教徒以充分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
† 公证结婚（civil marriage），不举行宗教仪式而由民事官员证婚。
‡ 今波兰什切齐内克（Szczecinek）的德语名称。——编注
§ 指帝国议会（Reichstag）。——编注
¶ 议员豁免权（parliamentary immunity），议会民主制国家的法律为保障议员有效履行其职能而赋予议员的不受国王、法院和议会之外的机构以及公众干涉的特权之一，即在法院或议会剥夺其议员豁免权之前，议员享有免受民事拘禁的特权。
** 语出《圣经·马太福音》27：25。犹太人的祭司长和长老把耶稣押解到罗马总督彼拉多（Pilate）面前，要求“把他钉十字架”。彼拉多找不到定他死罪的证据，本应释放耶稣，却担心犹太人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犹太人答道：“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彼拉多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
†† 黑死病（Black Death），14世纪造成30%～60%欧洲人口死亡的鼠疫。
‡‡ 德雷福斯事件，1894年，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裔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1935）被诬陷犯有叛国罪，被判终身监禁，法国右翼势力乘机掀起反犹浪潮。德雷福斯后来被证明是无辜的，并于1899年获释；但直到1906年，法国最高法院才裁定他无罪并恢复军籍。
§§ 黑色百人团（1905—1917），以保皇、反犹为宗旨的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团体。
¶¶ 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创造了被他称为“音乐剧”的歌剧形式——集音乐、戏剧、诗歌、传奇和表演于一体。
*** 莱辛（1729—1781），德国剧作家和评论家。
†††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1856—1921），德意志帝国宰相（1909—1917）。下文有时称之为贝特曼。
‡‡‡ 指马克斯·韦伯（1864—1920）于1895年5月就任德国弗赖堡大学（Universität Freiburg）国民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同年7月以《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为题出版。
§§§ 如尼字母，一种已灭绝的字母，在中世纪欧洲用来书写某些北欧日耳曼语支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