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答卷：以党的自我革命领导新的社会革命

中国共产党给出的答卷是：以党的自我革命领导新的社会革命。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政党，革命的基因流淌在中国共产党的血液之中。但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革命话语经历了一个转化。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从而让“革命”话语走出了长期以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想象，赋予革命以更为丰富的内涵。在某种意义上，“革命”一词回到其在古汉语中的本义——“革故鼎新”。当习近平讲中国共产党“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时，指的就是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⁵⁾

与革命一样，社会革命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社会革命主要指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它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领域的重大变革。⁽⁶⁾广义的社会革命则不仅包括狭义的社会革命，而且包括狭义社会革命的前提——政治革命，通过夺取国家政权为社会革命开辟道路，就像列宁所言“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以及狭义社会革命的基础——经济革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当习近平提出以党的自我革命领导新的社会革命时，此处的“社会革命”既指涉广义的社会革命，也特指狭义的社会革命，而且，重心在狭义的社会革命。尽管狭义的社会革命是重心，但这并不排斥广义的社会革命，而且需要广义的社会革命予以配合。事实上，十八大以来中共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背后蕴含的正是狭义社会革命和广义社会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告别革命”曾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思潮，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应该告别革命思维，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在这种观点看来，革命是改革的对立物，革命就是狭义的革命，专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邓小平的“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突破了这种狭义革命的观念，习近平则在此基础上为社会革命注入了一种深邃的历史意识，用“伟大社会革命”来统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⁷⁾无论是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是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还是习近平领导的全面深化改革，它们都是新的社会革命。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大地上土生土长的政党，其革命话语也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中。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被尊为六经之首的《周易》有一卦叫“革卦”，它是中国传统革命思想的源头，“革卦”的卦辞阐明了革命的条件——“顺乎天而应乎人”。

中国共产党的“天”就是时代的要求，所谓“顺乎天”就是要顺应时代的要求，回答时代的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政治上积弱，受尽外国列强的凌辱，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本家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中国共产党用政治革命来回应时代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经济落后，中国共产党用经济革命来打破贫穷的诅咒；在新时代，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经济发展了，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中国共产党用狭义的社会革命来破解这些难题。

中国共产党的“人”就是“人民”，所谓“应乎人”就是要回应人民的呼声，就是要让自己的政策合乎民心。用中共十九大的术语来表述就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周易》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翻译成今天中国共产党人的话来说就是，要用新的社会革命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习近平重提社会革命，一方面用广义社会革命概念重建了革命的连续性，回应了“告别革命”思潮及其所隐含的历史虚无主义；另一方面用狭义的社会革命概念凸显了社会革命的阶段性，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狭义的社会革命概念是建立在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基础之上的。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中国共产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中共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基于这一判断，中共制定了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工业基础。今天，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完整产业链的国家，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包括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在中国都能够找到，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战略部署。

从1979年11月到1981年6月，中共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并于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党的政策重心转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持续4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就是这一政策转向的结果。

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对社会主义矛盾进行了重新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⁸⁾别小看这一个小小的改动，它折射出的是中国多年来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

70多年前，中国人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非常匮乏。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物资紧缺，城市居民买什么东西都需要凭票。买米需要粮票，买肉需要肉票，甚至就连一分钱买一盒火柴，也得用火柴票，更别说自行车票、缝纫机票、手表票了。关键是，所有的物资都是定量供应的。以粮食为例，城镇居民每月人均定量25市斤，小孩按年龄段定量不等，最低为不满周岁的婴儿，每月每人6市斤。在这种情况下，追求生活质量几乎是一种奢望。

今天，中国的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而且仍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当年老百姓可能一年才能吃上一回的食品，今天随时都可以吃到，而且不限量。过去老百姓只有趁着单位出差才有机会顺便欣赏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现在可以常常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2019年，中国公民国内旅游人数60.06亿人次，出境旅游人数1.55亿人次。

可以说，今天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都进入了世界前列，“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表述显然已经不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

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又是不平衡不充分的。经济发展的数量上去了，质量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民生领域的短板也还不少，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还面临不少难题；而且，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不同区域的发展水平差别很大，城乡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较大。

今天，老百姓日益增长的需要已经不是吃得饱穿得暖了，而是更高层次的美好生活。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面对新的情况，新的社会革命也表现出和前一阶段的社会革命不同的特征：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注重顶层设计，从注重数量到更加注重质量，从强调效率到更加强调公平。新的历史时期，中共不仅要破解当下难题，更要着眼长远，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努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