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绪篇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GDP保持了长达近20年的两位数增长，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从2010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速呈现出整体放缓趋势，至2012年结束了10%以上的高速增长，转而进入增速换挡时期。我国高层决策者敏锐地把握住了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一新变化，并作出了精准的概括。2013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首次提及“新常态”概念[1]；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的行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公开提到了“新常态”，“新常态”一词也因此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在2014年11月9日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新常态”及其主要表现，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表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至此，“新常态”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征成为我国决策层的共识，“新常态”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历史坐标。

经济新常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尽管我国经济总量逐年上升，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已明显回落并趋于稳定，如图1.1所示。

图1.1 我国1990—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增速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经过前一阶段的高速发展，资源、环境等问题的制约日趋严重，吃资源饭、环境饭的旧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随着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超过投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逐渐超过第二产业，产业需要逐步从中低端走向价值链的中高端，经济增长亟待向“质量更好，结构更优”转化，以对冲经济下行的压力。

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加多元化，需求结构中的投资率开始下降，消费率逐步上升，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更多地将依靠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创新将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劳动力供给面临着较大压力[2]，劳动力成本一路攀升[3]。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仍在加大，收入分配状况仍未得到有效改善。这些新的特征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即“新常态”。

“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要适应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的新形势，创造经济发展新动力，优化资源配置，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积极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迎难而上。”新常态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并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战略认识高度，表明中央政府对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阶段的变化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对宏观政策的选择、产业转型升级产生了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打造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引起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高度关注，长江经济带作为三大国家战略区域之一，其城市群的联动发展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为打造我国经济增长新引擎，中央明确提出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三大国家发展战略，着力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同时也强调要跳出过去以省为单位的区域发展战略格局，应转向以城市群为重心，考虑更多“板块”之间的互动，以推动经济增长。在此背景下，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随后国家发改委陆续出台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以及《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以具体落实该指导意见，进而推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最大的内河经济带，其总面积、GDP、人口占全国比例均超过40%[4]，并逐步形成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与成渝城市群三大增长极，以及黔中、滇中两个中小型城市群。长江经济带承担着新常态下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动力、优化资源配置、挖掘长江流域广阔生产与消费潜力、打造世界级经济带与城市群的战略重任。城市群作为城市演化的高级空间组织形式，逐渐成为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能够发挥更强的协调与辐射作用，这决定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在新常态背景下的战略地位。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的发展开始转向城市群经济的整体发展，而城市群联动发展是破解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诸多问题的现实选择。首先，近十来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但随着各主要城市的经济增长放缓，传统的以单个城市作为主体、各自为政而实现增长的方式难以为继，因此，未来只有通过城市群的联动发展才能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经济的平稳增长。其次，经济新常态下需要结构优化，创造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经济竞争优势离不开城市群的联动发展。未来几年，城市群将成为引领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要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与区域增长极，需要通过城市群的联动发展才能更好地得以实现，需要通过城市群的联动发展才能更好地推动结构性改革以促进长江经济带产业成功转型升级。再次，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经济增长要实现动力机制的转化，经济增长方式要从规模速度粗放型增长向质量效率集约型增长转换，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以及提升长江经济带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靠单个的城市或城市群是难以实现的，这些也离不开城市群的联动发展。最后，推动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包容性增长，实现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有效解决户籍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制度层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缩小长江经济带居民收入差距、推进城乡二元结构转型等均离不开城市群的联动发展。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城市群的联动发展离不开城市群之间及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合作，这对城市群的联动发展提出了新要求，需要构建生态—交通基础设施—要素市场—产业四位一体的城市群联动体系。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是一个全方位、整体性联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它包括生态联动、港口联动、要素市场联动和产业联动，四个联动子系统相互支撑、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构成一个联动整体。第一，生态协同治理是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的基础。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统领，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是国家对长江经济带的鲜明定位。因此，基于长江经济带的流域经济特征，必须依靠跨区域的长江经济带各城市、城市群的生态协同治理。为实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生态协同治理、港口、要素市场、产业四位一体的联动发展奠定环境基础。第二，港口联动是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的必要保障。港口的联动发展对于实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港口的联动发展涉及港口之间经济互联、要素流动、生态协同等诸多方面，是城市群联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联动发展程度的高低对于整个城市群的联动发展都将产生极大的影响。要实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联动发展，港口联动为实现城市群其他子系统联动提供了必要的保障。第三，要素市场联动是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的维系纽带。金融市场联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金融市场联动的目的是实现金融市场一体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联动其目的是实现城市群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实现区域内劳动力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技术作为生产要素之一，技术市场的联动会进一步带动其他领域的联动发展。产权市场联动有助于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第四，产业联动是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的重要载体。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承担着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群与经济带的重任。因此，要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研究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产业联动，在市场和政府的共同引导下，为了实现长江经济带整体利益，五大城市群要突破地域界限，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与合作格局，通过要素的流动和共享、产业的承接与转移、城市群间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与统一等，实现长江经济带整体产业升级，进一步缩小各城市群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提升长江经济带的产业竞争力，实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产业联动并抱团嵌入全球价值链。

基于此，本书立足于经济新常态背景，以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联动为研究主题，从生态、港口、要素和产业四个维度建立城市群联动的分析框架，研究城市群及城市群各子系统联动发展的现状、障碍、机制、模式与路径，并提出配套措施，为促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协调发展、主动适应并引领新常态和打造我国经济新动力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