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策略与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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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我国媒体融合升级的现状和痛点

按照2019年2月发布的《媒体融合蓝皮书: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报告(2019)》的说法,我国媒体融合已由形式融合、内容融合升级至以体制机制融合为主要特征的融合3.0时代。该蓝皮书认为,2017—2018年堪称我国媒体融合由“相加”迈向“相融”的转折点,由单体融合、各自融合迈向区域融合、整体融合的关键点,由企业云建设迈向媒体云建设的新起点。[32]学界于2017年起评选中国应用新闻传播十大创新案例,2017年的创新案例包括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新华网、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今日头条、澎湃新闻、梨视频、上海发布、新京报我们视频、封面新闻、财新传媒数据新闻中心,[33]2018年的创新案例包括新华社新媒体中心、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海广播电视台、腾讯新闻、字节跳动、第一财经、界面新闻、浙江长兴传媒集团、阿牛科技、微信公众号“兽爷”等,[34]从中也可见目前媒体融合和新媒体现状之一斑。

一 报业融合的现况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报业始终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伴而行,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变革而改革创新,经历了解放思想、市场形成与繁荣的黄金时期。2005年之后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报业广告增幅下降,“报业寒冬”出现。2011年5月中央出台《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报业转企改制的近十年蓝图落地,但是举步维艰。21世纪以来传统报业纷纷探索自己的融媒转型之路。[35]有研究认为,报业融合经历了初期的报网融合阶段、新媒体融合阶段、“互联网+”带动融合阶段。[36]

从各种产业数据分析,中国报业已越来越不具备市场化运行条件,沿袭了几十年的原有报业运行机制和理念已不符合当前的发展环境,需彻底变革。2018年又有53家报纸停休。从发展趋势来看,“一城一报”将成为现实,党报由于特殊需要能多份共存,都市报则只可能存在一份,其他都市报要么被裁撤,要么彻底变革。报刊与广电也在整合中,2018年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宣布成立,将天津日报社、今晚报社、天津广播电视台职责整合,作为天津市委直属事业单位。但是这轮整合时的媒体经营能力在此之前已大幅下滑,互相拖累的可能性较大。大连报业与广电整合之后,开始让广电员工承担订报任务,甚至出现员工将订报信息上网而致“乞讨式发行”的舆情事件。天津市的相关改革方案明确指出,要“强化事业单位公益属性,全面清理事业单位承担的行政职能”。而辽宁各地的媒体整合方案却又都强调“企业化管理”。在改革方向上,不同地方持不同的态度。[37]

在媒体融合方面,传统媒体产业转型与融合发展存在误区,传统媒体比新兴媒体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压力,传统媒体的产业创新部署又更多地受到固有思维与行政力量的影响,所以导致传统媒体产业转型与融合发展策略层面陷入了“大而全”的误区,力求通过媒体形态上的扩展与市场规模的提升来谋求产业转型,其终极发展目标是综合性、全媒体、大体量的平台化媒体集团,体现的依然是传统媒体的思维;融合发展战略格局有局限,媒体管理者、运营者受制于来自市场的现实压力并不能从系统的层面考虑问题,更多地关注如何解决当下存在的盈利困境、取得更高的用户量与广告份额,诸多既定战略及其相应的运营路径却趋于失效;传统评价指标也在失效,新兴指标依托大数据技术会具有科学化、数据化、综合化等特点,需要转型到新型传播;融合中的运营创新并未击中用户痛点,缺乏持续发展能力,技术创新转化为盈利模式创新还有待探索。[38]

2018年以来中国报业协会按照中宣部工作部署,[39]在行业内开展“抓痛点、谋实策”的调研活动,针对23个痛点问题[40],发动全国报社寻找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并精选了56个实战案例出版成书[41],书中确定的“当下报业亟待解决的痛点难题”列有15个,从中可以看到当前传统报业的媒体融合工作目标宗旨、实施路径、困难和问题:

(1)全媒体时代,从浅融到深融,如何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声音传得更深、更远?

(2)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报业如何通过顶层设计建成新型主流媒体?

(3)体制机制改革,如何完善报业“事业单位 集团公司”的双重法人治理结构?

(4)当前事业单位改革,报业可以争取哪些红利?回归财政供给体系,利大还是弊大?

(5)报纸与广电合并,是1+1>2,还是水火不相容?

(6)报业如何站在风口,通过县级融媒体中心和智慧城市建设,打通舆论引导的最后一公里?

(7)媒体深度融合中,如何从发布型过渡到交互型,最终实现平台型?

(8)新媒体实现了天量阅读,如何将流量变现,盈利模式如何重构?

(9)推进媒体融合,需要从财政供给的输血型转为自我造血型,这其中如何设计商业模式?

(10)报业组织构架创新,如何实现采编经营“两分开”?新闻栏目制、经营项目制能融合进一个事业部吗?

(11)报业如何跨界多元产业,驶向蕴含庞大需求的蓝海?

(12)报业最需要哪些人才?如何制定人才战略?留住人才有哪些实招?

(13)媒体深度融合中,报业如何突破瓶颈,构建自身的技术体系?

(14)事业单位和集团公司,如何设计报业薪酬体系的双轨模式?

(15)报业版权如何实施有效保护?

二 广播电视业融合的现状

广播电视业的融合在各个层面上得以部署。为了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新态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设媒体融合发展司,按照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自2018年7月30日起施行),其职责是:拟定广播电视重大改革措施,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协调推进三网融合,推进广播电视与新媒体新技术新业态创新融合发展。管理发放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承担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的审批工作。

2018年3月,中央决定在“中央三台”的基础上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要按照“台网并重、先网后台”的思路,持续推动“三台三网”加速融合,利用中央三台的人才、技术和平台优势,发挥出1+1+1>3建立总台新媒体“一键触发”机制,三台移动端共同推送总台重要评论和精品报道,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按照他们的总结:大屏小屏联动、线上线下融合,三台合并使电视节目可以“听”,广播节目可以“看”,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在网络平台同时播出,以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多样化形式让主流价值遍地开花。这是媒体在巩固自身优势的同时,积极拥抱技术进步与创新改革的尝试。[42]

广播电视领域的融合,在技术层面尤其可圈可点。2019年3月两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5G+4K新技术探索运用于重大活动直播,他们称之在中国广播电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融媒体展示平台同时亮相,AI“记者助理”正式上岗H5、微视频继续创新,《定制你的合成声音AI主播》等小程序很聚用户。[43]中国的广播电视融合模式,尽管有人总结为主要体现于合并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台网一体”模式、中央电视台的“台网捆绑”模式,与英国BBC或美国CNN的“台网融合”模式有所不同,[44]但是近两年的融合势头很猛。

与此同时,各级区域广电媒体纷纷围绕中央关于媒体深度融合的战略部署,因地制宜,从平台升级、流程再造、体制机制优化入手,打造出一批各具特色的融媒体中心,并进入常态化运行。今后要进一步深度融合,广播电视系统必须推进三个方面的模式创新:一是平台模式创新,打破传统媒体组织和业务的块垒,合并资源与团队,以用户为中心,用新平台倒逼媒体内容生产组织模式的革新,实现深度融合;二是运营模式创新,突破媒体条块分割的体制格局,实现产业资源跨区域、跨行业、跨平台的整合重组,建设融合传播共享合作平台;三是生态模式创新,通过提升智慧内容制播能力,提升融合一体化发展水平,开辟新领域、培育新引擎、拓展新功能,向“多媒体形态、多信息服务、多网络传播、多终端展现”的全业务服务模式演进。通过媒体深度融合,使广播电视与政务、商务、教育、医疗、旅游、金融、农业、环保等相关行业合作,与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融合,通过移动化策略在智慧城市、智慧乡村、智慧社区、智慧家庭建设中的进行产业布局,并促进广播电视在技术、内容、业务、形态、功能等各方面的转型升级。[45]

三 通讯社的融合发展

新闻通讯社的融合,相对于报业和广播电视,在介质形态上并不突出,但是有其自己的特征。无论是路透社、美联社、彭博社,还是中国的新华社、中新社,都有这样的尝试和努力,开创具有通讯社特点的融合发展新模式,也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以新华社为例,其融合的定位是:聚焦通讯社主体业务,形成立体多样、手段先进的现代传播体系。新华社实施以“五大拓展”为主体的系统化创新工程,即内容方面由单纯注重新闻价值向新闻价值与传播价值并重拓展;产品方面由新闻报道向新闻产品拓展;平台终端方面由一体化发展向移动端优先拓展;体制机制方面由传统采编架构向新型融合采编架构拓展;保障机制方面由以传统通讯社业务保障为主向适应媒体深度融合的一体化支撑体系拓展。[46]

新华社的举措包括:通过平台搭建、社群分享、线下互动等方式,扩大产品覆盖面,并推进通讯社供稿线路改革,整合传统线路,新设短视频专线,搭建基于互联网的全媒体供稿库,变单一单向供稿为互动交互发布;努力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与采编架构再造,以“中央厨房”为龙头工程并于2017年升级、扩容、提质,综合运用资源整合、融合加工、舆情监测、业务管理、影响力评估、远程指挥六大系统功能,实现文字、图片、视频、技术等多工种同台作业,带动全社实现资源整合、媒体融合、采编流程再造。[47]通过“中央厨房”将全媒报道平台从单纯的产品制作中心升级为全社融合报道指挥中心、策划中心和协调中心,打造成“指挥协调总调度、组织策划总枢纽、融合加工总平台、全媒发布总出口”,推动全媒报道一体化指挥机制向传统编辑部门和国内外分社延伸;在机制方面还打造适应互联网生态的“编辑部+”新型采编架构,围绕通讯社主体业务,探索“编辑部+项目组”“编辑部+融媒体工作室”“编辑部+课题组”等形式;打造“三微三端一平台”(三微: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和微视频产品;三端:新华网、新华社客户端和现场云;一平台: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形成立体化融媒体传播矩阵;在业务管理、组织结构、人才队伍、技术应用等方面努力构建深度融合的一体化支撑保障体系。

全球主要媒体,包括主要新闻通讯社,都在以视频业务作为战略突破口,随着移动传播成为主要传播形态,直播和短视频业务更成为重点中的重点。目前新华社正在着力打造的视频智媒体平台,核心目标是聚合与新华社视频业务相关的所有媒介资源和生产要素,形成体系聚合。视频技术平台要与新华社所有在用和新建的技术系统互联互通,使这个平台上集聚的资源、要素、功能和能力,成为新华社整体的有机单元,更高层面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形成新华社更强劲体系竞争力的重要部分。基本建设理念是超越空间整合,实现体系聚合。其核心不在于技术或设备的更新,而是构建从用户需求获知到采集、内容生产、用户服务的全流程,通过建立音视频生产体系管理平台,与采、编、发、供各环节的所有系统在底层联通,共享数据,分发信号,传送产品,回馈状态,从而构建音视频内容生产服务技术、业务体系,促进全社的业务融合。[48]

新闻通讯社近几年还在智能化技术的运用上做出了诸多努力,推出了“MAGIC”智能生产平台等。新华社的业务融合,同样存在机制、体制以及传统业务隔阂、人才适应等多方面的问题,如今在实践中探索、突破和创新,在媒体融合大背景下通讯社的发展前景广阔。


[1] 本书着眼于传统媒体的融合发展,因此以“媒体融合”为题,将不区分“媒介融合”和“媒体融合”。

[2] [美]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

[3] [美]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

[4] Fred Hapgood(1995),The Media Lab At 10,https://www.wired.com/1995/11/media/.

[5] [美]保罗·莱文森:《莱文森精粹》,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6] 转引自蔡雯、黄金《规制变革:媒介融合发展的必要前提——对世界多国媒介管理现状的比较与思考》,《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3期。

[7] Ithiel de Sola Pool,Technologies of FreedomOn Free Speech in an Electronic Ag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23.译文转引自黄旦、李暄《从业态转向社会形态:媒介融合再理解》,《现代传播》2016年第1期。

[8] 邓建国:《媒介融合:受众注意力分化的解决之道——兼与“反媒介融合论”商榷》,《新闻记者》2010年第9期。

[9] Julia Knight,Alexis Weedo,Editorial,Convergence(First Published March 1,1995),1995,Vol.1(1),p.5.

[10] [丹]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85—86页。

[11] [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12] Henry Jenkins,The cultural logic of media convergence,Convergen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004(1)-journals.sagepub.com.

[13] [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与旧媒体的冲突地带》,杜永明译,商务印书馆 2012年版,第31页。

[14] [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与旧媒体的冲突地带》,杜永明译,商务印书馆 2012年版,第30、2、47、8、31页。

[15] 蔡雯:《从“超级记者”到“超级团队”——西方媒体“融合新闻”的实践和理论》,《中国记者》2007年第1期;蔡雯、王学文:《角度·视野·轨迹——试析有关“媒介融合”的研究》,《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11期。

[16] 《聚焦媒介融合和公共新闻——密苏里新闻学院副院长Brian Brooks教授系列讲座》,《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5期。

[17] 蔡雯:《从“超级记者”到“超级团队”——西方媒体“融合新闻”的实践和理论》,《中国记者》2007年第1期。

[18] 蔡雯:《从“超级记者”到“超级团队”——西方媒体“融合新闻”的实践和理论》,《中国记者》2007年第1期;蔡雯、王学文:《角度·视野·轨迹——试析有关“媒介融合”的研究》,《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11期。

[19] 黄旦、李暄:《从业态转向社会形态:媒介融合再理解》,《现代传播》2016年第1期。

[20] 陈力丹、付玉辉:《论电信业和传媒业的产业融合》,《现代传播》2006年第3期。

[21] 喻国明:《中国传媒产业的融合与发展》,《新闻前哨》2010年第2期。

[22] 熊澄宇:《整合传媒:新媒体进行时》,《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7期。

[23] Pavlik,J.V.,& McIntosh,S.,Converging MediaA New Introduction to Mass Communic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4] 李良荣、周宽玮:《媒体融合:老套路和新探索》,《新闻记者》2014年第8期。

[25] 2017年曾做过2000—2016年文献检索,当时包括较多报纸文章,因此与此次2019年7月的检索数据有所不同,特此说明。

[26] 事实上在经过2005年报业寒冬、拐点后,从2006年起媒体融合已经开始受到关注,有43篇文献,2007年达106篇。

[27] 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研究”(14AZD038)结项报告。

[28] 陈昌凤:《“媒体融合”的学术研究态势与业界变迁方向——21世纪以来媒体融合研究的文献分析》,《新闻与写作》2015年第3期。

[29] 以先前文章为基础,2017年更新了数据。先前文章:陈昌凤:《“媒体融合”的学术研究态势与业界变迁方向——21世纪以来媒体融合研究的文献分析》,《新闻与写作》2015年第3期。

[30] 戴佳、曾繁旭、王宇琦:《官方与民间话语的交叠:党报核电议题报道的多媒体融合》,《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5期。

[31] 喻国明:《用“互联网+”新常态构造传播新景观》,《中国广播》2015年第8期。

[32] 北京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编,梅宁华、支庭荣主编:《媒体融合蓝皮书: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报告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33] 评选由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学研究会主办。参见《2017中国应用新闻传播领域十大创新案例出炉》,http://news.xinhuanet.com/2017-10/29/c_1121872103.htm。

[34] 《2018中国应用新闻传播十大创新案例出炉》,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8/1022/c40606-30354108.html。

[35] 唐绪军、崔保国:《中国报业四十年的改革发展之路》,《中国报业》2018年7月上半月刊(上)。

[36] 黄楚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报业融合发展实践与探索》,《出版发行研究》2018年第4期。

[37] 陈国权:《2018中国报业发展报告》,《编辑之友》2019年第2期。

[38] 严三九:《中国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产业融合发展研究》,《新闻大学》2017年第2期。

[39] 《黄坤明在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大调研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以大调研推动大落实促进新发展》,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2/23/c_1122443340.htm。

[40] 参见《全国报业大调研,中报协出手放大招》,https://www.sohu.com/a/233412827_268628。

[41] 胡怀福、周劲:《王者融归——媒体深度融合56个实战案例 解析报业痛点 决胜智媒时代》,人民日报出版社2019年版。

[42] 《数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媒体融合“增量”》,http://www.cctvwr.com/content.php?id=875&tid=21&pid=4。

[4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技术+”将引领媒体融合发展新方向》,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9/0313/c40606—30974177.html。

[44] 李建文、谭宇:《广播电视全媒体融合的三种模式研究》,《视听》2018年第9期。

[45] 参见李岚《区域主流媒体深度融合要有三个创新》,“国家广电智库”(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5CLndfq2giJQOJ9J7v-H3w。

[46] 《刘思扬:打造具有通讯社特点的融合发展新模式》,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7/0329/c411869—29177592.html。

[47] 白林:《从源头活水到终端再造——探索通讯社融合发展的几点思考》,《传媒》2017年第5期。

[48] 陆小华:《增强体系竞争力:媒体融合平台构建的核心目标——新华社全球视频智媒体平台的探索与思考》,《新闻记者》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