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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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吉，强大之人，乌尔之王，天下四方之王
赋税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国家机器的运转同样也离不开赋税。赋税指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而无偿地、强制地向民众征收的货币和实物的总称。[1]赋税的一大特征是其强制性，“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的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的经济的基础”[2]。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指出：“人们必须拿出自己的一部分收入，给君主或国家，作为一笔公共收入。”[3]日本财政学者小川乡太郎在《租税总论》中认为，赋税为国家支付一般经费之目的，依其财政向一般人民强制征收之财。[4]赋税是国家用以取得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列宁说：“所谓赋税，就是国家不付任何报酬而向居民取得东西。”[5]马克思将赋税概括为：“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来源，一句话，它是行政权的整个机构的生活来源。”[6]国家的治理与赋税的征收密不可分，国家是赋税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条件，“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7]。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约公元前3200—前330年）[8]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明之一，其在绵延三千年的历史发展历程中，经历了若干个时期和王朝，出现过以城市为主体的城邦、囊括两河流域局部地区的区域性国家，以及跨地区的帝国这三种国家形态，[9]在古波斯帝国灭亡之后逐渐被世人遗忘。直到19世纪，欧洲探险家在中东地区的游历探险、考古发掘以及楔形文字的破译，这一文明才重见天日。[10]1857年，亚述学这一门新兴学科的诞生，标志着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和楔形文字的研究走上了正轨，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亚述学研究者一代代地传承，一层层地揭开这一古老文明的神秘面纱。
在公元前3千纪的两河流域，国家经济（财政收入）并不依靠人头税的征收，而是依靠徭役与实物税。从早王朝时期到阿卡德王国时期，捷姆迭特纳色、乌卡伊尔（Uqair）和乌鲁克的城邦联盟向乌鲁克的伊南娜神庙提供食物，作为供品和神庙人员的日常开销，这可以看作是乌尔第三王朝核心行省bala税的前身。[11]在早王朝时期的恩美台纳铭文、[12]阿卡德王国的萨尔贡铭文[13]与拉伽什第二王朝的古地亚铭文[14]中，有关于劳动力（劳役）征用的相关记载。此外，乌鲁卡基那的改革铭文规定，废除神庙管理者的dubsig税以及其他税目，渔民、园丁、牧民从免除赋役改革政策中获得好处。[15]在早王朝时期，就已经有了王室税、土地灌溉税等税目。这些税目的起源与演变，为乌尔第三王朝赋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乌尔第三王朝（又称乌尔帝国，公元前2112—前2004年）[16]作为苏美尔人建立的典型区域性国家，是苏美尔文明发展的最高峰，也是公元前3千纪世界文明中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典范。虽然它只存在了短短一百余年的时间，但是却在古代世界历史长河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且留下了数以万计的楔形文字泥板文献，其中许多文献涉及赋税内容，包含与赋税相关的术语。乌尔第三王朝的赋税制度研究，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古代两河流域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与外交制度，乃至上古西亚文明的历史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并且对于今天我国进行的税制改革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