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空间“价值属性”的再认识

一 已有经济学理论之不足

（一）空间

经济学中的空间不同于物理学中的“绝对空间”，也不同于几何学中静止的“纯空间”，而是一种资源，空间结构特征是区域发展状态的重要指示器。空间作为一种要素被发现，最早可以追溯到杜能对独立国（城市）的描述、对地租和土地利用的分析，对一个主要从事农业活动的社会来说，杜能环具有启发意义。韦伯用演化的方法分析了工业区位布局问题，提出了一个有关区位结构转变的理论。普雷德尔利用地方条件性替代原理把一般均衡方法系统地运用于区位分析，他主张经济活动都要使用一组要素，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问题也就是确定后的生产要素组合，而确定后的生产要素组合的空间分布反过来又是一般生产要素分布的一个特例。[4]于是，生产的问题就变成了选择合理的资本、劳动力、土地和运输投入组合的问题。魏格曼把空间经济当成一个空间市场充分展示的整体来观察，运用一般均衡理论方法对经济过程的空间结构、市场的空间范围和联系全部经济数量的空间关联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以上学者的静态均衡方法受到了帕兰德的强烈批评，他主张放弃瓦尔拉斯经济学分析范式，转向隆哈德—韦伯的传统，他把精力集中在分析经济起点、一段时期内企业的调节、同一时期内要素的流动，以及伴随而来的技术、制度和消费者的变化。然而，奥古斯特·勒施并没有接受这些观点，他超越了局部分析，不仅认识到经济因素复杂的空间联系，还通过一组初等方程简洁地描述了一个高度简化的、在垄断竞争条件下运行的空间经济的静态模型，这些研究局限于一国范围内。俄林与李嘉图将区位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开拓了贸易与区位理论的新领域，空间因素虽然得到了优先考虑，但最后都被成本替代了。[5]艾萨德在《区位与空间经济》一书中从区域发展演化的一般过程出发，建立涵盖经济活动的空间和时间的一般理论，该理论包括运输指向的企业区位均衡、劳动力指向的厂商区位均衡、市场区与供给区分析及竞争区位均衡、集聚与农业区位理论、区位与贸易理论等。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在前人的基础上运用D-S模型、冰山成本、动态演化等理论解释了经济空间集聚的现象，建立了空间经济学的三种基本模型：区域模型、城市体系模型和国际模型。目前对空间的理解，分析单位大多是企业，是企业利润最大化理论的延伸。没有将空间从生产中分离出来，其基本结论是：在一个特定的市场中，企业最佳的位置是产品成本加运输成本最小的地方；在不完全市场中，企业的空间选择必须在收入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之间进行平衡。这些认识都局限在艾萨德的区域层面，通过一般均衡分析来解释专业化与均质性、分层结构以及自组织能力问题，其研究的视角一直没有离开流动要素的空间属性问题，并非空间本身之属性。对空间本质的理解，笔者认为需要借鉴演化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的一些视角重新刻画，破除机械论思维的藩篱，才能从更深层次回答“艾萨德疑问”。正如意大利学者罗伯塔·卡佩罗所说，空间不再仅被视为一个简单的地理载体，而应界定为一种经济资源、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空间是企业静态优势和动态优势的来源，也是地方生产系统竞争力的一种关键因素。当空间被认为是企业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内生因素的时候，城市发展中的空间作用需要重点关注。城市与城市空间是集聚经济——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产生的地方，因此，任何区域的经济发展植根、建立于城市空间之上。

（二）范式

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一直坚持机械论思维传统。机械论范式的第一公理认为现实是由物质—能量组成的“硬”存在，不会运用特性来区分不同的研究对象，其行为是由不变规律决定的。第二公理认为，现实存在是相互独立的，个体之间的行为不会产生交互影响，也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各自使用其不变的信息，不会输出信息。第三公理认为，在系统中，只有连续运动（动态）或者静止（静态），系统内部才不会发生突变。达尔文的立场撼动了古典教条的本体论逻辑，后来的熊彼特、纳尔逊、梅特卡夫、多普弗在他们的研究中构建了经济发展的演化分析路径。后来演化人类学、生物学和经济学都对是什么造就了理性人提出了各种猜想和假设。演化生物学和演化心理学都告诉我们，人脑是生物演化的产物，而正是这一点，使得文化与制度的演进和遗传具备了可能性和可行性；并且认为，经济过程从人的活动开始，人的行为的目标差异致使经济社会沿着各种反应向前发展，最后达到某种亚稳定状态。这个一般性的轨迹由规则的创造、采用和保留来完成。循着演化范式的发展进程，未来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将会从以资本为中心转为以人为中心的方法，主要研究人的认知、行为及全面发展问题。空间价值链重组正是在演化理论的基础上来探讨空间发展问题。

二 空间属性的新发现

（一）异质性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空间是相对独立的区域单元，从现实经济世界出发，任何空间都应包含核心区域（城市）或体系。不同的空间在自然环境、人文地理、文化制度、分工与专业化以及自组织能力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这也是空间演化的基础和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说，空间也具有企业特征，不同规模的城市也类似于“城市公司”。空间不仅在规模、内部组织形式、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程度上不同，在投入产出及福利水平方面表现的绩效水平也存在明显差异。可见，城市空间价值链重组是指区域核心城市为了追求城市价值提升、实现可持续发展，利用其自身优势在空间尺度上重构城市等级体系、重新布局城市功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整个区域的价值布局都将会出现新一轮调整，各类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价值连接关系都会发生变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增长也正孕育在这些变化之中。

（二）动态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空间中心及其腹地同样也是一个动态的有机体。空间是一个多尺度的研究范畴，空间组织一直处于整合与重组的动态演化之中。一般来说，集聚中心最初呈小而密集的块状，在收益递增的向心力驱动下不断增厚，集聚空间不断拓展，规模也越来越大，但是也越来越松散，有时甚至是向四处蔓延，看起来杂乱无章而缺乏内聚力。伴随着空间的扩张，土地利用强度不断增加导致了收益递减，人口倍增又导致了不经济和拥挤，离心力效应愈发明显。例如，在冯·杜能圈层的每一种作物种植带的边缘，上述过程使得土地利用从一种类型转变为另一种类型。而这种转变显然不是骤然无序地发生，相反，空间文化、制度、规则等制约着转变的方向，促成每一块土地利用方式的更替，并有序地使这种转变平稳过渡。由于区域的空间结构始终处于向心力和离心力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就不能使用单稳态的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而需要借助韦伯等人开创的演化方法来深入探析空间经济的复杂动态关系。

（三）价值重组与可替代性

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空间中进行的，不同经济活动的特定空间构成了不同功能、不同价值的“经济空间”，这些经济空间如同宇宙中的行星一样遵循着某种规律而不是无序地散布在区域中。探寻经济空间的运行规律，需要从经济空间的属性入手，结合空间主体的行为来深入分析。如果把空间看作一种稀缺资源，城市就是拥有这种稀缺资源的企业，空间中的中心城市等同于价值链上的核心企业，各次级区域及城市体系可以被认为是该价值链上的特定环节（成员），其共同构成了空间城市圈层结构并在环境变化中不断演化。在这个过程中，空间中的组织是关键的（但不是唯一的）知识库，这些知识大多包含在组织运作惯例之中，而组织“更高层面”上的行为准则及战略（如它们在创新性搜寻、多元化等方面的“元规则”）则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对这些知识进行修正和重组。空间中的一切规范、惯例和文化也能够被不断复制，也具有互补性与可替代性。用数学语言表达，互补性以要素的边际替代率为基础，刻画的是一个变量的边际收益是另一个变量的增函数，空间价值具有互补性，且具有显著的可替代性。

三 空间价值与产业价值链

空间具有价值属性，价值本身属于经济范畴，因此，要具体刻画空间价值就必须与空间经济主体的行为联系起来。商品的价格告诉我们，当商品的供给量小幅增加（或减少）时，社会福利增进（或损失），这在经济学中就代表着“价值”。价值的经济学意义是指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或者是从市场价格中衍生出来的价值。空间经济主体从经济组织角度来讲，主要有企业、产业等经济组织，从经济组织角度来研究空间经济问题也是目前的传统思路。区位级差地租是空间价值的基本形式，因此，城市空间演化只有结合城市产业变迁才会有意义，城市空间价值是产业价值链在特定空间上的映射，其对应关系如图4-4所示。空间再利用、再生产的过程就是空间价值形成的过程。

（1）R区域的特点。这些地区总体比较落后，产业单一，产业发展以农业为主，城市化水平较低，自我循环、相互封闭，市场发育迟缓，生态环境欠佳，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地域分工，是一种低水平的均衡结构。区域发展一方面要培育自身潜力，另一方面要以生产要素为导向，承接劳动密集型生产制造职能。通过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新的技术工具充分利用后发优势释放增长潜能。

（2）K区域的特点。这类地区较前一类地区而言，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制造业为主导的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份额日益增加。专业化和集聚水平显著提高，产业由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已经形成了一批现代化的中小城市，这类地区一般采取投资导向，承担技术密集型生产制造职能，接受成熟地区的产业转移，也可以有重点地导入某些高技术层次的产业。这类区域一般出现在城市外围地区或发育较早的城市群区域。

（3）C区域的特点。在这类地区，工业已占主导地位，城市体系比较发达，有现代化的基础结构，交通方便，农业生产比较集约，产业结构比较复杂，高附加值产业、服务业占较大比重，人口的文化素质较高，技术水平、吸引和消化新技术能力较强，区域各项功能比较健全，投资效果明显大于其他地区，吸引外部投资的能力也较大，直接表现为工业点、工业枢纽、工业地域综合体、工业经济圈和工业带的形成。这类地区一般是采取创新导向，以信息和知识为特征的新兴产业孵化地，承担较多的区域服务职能，服务业占主导地位。这类区域一般出现在城市内部或次中心城市地带。

（4）L区域的特点。这类地区节点、域面、网络相互交织，跨空间交易频繁，区域一体化加深，能量、物质和信息的空间交换更加频繁，多极化、分散化、网络化是其基本特点。该区域收益递增主要表现为特定行业的地方化，是区域空间结构的高级形式，是国家、地区经济成熟的主要标志。因曾经代表发达地区参与产业国际分工，经济增长面临新的门槛效应，需要靠技术进步、创新生产方式等进行产业升级。一方面，可通过产业空间重组等形式整合外围要素来提升自身在区域价值链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城市价值链战略联盟来巩固核心影响力，实现可持续发展，避免陷入“富裕陷阱”[6]。这类区域因经历了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发展中积累的矛盾较多，通常所说的“大城市病”“路径锁定”或“依赖”都是这类区域的突出问题，如果不能实现价值链的升级，则面临衰退风险。

四 空间价值的形成

空间价值是空间演化的基础。空间价值的形成是各种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影响空间价值的因素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是要素禀赋因素，包括资本、劳动力、原材料；二是市场因素，即供给与需求状况；三是运输费用；四是外部经济、公共政策等。根据史密斯区位理论[7]，空间价值由具体企业的收益与获利情况来决定，因此，空间价值等于空间收入减去空间成本。总收入超过总成本最大点是价值最大空间。空间差异对于生产者来说十分重要。图4-5（a）表示，需求量一定，价格（p）不变时空间价值的产生。AC和TC分别表示平均成本和总成本，P和TR表示价格和总收入。O点是单位成本极小点，Ma和Mb表示平均成本等于价格时的生产空间，在Ma和Mb之间空间收入大于空间成本，阴影部分表示空间价值。图4-5（b）与图4-5（a）相反，表示在成本一定的情况下，空间价值的产生。O点同样是价值最大空间。Ma和Mb是空间价值盈亏分界点，表示空间价值的可能性边界。图4-5（c）表示成本和需求同时变化时对空间价值的影响，从图中可以看出，A点的空间成本最低，B点的空间收入最大，Ma和Mb是企业空间价值可获得区域。由图4-5（c）可以看出（A″—A′）大于（B″—B′），也就是说A点的空间价值大于B点的空间价值。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空间价值是由空间效用和稀缺性共同决定的，另外，空间价值与空间可达性呈显著正相关，凡是可达性较高的区位，其空间价值必然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