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献综述
一 在日中国人研究
（一）华侨华人自我意识研究
有关在日中国人自我意识研究的代表作品有过放的《在日华侨自我意识的变化》。过放把在日中国人分为三个层次进行了分析。第一是表层。主要阐述在日中国人的历史。第二是中层。主要从婚姻方面分析了在日中国人的社会构造。第三是深层。主要分析了在日中国人自我意识的变化过程[3]。“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日中国人和日本人结婚以及取得日本国籍的华侨华人越来越多，促进了在日中国人化的迅速发展。但是，在日中国人的进展不等于否定中华文化而获得日本文化。”[4]
除此之外，还有朱慧玲的《日本华侨华人的社会变迁：以日中外交正常化以后为中心》。朱慧玲的硕士学位论文是以在日老华侨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在日中国人的社会变迁问题。之后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和王津的硕士学位论文成果的基础之上，分析了1972年日中外交正常化以后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朱慧玲认为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和日本社会的社会距离在不断缩小，随着在日中国人的世代交接，在日中国人不断地被日本社会同化[5]。但是，田嶋淳子对朱慧玲的论文做了以下点评。田嶋淳子认为：（1）论文的数据、内容的叙述不够细腻。（2）所使用的人口推拉理论与研究背景不对称，不能充分说明主题。（3）用分析老华侨的图表分析新华侨是不合理的[6]。
（二）教育、职业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在日中国人学校和教育问题也被学术界所关注。中国台湾学者杜国辉可称为在日中国人学校和教育研究的先驱者。杜国辉以《多文化社会华侨华人的对应为题，主要以华侨学校对在日中国人有着重要意义为基础，针对在日华侨学校毕业生进行了意识性调查[7]。杜国辉的研究表明从日本华侨华人学校毕业的学生在日常生活、行动、生活方式、思考方式等方面已经被日本社会所同化。此结论和周慧玲的结论相吻合。
除此之外，裘晓兰以《有关日本华侨华人教育之研究：面向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的教育的再构造和课题》为题，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裘晓兰主要通过以下三个视角对在日中国人教育进行了分析考察。（1）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作为民族教育发展起来的华侨华人教育发展的沿革和面貌。（2）从动态的视角，阐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日中国人的实际转换状况。（3）从多元文化教育的视角，分析了在日中国人教育意义和所承担的责任和任务。但是，裘晓兰的论文有以下四点不足之处。（1）没有把中日两国政策变化和此论文相结合。（2）对近代华侨华人教育形成过程的分析应该和新华侨华人教育的形态分开作以分析。（3）应该把华侨华人教育以外的教育实践列入分析行列。（4）应该在综合分析世界华侨华人教育的基础之上分析在日中国人教育[8]。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日学成后回国创业的中国留学生不断增多。因此，以回国留学生为对象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加。其代表研究有安部康久、徐亚文的《从日本留学回国学生就业状况和留学经验的评价：以中国研究生为例》。为了完成此论文的调查，安部康久和徐亚文针对中国辽宁省大连市和山东省济南市的相关学校研究生以及具有专业知识、持高学历的回国留学人员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研究调查。其结论是：“留学者对自己的留学有较高评价。”[9]安部康久、徐亚文还指出：“未来回国留学生的研究动向是随着回国人员的增加，回国后就业问题将会出现恶化想象[10]。”
奈仓京子针对从日本留学回国的留学生进行了研究调查。其代表作品是2009年发表的《从日本留学回国的中国留学生自我实现和制约的考察》。奈仓京子从中国回国留学生的视角，对中国福建省厦门市和广东省的回国留学生进行了采访调查。随着回国留学生和中国国内博士研究生的增多，对中国的大学来说，“海龟”不再像以前那样珍贵。回国留学生在中国学术界之所以处于边缘状态，其一是因为在日留学生不是自己制定研究课题，而是日本的导师制定研究题目给他们；其二是日本的（特别是文科类）大学的研究形式比较严密和严格，结论也就非常精密和细致。因此很多成果不被中国学术界认可[11]。
（三）地域方面的研究
有关中国人在日地域分布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主要以在横滨、神户、长崎居住的中国人为研究对象。近来，以东京、名古屋和冲绳等地区为对象的中国人研究也增加了。代表研究有山下清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京在留中国人的人口变化》。山下清海主要通过《东京都统计年鉴》第6次（1954年）到第56次（2004年）的“外国人登陆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京都在留中国人的人口变化的特征。山下清海把东京都中国人的人口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称为“停止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8年）。这一时期在日中国人人口变化不是很大。第二时期称为“急增期”（1979—1988年）。这一时期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在日中国人急剧增加。第三时期称为“安定期”（1989年至今）。这一时期在日中国人人口不断增加，特别是中国东北三省的中国人明显增加[12]。
张慧婧以《名古屋在住中国人人口变化和职业分布实际考察》为题，调查研究了名古屋市中国人人口的规模和变化、职业构成、居住分布、地域产业的构造以及新旧移民的比较。其中，关于在名古屋居住的中国人的地域特征，为在日中国人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13]。
冲绳的华侨华人社会研究的代表人物是早稻田大学的八尾祥平。八尾详平以《1950年到1970年琉球华侨组织的设立过程》为题，对冲绳华侨社会进行了调查研究。八尾祥平不仅通过中国台湾的档案资料、冲绳地区的新闻纪事、杂志和相关文献，而且深入冲绳华侨华人组织内部对相关成员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调查，明确了冲绳华侨华人组织的设立过程、对冲绳社会的贡献以及和冲绳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等。
（四）其他相关华侨华人研究
中国著名的“侨乡”有江门、泉州、潮汕和梅州。近年来，相关学者开始了以“侨乡”和“华侨华人博物馆”为对象的调查研究。“侨乡” 研究的代表作品有稻泽努的《侨乡：华侨故乡的观念和实像》；长沼さやか的《广东省珠江达美侨乡的起源：以华侨的村和无华侨村为例》；兼城系绘的《“移民”支持的神社：福建省福州市的侨乡为例》等。
全球“华侨华人博物馆”包括正在筹建的有7个国家50家左右。其中中国国内有近30家，海外近20家，分布在亚洲、美洲、大洋洲等。2015年11月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与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华侨博物馆与华侨华人研究”学术研讨会。此会对华侨华人与华侨博物馆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此外，玉置充子也对《广东省的华侨华人博物馆》进行介绍[14]等。“侨乡”是华侨华人的故乡；“华侨华人博物馆”具有对华侨历史文物、文献资料等进行保存、研究等功能，因此，推动“侨乡”和“华侨华人博物馆”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以上总结了日本华侨华人研究的情况。日本的华侨华人研究开始于经济方面，之后发展到华侨华人意识的变化、学校教育、地域分布、归国中国留学生的就业等方面。近来又出现了以“侨乡”和“华侨华人博物馆”为研究课题。
二 在日印度人研究
（一）在日印度人移民的历史研究
日本和印度的交流历史悠久。根据泽宗则的研究成果得知，1876年开始，日本帝国统计年鉴有相关在日本外国人人数统计。1989年以后，日本开始实施外国人登记制度[15]。金谷熊雄的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印度人人数急剧下降。1923年9月1日关东大地震发生后，很多印度人从横滨移居到神户。1947年印度独立，1952年印度和日本的外交正式开始。之后，在日本的印度人人数在持续增加。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日印度人人数急剧增加[16]。
富永智津子对在日印度人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两次调查。第一次，以横滨、东京、神户、冲绳4个城市的印度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在日印度人的访谈了解了印度人在日本的移居历史。第二次，在第一次调查的基础上进行跟踪调查，以居住在横滨、神户和冲绳3个城市的印度人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1）在住印度人社会与战前的移民息息相关；（2）由于日本经济的国际化和印度资本的多国籍企业化，从而出现了新型印度人社会以及组织；（3）在美军基地这种特殊情况下出现了冲绳印度人社会及其组织[17]。但是，泽宗则认为，富永智津子在横滨和神户进行的调查研究事例过少，不能从宏观方面对在日印度人以及其组织进行全面的概括。
泽宗则将在日印度人社会的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以从开国到关东大地震的横滨和神户为中心的时期（1854—1923年）。第二时期是以从关东大地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神户为中心的在日印度人社会发展的时期（1923—1939年）。第三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1945年）。第四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1970年的在日印度人社会再生时期。第五时期是1980年至今在日印度人社会形成时期[18]。
富永智津子的论文提道“1923年9月1日发生的关东大地震中，大约60个印度人商馆全部烧毁，170个印度人中有23人死亡”。大地震之后，很多印度人移居到了神户。1939年在日印度人为了纪念在大地震中死亡的同胞，在横滨的山下公园建造了印度水塔。该水塔至今保留着。“关东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年（1924年），24名印度商人从神户返回到横滨[19]。”然而，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印度商人离开了日本。富永智津子指出：“1951年签署旧金山和平条约之后印度商人再次来到日本。”[20]
（二）在日印度人居住地域与异文化接触研究
作为在日印度人社会考察的一个环节，印度人集居地的形成和异文化接触的研究同样比较重要。日本相关学者对在横滨、神户、冲绳和东京4个地区印度人的集住化和异文化接触进行了研究。
堂前亮平从印度人居住地区的形成过程与异文化接触的视角出发，将居住在冲绳的印度人和居住在神户的印度人进行比较，明确了两个地区的印度人社会的形成过程和异文化接触的特征。堂前亮平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冲绳从事商业活动的印度人有如下特点：（1）商业对象是美国军人，不存在语言交流问题。（2）因为冲绳是一个外国人（中国人、菲律宾人、韩国人等）居住比较多的城市，因此排他性比较弱。（3）与其他国家的人相比，印度人的居住地和商铺比较集中。（4）冲绳整个城市的生活节奏比较慢[21]。
关于神户的印度人社会的特征，堂前亮平指出：“（1）神户的印度人组织是关东大地震后横滨的印度人移动而形成的。（2）战前的居住地是外国人居住地的东侧，战后移动到北野町和山本大街。（3）神户的印度人居住在神户，而在大阪工作。”[22]神户和冲绳的印度人社会的共同点是“成立了自己的社团组织”。根据堂前亮平的研究，冲绳印度人社会设立了“Indian association in Okinawa”和“Hindo mandir Okinawa”两大组织。同样神户印度人设立了“the Indian club”和“the Indian social society”。
堂前亮平的研究对了解印度人社会居住地区形成过程以及变化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还存在一些不足。因为他仅就24个家庭进行了调研，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日印度人以及组织的特点，但是不能充分说明冲绳和神户居住的所有印度人的特点，因此，需要扩大调查范围以及调研对象以进一步补充说明。
此外，泽宗则等人就东京印度人社会进行了研究。泽宗则、南埜猛以东京都江户川区西葛西居住的印度人为中心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IT技术人员为中心的印度人纷纷来日工作。之后他们的家属也随之来日[23]。泽宗则等的研究对在日印度人的研究同样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在江户川区西葛西地区，也有来自世界各个国家，例如中国、韩国、菲律宾等国的人们。他们在分析印度人以及其社会形态时，几乎没有提到与其他国家的人们在生活、文化适应等方面的比较。
（三）在日印度人组织研究
除了关于印度人群居住地的形成和异文化接触的研究之外，关口真理、小山田基香、周飞帆和藤田秀央等学者对在日印度人组织进行了研究。关口真理在她的论文中指出，（1）印度人不是以群体的形式移居美国，而是个人以就业、留学、探亲的形式前往美国；（2）在美国印度人口最多的地方是加利福尼亚州；（3）从印度来到美国的印度人大部分家庭条件比较富裕；（4）在美国，印度人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存在感[24]。
小山田基香通过田野调查，以居住在东京都江户川区西葛西的IT技术人员（New comers）的家属为研究对象，了解了在日印度人的生活和文化适应等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男女学历都相对较高；（2）男性IT技术人员比较多；（3）大多数是在印度长大，在印度接受高等教育的人；（4）以家庭为单位居住的20—30岁的印度人比较多[25]。小山田基香的研究是在日印度人社会的变化、社区的研究，对于世界各地的印度人社会及印度人移民研究来说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
周飞帆和藤田秀央以江户川区西葛西地区的印度人组织为研究对象，对印度人组织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结果显示，（1）江户川区印度人组织是由多民族、多语言和多宗教的形式构成；（2）在日尼泊尔人对在日印度人组织有着各种贡献；（3）世界各地的印度人组织中除印度人外，还包括其他南亚居民，而且这些组织不断地壮大。同时，周飞帆和藤田秀央还指出，在江户川区的印度IT技术者有以下特点。第一，均接受过高等教育和持有高学历。第二，工资水平比其他在日外国人要高。第三，除单身IT技术者之外，以家庭为单位来日的IT技术者在逐渐增多[26]。
三 海外中国人与印度人的比较研究
Dossani Rafiq对美国硅谷华侨和印侨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两者在价值观、思维方式、创业模式和动力、社会认知与形象和整体实力等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异。同时，客观地分析了美国硅谷华人和印度人之间的优势与劣势[27]。
日本学者重松伸司从马来西亚的中国人与印度人视角对近代亚洲移民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从19世纪后期开始到20世纪亚洲各移民群体有大规模群体移民的倾向，主要移民地域是西欧地区，以出卖劳动力为主[28]。
郑亚伟、贾海涛探讨了海外华人与海外印度人的相似性以及比较研究的意义。研究表明海外中国人与印度人的相似性和可比性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两者所在国的人口都比较多；（2）两者所拥有的总财富或总体的经济力量都是相当大的，而且将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3）两者与各自的国家或家乡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经济联系和巨额的侨汇是典型代表；（4）两者各自的移民海外的历史或移民海外的经历、方式也非常相近[29]。李涛以“中、印海外移民与母国经济联系的比较研究”为题，分析了中、印两国海外移民与母国经济联系的异同。研究发现海外印度人与印度的经济联系以侨汇为主，而海外华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则以投资为主；与印度经济联系密切的是生活在欧、美发达地区的海外印度人，而在华境外投资中占比最大的是来自香港华商的资金[30]。颜廷从人类资源竞争的视角分析了澳大利亚华人与印度人跨国人口迁移的状况，研究发现中、印两国人口迁移有一定的共性特征，但其差异性更加明显。华人对移民澳大利亚势头趋缓，回流潮逐渐高涨；而印度人对移民澳大利亚热情不减，已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海外移民群体，且回流者寥寥[31]。贾海涛、石沧金以国际关系与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国际学术界有关移民与殖民问题和社会发展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主，从中印发展的比较到两国海外移民的比较，海外印度人的分布、现状及国际影响，海外华人的分布、现状及国际影响力，海外印度人与印度的联系及对印度经济发展的影响，海外华人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和海外华人社会的新变化及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统一六个方面对海外印度人和海外华人在国际影响力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与探讨[32]。
四 研究评述
以上研究对海外移民研究起到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尚有以下不足。（1）在日印度人的教育问题研究匮乏。1990年以前，来日的印度人大多数是单身男性。1990年以后，出现了以家庭为单位来日的印度IT技术者，其中0—9岁的孩子也在不断增多。因此，在日印度人子弟的教育问题变得非常棘手。根据笔者的调查显示，目前仅有一位学者对在日印度人教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大谷杏从文化的视角对在日印度国际学校教育进行了调研。但是，大谷杏没有就在日印度人学校的现状以及教学特点等进行详细的阐述和论证。（2）针对在日本关东地区出现的新印度人及其组织的研究匮乏。目前关于在日印度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西的神户和大阪一带，而关东地区如东京（23区）等地区的新印度人（New comers）的研究匮乏。因此，了解在日新印度人的动向显得尤为重要。（3）在日中国人与印度人的比较研究匮乏。海外华侨与海外印侨是国际社会上的两个最大的全球性移民群体，两大移民群体各自的祖国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两大移民群体与各自祖国的联系又都非常紧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两国海外移民直接影响到两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近年来，在日中国人与印度人数量在不断增加。因此，了解在日中国人与印度人的动向不仅对中国和印度的海外移民研究，而且对在日外国人研究也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