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孙中山说：“中国人民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1]家族是地方文化形成的基础。研究文化，首先要关注家族。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凝聚力，都是通过家族体现出来的。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来看，文化的取舍，不仅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军事、科技的实力，而且决定着一个家族、一个国家的灵魂与集体精神。文化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核心力量。而几乎所有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无不通过家族展示出来并产生影响。因此钱穆即云：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中国古代经济文化都通过家族展示出来。基于此，家族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长期以来深受学界关注。从汉魏六朝到唐宋明清，有关名门望族研究的成果先后问世，家族文化精神、家族文化教育和道德信仰等都日益受到关注。[2]家族文化，指以家族的存在与活动为基础，以家族的认同与强化为特征，注重家族延续与和谐，并强调个人服从整体的文化系统，包括宗法、族规、家训等相关行为规范，祭祖活动等相关仪轨，族徽、族歌、宗祠等物质载体，家族的气质、传统等精神特性。其中家族精神作为家族的灵魂，是在家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几乎每个经久不衰的家族，都有自己独有的文化特色，拥有家族荣誉感和使命感。耕读传家，传承文化，弘扬儒学，是华夏民族多数望族共同的家族文化与家族精神，绍兴望族也正是秉持这一优秀传统而得以传承与发展，为今日现代化绍兴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鉴湖越台名士乡”，这是毛泽东在《纪念鲁迅八十寿辰》诗中对绍兴文化的由衷称赞。绍兴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入选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会稽山大禹陵是夏朝开国君主大禹的陵寝；兰渚山下的兰亭，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园林；八字桥，是中国最早的立交桥。绍兴，有唐代宰相贺知章的鉴湖，有因陆游而扬名四海的沈园，有因鲁迅而闻名天下的咸亨酒店、三味书屋，有近代以来秋瑾、蔡元培等众多名人的故居，绍兴历史文化浓厚，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而范蠡、马臻、王阳明、徐文长等大批永载史册的历史人物承载了绍兴文化的内涵。而卓有成就的历史人物多来自拥有社会声望的家族，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与家族背景密不可分。东晋“衣冠南渡”，绍兴地区的豪门望族开始出现。宋室南渡，极大地推动了绍兴文化的蓬勃发展。明清时期，绍兴同整个江南一样，是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望族齐聚，引人注目，诞生了难以计数的名门望族。据民国《绍兴县志资料·氏族志》（第一辑）载，绍兴地区有家谱可查的望族有“一百二十四氏，四百八十三族”，如王氏、朱氏、陶氏、商氏、吴氏、张氏、董氏、金氏等，都以在社会经济、政治科举等方面的突出成就为后世所知。这些名门望族以其在长久的家族发展中所形成的家族文化影响一方，人们至今仍耳熟能详。
透过绍兴望族的形成可知，秉持儒家传统，弘扬儒学精神永远是望族持之以恒的家族文化。儒家强调修齐治平，修身首先始于家族教育，最终影响到社会。从各个文化世家的发展来看，他们大多强调个人的成功，个体成就代表着家族荣耀。培养成功的个体，光宗耀祖，是古代家族教育的终极使命。其中，“孝”成为家族文化中最重要的核心理念。在中国，所有人际关系都以“孝”为原则，“孝是其他所有德行的源头”。[3]所谓望族兴衰史，实际上就是以“孝”为核心的家族兴衰史。绍兴州山吴氏吴源，自幼读书善交游，尝慨叹：国之无良臣，家之无良子弟，由教之不早教也。他深感家族责任的重大。出于强烈的家族责任感，吴源召集同族学龄子弟，会处一室，延请博学硕儒为师授教。其后，弟蕣、子便、孙彦相继中进士，州山吴氏声名鹊起。吴源为绍兴吴氏开启了门第攀升的历程。吴蕣，吴源同族弟，成化二十二年（1486）举人，是年吴蕣19岁。时其父正患病卧床不起，需要照料。吴蕣遂放弃次年北上京师会试的机会。三年后，父病好转，父亲不忍心耽误儿子的前程，多次催促吴蕣赴京赶考。吴蕣不放心父亲的病，仍未成行。临近考期，父亲严厉斥责他：显亲扬名，孝之大也。父亲认为，考中进士，金榜题名，是最大的孝。吴蕣遂仓促上路。为家族的荣耀，吴蕣发奋刻苦，于弘治六年（1493）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吴氏家族之扬名，即基于家族的孝道传统。“孝”的更广泛、更重要的意义体现在由家族的孝扩展为对社会的普遍关怀，只有将对家族的责任推广至社会关怀，孝才能有意义。当吴大斌科举不顺时便转而从商，远赴辽东，经营药材，发家致富。吴氏家族为清朝的崛起立下了赫赫战功，吴大圭、吴大邦、吴大武、吴大壮都以军功至仕。吴氏家族武进士、将军、兵备等代有人出，在沙场征战中，也多有为国捐躯的忠义之士。州山吴氏成为绍兴文治武功的名门望族。吴氏后辈子孙，秉承祖辈父辈意愿，经营家族，至今，州山吴氏依旧血脉长存，欣欣向荣。
儒家传统强调仁，由孝及仁。历史上，绍兴豪门不仅把孝当作家族文化弘扬传承，而且把孝推及社会的行为准则中。敦宗睦族，是望族维持门第的准则。吴兴祚仕宦四十余年，力所能及地资助绍兴那些嫁娶丧葬、读书进学有困难的同宗子弟，“从兄有三孤，公为衣食教训婚配之，及其孙亦一体抚鞠，皆恃以成立”。[4]不仅对同宗族的生活窘困者施以资助，而且对同宗族的婚丧嫁娶也关怀备至。豪门望族维持门第的家族精神之一是广施恩泽。每当有灾难发生，绍兴商氏、吕氏、张氏等都会打开私人粮仓，或分发粮食，或设粥厂，救济灾民。他们把家族的声名视为家族发展的生命，“履富履贵履盛满，如履春冰；保身保家保令名，如保赤子”的祖训代代相传，维护家族的文化声名是豪门望族每个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世家望族之所以能够绵延相续，就是因为拥有世代相承的家规、家风。钱穆致力于研究中国家族史，他认为，历史上高门大户之所以经久不衰，“则在上有贤父兄，在下有贤子弟”。[5]一个家族只要能够产生一定影响，必然重视家族教育。而一个家族发展为文学家族、仕宦家族、学问家族，则与其家风与家学密切相关。钱穆云：“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于在外之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盈持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穆，子弟循谨，维护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6]在豪门大户产生的过程中，家风与家学、婚姻与交往往往起着重要作用。山阴贺氏就是在毫无世袭资源的情况下，由于重视家风而形成了自己家学特色的望族，并由于其家学而得以贯穿数百年之久。著名的六朝“会稽四姓”中，贺氏即居其一。[7]
山阴贺氏是东吴政权中的会稽大族。东汉末年，贺齐为郡吏。孙策到江南，任用贺齐为永宁长。山阴贺氏从此跻身东吴政坛。其中，贺齐官至徐州长，其子贺景任校尉，景子邵官至太子太傅，贺景兄子质为虎牙将军。山阴贺氏在东吴政权中引人注目。山阴谢氏中有三人在东吴政权中任职：谢渊为建武将军，谢斐为豫章太守，谢秀为翼正都尉。在东吴政权中，山阴贺氏与山阴谢氏并驾齐驱。山阴钟离氏之钟离牧、钟离马、钟离循、钟离盛都位居权要，令人仰望；山阴孔氏之孔潜、孔竺，丁氏之丁览、丁固，魏氏家族中魏腾等之所以都成为东吴政权中的佼佼者，即基于这些家族所传承的家风，其中最重要的是家国责任感。
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是家国情怀。由己及人，由家及国。家族责任推及社会，为国尽“忠”。在古代五伦关系中，父子被视为极为重要的人伦关系。《孟子·离娄上》：“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太平。”在“国家”概念中，“国”永远凌驾于“家”之上，证明了忠于国家的重要性，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因此，忠诚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包含着社会政治伦理的广泛意义。在绍兴家族文化史上，散家财赴国难的例子史不绝书，遍被华林。绍兴姚启圣（1624—1683），康熙二年（1663）八旗乡试第一，授广东香山知县。前任因负课数万下狱，姚启圣代为偿还。后因擅自开海，被罢。姚启圣遂投奔时任无锡知县的绍兴同乡吴兴祚，吴兴祚赠予姚启圣5000两白银。在吴兴祚的资助下，姚启圣东山再起，出帆远航，走向海上丝绸之路，从事远洋贸易。数年间，积累了数十万两白银的巨额财富，随后捐纳银两，重返官场。康熙十三年（1674），三藩乱发，姚启圣散家财募健卒，随征福建。在攻打靖南王耿精忠的战争中，屡立战功。在征讨三藩的战争中，姚启圣前后赡兵、购马、制械，共用银50000余两，费由己出，由此晋升福建总督。在攻打台湾郑氏的战争中，姚启圣于漳州开“招来馆”，招降海上文武官员和兵民。投诚者均按原衔报部补官或保留现职，兵民赏银。凡来投诚者一律发给银牌以示奖赏，所用银两与金币，姚启圣全部个人承担，未动用官府军饷。
在极端重视血缘关系的传统社会中，婚姻是宗族关系的重要标志。豪门望族往往通过婚姻网络扩大其社会活动范围并巩固门庭声望。绍兴素号多钜家，又多联姻帝室，门阀华耀，相望一时。望族之间的互通婚姻，共同维系着彼此利益。山阴吴氏明代第十一世吴邦臣有五子：棠祯、蕙祯、桂祯、莲祯、芝祯。其中，吴棠祯娶大理寺少卿章正宸女。吴蕙祯娶萧山兵科给事中来集之女。吴桂祯娶富盛兵部员外童钦承女。吴莲祯娶郡城参议姜图南女。吴芝祯娶郡城御史王士骥女。其同族兄弟吴卿祯则娶吏部尚书商周祚季女，与祁彪佳、徐咸清为连襟。山阴吕洪烈，娶山阴明工部员外监靖南侯军徐准之女，而吕洪烈之女则嫁同邑名士金烺。山阴吴兴祚官至两广总督，“公（按：吴兴祚）娶韩氏、李氏，皆赠一品夫人。又娶孔氏、陈氏。李氏子三人：秉直，陕西环县知县；秉正，四川洪雅县知县；秉权，女二人，孙一人淑曾。嫁娶皆名族”。[8]通过子孙的婚姻，山阴吴氏将绍兴的各路豪门结为一张血统紧密的关系网络，为家族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望族之间通过婚姻层层地将彼此的前程利益固结为一体。不仅是在绍兴，整个江南、京师，全国皆然，望族与望族之间通过婚姻而缔结门第，以维系门当户对的婚姻。
在绍兴世家文化史上，清代产生了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绍兴师爷，家族文化所酝酿出的文化精英。师爷，是对古代官府衙门中幕僚的俗称。张岱《琅嬛文集》中追忆绍兴向学风气曰：“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而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工践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而未尝少错。学问之法富，真是两脚书橱。”这些科举蹭蹬的绍兴士子在律算、工艺、雕刻等方面习至精绝，纷纷奔赴不同官府衙门任幕僚。当时京中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王士性《广志绎》）。“户部十三司胥算皆绍兴人”（顾炎武《日知录》）。绍兴师爷在清代形成了一个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即所谓“无绍不成衙”。毛奇龄《西河集》卷八七《敕授江宁北捕通判吕公墓表》：“当予入郡为文社时，有以兄弟指名者，曰三张、三吕。三张者：张梯、张杉、张
也。若三吕，则一为巨烈，一为相烈，一为洪烈。两家皆世家子弟，而文采灿然。”其中所列皆为服务于同一幕府的绍兴名士。会稽徐准，字式平，明季动荡，尽弃诗文。当明军与李自成对垒之时，徐准被聘为军中书记。明军战败，与同幕十八人被缚。当李自成得知徐准任幕府参军书记，惜其才，留之幕下效力。最终，徐准设计逃脱。崇祯亲自召见，徐准遂上《用间十二策》。及崇祯自缢，徐遂参与史可法幕府。清军下江南，徐准仰天慨叹：事不可为。此时，他清楚地意识到，坚持抵抗只能给江东父老带来更大的灾难，席卷而来的清朝军队势不可当。于是，他及时地转变态度，顺从清朝，力在保护百姓不受伤害。但最终为衢州守将所杀。明清易代之际，山阴如宋俊、吴棠祯、金烺等大批才子名士，皆南下投入闽广幕府。吕洪烈长期追随两广总督吴兴祚，任幕府书记，从福建至广东。山阴金烺，与岳父吕洪烈、吴棠祯长期客居吴兴祚幕府。金烺赴福建闽幕，发现福建巡抚吴兴祚幕府有王观复、何珥、胡韦若、王梦九、金子闇、张长威等，皆为山阴才俊。明清时期，以绍兴为中心的大批江南文士走向不同官府任幕僚，遍布全国各地，“绍兴师爷”支撑了清代官府文化的半壁江山。
绍兴世家望族的文化成就引人瞩目，他们对江南，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他们的家族精神，充满正义和善良，作为地方文化精英，绍兴名门家族的文化智慧与家族精神，对于今天的绍兴文化建设和建设大湾区城市群，都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现代社会高速发展，如今文化世家存在的空间已不复再现，那些望族世家的生活智慧与传家经典中凝聚的家族精神，以及其依附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认知，在现代文明飞奔的脚步声中渐行渐远。世家的文脉也许因时代变迁而被截断，但是其家族精神，却可以草蛇灰线，薪火相传。在这种情况下，对世家文化的探讨，尤具有时代意义。
朱丽霞
2020年3月
[1]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7页。
[2] 曾礼军：《清代两浙文学世家的时空分布与文学建设》，《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吴仁安：《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朱丽霞：《江南闽南岭南——吴兴祚幕府文学年表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多洛肯：《清代浙江进士群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佘德余：《绍兴的文人结社》（续完），《绍兴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周巩平：《江南曲学世家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汪广松：《师爷》，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周膺：《钱塘望族》，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佘德余：《山阴州山吴氏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杨艳琪：《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剧品〉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版。
[3]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页。
[4] 黄机：《中大夫湖广粮储道布政司右参政匪躬吴公墓志铭》，（清）吴国梁等纂：《山阴州山吴氏族谱》，清道光二十年（1840）木活字本。
[5] 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新亚学报》1963年第5卷第2期。
[6]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09页。
[7] 唐长孺以虞、魏、孔、贺为会稽四族的代表，见其《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一文，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世说新语·赏誉》则以孔、魏、虞、谢为会稽四姓。本书采唐长孺之说。
[8] （清）秦松龄：《副都统前光禄大夫总督两广军务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一品世袭拜他喇布勒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留村吴公行状》，《苍岘山人文集》卷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4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