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研究回顾及评析
（一）与反洋教思想相关的基础性成果
据笔者查阅，研究基督教和晚清教案的论著不胜枚举，而对反洋教思想的研究，则远不如前者成果丰富。但学界已有的对基督教及教案研究的丰富成果，为本书所要进行的反洋教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借鉴，给予笔者很大的启发。尤其是教案作为反教思想的重要依托和表现，与本书研究的论题有较大程度的相关性。因此，首先对有关基督教与晚清教案的研究作简要回顾。
李时岳所著《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4]一书中指出，以教案为表现的反洋教运动是近代中国人民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同时，也认为其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落后的成分。该书作者主要从侵略与反侵略的政治方面分析国人反教的原因，对文化冲突和社会心理层面的因素关注较少。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5]，较全面地展示了基督教的传入与近代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关系。其中对国人的反教、传教士对西学的介绍以及传教士与维新运动等关系都有论及，分析问题的角度比较全面，持论亦较为中肯。张力、刘鉴唐所著《中国教案史》[6]一书，对自唐代基督教传入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教案，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其中对晚清以来的教案进行了一番梳理，并对晚清教案的数量做了统计。赵树好《教案与晚清社会》[7]一书，对晚清教案与社会问题的关系，如教案与晚清社会变迁（社会革命、社会改革）等问题都做了研究。此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陈银崑所著《清季民教冲突的量化分析》[8]一书，开教案量化研究之先河。该书通过较为详尽的数据统计，以图表的形式对晚清的教案进行了量化分析。这些有关基督教与教案研究的专著，是本书研究反洋教思想所参考的基础成果。其中对教案的量化统计、对反教运动性质的分析以及对教案与社会问题关系的探讨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本书研究反洋教思想提供了参考。
研究教案原因的论文，以谢必震的《古田教案起因新探》与李重华的《从黔江教案看晚清教案的一些内幕》[9]较有代表意义。前者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的研究，得出古田教案的真正起因是斋教组织与封建统治之间矛盾爆发的结果，而斋教与外国教会之间的矛盾并非引发古田教案的真正原因。后者认为，若非官绅鼓动黔江教案实际上完全可以避免，指出所谓“衅由彼族，屈在华民”，抑或所谓清政府“崇教以抑民”等，皆不适用于黔江教案。这些成果虽然关注点是教案，但它展现了一个新的视角，对研究反洋教思想亦有启发意义。
另外，前人辑录的有关教案的资料，如《教务教案档》，王明伦选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的《清末教案》等，对笔者探讨、总结反洋教思想提供了资料基础和很大便利。
上述有关基督教与教案研究的论著，是笔者进行研究所参考的重要成果，对本书的开展和思路的形成有较大的帮助。
（二）反洋教思想的研究成果及其评述
已有研究成果中，对反洋教思想的关注相对而言比较薄弱。明确提及反洋教思想或反洋教思潮的论著较少，即使有些成果对反洋教的思想层面有所论及，但往往隐含于反教原因及教案史的探讨之中。
在研究思想和思潮的论著中，明确把反教思想列为研究子目的寥寥无几。目前所见的研究中，以反教思想命题的论文有邢福增的《晚清教案与反教思想研究述评》[10]，此文对晚清反教思想的研究状况作了评述。另外见到的是“反洋教思潮”这一提法，明确提出“反洋教思潮”的是吴雁南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一书。[11]书中指出，反洋教思潮的兴起、发展和高涨与列强对中国日益加剧的侵略掠夺基本上同节奏、同步调。同时认为，反洋教思潮是中国传统中的黜异端、卫圣道思想的延续，有着文化保守主义倾向，这一思潮虽然有爱国的激情，但在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没有发挥出积极的作用。陶飞亚《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及赵广军的博士论文《西教知识的传播与晚清士流》中，也有反教思潮的用法[12]。此外，虽未明确提出反教思想，但与其相关的成果如下所示。美国学者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中，对义和团“兴清灭洋”口号的思想层面有所分析，指出其目的是恢复清朝的主权和焕发清朝的生机，使中国摆脱外国人及其宗教。[13]陶飞亚的《反洋教运动与“扶清灭洋”思想》，指出在义和团反教运动中的“扶清灭洋”思想，是有深刻时代意义的命题。[14]廖一中《“扶清灭洋”思想与教案》[15]一文指出“扶清灭洋”是反洋教的主题思想，这一思想指引下的反洋教斗争不可能达到消灭洋教侵略的目的，也不能指明振兴中华的正确道路。杨天宏所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一书中，曾对晚清非理性的反教运动作了简单回顾，同时指出，前期反教运动中已有了理性的萌芽。[16]其中“非理性”“理性”反教的提出，对反教思想有所涉及，具有借鉴意义。
由上可见，曾经提及反洋教思想，或与反洋教思想有关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已有的关于反洋教思想的研究，明显集中于义和团运动之前，而且研究体现出不平衡性，对反洋教思想中理性认识的关注很少。杨天宏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一书，虽然对理性反教萌芽有所论及，但其研究范围和关注点是1915年新文化运动之后及1922年兴起的非基督教运动，并没有探讨清末理性反教萌芽的发展与变化。此外，吴雁南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虽指出了反教思潮保守的一面，却没有展示这一思想的具体发展与变化。尤其对于义和团运动之前反洋教思想中理性认识的萌发，以及义和团运动后反洋教运动趋于理性的思想倾向少有论及。
除上所述，另有一些研究成果中，对反洋教思想即使有所论及也是隐含于教案的研究之下，尤其是隐于反教原因的探讨中。这一方面，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院吕实强的相关论著较具代表意义。其所著《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一书，分析了官绅反教的原因是儒家思想中的华夷之辨和人禽之辨。[17]他的系列论文，如《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反教言论的分析之一——反教方法的倡议（1860—1898）》《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义理的辟斥》《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1860—1898）》《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反基督教问题的检讨》等[18]，对晚清反教思想都有论及。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反基督教问题的检讨》一文中，提出晚清时期反教知识分子的言论常与儒家思想相违背，主要表现在漠视理性及笃实精神，违背仁爱忠恕之道，而且由于盲目反教以致阻碍了维新。吕实强先生的研究对本书的写作有很大的借鉴启发意义。此外，涉及反洋教思想研究的成果还有以下论著：孙江所著的《十字架与龙》，主要从文化象征的角度出发，展示了中西因观念、认识等的差异而产生的冲突。苏萍的《谣言与近代教案》，从谣言的视角对近代教案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解读，认为它和官绅阶层意识层面的东西紧密相关。[19]王树槐的《清季江苏省的教案》，通对江苏省教案的研究，指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甚多，但在江苏则以理性居多，从现实利害的观点来拒绝其侵入，而不像其他省份的反教多诉诸感情。[20]王树槐在此提出了理性反教和感性反教的说法。
从文化心理、反教情绪方面研究反洋教思想的成果，只有较少的几篇论文。程啸、张鸣的《晚清乡村社会的洋教观——对教案的一种文化心理解释》，对乡村社会洋教观形成的文化心理作了阐述，从这一角度来研究教案多发的原因。戴斌武在《论民族文化背后的晚清乡绅社会反教情绪及表现样态》一文中指出，乡绅群体在近代化转型的关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困境，反基督教是他们这一文化心理和反抗情绪的表现。[21]赵树好所撰《论近代中国早期教案的起因和特点》[22]一文指出，侵略是近代早期教案的先决条件外，同时也认为国人对基督教的疑惧是深层次的、潜在的因素。这些研究对反洋教思想或多或少有所论及。
另外，把反洋教与晚清思想变化，以及反教过程中对基督教认识的转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成果，有吴宝晓的《庚子事变与近代中国对外思想的形成》和丁浩的《近代士绅对基督教的认识与态度》两篇文章。[23]前者指出庚子事变后，中国官方和民间对外思想的主流是惧外思想、对外开放思想和文明抵制思想。后者认为，历经数十年的社会变迁和现代化的浸濡，以及新式教育与种种传播媒介的影响，士绅集团对基督教的态度也逐步发生着改变。这些成果的观点和看法值得借鉴。
随着对反洋教运动研究的深入，已有学者认识到，义和团运动后教案数量和性质变化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国人思想观念的转变[24]，遗憾的是，此一认识在文中只是一语带过，并没有仔细深入去探讨。
综上可见，以往的成果多注重教案史的研究，涉及清末反洋教思想的成果相对较少，对反洋教思想的关注显得不够。即使有所提及，也是隐含于反教原因之下或是着重于义和团之前反教思想的研究，而对其后反教思想的变化缺乏连续性的观察。据笔者所掌握的有关资料来看，反教思想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黜异端、崇正学、卫圣道的持续，它随着社会的逐步变迁和环境的不断改变而有所变化。只有对这一思想全面考察，才能够窥见它的发展状况并清楚其变化的脉络与轨迹。鉴于对清末反洋教思想变迁相对薄弱的研究现状，因此，这一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系统的探讨。
（三）以报刊为视角的反洋教思想研究
随着研究的深入，史学研究者不仅利用报刊作为文本资料，而且也对其传播效应有所关注。由于报刊的影响范围和宣传时效都优于往昔的书籍传播，因而它受到了研究近代社会变迁和社会思潮者的关注[25]。在这类研究中，报刊与反教相结合的成果也开始出现。
随着研究的深入，报刊进入了研究反洋教与教案学者的视野之内，不过成果相对较少[26]。其中，邵建的《近代上海反教谣言的消解》一文，主要以《申报》对反教谣言的报道为例，研究了上海报业对谣言的消解能力。文中指出报刊业、新书出版业、新式教育等，都使上海人接受信息的能力大大加强，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反教谣言得到了消解。肖宗志、蒋艳丽的《周汉的反洋教文本及其传播》，从传播的角度分析周汉的反教文本，指出其文本的传播带来了极大的消极作用。任云仙的《清末报刊评论视野下的南昌教案》，展示了不同报刊对南昌教案认识的差别。周松青的《从清末景廷宾案看上海舆论界》一文，从《申报》《中外日报》《新闻报》《字林西报》等报刊，来看待义和团后可称为重大教案之一的景廷宾案。文中指出媒体在此案上的立场基本一致，媒介的作用使这一事件进入了全国性的公共领域，促使其他地区的民众也对此感同身受，从而促进了传统国家的转型。这些研究把报刊与近代反教运动相结合，拓展了教案研究的视野，也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此外，由于义和团的反洋教性质，因此以报刊为视野研究义和团的文章，也可归于这一类型。诸如，钱秀飞的《〈中外日报〉视野下的义和团运动》及岑洪的《义和团运动期间的〈申报〉舆论》等[27]，都是通过报刊这一视野来研究义和团运动的成果，对洞见义和团时期的反教思想和国民心态颇有助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赵广军的《西教知识的传播与晚清士流》[28]一文，它虽不是以报刊为视角进行研究，但从传播主体、传播载体和传播途径三方面，考察了洋教知识在几个思潮中的传播，对本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总体而言，以近代报刊为视野研究反洋教思想的成果并不多见。已有研究中，很少把反洋教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现象进行详细研究。而以报刊作为群体来展示清末反洋教思想变迁的具体过程与脉络，以及展现报刊的传播效应对国人反洋教思想影响的成果，更是寥寥无几。因此，以近代报刊为视野，对反洋教思想作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和一定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