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节 概念界定
(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2004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建设的意见》,这是中国第一次,也是截至目前唯一一次从政府的角度,发表对高教研究机构建设的意见。该文件对高教研究机构的概念做出了界定:“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是在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领导下的教育科学研究单位,担负着从事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为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推动干部和教师开展群众性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等任务”[26]的组织,其中,“水平较高、力量较强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还担负着培养高等教育研究和管理的专门人才,建设和发展高等教育学科的任务”。[27]高校的高教研究机构是:“各高校以从事高等教育研究为手段,以为学校运行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为目的”[28]而建立的组织机构。
“本研究在普查和问卷调查时,通过机构名称来判断其是否为高教研究机构,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情况:第一,教育学院下设的高等教育研究室、高等教育研究所等机构,视为高教研究机构。如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高等教育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高等教育研究所等。在普查这些高教研究机构中各类研究人员的数量时,统计的是高教研究机构的人员信息,而非教育学院的人员信息,问卷调查的对象也限定为在高教研究机构工作的研究人员。需要指出的是,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下设高等教育研究所和院校发展研究所,均视为高教研究机构,在统计研究人员数量时,将两个机构的人员合并在一起进行统计。第二,独立设置,由高校直接领导,或挂靠教务处、规划处等部门的高教研究机构,如高等教育研究室、高等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院校研究中心等,均视为高教研究机构。第三,明确标识以‘高等教育研究’为主题的机构,如高等医学教育研究所、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民办高等教育研究所等,也视为高教研究机构。第四,发展规划处、学科建设处、教学评估中心等机构,虽然在实际工作中承担了部分高等教育研究的职能,但在普查中,不视为高教研究机构。”[29]
本书在案例研究和结构访谈时,笔者对高教研究机构的界定比普查和问卷调查更加宽泛,将上文提到的第四种机构,即“发展规划处、学科建设处、教学评估中心等机构”也视为广义上的高教研究机构。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这些机构在实际工作中承担了部分高等教育研究的职能;另一方面,部分高教研究机构正是通过与发展规划处、学科建设处、教学评估中心等机构的组织合并,实现了整合发展,逐步转型为院校研究机构。并且高教研究机构向院校研究机构的转型发展,是高教研究机构根据环境变化,在原有组织基础上确立的新的发展方向,是对原有组织定位、组织职能、组织结构等组织要素进行调整与改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高教研究机构没有发生革命性的、颠覆性的变化,也没有改变原有组织的性质。因此,这是一种组织转型,而非组织变革。
(二)院校研究机构
“院校研究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领域,是通过对本校管理问题的系统和科学的研究,以提高本校管理水平的一种研究,其特征为自我研究、管理研究、咨询研究、应用研究。院校研究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个研究的专业实践领域,主要通过收集与分析数据,为决策提供支持。与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相比,院校研究更注重对高校实践问题的研究;与高等教育学会中其他一些二级学会的研究相比,院校研究更注重研究的科学性、综合性。作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领域,院校研究的开展离不开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30]
“院校研究机构在广义上是高教研究机构的一种,和传统意义上高教研究机构的主要区别在于研究职能方面。院校研究机构以‘求用’为导向,主要围绕高校内部问题开展研究,为本校的改革发展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较少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人才培养任务。”[31]具体而言,院校研究机构的主要任务包括:“院校信息的收集、整理、研究与报告;院校年度报告的撰写与研究;院校日常管理中的专题研究;院校管理中遇到的新的重大问题研究;院校战略管理研究。”[32]
笔者认为,彷徨着的高教研究机构组织转型的目标趋向是转型为院校研究机构。因为“院校研究机构在广义上也是一种高教研究机构”[33],因此,从高教研究机构向院校研究机构的转变,是一种组织转型,而非组织变革。
(三)组织
根据词性,可将组织分为三类:第一种将组织(organizations)视为可数名词,指某种具体的、有形的组织体,即“社会实体各组成部分的组成形式或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所形成的某种结构”[34];第二种将组织(organization)看作不可数名词,指某种抽象的、无形的组织状态或模式;第三种将组织看作动词(to organize),指组织工作或活动,即对某种活动或关系加以协调的过程。本书采纳对组织词性的第一种划分,将组织视为一个具有某种目的和结构的社会实体,将高教研究机构视为以从事高等教育研究为主要任务的组织实体,它是一个制度化的高校内部组织。
本书借鉴美国社会学家W.理查德·斯科特的观点,认为20世纪以来,组织学领域主要形成了三种研究和理解组织的理论视角,即理性系统视角、自然系统视角和开放系统视角。不同理论视角的学者们对组织的定义也不一样。理性系统观的学者们认为:“组织是意在寻求特定目标,且具有高度正式化的社会结构的集体。”[35]自然系统观的学者们强调:“组织首先是一个集体,组织参与者追求多重利益,既有共同的也有不同的,但他们共同认识到,组织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以及保持其永续长存的价值。”[36]开放系统观的学者们认为:“组织是相互依赖的活动与人员、资源和信息流的汇聚,这种汇聚将不断变迁的参与者同盟连系在一起,而这些同盟根植于更广泛的物质资源与制度环境。”[37]例如,劳伦斯和洛施发现,组织的内部特征与所处环境的需求之间匹配度越高,则组织的适应能力越强。维克提出,组织成员不仅是选择性地认知他们的环境,还通过自己的认识论框架和行动直接对环境施加影响。[38]
本书选择从开放系统的视角来看待高教研究机构这一组织,注重高教研究机构与环境的互动与交流。在分析高教研究机构的转型过程时,笔者关注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将环境视为高教研究机构维持自身能力、保持系统差异性和系统多样性的来源。
(四)组织转型
“ ‘转型’一词一开始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术语,它是从化学领域的 ‘构型’、‘构象’以及生物学上的‘进化’等词发展而来的”[39],其原意是通过改变分子结构的空间排列组合方式,使其具有新的结构和功能。“在化学和生物领域,某物的内部构成要素以及该物与周围他物的各种交换关系,因其有着特定而有效的组合方式,而使该物具有了相对稳定的存在方式,这种方式就叫‘型’。”[40]当事物的结构、构成要素,以及其与周围环境的组织关系,在外力的推动下,经历一段时间的调整与改变,使得事物原有的存在方式与运作形式发生变化时,事物就发生了转型。可见,在生物和化学领域,“转型”是通过改变事物结构和内部构成要素,从而调整事物功能的过程。
组织转型既要对组织战略、组织结构、组织人员等方面做出转变,也要调整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文化体系和组织惯习。以下学者对组织转型的不同方面进行了探究。格林瓦特和赫尼斯借用“原型”的概念来界定组织转型。他们认为:“原型是组织的资源配置状况以及组织的发展过程。激进式的转型使组织从一种原型转变成另一种原型,并影响组织的所有部分。演化式的转型是在现有原型的规划中,渐进微调的过程。”[41]费利通过以下六个指标界定组织转型的内容:“第一,系统层次上的相关改变;第二,创建新的组织形式;第三,创造新的组织文化和理念;第四,对组织层级和个人层级有影响的相关改变;第五,组织内部权力关系的重新组合;第六,组织所提供服务的改变。”[42]布森和艾迪森将组织转型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建立认同,即明确“组织是什么”或“组织应该是什么”的概念,这种认同策略包括明确组织的自治权、控制集体资源、界定组织的边界等。第二,建立层级体系,即协调组织行动的能力,这种协调能力受组织政策和组织权威的影响。通过建立新的控制手段、引进新的管理方法,可以构建层级体系。第三,合理性的建构,组织应通过正规合理的方法实现其特定的目标,例如通过组织活动来分配各项任务,通过行动结果来衡量组织业绩与达成目标的程度。[43]
组织转型的前提之一是组织人员对组织现状有所不满,这种不满可能是因为组织的运行现状难以满足环境的需求,也可能是因为组织结构不合理,组织绩效偏低。
因此,组织转型隐含的前提假设是:组织希望通过转型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希望组织对环境做出更积极灵活的反应。简言之,组织转型就是组织为了生存发展,根据所处环境的变化,对各组成要素进行调整或创新的过程。通过改变组织的运作方式和组织成员的行为模式,达到对组织整体性能重大的、有计划的转变,从而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此外,组织转型的目标还包括:提高组织的运作效率,增强组织的环境适应能力,营造共同认可的价值、信念和期望等。
值得一提的是,组织转型与组织变革有相通之初,它们都是针对组织所处环境的变化,为了组织的持续发展,而对组织现有的战略与目标、技术与结构、组织权力与资源分配等方面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与改变的过程,只是在变化的幅度与改变的深度上,组织转型不如组织变革来得深刻、彻底。组织转型是在原有组织框架下的调整,不是颠覆性、革命性的变化,主要调整的是原有组织的结构和功能,并没有改变组织的根本性质。
本书将组织转型视为高教研究机构适应环境变化的重要策略之一,认为院校研究机构是彷徨着的高教研究机构组织转型的目标趋向。向院校研究机构的组织转型体现了高教研究机构这一行动主体的价值追求与理性预期。考虑到“组织转型的轨迹往往是螺旋式的或开放式的,而不是线性的”[44],因此,在对高教研究机构的组织转型进行研究时,笔者将关注点聚焦在“变化中”,而不是“变化”上,即重点分析高教研究机构的组织转型过程,在此基础上,对其组织转型的阶段性成果做出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