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非集权政治中权力的获取

一 群伙和部落社会中权力产生的规则

在群伙和部落社会里，还未产生世袭权力，换言之，即还未产生可以继承的公共权力，既无可交接的权力，也无继承权力的规则。首领死了，他的权力也随之失去，新的首领在竞争中胜出，重新开始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权力产生于任务的完成中，任务结束，权力归零。领导地位和权力是临时的，不具有终身性，更不能传递。个人领导地位的形成是自发的，在采集或狩猎，园艺或游牧中，自发产生领导，领导地位的确立是靠个人的才干和品德，以赢得拥戴或推举。每个人获得权力的权利和机会是均等的，这是部落社会的政治平等。获得权力后得到的社会嘉益也不比其他任何成员多，相反还有责任。根据一些民族志资料，一些群伙中的首领也有世袭，但这种首领不具有实际权力。如在昆·桑人中，其头人的职位是世袭的，但权力不能带给他任何嘉益，他得与普遍成员一样制造工具、搭建窝棚，组织并参加狩猎，帮助群伙捕获食物，协调与其他群伙的关系，决定是否接纳新成员，处罚犯错者等是他的主要职责，这些职责就是世袭的习惯性权力，而在具体劳动中如果他不具备才干，人们就听从其他人的号召。头人是做出错误决定时需要承担责任的人，平时的生活中他也是普通一员。园艺或游牧部落中的权力继承也是如此。领导地位的获得主要凭借能力、财富或年龄的因素，尤其是年龄和品德，所谓德高望重，不是依靠继承获得。我国古代的尧、舜、禹时代实行禅让制，权力的获得是通过民主举贤的方式，舜由尧推举，禹由舜推举，尧、舜、禹都以优秀的品德和超群的才干，身先士卒，吃苦在前，为部落的生存付出比普通成员更多的心血和汗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说明他们作为部落社会的王，“王天下”的基础是优秀的品德、吃苦耐劳精神和领导部落的才干。

生活在中国西南的苗族，其早期社会“无君长，不相统属”，未形成稳定的政治实体和政权，却形成了“鼓社”“议榔”“理老”等具有特色的社会组织。“鼓社”是按血缘关系形成的，“议榔”是按地缘关系形成的，“理老”是村寨中自然而然产生的首领（又称为寨老）。苗语理老直译是“长老”之意，极受尊敬。他熟悉古理古规，主持公道，调解纠纷，能言善辩。理老一般是自然形成的，不经选举产生，也不世袭。因其熟悉古规古理，人们经常找他处理村寨内部事务，排解纠纷，惩处坏人等，被公认为“好人”，自然成为村寨权威。不是自封，也不以财产的多寡和有无权势为标准。理老要具备如下特征：一般在四十岁以上；有生产经验；通晓古规古理，办事公道；热心公众事业，愿意为公众事业挺身而出。担任寨老无劳酬却有责任。^[2]与苗族类似的少数民族社会还有许多。如云南的佤族社会，早期实行窝朗制和魔巴制，后来产生了头人制，头人是通过约定俗成的办法自然产生的，其权位并不是世袭。即通过村民推荐出经济条件相对较好、能说会道、办事能力强、勇敢公平的人来处理内部公共事务，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适应和选择，大家即公认他为头人，头人不仅要参加生产劳动，而且是生产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劳动能手，一定在某一方面具有超群的技能或才干，为大家所敬佩。后来头人制度逐渐有了世袭的趋向，世袭趋向表现在村民对头人及其后代的尊敬上，爱屋及乌，如果头人的后代具备做头人的基本条件，头人死后其后代仍可继续成为头人。但若是头人不称职或者在村民中失去威信时，群众就不再找他办事，不再认可他，逐渐地他将被更有能力和威信的其他能人所取代。这种权力更迭制度是村民自然选择和淘汰的结果^[3]。2021年1月26至28日，我在云南省沧源县调研，了解到民国时期佤山爱国头人的后代，今天又成长为县民宗局的领导，依然得到佤族人民的肯定和支持，其中包含着对其祖辈尊敬的延续。

二 非集权社会中的权力继承

在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的西瓦伊人中，首领被称为“要人”（Big Man），作为有权力追求的要人，他需要尽可能多地娶妻从而与其他家庭结成联盟，巩固自己的地位，形成一种可见的地位符号。他还要饲养许多头猪并种植喂猪的王莲草，在设定的竞争节日上杀猪宴请村民，争取更多人的拥护和支持，也让对手甘拜下风。如果他能争取到数百人建立广泛的地方会议，他的地位就得到巩固。权力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权力越大，拥护者越多；在节日上献出的猪肉越多，宴会的规模越大，吸引的拥护者就越多，首领越加光彩。^[4]这样的循环使这些要人积累起相当大的权力，从而具备了“半—再分配”（应该指二次分配）的经济实力和发动战争的能力。然而，人们的忠诚只是对他一人，不会辐射到他的世系。随着他的去世权力结构也就随之坍塌。忠诚又转移到另一个或几个新的权力追求者。

上述材料表明，在非集权政治制度中，权力不能继承和传递，权力的获得主要依靠个人品德和才能，权力的产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权力并不附着于固定的职位之上，个人权威是权力建立的基础。非集权体制下这种权力产生方式可以让优秀者胜出，当权的机会也是均等的。同时也表明，人类社会的世袭权力是逐渐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