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政治人类学研究议题的前瞻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一方面是区域性政治的凸显，另一方面是传统国家政治的削弱[28]，新的功能的产生。如欧盟的出现、发展和运作让政治人类学家不得不思考在超国家的制度模式下政治从属关系和政治认同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在日益复杂的社会文化组织中各种政治制度的变革过程。政治人类学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将之与其他人类学的次级领域区分开来”[29]。我们得思考政治人类学作为一个次领域是否还有重振的必要？如果有，如何重振的问题，重振的契机又何在？这就必须思考一个问题，它在哪些方面能够有别于其他次领域的研究？“在信息四通八达的当今世界，甚至最边远的地区也不存在与外界无涉的政治。也许，重振政治人类学的契机就在于此。”[30]
一 新政治人类学
新政治人类学（Neo-Political Anthropology，NPA）是相对于过去作为文化人类学一个分支领域的“政治人类学”而存在的一种跨学科理解范式。新政治人类学将以往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扩展，认为只要涉猎到权力的生产、分配和异化就都属于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范畴。政治人类学形成发展的前期，也即文化人类学阶段，其关注的重点是前国家无政府社会中政治权力的结构、继承、组织形态及其运作方式等问题。伴随人类学政治化的趋势和演进，尤其是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学的发展进入到反思批判阶段，即学者们所言的后现代人类学阶段，“政治人类学的研究从过去单纯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客观性到注重自由、平等、多元等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观层面，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聚焦于人类社会最终命运这一永恒的政治哲学命题，人类学与政治学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31]。新政治人类学的构建可以说是重振政治人类学的一种努力。
二 政治人类学未来发展的新议题
尝试重振的方向是多方位的。抓住全球化过程中“中心”与“边缘”的政治互动作为切入点，以政治人类学在学术史中形成的理论取向，曾经历的几个范式、方法和偏好，往前观之，我们可以为政治人类学未来的发展设置以下研究方向或议题：一是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国家间人口跨国流动态势的增强，从而对国家在社会控制方面形成的挑战，以及跨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正取代国家在社会控制方面的某些职能。二是全球治理和区域政治的凸显，促使我们得思考超国家模式的运作、政治认同等问题。基于上述两点，国家是什么的问题又被人类学家提出来，“国家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也应成为新世纪的人类学主要课题”[32]。三是互联网时代地方族群话语与国际上一些组织话语的相互联系与渗透，不同信仰群体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互联网施加影响，互联网、微信等新媒体如何改变着不同社会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组织方式。基于这样的背景，网络政治和族群政治的研究将得到重视，成为政治人类学新的学术增长点。四是在政治人类学研究对象的“泛政治化”，全球政治和全球治理、法治已成为一种思维和框架的背景下，法律视角成为政治人类学研究问题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视角，法人类学将可能成为政治人类学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五是地方政治，尤其是在我国，地方政治根基深厚，历史和文化惯性很强，地方政治与国家层面的政治事项和活动互动从未停止过。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地方政治与国际政治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上半叶政治人类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这一块，尤其是村落政治是极有价值的研究内容，尚需积极开拓。
综上所述，政治人类学自确立以来，其研究对象“从传统政治组织、制度的结构与功能（包括政治与国家起源）到政治场域的过程、政治人等诸政治要素及其博弈，从政治符号、象征到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各种政治现象（包括现代国际社会中的政治事项，全球化过程中的族姓、认同及共生等）以至文化批判和政治民族志撰写本身等；其对象区域也从非洲、拉美、大洋洲的小型传统社会到亚洲、北美、欧洲以及全球的现代复合社会以至当代网络空间”[33]。一代代的政治人类学家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色彩缤纷的关于政治场域的世界，也贡献了独特的理论和方法，思考和智慧。人类政治生活不断丰富发展，政治人类学也需要不断建构新的理论和研究范式来解释政治事实，在寻求解释的过程中走向概念分析，从而洞察世界不断变化的政治现象及其本质。
思考题：
1.政治人类学与政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主要区分点何在？
2.新政治人类学试图从哪些新视角来诠释人类社会的权力现象及其权力运作体系？
[1] 庄孔韶：《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59页。
[2] 芮逸夫主编：《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人类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87—188页。
[3] 参见董建辉《政治人类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4] 董建辉：《政治人类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5] 范可：《政治人类学今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6] 范可：《政治人类学今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7] 施雪华主编：《政治科学原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8] 施雪华主编：《政治科学原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1页。
[9] 范可：《政治人类学今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10] 范可：《政治人类学今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11] 范可：《政治人类学今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12] 范可：《政治人类学今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13] [英]埃德蒙·R.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杨春宇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8页。
[14] [英]埃德蒙·R.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杨春宇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8页。
[15] [英]埃德蒙·R.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杨春宇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8—29页。
[16] [英]埃德蒙·R.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杨春宇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8页。
[17] [英]特德C.卢埃林：《政治人类学导论》，朱伦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18] 董建辉：《政治人类学研究及其理论的发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19] 范可：《政治人类学今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20] 杨光斌：《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21] 参见[西]费尔南多·萨瓦特尔《政治学的邀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2] [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23] 王华：《门槛之外：城市劳务市场中的底边人群》，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应星：《“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于峥嵘：《岳村政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4] [法]弗雷德里克·巴斯：《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25] [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26] 参见Foucault Michel，“Governmentality”，In The Foucault Effect，Edited by GrahamBurchell，Colin Gordon，and Peter Miller.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27] 参见[法]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28] 董建辉：《政治人类学研究及其理论的发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29] 范可：《政治人类学今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30] 范可：《政治人类学今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31] 徐勇：《人类学与政治学的交融：新政治人类学的“权力逻辑”》，《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32] 范可：《政治人类学今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33] 阮星云、韩敏主编：《政治人类学：亚洲田野与书写》，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