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什么是比较文学阐释学

一 基本定义

比较文学阐释学以跨文化、跨文明比较为基本立场，主要以原作与译作之间、作品与作品之间、理论与理论之间、理论与作品之间的双向阐释为基本方法，通过研究文本之间以及某一文本在跨文明理论旅行中产生的阐释变异，构建一种以“阐释”为特征的“不比较”之比较模式，继而在差异对话与文明互补中实现异质文学与文论的交叉融合与创新发展。

比较文学阐释学不同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也不同于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与台湾学派的阐发研究，以及曹顺庆教授提出的变异研究都有所不同。具体地说，它是以台湾学派阐发研究为方法论基础，融合了双向阐发、跨文化、跨文明、译介学、形象学以及比较文学变异学等思想资源，通过研究文本在跨文明语境中发生的阐释变异，正向分析文学作品流传与阐释中发生的各种文化过滤、文学误读和不正确理解现象。比较文学阐释学主要有三个理论特征：“跨文明”、“阐释”与“变异”。

于连采取的研究范式之所以属于比较文学阐释学研究，因为他符合这三个基本理论特征。首先是跨文明，于连反复强调无关性、间距、之间，无关性就是要摆脱同质文明中的影响、关系和类同，从另一个完全相异的思想支点来确立比较参照体系，因此他找到中国。其次是阐释，他经由中国这个完全异质于印欧语系的文明体系，通过对中国思想文本的跨文明阐释，来重新认识欧洲思想在某些领域的不可能性，这是一种迂回阐释和理论旅行的比较策略。他分析了中国思想中的“时间”“平淡”“势”“裸体”等范畴，但是并没有从西方找出一系列与之对等的范畴，更没有截取一些概念范畴来展开同与异的分析类比，而是从一个潜在的文明立场和背景出发，拉开阐释的支点和间距，深入东西方文明“之间”，通过文本之间的错位阐释来反思自身的文明。再次是变异。他与刘若愚最大的不同在于：刘若愚是用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理论置换中国文论话语资源，这是同化阐释，而于连则是从中西方文学与文论中，找到一些在其他境遇下不可能发生的缺类现象或异类现象，例如在《本质或裸体》一书中，他分析道，西方人看到一幅裸体画，倾向于将之作为艺术品，从现象中思考裸体的本质，而中国人看到裸体画首先就想到色情、不雅，于是，古代中国文化艺术倾向于对身体进行“抑身扬心”的道德超越，消解身体与心灵、本质与现象的二元对立，这就是在跨文明阐释中发生的意义变异。如果东西方学者坚守在各自的文明体系之中，都不会发现这样的差异，或者对这种阐释中发生的变异体验不深、感触不多。只有在跨文明比较阐释之中，才能捕捉到这种差异及其历史文化背景。这三个层面都能证明于连研究的跨文明阐释变异特征，以及它作为比较文学阐释学的典型意义。

二 发生缘起

本书主要通过对于连主要著作的深入研究和文本细读，理解他作为一个欧洲文化背景的学者对于中国文化的阐释变异，这种跨文明错位阐释的方式不是为了让中国文学话语“是其所是”，而是通过语境错置和迂回对视，观照其“不是其所是”或“异于其所是”。

长期以来，以韦斯坦因为代表的西方比较文学家，对东西方跨文明比较“迟疑不决”。按照这个逻辑推断，东西方文明文学要么不具有可比性，要么就只能以西释中强制阐释。而于连的比较文学阐释学研究恰恰能够有力证明，东西方不仅具有可比性，而且中国文化所具有的无关性特征，恰恰能够构成西方话语自我体认的一个异域参照支点，从这个支点出发，通过对西方知识谱系的重新阐释，就可以获得一种思想的震颤与反思。所以，比较文学阐释学解决了当下比较文学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即：无关性、异质性、变异性可以建构一种比较文学意义关联域，从而在异质文明文学中展开互补对话。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主观性地将中西文明文学进行对立并举，张隆溪在《中西文化研究十论》中，就从这个角度对于连的方法进行了深刻批评。当然，这里强调无关性，是想通过设置一种思想的“间距”而不是文明的“差异”，构建一种迂回的空间，从它们“之间”来进行真正的比较、互补和对话，这种策略针对的是以西释中、以中注西的双向异化比较模式，于连坦言：“通过迂回引起的距离，迂回挫败了意义的所有指令（直接的和命令的），为变化留下了‘余地’，并且尊重内在的可能性。”^[9]

于连在中国留学多年，对中国文化思想有着很深的造诣，能够熟练地阅读和研究中文古典文献，同时他又是希腊文化研究专家。“两希”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根基和起源，而中国文明又是东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研究始终贯穿着中西文明在各个时期的有意或无意的阐释，这种阐释更像是一种文本的拓展引申，但要注意，这是差异化引申。举个通俗的例子，我们看到理性，可能会从类同性阐释的角度马上反应到感性，但是如果从差异化阐释角度，就会切换一种思维，联想到性感。这个例子不一定恰当，但是它能基本表明我的意图。因此，于连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明显的跨学科和跨文明阐释变异特征。

有的少数学者，一旦看到某本外文著作中有关于中国思想的只言片语，也不从实证路径去追问，就展开了想象式、想当然的比较研究，断章取义地认为中国思想对西方产生了多么重要的影响，继而生成某种“伪文化自信”。2010年，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Stephen Owen（宇文所安）非常坚定地作出论断：“中国文学思想无法影响西方文学理论，除了当下某些追求时髦的思想者，才会严肃地对待叶燮、《文心雕龙》。”^[10]当然，宇文所安这个论断多少带有一点文化相对主义色彩，不过他提示我们，不一定非得对他人造成了多大影响，才能证明我们的强大。在一个多元文化时代，我们不需要带有某种意图的强制阐释和自我张扬，而是应当立足于本民族文学的差异性，从一个更宏大的语境来进行文本细读和思想阐释。这些阐释不是为了刻意从他者身上找到自己文化的影子或踪迹，也不是为了刻意寻找多大的差异或制造某种差异，而是从多维视角来检视我们在思想传统中难以自我发现的侧面形象，这并非对着镜子照来照去找存在感，而是在黑夜之中点亮无数的灯，一盏连着一盏，不同位置，不同方向，不同角度，不同亮度，让我们可以看到自身的短板，也看清脚下的路和远方的田野，让前行之路变得更加光明。基于此，我和曹顺庆教授一起，将于连的研究策略界定为比较文学阐释学。

三 创新路径

法兰西民族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之一，就是为这个世界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帕斯卡尔、萨特、德勒兹、鲍德里亚、阿尔都塞、利科、列维纳斯……，再到如今的于连，他们对整个人类思想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于连站在许多先哲的肩上重新反思欧洲思想，提倡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明差异性阐释。他的比较方法和解构主义一样，对长期以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进行“祛魅”。当然，他的“祛魅”和马克斯·韦伯的“祛魅”、德里达的“解构”在具体方法上不同，但是基本思路上却是相似的，他们都试图用一种反叛的形式来重新撬开西方思想最坚硬之痛处。只不过，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只是在作品中利用了中国文化思想，他们的基本立场还是西方的，而于连则彻底跳出了西方文明的舒适圈，经由中国思想来体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一方面，他的研究方式让中国思想以自身的姿态重新出现在世界思想舞台之上，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附庸、注脚或亚文本，他这种思路无疑为中国文论的“失语症”提供了一个良方。另一方面，他最终目的是要用中国思想去阐释西方思想，让在西方文明圈自得其乐的思想体系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秦海鹰教授1996年发表的《关于中西诗学的对话——弗朗索瓦·于连访谈录》，是国内最早介绍于连的文献之一。在这次谈话中，于连认为钱锺书采取的方法是一种类比而不是真正的比较，并提出了“差异比较”策略。当时，国内学界正在进行激烈的“异质性”讨论，1995年，曹顺庆教授意识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与法国学派、美国学派所存在的诸种不同，于是发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从学科理论角度分析了中西文学展开差异比较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问题。1999年，余虹出版《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重点指出了中西方文论话语“不可通约的结构性差异”。2000年，曹顺庆、吴兴明、张小元、张荣翼等学者在《文学评论》上展开“异质性”笔谈。2001年，曹顺庆、吴兴明发表《中国传统诗学的“异质性”概说》。这些研究反思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尤其是指出了在以西释中的比较过程中，中国话语异质性被遮蔽的种种现象。

可见，中国学者关于异质性问题的热烈探讨和于连的差异性比较，都接触到了当时国际比较文学界最重要和最前沿的问题。尤其是于连的《迂回与进入》，在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陈来教授1999年发表了批评性解读：“我很欣赏也基本同意于连教授对中国文化的迂回性或间接性偏爱的刻画，并对于连教授对中国经典文化的广泛了解和深刻睿见而感到赞佩。”^[11]在这篇文章中，陈来对于连的研究方式进行了客观而中肯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了他研究中的片面性问题。从那以后，国内学界开始密切关注于连的中国思想研究，关注这个异域他乡的学者如何阐述中国思想，如何把握中国文化的特质。

随着于连的著作被不断译介到中国，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2005年10月29日至30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在浙江绍兴举行，于连应邀参与了这次学术研讨会。会议中，他与俞宣孟教授多次交谈，话题涉及中西哲学观念的更新问题，中西形而上学中的超越性问题，中西哲学的可比性问题等。同时，受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邀请，于连做了题为“比较视域中的中国哲学”的学术演讲，主要探讨了：①迂回的逻辑；②异地；③迂回的益处——回归；④外部“解构”；⑤“差距”研究；⑥对哲学的再质疑；⑦通过回答反对意见证明这种异国特色的合理性；⑧意识形态的赌注：普遍或统一等问题。于连以一种迂回的策略进行哲学研究，力图创造与中国进行真正对话的可能性条件，从而为东西方思想的自我理解展开另一种阐释的可能性。

2012年，于连在北京师范大学参加“思想与方法：全球化时代中西对话的可能”高峰论坛，在会上发表《间距与之间：如何在当代全球化之下思考中欧之间的文化他者性》，并和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成中英教授展开了深入的学术对话，相关文献2014年由方维规教授结集出版。在这次会议中，于连对20世纪后期他自己提出的“差异比较”进行了修正，他认为差异仍然是一个认同的概念，不足以从“思想的上游”对中西方思想进行考量，继而提出“间距”与“之间”两个创新的概念，他认为：“间距与差异这两个概念之间的不同，至少有三点。首先，间距并不提出原则认同，也不回应认同需求；其次间距把文化和思想分开，因而在它们之间打开了互相反思的空间，思考得以在其间开展。因此，间距的形象（figure）不是整理、排列、存放，而是打扰，它以探险和开拓为其志向：间距使众多的文化与思想凸显为多彩多姿的丰富资源。最后，我们还可以借助间距概念，避免提出——假设——一些有关人之本性的、总是带着意识形态的成见；间距邀请我们从事我称之为人性的自我反思。”^[12]应该说，“间距”与“之间”的比较策略对“差异比较”作出了更进一步的开拓创新，他试图更加彻底地摆脱同与异的纠缠，回归到思想的原初形态，用“不比较的比较”来展开迂回与进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