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校説明
一
錢時（一一七五至一二四四），字子是，嚴州淳安（今浙江省淳安县）人。十世祖元瓘，即五代十國時期吴越國文穆王。七世祖隱之，徙居歙縣之汝溪。祖父觷，又遷至淳安之蜀阜。觷曾與兄長嶨率領鄉兵阻截金兀朮對宋高宗的追擊，並爲守衛一方安定立下戰功。[1]錢時生於孝宗淳熙二年，他「幼奇偉不羣，讀書不爲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既而絶意科舉。」（宋史卷四百七楊簡傳附錢時）。至四十二歲，忽自警省，始大悟舊學之非。[2]又二年，拜慈湖楊簡爲師，深得敬愛。[3]此後，錢時思想逐漸成熟，於是回到故鄉，著書授徒，受業者數百人。[4]
寧宗時，楊簡嘗薦之於朝，未及録用。理宗嘉熙元年（一二三七），錢時六十三歲，丞相喬行簡薦之，時以布衣召見拱辰殿，帝問以修身爲政、養兵恤民之要。時「條對，敷陳剴切，皆聖賢之精微。帝大悦，特賜進士出身，授秘閣校勘，修國史宏編」（蜀阜存稿卷首融堂先生行實）。後又辭求去，退居蜀阜玉屏街北山之岡，創融堂書院。卒於宋理宗淳祐四年，葬蜀阜。[5]著作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又名融堂書解、尚書啟蒙）、學詩管見、春秋大旨、四書管見、兩漢筆記、國朝編年、蜀阜集、冠昏記、百行冠冕集等，今僅存融堂書解、四書管見、兩漢筆記、蜀阜存稿四種，前三種收入四庫全書。
錢時爲官日少，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屏居鄉里。從文集中可以考知其活動範圍，主要在南宋兩浙西路之淳安、富陽、嘉興、吴縣，兩浙東路之會稽、慈溪，江南東路之歙縣、池州、鄱陽等地。江南與宋金交戰的前綫距離較遠，宋金之間又維持了相對和平，這爲錢時享受隱居生活提供了可能。現存詩文之中，不少都是表達隱居之樂的。他或遊歷吴越，登山玩水，或築室山中，賞花品竹，傳遞出怡然自適、與世無爭、蔑視名利的思想。
鄉居期間，錢時還注意收族振貧、提攜後進。他曾爲同族子弟延師設教，使得「既自今吾族無家貧不教之子，咸知孝悌忠信」（蜀阜存稿卷三廣塾規約序）。當鄉里後進前來請益，他常常藉助儒家經典發揮義理，因材施教。
錢時生于宋之叔世，外敵强大，内治腐敗，正如他的弟子吕人龍所言：「屯難蹇塞，外則强鄰虎噬，蕩摇我邊疆，内則贓吏蠶食，魚肉吾赤子。」（嘉靖淳安縣志卷十四新亭記）在這種情况下，知識分子不可能完全置身世外。錢時的文章中屢次透露出憂患意識。端平元年十二月，錢時六十歲，與友人遊靈岩山，登高北望，動關河故國之思。[6]這一年，南宋與蒙古人聯合滅亡金國，入洛一戰却未能收復失地，反而損失慘重。文中「讎虜就殄，侵疆未歸」疑即指此事。錢時察覺到國家命運到了緊要關頭，自己年事已高，所學不切於世用，既無力爲國家退敵，又無力救百姓於水火，不禁感到深深的羞愧。可以看出，錢時未曾忘却對現實政治和國家命運的關懷。[7]
二
宋元學案卷七十七槐堂諸儒學案序録云：「槐堂之學，莫盛于吾甬上，而江西反不逮……甬上之西，尚有嚴陵，亦一大支也。」其下王梓材注云：「金溪學派自吾鄉諸家慈湖、絜齋、廣平、定川而外，謝山序録盡歸槐堂諸儒學案。嚴陵一支，自錢融堂而盛。融堂爲慈湖高第，故併入慈湖。」[8]槐堂在今江西省金溪縣，是陸九淵的家鄉；甬上即今浙江省寧波市，學者以爲「甬上四先生」楊簡（慈湖）、袁燮（絜齋）、舒璘（廣平）、沈焕（定川）得象山學問之正傳。可以看出，宋元學案將象山後學分爲三系：槐堂諸儒、「甬上四先生」、嚴陵錢時。槐堂諸儒多爲屢進屢退者，於象山學術思想發明無多；對象山思想發明有力者正在「甬上四先生」以及嚴陵錢時。[9]
錢時理學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是「本心」。本心不是空洞無物的，其中具有「良知」，先天地存在仁義禮智等道德原則。本心能夠指導人在不同場合都做出恰當的行爲。[10]爲了保持本心不被遮蔽，可以採取的具體修養方法有絶意、主敬、辨志等。[11]此外，在格物、人性、已發未發、知行關係等理學論題上，錢時亦有自己的理解。
在以往的研究中，錢時之學往往隱没在對四明學術的叙述中，其獨特之處没有得到揭示。實際上，楊簡的思想是象山後學中非常特殊的形態。[12]錢時的思想一方面繼承楊簡，例如黜落「理」「氣」概念，以「本心」作爲本體論上的最高範疇，以主觀之「意」解釋惡的産生，繼而强調「絶意」的修養工夫。另一方面又與楊簡有所不同：楊簡認爲惡的産生皆是由於意念對本心的干擾，錢時則承認欲望的誘惑、氣習的蒙蔽等因素；楊簡的修養方法重在絶意明心，錢時亦不排斥「主敬」等其他方法；楊簡公然將佛家義理引入心學，錢時依舊對佛教進行激烈批判。[13]其論「氣習」、論「主敬」，都帶有朱子學色彩，顯示出南宋後期「朱陸合會」的傾向。[14]
對於南宋陸學來説，融堂繼承了象山、慈湖的主幹規模，又吸收朱子思想，對師説的極端之處進行了調整和糾偏。他還通過注釋經典、建構道統、講學授徒等方式，繼續擴大學派影響。[15]宋元學案論象山後學而將錢時與槐堂、甬上並列，這一安排是不無道理的。
錢時注經之時，漢唐注疏影響尚存，不過不再是理學家關注的重點；朱熹一脈經注漸漸完善，成爲錢時面對和回應的主要對象。錢時説尚書針對蔡傳，説論語針對朱熹論語集注，説大學、孝經亦是對大學章句、孝經刊誤的一種回應。他試圖構建不同於朱學的經典注釋體系。
否認尚書存在僞篇，否認經文存在錯簡，否認經文内容有不合聖人之道處，肯定書序爲孔子作，表彰書序，是錢時對於尚書的基本觀點。[16]錢時注解論語，在不涉及義理的日常詞彙上，幾乎全部襲用朱熹論語集注之説；在涉及義理的關鍵字詞上，則多棄朱注而不用，提出己説；至於每章之下發揮義理，則與朱熹迥然不同。[17]錢時孝經學的基本觀點是：孝經爲孔子所作，推崇古文孝經，批判今文孝經，認爲宋人所見「古文孝經」即西漢時出自孔壁之書。[18]錢時認爲古本大學並無缺失，將其分爲六章，不用朱熹等人的改本。[19]
錢時長於易學，曾「以易冠漕司」，然而其易學著作周易釋傳已經亡佚。胡一桂周易本義啟蒙翼傳上篇「傳注」部分周易釋傳的解題稱：「其説謂：『伏羲、文王、周公之經既孔子爲之傳，後學何可容喙。敬於傳下略釋本旨，而曰周易釋傳焉。』按其書，文辭雖明而意義易淺略，不及象數，釋物理間有可采者。」[20]可以推測，其書大致以簡明的語言解釋易傳，闡發易理。[21]
由上可知，錢時解經的一大特點是承認經典文本的絶對權威性。中唐以降，經學變古，疑經、改經相沿成風，同時代人動輒以一己之理念非毁聖經，錢時對此頗不以爲然。這一點上可以看出錢時爲學醇厚篤實的一面，無怪乎四庫館臣許其著爲「宋人經解中之特出者」。
論語管見「四科十哲」一章注：「一元之氣，渾浩流轉，萬物之形色於其間者，自各隨材而成就。」書解、管見二書，是藉助具體人物和事件展示「萬物隨材成就」的情形；周易釋傳一書，或即是對「一元之氣」本身的形而上學討論。這樣看來，錢時的學術亦是體用俱全，形上形下連爲一貫的。
三
融堂書解舊本久佚，其書是否曾經刊刻也不得而知。今本是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裒輯編次而成的，現存四庫全書諸閣本[22]、武英殿聚珍版本，後者文字質量優於前者。本次整理以聚珍本（現藏國家圖書館善本部）爲底本，校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今存永樂大典相關部分（包括益稷四條、盤庚中篇四條、泰誓上篇四條、武成五條）。底本原有四庫館臣所加按語二十餘條，今用單括號標出。底本卷首原有宋進書原劄狀，今移於附録。
融堂四書管見曾有南宋刊本，已經亡佚。現存明抄本、清抄本各一部，以及四庫全書諸閣本。[23]明抄本淵源宋刻，文字質量較高，清抄本錯訛較甚，四庫全書本與明抄本互有異同。本次整理以文渊阁四庫全書本爲底本，校以明抄本、清抄本、今存永樂大典相關部分（中庸第一至十一章，共十六條）。明抄本卷末録有南宋錢可則刊書跋，今移於附録。
錢時詩文集蜀阜集十八卷，千頃堂書目卷二十九著録，亦已散佚。明代工部尚書、淳安蜀阜人徐貫曾掇拾遺文，編爲蜀阜存稿刊行，然據蔡清蜀阜存稿序引文，徐刊本又與今本不同。今所見蜀阜存稿三卷，是徐貫後人徐楚等編纂的蜀阜徐氏家集十一種中收録的版本，國家圖書館古籍普查著録爲「明木活字本」。[24]本次整理即以此本爲底本，校以總集、方志中所見版本，並參考北京大學中文系所編全宋詩、四川大學古籍所所編全宋文中的校勘、輯佚成果。全宋詩自其他文獻中輯得詩十五首，全宋文自其他文獻中輯得文十篇，本次整理另從總集、方志中輯得詩文數篇。本次整理首先點校蜀阜存稿所收詩文，而將自他書中輯録的詩文作爲「蜀阜集補遺」附於存稿之後。宋元學案、宋元學案補遺所録兩篇講稿，收入附録；四書管見自序一篇，仍存原書之前，這三篇文章不再收入「補遺」。詩文中間原有少量夾注，今以小字標示。能夠確知其寫作年代的，繫年於標題之後。卷首原有吕人龍撰融堂先生行實一篇，今保留原貌。
現將上述三種錢時著作合訂爲一書。全書最後有附録數種，包括佚著、傳記、學案、遺跡、序跋評論、書目解題等内容。[25]以上三書已有淳安縣政協所編淳安古籍文獻叢書標點本，這個版本與古籍整理的學術規範有所差異，本次整理未作參考。
本次整理中標點、校勘、字體轉换方面的工作原則如下。標點方面，經文斷句（特别是尚書）歷來分歧較大，本次整理盡量按照錢時注文中的理解點斷。校勘方面，底本誤而校本不誤，或底本校本兩可，不作改動，僅出校記。確知屬於底本不誤而校本誤的情形，不出校記。蜀阜存稿底本錯訛較多，於文中改字，同時出校記。字體轉换方面，將少量異體字修改爲所謂的「正體字」，改動的原則是字義相同、字形相近。
本次整理得到北京大學中文系、哲學系多位老師的指導。北京大學的王翊、王精松、孫天也，山東大學的謝應敏等友人，在繁忙的學習生活中爲本書的整理提供了諸多幫助，在此一並致謝。由於整理者學殖尚淺，加之時間緊迫，本次整理一定還有未盡之處，甚至存在不少錯誤，懇請師友不吝教正。
张高博
二〇一九年二月
[1] 關於始遷祖錢隱之與文穆王錢元瓘的關係，蜀阜存稿卷三廣塾規約序：「吾家自文穆三世而後，大理丞來新安。」錢時後人、明清之際的學者錢澄之撰田間文集，卷二十九先考敬修先生鏡水府君行略稱：「瓘别子曰儼，儼孫隱之以大理寺丞守新安，因家歙焉。」關於錢時與惠濟侯錢觷的關係，錢時弟子吕人龍所撰肯堂記：「惠濟侯再世孫曰融堂先生。」錢澄之田間詩集卷八贈淳安宗丈朝卿文卿二子：「至於文孫，用揚厥休。」自注：「侯孫融堂先生始克奏請。」錢隱之是錢元瓘之三世孫，錢時是錢觷之孫，這兩點是確定無疑的。至於錢觷與錢隱之的關係，存在三種説法：有五世孫説，如蜀阜存稿卷三厚德堂記：「大理丞來新安，至諸父六世矣。」田間文集卷二十八譜系考：「流光譜稱：隱之公以寺丞守新安，遂居歙之汝溪，是爲新安始祖。五世而有觷。」李紱陸子學譜：「慈湖爲錢子是誌其妣徐氏墓云：……其夫號筠坡翁，字晦仲，吴越文穆王九世孫。」有四世孫説，如先考敬修先生鏡水府君行略：「隱之以大理寺丞守新安，因家歙焉。後四世有孫曰嶨，曰觷，遷淳安。」又有三世孫説，如蜀阜存稿卷三錢母墓記：「是爲有宋大理寺丞錢公隱之母夫人墓……夫人四世孫觷，建炎間提鄉兵摧却兀朮于桐江之牛山。」諸説是非，今已難以詳考。錢觷兄弟的戰功，明代以降多種方志中均有記載。例如弘治徽州府志卷九人物三之勇義門：「嶨與弟觷並讀書尚氣概。宣和中，方臘甫平，餘黨尚熾，嶨兄弟起鄉兵勦平之。浙賊倪從慶寇淳安，一戰敗去。建炎三年秋，金兀朮入寇，將遡浙而西，嶨兄弟又率方庚等引兵逆戰桐廬，
牛山之險，虜衆敗走。功聞，並補承信郎。衢寇張花項犯歙，且逼嚴，又敗之，郡賴以安。後卒。紹定三年，歙人上其功，郡議實申省詔，並封侯，立祠于邑之乳溪。」
[2] 關於錢時爲學領域和目標的轉變，融堂四書管見序載：「年踰四十，忽自警省，始大悟舊學之非。」蜀阜存稿卷三順堂記：「年四十有二始有微省。又二年拜慈湖先生，方知守中庸之妙。」這裏所謂「舊學」，是指泛覽百家，學習文章技法；所謂「大悟」或「微省」，是指轉向研習理學、師法往聖，以求明道。下面兩則材料可以證明。蜀阜存稿卷三送楊春伯序載時之自述：「少之日好爲古文章，諸子百家無所不讀，每讀輒以爲可學。如是者不知其幾年。其後遭罹間關，困益甚，始大悔。噫，古聖垂訓，豈若是然耶？政使古人文章可學而能，而無一言之幾乎道，雖多，奚以爲也？」同卷錢融堂先生赴聘叙，亦言時「遂毁其少作，盡焚其舊所爲文，獨與古聖賢遠相酧酢於千載之上」。錢時理學思想的成熟當在四十四歲師事楊簡之後。在文集可以確知寫作年代的篇目中，最早流露出心學思想的是作於嘉定十二年的廣塾規約序，是年錢時恰好四十四歲。嘉定十年，陳淳至嚴州講學，曾指出嚴州陸學興盛的狀况：「大抵世上一派禪學，年來頗旺于江浙間，士大夫之有志者多墮其中，而嚴尤甚。」（北溪大全集卷二三與黄寺丞直卿）是年錢時四十二歲，陳淳並未把錢時作爲嚴州陸學的代表人物，亦可從側面説明彼時錢時之學尚未成熟。
[3] 宋元学案補遺卷七十四慈湖學案補遺：「慈湖曰：某于子是至契。子是先已覺，惟閒有微礙。某剗其礙，遂清明無閒。無内外，無始終，無作止，日用光照，精神澄靜。某深所敬愛。」（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版，第四二九五頁）
[4] 吕人龍撰融堂先生行實，言其「推明道統之原，窮究天人之妙，盡發先賢之未發。性復恬淡，不樂仕進，隱居晦跡，著書立言，四方向慕，受業者數百人」。
[5] 錢時的生平資料主要是宋史楊簡傳附傳、蜀阜存稿卷首融堂先生行實、蜀阜存稿所收錢融堂先生赴聘叙三篇文章，以及景定嚴州續志卷三、弘治徽州府志卷七、嘉靖淳安縣志卷十一、萬曆嚴州府志卷十五等方志資料。
[6] 蜀阜存稿卷三山行記：「渺然北望，與天無際，動關河故國之思。三十年間，兵聯禍結，讎虜就殄，侵疆未歸。聖天子宵旰不遑，公卿大夫日勞於謀議，元戎進退，一的汎使，戰和之機，所以决成敗安危者，凛凛乎今日……山林朽賤，學不用世，無以撢王道，脱吾赤子於鋒鏑，以奠四方。每食天地間粟，愧欲汗流。」
[7] 他又曾登齊山，作遊齊山記：「憑高放目，動關河故國之思……淮山滿眼，恨遶天涯，仕斯過斯，來遊於斯，必有酌新亭之酒，弔望諸陵而感慨者。」運用「新亭」之典，抒發國家分裂的悲慟。合溪夜歸呈諸大夫一詩「安得四海車書同，春風浩浩遊其中」之句，則直接表達對國家統一的期盼。
[8] 黄宗羲等：宋元學案，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第二五七〇頁。
[9] 據時自序，融堂四書管見成於紹定己丑（一二二九）。融堂書解的確切成書年代雖不可考，然書中屢稱「先師」，當成於楊簡没後，即一二二六年以後。結合上文考證，此時錢時的理學思想早已成熟。理學思想既是經典注釋的背景，又通過經典注釋表現出來。
[10] 例如蜀阜存稿卷三則庵記：「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此不學之良能，此不慮之良知，此萬古人人所同有之本心也。此心無體，變化無方，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見孺子將入井，則自惻隱者此也；見可羞可惡之事，則自羞惡者此也；宜辭自辭，宜遜自遜，是自知是，非自知非者此也。以此事君自忠，以此臨民自愛，兄弟自友，夫婦自别，朋友自信，豈外襲而取之哉？」
[11] 關於「絶意」，錢時屢屢强調「私意」的危害。論語管見公冶長：「本心本直，微起意即失之。」「私意」多從「我」上産生，因此「絶意」就意味着「勿我」和「克己」。孔子所言「克己」在錢時的解釋中變成了絶棄私意、回復本心的修養方法：「大凡意念雖各不同，未有不從我上起。有我則百邪交叢，無我則百念皆空，是故貴於克也。己克則心本無恙，天則不逾。」關於「主敬」，融堂書解堯典：「聖學工夫全在敬上。罔念作狂，克念作聖，敬不敬而已。」「辨志」是强調立志在爲學次第中的首要位置、對於回復本心的重要作用。論語管見里仁：「人之趨向，全在立志。苟志於仁，即念念在仁矣，自然無惡。」這裏的「仁」即「本心」之意。論語管見颜淵：「仁即人之本心。」論語管見衛靈公、中庸管見：「仁者，不失其本心之謂。」
[12] 關於楊簡的思想面貌，可以參看崔大華：南宋陸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邢舒緒：陸九淵研究「心學的傳承」一節，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
[13] 慈湖遺書卷二絶四記：「夫人皆有至靈至明、廣大聖智之性，不假外求，不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微生意焉，故蔽之。有必焉，故蔽之。」（楊簡全集第七冊，浙江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版，第一八五六頁）除「意」之外，錢時還提出「欲」「情」「氣」「物」等因素。融堂書解洪範：「習氣一正，本心自復。」古文孝經管見：「凡處父子而失其道者，欲念昏之，情僞奪之，血氣亂之，非其本性然也。」中庸管見：「天命者，天之與我之謂也。至善而無惡，至靈而不昧，所謂性也。順乎此性，斯之謂道，無所不在，無所不通，本何假於修哉。惟夫昏於意念，汨於情欲，動於血氣，蔽於物我，淪於習俗，而拂亂其所固有者焉，是故不可以不修也。」楊簡認爲佛家思想與儒家思想是互通的。慈湖遺書卷十九炳講師求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即達摩謂『從上諸佛惟以心傳心，即心是佛，除此心外，更無别佛。』」（楊簡全集第九冊，第二二九〇頁）錢時從經濟、倫理、思想等各方面全面批判佛教。例如蜀阜存稿卷三神景寺記：「佛來中國，民之遊者始託以歸焉。侈其宫，衍其徒，非天雨而鬼輸，焉攸取？持券遠走，飛奇釣貨，强名曰化；眩惑愚氓，乾没而入，强名曰捨。」中庸管見釋篇題：「浮屠晚出，其禍尤大。三綱九法人道之所賴以立者，一切斷棄。鼓雄誕之説，以愚民幻衆，往往世俗安之若當然，而先王教法，生民日用之經，反視之以爲異矣。」
[14] 新安是朱熹的祖籍，自南宋時朱子之學即在該地産生影響。淳安與新安地理相鄰，易於接受朱子學説。錢時本人又曾赴新安講學。袁甫蒙齋集卷十一贈錢融堂詩序：「使淳安之師友，相從以至于歙，歙之官若士，相與慕而問辨講貫焉。二邦人士，藹然以道義爲榮。」這種學術環境促使錢時對朱學做出回應，從而影響錢時的理學和經學面貌。新安理學根柢朱子，又吸收陸子的思想，「朱陸合會」成爲元代新安理學的重要思想維度。在朱陸異同問題上，錢時憑藉自身思想的特質、地方學者的身份，進入了新安理學家的視野。鄭玉之父鄭千齡撰表融堂先生墓略，將錢時作爲朱陸合會中陸學一方的代表：「予既爲朱子立祠學宫，復表融堂先生之墓，所以息黨同伐異之論，而爲至當精一之歸。」另一位宗尚朱子的新安理學家胡炳文，亦用錢時「八忍」之説教育子女（參見本書附録）。日本學者石田和夫即將錢時作爲朱陸合會的代表人物。他引用中庸管見「於德性而知所尊，大本立矣；然而非道問學，則不知其所以尊也」之語，分析錢時的工夫論説：「這種『道問學』『尊德性』兼用的傾向，在知識論（格物論）方面與其説是遠離於陸學，不如説是接近於朱子學。」參見石田和夫：銭融堂について：陸学伝承の一形態，九州大學中國哲學論集，一九七六年（一），第五七至七一頁。
[15] 錢時構建的道統譜系是從堯、舜、禹到孔子，再到陸九淵、楊簡。例如蜀阜存稿卷二讀書燈：「聖教衰，异端熾，千古冥行士何事。人人有此大光明，埋没荒唐渺漫處。象山翁，天啓秘，嫡嗣慈湖更超詣。陋儒俗學破沉痾，暗室迷途逢寶炬。」在他的努力下，陸學在淳安臻於全盛。宋元學案卷七十四慈湖學案「洪本一先生賾」一條：「淳安自融堂爲慈湖高弟，而先生（引者按：指洪賾）之族祖夢炎亦登其門，故淳安之士，皆爲慈湖之學。」
[16] 錢時承認「文從字順」與「佶屈聱牙」兩種文體風格的存在，但並不認爲其中存在僞篇，而是認爲兩種風格的差異是寫作者不同導致的：「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君奭、多方之文，獨聱牙與盤庚無異，若謂皆周公所作，則無逸、立政、微子、蔡仲之命等篇，又何其平易也。以此知大誥諸書乃史氏所記，當時秉筆者適爲此文體，故特不同耳。本朝歐、宋二公同修唐史，其立言斬斬不類，是烏足怪哉？」（融堂書解大誥）對於書序的態度，在汩作、九共九篇、槀飫之序後表述得最爲清晰：「愚痛念古書百篇，而不存者四十有二，今幸先聖之序，發明經旨，粲然具在。書雖亡而義猶未泯也。篇名湮没不著，而學者視之幾若贅疣，豈不甚可惜哉。愚故表而出之，以備百篇之義。」基於這種理解，他將小序百篇逐一進行疏解。即便書序與經文有明顯不合之處，錢時也努力進行彌合。關於融堂書解的經學研究，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蔡根祥所著宋代尚書學案（花木蘭文化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最爲詳盡。
[17] 根據朱熹書臨漳所刊四子後，四書章句集注首次刊刻於南宋紹熙元年（一一九〇）的漳州。至嘉定五年（一二一二），從國子司業劉爚之請，將論語集注、孟子集注立於官學。四書管見原序云：「間因講習，積而成編。後獲從慈湖先師遊，竟櫝藏，弗果出，迨今十有三載……紹定己丑四月二十日蜀阜錢時書。」可知本書「間因講習」開始寫作的時間是寧宗嘉定十年（一二一七），至本書成書之時已是紹定己丑（一二二九）。這説明錢時在教育子弟的過程中，已經開始使用當時立於官學的集注。論語管見的存在可爲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的早期流傳和研究提供一點説明。
[18] 在體例上，孝經管見將今文之章名全部略去，僅標明章序。在内容上，孝經管見對今文多有批評。例如直接批評唐明皇刪改閨門一章：「唐明皇時，誣詆古文，謬謂『閨門』一章鄙俗不可行。嗚呼，豈唐之君臣所能知哉！」關於孝經管見的研究，可以參看舒大剛中國孝經學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二〇一三年版）。
[19] 他認爲古本大學第二章先言「誠意」與第一章的格致誠正次第並不矛盾。大學管見：「第一章，總論大學之道。『誠意』以後，下文詳矣。探本窮源，正在格物二字。學者於此反致疑焉。以愚見觀之，其説甚詳，其義甚明……右第二章，論誠意。先儒謂此章多錯簡。愚據舊文玩味，經旨自然通貫，本無差舛，謹發此義，願與同志者明之。」關於大學管見的研究，參見李紀祥 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 （臺灣學生書局 一九八八年版）。
[20] 胡一桂：周易本義啟蒙翼傳，中華書局，二〇一九年版，第三七〇頁。
[21] 考其詩文，亦可略窺其易學之一斑。如蒙養齋記中借蒙卦卦象論證童蒙養正的重要性。蜀阜存稿卷三蒙養齋記：「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又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泉自山出，未有所之，泓涵潔清，略無微滓渾濁，此蒙之象也。於斯時而得所養，其功化何如哉。」卷二遊齊山倉使遣贈長歌和韻「昔來陽未復，倏忽今大壯」，以易學術語言説日常生活。同卷五日晨興説既濟彖則記録其説易活動。
[22] 此書文瀾閣本已佚，可能是在太平天國戰亂中散失。文瀾閣散失之書後來通過補抄基本配齊，且多有不同於原本的其他版本來源，堪爲校勘之一助。然而融堂書解卻未得補抄，可見晚清江南藏書家的收藏中確無此書，亦説明此書流傳甚少。「融堂書解」之目列於杭州出版社二〇一五年影印的文瀾閣四庫全書第五十六冊，題下注「原缺」。
[23] 明抄本十行十九字，藍格，卷首鈐有「山東海豐吴氏珍藏世澤圖書」「夕陽催就水窗詩」「黄葉村莊」以及「北京圖書館藏」諸印，卷末録南宋刻本跋文，且多避宋諱（例如「桓公」避欽宗諱作「威公」，「慎獨」避孝宗諱作「謹獨」等），接近宋本原貌。四庫全書著録叢書亦以此本抽换四庫本。清抄本八行二十一字，無界欄，卷首鈐有「鐵琴銅劍樓」之印，每頁内容起訖與四庫全書本基本相同，疑即所謂「傳抄閣本」。以上二本現皆藏國家圖書館。四庫全書本所據之底本，浙江採集遺書總録丙集著録爲「瓶花齋寫本」，四庫全書總目著録來源爲「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此書文瀾閣本爲癸亥（一九二三）年間據文津閣本補抄，没有校勘價值。
[24] 曾棗莊在爲現存宋人别集版本目録所作的序言中，所舉首例即爲該書。他説：「例如錢時蜀阜集十八卷，除清初黄虞稷千頃堂書目曾予著録外，其後的公私藏書目録和現有的各圖書館藏書目録均不見著録。我所王智勇同志在中華書局圖書室偶然發現了蜀阜存稿三卷，雖較原集少十五卷，但還存詩二百三十三篇，文四十七篇。集前有融堂先生行實，比宋史錢時傳詳盡得多，對研究這位南宋理學家是不可多得的資料。」（按，本次整理使用的國家圖書館藏本，全宋文編纂者似未察。）然而，全宋文對該書的整理卻存在一些遺憾，例如在紫霄山行記「老氏，周柱下史，號知禮。雖學……」一句之後，遺漏了底本兩半葉的内容，而徑直接到其下一篇文章雲嶠書堂記「……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心之要旨」一句，導致兩篇文章相混。本次整理希望修正全宋文的失誤。
[25] 錢時易説佚文主要保存在元代董真卿所編周易會通之中。周易會通體例分爲音訓、集解、附録、纂注四部分，其中「纂注」是程頤周易程氏傳、朱熹周易本義以外的其他諸家易説，也是我們輯佚的來源。根據卷首「引用諸家姓氏」，「纂注」部分所引錢姓學者共有兩人：北宋錢藻與南宋錢時；引用「錢氏曰」共二十九條，其中兩條標明「錢氏藻曰」，二十七條僅標「錢氏曰」。這二十七條中，明代周易大全注明屬於「融堂錢氏」的有九條，有學者據此判斷能夠確認是錢時著作的僅僅是這九條，而將另外十八條全部捨棄（參見代天才 錢融堂著述考，四川圖書館學報 二〇一九年第一期）。本文認爲，周易會通二十七條僅標「錢氏曰」的引文都出自錢時。首先，考慮周易會通自身的體例。凡例介紹「纂注」部分的體例時説：「稱『某氏曰』『某氏曰』以相識别。其或世次有先後、或其説有多寡而同姓氏者，則不免旁注其名，而非有所輕重也。」可知凡有同姓氏者，皆旁注其名，以相識别。上文已經説明，引用錢姓學者時「旁注姓名」的是錢藻，那麼未注姓名的就是錢時。由於「錢氏曰」絶大部分都是錢時之説，出於行文簡明的考量，董真卿選擇標出錢藻之名。其次，考慮周易會通與胡一桂的關係。董真卿是胡一桂弟子，周易會通自序介紹「纂注」部分的體例時説：「諸家之説……可互相發明者，全用先師纂疏，各廣以聞見之所及，翼於語録之次，名曰纂註，而以『某氏曰』别之。」可知周易會通「纂注」的編纂是以其師胡一桂易本義附録纂疏爲基礎的。「纂注」收有胡一桂直接評論「錢氏曰」的言論。漸卦六四：「錢氏曰：桷謂木枝之小而可爲椽者。先儒謂鴻不木棲，鄉間歲暮則至，棲于高木之上，先儒殆未攷。雙湖先生曰：木桷皆取巽木，象鴻之漸進至此適當巽木之初也。錢氏説姑廣異義，俟考焉。」這裏「雙湖先生曰」的内容不見於第一版（即今本）易本義附録纂疏，而是出自胡氏若干年後增廣新編的第二版纂疏（今已亡佚，惟賴周易會通得以保存（參見謝輝 元儒胡一桂兩注易本義考實）。這則材料建立起了周易會通「錢氏曰」與胡氏第二版纂疏之間的聯繫。胡一桂周易本義啟蒙翼傳序言有云：「愚不量淺陋，復爲本義附録纂疏以承先志。今重加增纂之餘，又成翼傳四篇。」所謂「重加增纂」，是指完成第一版纂疏之後繼續進行修訂，編爲第二版纂疏。可知翼傳的成書與第二版纂疏同時。那麼翼傳中羅列的材料無疑也是第二版纂疏使用的材料。翼傳卷中「傳注」一節，按照時間先後羅列歷代易學著作，實際上是一部易學專科目録。這份目録中，錢姓學者僅有錢時一人。總而言之，翼傳「傳注」列出的錢時周易釋傳，即第二版纂疏中收録的錢氏易説，也即周易會通中胡一桂評論的「錢氏曰」。在編寫第二版纂疏的過程中，胡氏除了利用自家收藏的易學著作，還廣泛走訪本地學者以搜集資料。翼傳卷中「傳注」部分有言：「歲在戊申，復謀之先同志鄱陽汪君（標）國表，得其手編諸家易解一鉅集。又自搜訪二十餘家，重加纂輯，毗於附録，用潰於成。」胡氏是徽州婺源人，與錢時家鄉地理位置相鄰，搜訪材料時極有可能得見錢時的周易釋傳。再次，明代學者明確知曉周易會通「錢氏曰」即錢時説。明代以周易會通爲藍本編纂的周易大全，引用「錢氏曰」凡十二條，其中兩條標明「錢氏藻曰」，九條標明「融堂錢氏曰」，一條僅標「錢氏曰」。而標明「錢氏藻曰」的兩條，恰恰是周易會通中的「錢氏藻曰」兩條。也就是説，周易大全的編纂者只要引用周易會通中的「錢氏曰」，都將其改爲「融堂錢氏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