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战后初期作品群中的精神创伤
战争不仅造成巨大的物质破坏和人员伤亡，也给人们带来严重的精神创伤。据野间宏说，“《脸上的红月亮》、《残像》和《崩溃感觉》属于同一个系列的作品。这些作品跨越了战时和战后，侧重描写战争对人类产生的影响。（中略）《残像》主要描写的是战争在人的内心留下的感觉，如同光的残影余像，这也正是小说名所体现出来的意思。”[38]这三部小说通过不同的侧面，揭示了战争给人的心灵造成的创伤，给人与人的关系投下的阴影，对人们战后的社会生活造成的深远影响。
关于创伤，《韦氏第3版新国际英语词典》的定义是“外部暴力对人体造成的伤害，可能导致受害者行为或情绪混乱，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精神和心理上的震惊”。世界卫生组织1992年出版的《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ICD-10）将创伤事件描述为特别具有威胁性和灾难性的事件，如杀人、拷打、不幸事故、战争和自然灾害等，指出上述事件均可能使人产生弥漫性的悲痛。从上述两个定义看，创伤主要侧重讨论灾难性事件、暴力、严重伤害事件对受害者所产生的长远而深入的伤害和影响，而这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卡如斯（Cathy Caruth）对精神创伤做出了如下解释：“它是由某一事件所引发的一种不断重复的痛苦，同时又体现为从这一事件现场的一种不断别离……要倾听产生此创伤的危机，并非只倾听这一事件的本身，而是如何静听别离。”[39]这里的“别离”不是指离开某种地方，而是指人试图在精神上或者情感上摆脱某种困扰而不能，痛苦的记忆时时闪现，在当事人的脑海中反复出现，给他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创伤记忆，最终成为其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就这一意义而言，创伤终究会变为一种记忆，是受创个体的个人思维形式，不管他们是否愿意，现实中任何一个受创伤的实体或者他们自己的一举手一投足，都会非常容易地唤起他们对痛苦的过去的回忆，从而使他们变得不快乐或者感到不安全。
对于有过战争经历的野间宏来说，战争对人类造成的影响是其文学创作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日本战后“反战文学思潮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反映战争造成人的心理创伤。……他们不是从广阔的社会视野出发，而是根据个人内在的意识活动来把握客观存在的事物”，“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追究战争的责任问题和战争根源问题”[40]。严格来说，《脸上的红月亮》等三部小说并不是典型的反战作品，它们只是如实传递出人类在战争中受到的精神创伤。通过将自我体验付诸创作实践，不仅可以帮助野间宏获得个人的满足感，而且折射出其作为战后派作家的良知。就这一意义而言，创作这三部小说也是野间宏的自我疗伤方式。
一 《脸上的红月亮》和《残像》中的“精神伤痕”
（一）两部小说的相通性
《脸上的红月亮》和《残像》存在一系列相通性。首先，就发表时间看，两者均发表在1947年。《脸上的红月亮》发表于8月号的《综合文化》上，《残像》发表于《潮流》的11月号上。两部作品均介于野间宏战后初期作品的中段，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其次，就主题层面看，两部小说均描述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感情纠葛，相较于《脸上的红月亮》中的两个人相爱但不能相守，《残像》中两人的纠葛显得更为颓废，但无论如何，两部小说中男女主人公无法结合的原因在于战争带来的精神创伤。战后初期的出发之作《阴暗的图画》探究了在战争这种非正常状态下人应该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收尾之作《崩溃感觉》却带有极为浓重的否定色彩，讲述了战争是如何给人们心灵蒙上巨大阴影、带来虚无感的。这两种纠结的情绪同时在《脸上的红月亮》和《残像》中得以呈现。换言之，两部作品中既有经历了战争的人们探寻新生活的强烈意愿，同时又不断地否定了这种愿望，而造成这种矛盾状态出现的原因，在于主人公们对利己主义的厌恶与绝望。再次，两部作品存在结构上的相似性，即采取了倒叙和插叙手法来讲述故事。
（二）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接近和疏远
《脸上的红月亮》中的男性主人公名叫北山年夫，他已年过三十，曾当过六年兵，退役后任职于东京车站附近的一家公司。他在公司所在的大楼里多次见到一位女性——堀川仓子。这是一个年轻的寡妇，丈夫在南洋战场不幸死去。对北山而言，遇见仓子仿佛是命中注定，这可以从小说开头的文字中一窥端倪：
寡妇堀川仓子的脸上，总有一丝凄苦的表情。……她的那张脸上透露出：旺盛的生命力曾经横遭一场暴力的摧残，因此，总像什么地方留下了一点伤痕，这给她的那张脸赋予了异常动人的美。并且，她脸上的凄苦表情也渗透在宽阔而又白皙的前额、灵巧而又消瘦的嘴角。[41]
在北山年夫看来，仓子既与普通的日本女性不同，也并非具备独特五官之美的女性，她的魅力来自脸上的凄苦表情。仓子之美不带有肉欲色彩，而是一种超越肉体的精神，这也正是深深吸引北山的地方。两人的关系并不能用恋爱的眼光看待，而是基于相同经历的两个普通人的心灵的相通。这种精神上的苦涩，是连接两人关系的关键所在。这样的一位女性，与其说是恋爱的对象，倒不如说是可以帮助北山年夫度过漫长而又痛苦的战后岁月的精神支撑。在重新出发的战后时代，具有相似精神层面的人如果结合，不仅会互相取暖，而且会帮助彼此找到人生的新意义。北山的这种想法被如实地记载在了小说中：
他凝视着仓子的脸。……心想，这张脸的确有战争带来的那种痛苦。他多么想闯进她那痛苦的心里去。……假如两个人能够心心相印，互相分担痛苦；假如两个人，能够彼此倾吐心灵中的秘密；假如两个人，相互之间，真诚以待，……这样，才可以说，生活有了新的意义？[42]
但如果小说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即两个有着相似痛苦经历的人结合，《脸上的红月亮》就只能流于通俗小说的范式。关于这一点，野间宏在文中也进行了否定：“如果是战争中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和一个由于战争才懂得爱情的男人结婚……可有点像小说的情节啊！”[43]
为了使小说突破通俗小说的范式，成为一部带有“战后”意义的小说，还需要更深层次的要素，因此作品提出了战争带给北山年夫和仓子的精神创伤，即利己主义的问题。北山年夫的利己主义首先表现在对死去恋人的冷眼以对。因为家庭的反对，同时也无法承担起未来家庭的重担，北山年夫不得已与初恋分手，但心中始终不能忘怀。第二位恋人是北山所在军需厂的办事员，这个女人对他倾注了一腔热情，并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他。而对北山而言，这个女人只是其初恋的一个替代品，也是满足其虚荣心的存在，所以北山年夫明知对方的强烈爱意却无动于衷，也从未主动了解这个女人。他进入战场后不久，听到了恋人的死讯，加之艰苦的战地环境，这使北山年夫初次意识到真正爱自己的人只有母亲和这个女人。北山年夫的利己主义还表现在战场上对战友的冷漠无情，这是为文本增添“战后”含义的重要情节。昔日对战友的见死不救导致北山年夫在战后长久地活在战争的记忆中，利己主义的特性也顺延了下来，成为他个性的一部分，也成为他人际交往中的严重障碍。这是他虽然被有同样经历的仓子所吸引，但最终却止步不前的重要原因。
仓子的利己主义更多地呈现出自保的色彩。仓子也是一位战争的受害者，但她的价值观和对生活的态度与北山年夫并不完全相同。虽然只与丈夫度过三年的时光，但过得很幸福，所以丈夫死后，仓子没有什么可抱憾的。因为之前为了丈夫，已做过所有身为妻子该做的事情。她对以后的生活也充满了信心，觉得自己能够顺利活下去。昔日的甜蜜时光成为慰藉战后艰难的仓子生活下去的勇气，但同时，战争带给日常生活的不确定性也成为她在战后无法轻易接纳别人的一个理由。因为战时的艰难生活教给仓子一个深刻的道理，即世事无常，当下的平静有可能被突如其来的事情打断，与其畅想未来，不如脚踏实地度过一生。故而，仓子虽然明显地感受到北山年夫的好意，但出于自保心理，她并不愿和对方再进一步。
小说的高潮点出现在末尾，是以北山年夫的幻觉形式出现的。战场上的利己主义的实质是“自我绝对性”，这是战争留给人们内心的永远的精神创伤，而且它还时不时从记忆中跳跃出来，以幻觉的形式出现，困扰着战后人们的精神世界。野间宏用象征主义的手法描述了这种幻觉：
北山年夫凝视着仓子那白皙的脸。忽然，发现仓子的脸上有一个小小的斑点。奇怪的是，他的心，竟被这小小的斑点搞乱了。……其实，令北山心烦意乱的，并不是仓子脸上的斑痕，而是他觉得自己内心的某个角落，有一个小小的斑痕。至于心中的那个小小的斑痕意味着什么，他自己是清楚的。他开始凝视自己心中的那个斑痕。……他在仓子雪白的脸上，见到那斑痕越来越扩大面积，是一颗很大很大的通红溜圆的东西在仓子的脸上出现，是南方热带的一轮很大很大的、血红血红的圆月亮在仓子的脸上冉冉升起。还有军队中患热带病的焦黄的病脸和一直排列到远方的混乱的军队。[44]
这段略显冗长的引文是《脸上的红月亮》的核心内容。青少年时期的野间宏曾醉心于日本诗人竹内胜太郎。这位诗人在日本并不算十分出名，主要原因在于他的诗歌侧重思想性，与当时日本诗坛流行的抒情风格不符。此外，他的诗歌虽然具有明确的象征主义的特征，但他却并不是首批将其译介到日本且进行模仿创作的诗人。野间宏“不仅从这位诗人那里学到了思考的方法，而且还学到了生活的方式”[45]。在文学创作手法上，竹内胜太郎对野间宏影响最大的是象征主义。在文学评论《象征主义和革命运动之间》中，野间宏认为自己的文学立场就是象征主义，而利用这一手法去改造日本文学是其自学生时代就有的想法。野间宏认为，象征主义最大的优点在于可以帮助自己释放出被封闭在身体内部的意识内容，这在肉体被压抑的时代格外有用。
在上述段落中，野间宏采用独特的象征主义手法，为读者揭示了“红月亮”的真正含义。在这里，存在外部和内部的呼应。处于外部的是仓子白皙脸上的一个小小的斑点，这与北山年夫心里内部角落的斑痕相呼应。当外部凝视和内部凝视结合起来后，便形成了“脸上的红月亮”。换言之，南方热带的很大且血红的圆月亮在北山年夫内心浮现的同时，也在他一直盯着的仓子脸上“冉冉升起”。透过这轮圆月亮，北山年夫看到了彼时自己参加的队伍中那些患热带病的士兵们。在北山年夫的眼中，即将和他分离的仓子的脸与当时患病而导致面部焦黄的士兵的脸重叠了起来。
本多秋五认为，对于北山而言，在战场上对战友见死不救的自私心理，与放弃战后废墟艰难生存的寡妇仓子的自保想法是相通的。无论是失去幸福婚姻的仓子，还是在战场上失去性命的中川，都是被北山试图忽视的悲惨存在。《脸上的红月亮》也正是基于这种相通性而被建立起来。
与《脸上的红月亮》相比，《残像》的情节较简单，篇幅也较短。主人公泽木茂名和藤枝美佐子，在青年时代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一个国家体制的建立决定了整个民族及其后代的命运，因为历史的扭曲，美佐子的父母也被扭曲了，他们根据当时的思维定式，逼迫女儿同陆军大学学生结成一段残破的婚姻。被迫与藤枝分手后，泽木经历了大约10年的战争生活，昔日对平凡而温馨生活的向往早已成过眼云烟，只是麻木地从慰安所的女性身上寻找慰藉。
分手13年后，两人在战争结束后再次相遇。泽木茂名和藤枝美佐子在共同驻足凝望新桥市场发生的火灾时，无意间在人群中遥遥相对，但因为漫长的战争给两人带来了全方位的改变，一时间没有相认，因为两人的外貌均发生了变化。泽木年轻时的圆脸蛋变成了葫芦形，皮肤也失去了光泽，满脸沧桑，瘦骨嶙峋，浑身散发出暮气沉沉的味道。而藤枝的头发变成了战后女子的时髦发型，脸上涂了脂粉，但眉笔画过的痕迹非常丑陋。战争还改变了两人的人生轨迹。泽木茂名应征当兵后四处征战，因病在战争结束前复员回到日本内地，后来应聘做了函授教学工作。藤枝美佐子的丈夫在5年前战死，她寄居在静冈的哥哥家里，最近又在银座的亲戚家开的化妆品店帮忙。
昔日的恋人偶然相遇，尴尬之余，内心还残留着一丝往日的甜蜜，这为两人的叙旧埋下了伏笔。藤枝一直想对泽木解释曾经发生的事情，所以主动邀请对方来家中小坐。对此，泽木没有拒绝，但也没有表现出过高的热情。两人一起在藤枝所住的粗陋的出租屋里一边有意无意地交谈，一边极力排遣尴尬的氛围。此时突然停电，在这里，野间宏以旁白的语气道出当时的生活条件，电力时常供应不足，所以停电是家常便饭。按照一般道理，这种偶发事件对昔日的恋人或许会起到浪漫的助推器的作用，但两人只是相对无言。一对曾经的恋人，在各自经历了战争带来的创伤之后，再也没有能力去爱别人，在战后依然恶劣的环境中相互取暖。两个人或许依然合适，但是并不适合再续前缘，只能任凭深深的孤寂逐步吞没自己。
综上所述，两部小说反映出相似的主题，即经受过战争精神创伤的人们，精神面貌更多地呈现出“自保”的姿态，所以即便是在战后相遇，类似的经历或许只会给双方增加一份谈资或相同的心境，但实际已经不可能在一起。而战争带来的精神创伤，正是野间宏赋予小说“战后”意蕴的主要内容。
（三）战争带来的精神创伤
战争带给北山年夫的重大精神创伤是利己主义。如果说上战场之前，北山年夫的利己主义还主要表现在对恋人的冷酷，这是性格的一部分，战场上所遇到的一切，使这种利己主义扩大化。战时状态下的利己主义之所以形成，有两种原因。一是军队冷漠的人际关系。被野间宏称为“真空地带”的军营是一个剥夺人性的地方，新兵们除了上操，还要接受上级士官以及老兵们的体罚。在长官眼里，士兵们甚至还不如一匹马的价值大。即便是在国内还一起吃苦、同病相怜的新兵们，一旦上了前线，人性的弱点便暴露无遗。严酷的环境使北山意识到只有“自己”才是可靠的，文中对这种自我保存意识是这样描述的：
如同每个人都把饮水装进自己的水壶一样，也把生命装进了自己的背囊。谁都不肯把水分给别人用，也绝不肯用自己的生命去援救别人，假如有人体力差，他就是一名落伍者，死亡必将向他招手。假如在饥饿临头的时候，把自己的粮食分给了别人，这就意味着他自己的末日来临。[46]
战场的宿命便是孤独，对他人仁慈就意味着自己的灭亡；一个人如果不能活下去，等待他的唯有死亡。可以说，这种利己主义建立在保护自我生存的基础之上。所以，在前往南方的急行军中，二等兵中川精疲力尽，一再表示自己坚持不住，向北山求救时，北山却装作听不见战友的呼喊，只是埋头向前进。因为在他看来，“如果帮助别人，自己就会失掉活命的力气，只有死亡”。[47]北山年夫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选择了见死不救，这导致了中川最终葬身于萨玛特山坡的滚滚黄沙之中。这记忆瞬间定格成为永恒，成为他不能忘却的心灵伤疤，长期受到灵魂的谴责。
作家福田恒存指出：“文中主人公在那样的形势下，在行军途中对战友的死视而不见，作者在战后进行自我指责有些可笑。因为在那种场合下，不论是谁除了那样做之外别无他法。过多的要求只能是故意挑剔。”[48]这个意见看似合理，但野间宏似乎不这么认为，因为刻画战场上的利己主义，是为了衬托出北山年夫战后的利己主义。正如藤堂正彰所言：“战场上对战友的见死不救，成为北山年夫永远的伤痛，时时困扰着他。较之《阴暗的图画》，《脸上的红月亮》中刻画的利己主义有着跨越战时和战后的深度。”[49]在北山年夫眼中，自己的行为固然是可恶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形下，其他人或许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战后，北山年夫一次走出餐馆，看到斜对面有个穿着不合身旧军服的、面孔瘦削的年轻人正在舔盘子，狼狈的景象使他回想起战场上不愉快的经历——被自己打死的猪、在林加延湾抢他水壶的那个家伙、曾经欺负过他的松泽上等兵以及自己对口粮斤斤计较的心情。每当这类讨厌而又难以排遣的回忆过后，他的心情更加黯淡，感情上留下斑斑伤痕。继而他想到，战后的这些人虽然能照常吃饭、走路、呼吸，但“他们在战场上，和我们一样：只顾自己，为了一点吃的，互相仇视；对战友见死不救”[50]。
站在北山年夫的角度，对战友中川的同情无法跨越肉体的“自我绝对性”，即自己的东西只有靠自己才能维系。在残酷的战场上，肉体的个体性并非通过抽象的形式，而是以现实的方式赤裸裸地展现在每个人面前。只要战场上无法解决肉体的个体性之间的冲突，人与人之间就无法敞开心扉，坦诚以待，遑论帮助他人。即便是在战后，这种利己主义依然普遍存在于日本社会，人人都忙着自保而忽视他人。正是这种从战场上延伸至战后生活的利己主义，直接妨碍了北山与仓子的结合。
与《脸上的红月亮》相比，《残像》中的精神创伤则显得更加直白而残酷，这主要体现在泽木茂名身上。作为战争的亲历者，泽木在战场上直面受到了精神上的冲击，乃至在战后战争造成的精神创伤不断重复，削弱了他年轻时的朝气。作品主要通过“漠然”一词体现泽木的精神创伤，这首先体现在他对女性的“漠然”。在泽木看来，女性只是“一个物体”、一个“可怜的形状扭歪的吹满空气的肉块”[51]，所以没有必要和任何女性进行过多的接触，投入太多的感情，简单而言，即是将女性物体化。“漠然”还体现在泽木主动疏远人群，他战后的生活简单而枯燥，即便有时工作到很晚，心里想到两三个朋友的名字，也没有去拜访他们。正是心中的漠然，使泽木茂名陷入了精神的污淖，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浑浑噩噩地度过每一天。学生时代充满求知欲的、活力十足的目光早已黯淡，没有自己的思考方式，也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工作上也没有丝毫的上进心。与泽木相比，战争给藤枝带来的精神创伤则显得比较隐晦。由于婚姻是父母一手包办的，藤枝美佐子婚前忍不住写了一封信给泽木道歉，婚后也不断重复这个行为，但写出的很多信都被她亲手撕掉了。而她的丈夫因知道了她的恋爱经历，在婚后刻意冷淡她，直至应征入伍。归结起来，藤枝的精神创伤可以概括为“懦弱”二字。藤枝虽对泽木心中有愧，但因为懦弱，不敢给对方去信解释；也因为懦弱，面对丈夫的冷暴力，而不敢违抗；最终还是因为懦弱，在战后即便遇到了昔日的恋人，也错失了解释与重温的良机。
（四）精神创伤带来的结局
《脸上的红月亮》全篇并未痛斥战争的残酷，而是用淡淡的笔触来描述战争对人们内心造成的精神创伤。北山年夫并非狂热的好战者，从战场上生还后，他只想抱着平常的心情度过战后的平凡生活。跟死去的战友相比，北山年夫无疑是幸运的，但同时他也必须忍耐战争带来的精神伤痕。这创伤即便是在战后也时时闪现，困扰着当事人的心。仓子脸上的斑点引出北山年夫内心的斑痕，即他内心深处的痛苦回忆。这内心的斑痕越来越大，充斥了北山年夫的头脑，使其出现了幻觉，战场上的红月亮开始显现，由此引发出他对利己主义的思索。基于这种利己主义，北山年夫最终不得不和仓子分手，小说结尾用象征性的手法来表现两个人的隔离：
堀川仓子下了车，关了门，电车又开动了。他看见仓子在远处还在向车窗玻璃中寻找他。他眼看着站台上的堀川仓子的脸越来越模糊了。他眼看着车窗的破玻璃擦过仓子的脸，他自己的生存擦过的仓子的生存。他眼看着两颗心之间插进了一张透明的玻璃。电车以惊人的高速，飞也似地驰过了。[52]
此处用了略显生硬的词语“生存”，虽然北山年夫和仓子同是战争的受害者，都有着战争带来的精神创伤，但两人战后的生存方式却并不相同。隔着透明玻璃的两个人虽然能看到对方在做什么，但始终只能远观而不能靠近，也无法为对方做些什么。野间宏用象征主义的手法来预示着两人的结局——虽然情感上已起波澜但最终却要无奈地分开。而造成这种结局的，主要的责任方在北山年夫。对于他而言，选择放弃仓子有着双重含义。首先，他虽然被仓子所吸引，但也深知自己与对方是两种人，仓子对未来的向往能够支撑她走下去，却无法将自己从沮丧的回忆中拯救出来，所以最终选择了放弃。其次，战争的经历使他形成了深刻的自我否定意识，自己的命运只能自己负责，面对仓子满怀期待的目光，他却只能选择逃避，因为他明确知道自己并不具备拯救他人于苦难之中的能力，而只能自保。正如他自我剖析的那样：“倘若处在与当年相同的境地，恐怕对别人仍然会见死不救的。不错，我现在依旧明哲保身。所以对仓子的痛苦，我也爱莫能助。”[53]不断地自我否定最终使他放弃了与仓子的结合。正如古林尚所言：“两人各自的精神伤痕导致他们无法回归正常的生活，男女关系呈现相克的态势，感情上相互吸引但精神层面却相互抵触，这使得两人最终无法顺利结合。”[54]
无独有偶，野间宏在《残像》中同样采取了象征性的手法预示了两人的结局。遇到停电的泽木和藤枝坐在黑暗中，相对无言。在黑暗中，泽木睁大双眼，隐约看到远处的田野中有火焰在跳动，然后随即熄灭了，“火焰闪耀着，又熄灭了……火焰在他的道路上纵横奔驰，照亮了他的过去，又漠然地熄灭，漠然地，仅此而已”[55]。小说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烛光作为无生命体，原本不具备“漠然”的特质，但在野间宏笔下，为了突出战争给泽木带来的精神创伤，用了一个象征的方式来突出泽木精神世界的“漠然”，这种手法与前述的“红月亮”如出一辙。在《脸上的红月亮》中，表面上是仓子脸上的斑点，实际上却是北山年夫内心的精神伤痕；《残像》中的“漠然”表象上是指烛光，而实则是泽木的精神状态。
描写战争造成的精神创伤是野间宏战争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于“肉体”的苦痛，精神创伤显得比较隐晦，更多体现在战后主人公的精神状态，以及由于低迷的精神状况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效果。无论是北山年夫还是泽木茂明，在学生时代都曾经有过自己的思想，但是后来被战争的经历磨灭了意志，战争结束后也迟迟走不出阴影，无法愈合旧日的精神创伤，实现心灵的重建。建立在“肉体的自我性”基础上的利己主义使北山年夫无法顺利同仓子结合；泽木茂明在与昔日恋人重逢后，由于战争带给的“漠然”，无法很好地重温过去。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精神上同样受到战争的影响，但北山年夫内心还存在一丝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只是利己主义绊住了他重启新生活的脚步。与之相较，泽木茂明的精神虚无感更甚，感到自己的“身体与内心都充满了空虚的内容”，而接下来的小说《崩溃感觉》中的及川隆一则是具有完全颓废型人格的人物形象。
纵观《脸上的红月亮》和《残像》，可以发现，无论是北山的利己主义，还是仓子的自保心理，抑或是泽木的漠然与藤枝的懦弱，野间宏通过两对相遇但最终不能相爱的“恋人”故事，揭示出战争带给人们深刻的精神创伤。但揭示并不是野间宏的终极目的，正如李德纯先生所言，“主人公们在战后新时代的阳光下，早日走出阴影，愈合旧日的精神创伤，完成心灵的重建，是野间宏呼唤人性的复归和人的自觉的终极目的”[56]。
二 《崩溃感觉》中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崩溃
（一）《崩溃感觉》的内容构成及文学地位
《崩溃感觉》不仅是野间宏初期小说系列的收尾之作，也是野间宏战后初期系列作品的集大成之作，发表于1948年1月。《崩溃感觉》带有明显的“实验小说”特点[57]，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部小说是一部打破了野间宏最初构想——“全体小说”范畴的、带有实验性质的作品。为了准确刻画出一个人物，需要描写出围绕人物的心理、生理和社会因素，这是野间宏主张的“全体小说”创作方法，同时也是他一直致力于在初期小说中呈现的。单就《崩溃感觉》这部作品来看，文中除了着重描写主人公及川隆一的生理和心理，还选择性地介绍了与其有关的社会因素，如他的社会地位、工资情况、工作内容、家庭成员、朋友以及亲戚等。
《崩溃感觉》内容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及川隆一正在进行中的战后生活，包括与恋人西原志津子和邻居荒井幸夫的关系；二是间或插入的回忆，在中国战场上自杀未遂，结果失去两个指头的回忆。将及川隆一带入战后生活的是西原志津子，而及川也从对方的肉体上获得了快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从战时的回忆中彻底解脱，因为残破的手指时刻提醒着他那段不愉快的岁月。不仅如此，邻居大学生荒井幸夫的自杀更加重了他痛苦的战场回忆。
关于《崩溃感觉》的文学地位，最有代表性的论点来自野间宏本人和战后著名文艺评论家本多秋五。野间宏在《关于自己的作品》中对这部小说做出如下评价：
在《脸上的红月亮》、《残像》和《崩溃感觉》三部小说中，我认为《崩溃感觉》是最有深度的作品。（中略）战争对人的影响，并非像光的残影一般，而是深入人的骨髓中去。如果不站在这个角度看待战后的人们，就无法说明当今人们的生存状态，这就是一种崩溃的感觉。[58]
本多秋五谈及对《崩溃感觉》的印象时说：
在《崩溃感觉》出版之际，我曾经第一时间拜读过。凝重的文体令我印象深刻。阅读这部小说时，我感觉自己就好像走在一片泥沼中，仿佛人一旦踏入，就不知如何从中抽身。又仿佛在稻田里插秧时，如果不放进去一架梯子，就无法进行正常的操作。
后来，我又读过几遍这部小说。这次重读，再一次感到无尽的疲惫，如同走路迷失了方向，不知下一步该往何处去，出口又在哪里。这部小说最吸引我的，恐怕就是这种无穷尽的谜团吧。[59]
在这部小说中，野间宏娴熟地运用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手法，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主人公及川隆一在战争中的遭遇以及战后的岁月。按照传统小说的标准衡量，《崩溃感觉》无疑是一部特别难懂的作品。在该作品中，保留了野间宏战后初期作品的两大特征：从《阴暗的图画》中延续下来的象征主义风格的黏液质文体，以及从《脸上的红月亮》开始刻画的战争创伤。但仅仅如此，还不足以使这部小说成为“最有深度”的作品。为了拓展作品的深度，进一步揭示战争对人类造成的伤害，野间宏首次将战争带来的“肉体”苦痛和精神创伤有机统一，全方位使用了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刻画主人公及川隆一的生存状态，一言以蔽之，即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崩溃。
（二）肉体的“崩溃”
在野间宏的笔下，主人公及川隆一是一个“香肠人”。这类人不具备太多外在的社会因素，只是将个人感觉、生理、心理、意识等内在因素装进一个皮囊中，近似于一根“香肠”。对此，文中有着精准的描述：
骨头、血液、肠胃以及体液等都被塞进一张薄薄的皮袋中，并不停地晃动。（中略）这幅皮囊中塞进去的东西，除了自己之外，旁人无法理解。除了我，任何一个人都不知道这“香肠”里面的东西是什么。[60]
换言之，所谓“香肠人”，是指极端孤独的人，他们死死守住自己的内心世界，拒绝被旁人理解，靠着生理与心理活动活下去。靠着这种独特的“实验性”方式，野间宏在小说中塑造出一位被战争击垮或者说虽然从战场上幸存下来，却遭遇了极大的肉体和精神创伤，结果变成行尸走肉般的人物。
及川隆一同《脸上的红月亮》中的北山年夫有着相似的经历，但他的言行与北山却存在很大的不同。在及川隆一的身上，集中了三个方面的特点：手指被炸伤那一瞬间的“肉体毁灭的崩溃感”、对恋人西原志津子肉体的焦躁感以及“无法重新开始人生的”虚无感。这三种感觉时而交替出现，时而交织在一起，使他不断陷入战后生活的泥淖。
及川隆一的肉体崩溃感觉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身体残破的感觉，野间宏通过及川隆一战前和战后的对比来凸显这种崩溃感觉。及川隆一在战前的学生时代，是一位兴趣广泛又比较认真的学生，对自己的外貌和举动充满自信，家境条件优越，缺点是意志力薄弱。可以想见，这种性格是无法适应严苛的军队生活的。及川隆一在陆军当二等兵时曾经做过一些荒唐事，比如窃取别人的机枪盖子以掩盖自己弄丢的事实，假装咳血来躲避急行军，等等。残酷的战争一直持续，不知何时能结束。及川隆一无法忍受这种状况，企图用手榴弹自杀，“把自己从军队丑恶的压迫和苦痛中解救出来”，结果自杀未遂，左手的中指和无名指被弹片削掉，剩下的三个手指便成为战争伤痕的象征。左手皱巴巴的伤痕，不仅一直带给他肉体上的痛苦，更重要的是会不断唤起及川隆一屈辱的战争回忆，这段回忆一直提醒他是个懦弱的人，是个为了逃避痛苦而选择不恰当方式的人。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脸上的红月亮》中的北山年夫，及川隆一的复杂性表现在肉体与精神的相对统一，战争带给北山年夫的是精神创伤，而带给及川隆一的除了三根残破的手指，还有精神上的虚无感。就这一意义而言，及川隆一是北山年夫的进化版，是更能全面体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害的人物。
及川隆一的肉体崩溃感觉还表现在与恋人西川志津子之间的肉体交往。在《脸上的红月亮》中，北山年夫最终未能和仓子结合，主要原因在于北山拒绝融入新生活，没能积极地去治疗战争带来的精神创伤，而只是一味地沉浸在回忆中，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封闭式思维，这种思维发展到最后，便形成了自私的心理，使他无法为旁人的将来负责任。《崩溃感觉》中的及川隆一则十分不同，小说的开篇第一句是：“及川隆一走出借宿的二楼东侧的房间，去和恋人西原志津子约会。”[61]在东京九段下的一家书店的狭窄通道里，他和西原志津子初次见面。两人眼神的无意间接触，使他们意识到对方的存在。他们都在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强烈的“纯肉欲的、赤裸裸的回应”。其后，两人又有过两三次偶遇，就顺理成章地、“极其简单地、过于简单地”发生了肉体关系。但是，及川隆一是一个不轻易相信别人的人，他说：“每个人都只是了解自己，而对其他人一无所知。”[62]在这一点上，及川隆一和深见进介是相同的。但是与他们交往的女性却有着天壤之别。堀川仓子是一个战争寡妇，本质上同上述两位男性主人公相似，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与战争有着直接的关联。而西原志津子却完全不同，虽然她也因战争失去了哥哥，但当其描述自己对战争的感觉时，只是用了“战争是挺讨厌的”这种事不关己的语气的话。与仓子相比，志津子对战争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而缺乏一定的批判性，即便是向及川隆一诉说自己的不满，也只是停留在反对自己供职的军需工厂的某些规章制度的层面上。但是，恰恰是志津子这种对战争的冷漠感，吸引了不想回忆过去的及川隆一的目光，使得不信任别人、不轻易与旁人产生联系的及川隆一和她的结合成为可能。
在《崩溃感觉》中，志津子是将战争与现实生活连接起来的中介人物，同时也是将及川隆一带入战后生活的女性。这一点与《脸上的红月亮》的仓子明显不同。因为对北山年夫而言，仓子是能够勾起他痛苦战争回忆的女性。也就是说，志津子将及川隆一带入“现在”，而仓子则不停地提醒北山年夫回忆起“过去”。
值得注意的是，北山年夫和仓子是通过相似的战争创伤连接起来的，而及川隆一和西原志津子的恋爱则始于肉体的相互吸引，两人的恋爱关系也只停留在肉欲层面，而没有精神层面的交流，但西原的肉体给他带来了欢乐。“在西原富有弹性的肉体上，及川仿佛感受到了生命的弹跳，继而感到了重生。但这只是一种虚妄的重生。”[63]及川从西原的肉体中获得了极致的快乐，但是这种欢乐带来的“灼热感”也被消解在内心的溃败感中。换言之，及川隆一试图在西原的肉体中寻求生命的支撑点，但得到的却是“虚妄的”感觉以及挥之不去的焦躁感。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丧失了重新开辟人生道路的意志，封闭了通往未来的道路。
（三）精神的虚无感
战争的经历带给及川隆一深重的虚无感，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他的战后生活。作品通过一些细节向我们展示了日本战后的日常生活，比如书店销售的大型时装杂志，街上走着的身穿腰间皮带垂下来的外套的女学生。对于这种新变化，身处其中的及川隆一不可能做到完全无视，但是也无法及时地、很好地顺应新生活。从军队复员后，及川隆一进入一所大学的研究室，但只是聊以度日，对学问并无太大的兴趣。他认为，无论是学问还是思想，对自己的人生都起不到什么作用。抱着这种虚无的想法，及川隆一靠父亲寄来的生活费，过着空虚的、寄生虫似的生活。
大学生荒井幸夫的自杀使及川隆一的虚无感更深一层。荒井幸夫和及川隆一居住在同一栋公寓中，小说正是从描写这位大学生的死讯开始的，当房东夫人慌慌张张在走廊里穿梭，大声嚷嚷楼里有人自杀时，及川隆一闻讯赶来，并进入荒井幸夫的屋子里，因为这名学生平日与及川有一定交集。文中并未详细介绍荒井幸夫自杀的缘由，及川隆一只是通过间接的渠道得知或许是由恋爱不顺利引起的。荒井幸夫的尸体给及川带来极大的精神冲击。荒井幸夫自缢所用麻绳的打结方式，以及脚上穿着的红色颜料染就的白色军袜，都显示出他生前曾有过战争经历。而且，荒井还特意洗净了袜子，这完全是一种毫无理由的、支离破碎的行为，显示出死者内心的崩溃感。眼前的景象令及川回想起被崩溃感觉所支配的战时光景，而且升腾起一股焦躁感。荒井幸夫的自杀引起了及川隆一的隐痛，并设置了一道妨碍他重新走进战后生活的障碍。在见到荒井幸夫的尸体之前，提醒及川隆一回忆起战时岁月的主要是残破的手指。手指受伤的缘起在于他薄弱的意志力，手榴弹引线被拉开的那一刻，及川隆一未能得到他所希望的结果——死亡，反而给自己的躯体留下了终身的残疾。即便是在战后，手榴弹爆炸时的巨大声响和冲击力还仿佛时时停留在他的耳边：
软乎乎的感觉、黏稠的脑浆、自己的体液向体外迸发的影像在黑暗中一下子涌入自己的眼帘。爆炸引起的强烈震动使他感到全身的肉、体液、淋巴球以及神经网都在摇动，继而带来一种黏糊糊的感觉。[64]
这种“崩溃”的感觉不断地撕裂着及川隆一，破坏着他重新开始生活的希望，不断地将其拉回那不堪回首的战时岁月。为了消除这种焦灼感，及川隆一将自己沉浸在西原志津子的肉体享受中，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觉得自己获得了自由和解放，这也给他一种已经顺利进入战后生活的错觉。但是，这一感觉被突如其来的荒井幸夫的尸体打乱了。如果说，通过与西原志津子的交往，及川隆一勉强融入了战后的日本社会，那么面对荒井的尸体，他被迫再次回到“战争”中，重新回忆起战时痛苦的经历，这无疑是一种极不愉快的心理体验。
按照野间宏的观点，打破崩溃感觉、迈向新生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将自我、宇宙、历史融为一体，而后创造出朝向未来新生活的动力，这是他为《阴暗的图画》中的深见进介安排的未来之路。但是，及川隆一只是一味地沉浸在痛苦的过去，而没有抓住未来生活的欲望，这种生存姿态与深见进介完全相反。沉溺在过去的结果，是及川隆一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香肠人”。
他的手、脚、胸部都陆续从知觉中消失了。最后，连他的头部也消失了。留在他身体内的，是温水般的黏液。这种黏糊糊的感觉充斥了他的全身，由此整个人陷入了被封闭在香肠内的无尽的黑暗中。[65]
及川隆一被“香肠内的黑暗”吞噬，自我意识逐渐消亡。这“黑暗”的深处，是“绵软的肉体崩溃的感觉、背部的神经被撕裂的感觉，以及存在于自己周围的外部世界和形成自我内部的内在世界都毁灭的、讨厌的崩溃感”[66]。
如果说《阴暗的图画》中的深见进介为早日过上新生活而积极谋求“第三条路”，尚属于“上升型”人格的人物，及川隆一则是一位彻底的“下降型”人物。他是一个思想意识薄弱、人生态度消极的人，或者说只是一个秉性柔弱的有钱人家的少爷罢了。为了摆脱战争带来的阴影，及川隆一采取了极端的方式，即只是沉溺在女性的肉体中。“肉体”是贯穿野间宏初期作品的主题之一，但野间宏反对像及川隆一这样通过肉欲来获得“肉体的解放”。他说：“只将肉欲层面扩大，并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是错误的做法。”因此在作品中“批判了及川隆一沉溺在西原志津子的肉欲中而想把战争的记忆从脑海中抹去的玩世不恭，并促使及川隆一必须走正视战争的回忆的路”。[67]
在从《阴暗的图画》到《崩溃感觉》的初期小说群中，野间宏反复表达了一个观点，即曾经经历过的战争是无法被抹杀的，战争给人的肉体和精神上带来的痛苦也无法轻易地消除，这一切，都归结于自我无法逃避这一命题。为了早日摆脱战争带来的影响，作为个体的“自我”，本应朝着光明的、积极的方向去努力，但是在《阴暗的图画》中的深见进介身上还能看到这种倾向，《脸上的红月亮》中的北山年夫的精神活动更多地处于晦暗不明与犹豫的地带，而在《崩溃感觉》中的及川隆一身上则只能看到一位彻底“下沉”的人物。正如《崩溃感觉》这个题目所显示的那样，小说中处处隐藏着压抑的、一触即发的“崩溃感”，及川隆一的战后命运比深见进介和北山年夫更为不幸。在小说的末尾，经历了多事的一夜，及川隆一回到自己的住处，一种挥之不去的“沉重感”却久久萦绕在心头，这不仅是他的心理感受，或许也是野间宏自身的真实想法。无论是沉重感还是崩溃感，都是野间宏运用现代主义手法，尤其是意识流手法，经过精心提炼和加工，通过描写主人公的生理感受与心理活动来实现的。描述战争给人的精神和肉体带来的双重伤害，是野间宏一直致力于在战后初期作品群中呈现出来的主题。但是，若想进一步构思宏大的作品主题，彻底完成“全体小说”的构架，则还须将现实社会的变化与人物命运紧密相连。《崩溃感觉》显示了野间宏战后初期作品创作手法成熟的极致，但同时也是其创作生涯的一个瓶颈，野间宏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以《崩溃感觉》的完结作为一个节点，野间宏开始尝试长篇小说的创作。所以，“《崩溃感觉》是野间宏初期创作的顶峰，也是其开辟后期创作的新起点”[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