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说唱文学重要文献的新发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学术积累日益丰厚，研究者对各公私藏书机构收藏情况的了解越来越全面、深入，说唱文学重要文献的新发现自然也就变得越来越困难，数量也越来越少。不过，寻找文献新发现的脚步是不会因此而止步的，因为文献资料的更系统、更完备，这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何况说唱文学文献的搜求还远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经研究者的不懈努力，这一时期有一些较为重要的说唱文学新文献被发现，其中主要有如下几种：

四川安县东汉说唱俑的发现。该说唱俑为安县公安局与文管所在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缴获的文物，与以往所发现的说唱俑相比，此次发现的说唱俑“不但其个头高，体格大，外表光洁，线条流畅，五官清晰，而且陶质坚硬，赤身露体为仅有，形态更加生动，把民间艺人的说唱艺术表现得淋漓尽致，看后使人有身临其境和惹人发笑之感。给东汉说唱俑增添了一个新的品类”[1]。

《大梅山馆藏书目》鼓词目的发现。《大梅山馆藏书目》为清人姚燮的藏书目，藏于天津市图书馆，该书的鼓词目收录鼓词作品40种，其中34种未见相关书目著录。这一发现“填补了清初至清中期鼓词文献的空白点，其中又颇多未见著录的鼓词目，而且是长篇巨制，都有卷数，又是同治三年（1864）以前的作品，是研究鼓词发展演变不可多得的史料，尤其是对探讨小说、戏曲、曲艺与鼓词题材的互相渗透提供了证据”[2]。

褚龙祥《改正好逑传》鼓词抄本的发现。该作品藏于天津市图书馆，系据小说《好逑传》改编而成，“将小说《好逑传》十八回编成二十回，又把参差不齐的小说回目，改成基本上对偶的鼓词目，更为重要的改动，是褚龙祥紧密的结合鼓词的主题思想，突出正反人物，使人物形象更为鲜明”[3]，作品后附《好逑传鼓词俗语》及小曲16种。

《第一奇书钟情传鼓词》的发现。该书系根据《金瓶梅》改编的鼓词作品，全书4卷4册，100回。线装石印袖珍本，上海江东茂记书局1920年刊行。该书虽然刊行较晚，但与胡文彬《金瓶梅书录》所著录同名之作册数卷数不同[4]，较为稀见，具有较重要的研究价值[5]。

这一时期宝卷作品也多有新发现，如王熙远在《桂西民间秘密宗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所收录的《佛门取经道场·科书卷》《佛门西游慈悲宝卷道场》， 车锡伦所发现的江浙民间抄本《古今宝卷汇编》[6], 1996年濮文起在甘肃定西地区发现的20余种从未著录的宝卷孤本[7]等，这里不再一一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