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学地理学、地域文学与生态文学

文学地理学、地域文学和生态文学是这些年中国文学界流行的批评范式。表面看来，它们之间距离较远，但是实际上存在着密切联系，某种程度上三者都是西方文化“空间转向”影响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空间化”的重要表征，彼此之间处于互相交织、重叠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状态中。从宏观角度看，三者共同清晰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代中国文化的空间化趋势。因此，辨析这几个词语，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分清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某些“乱象”，对于中国当前的文学研究而言，自然具有积极意义。

一 文学地理学

目前中国学界已经基本明确了“文学地理学”概念的由来。“文学地理学”这一概念是18世纪中叶康德在《自然地理学》中首先提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舶来品”。梁启超于1902年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提出“文学地理”之说，很可能是孟德斯鸠、康德等人影响的结果。[24]于是，梁启超首倡文学地理学的提法只有在中国的学术圈里有效。然而蹊跷的是，在康德之后，“文学地理学”概念却遭遇了长期的冷落。此后的斯达尔夫人、丹纳等并没有使用过。

“文学地理学”概念在20世纪的西方逐渐受到青睐。20世纪四五十年代，“文学地理学”理论在法国兴盛起来。1942年，迪布依出版了专著《法国文学地理学》。1946年，费雷出版了《文学地理学》。20世纪80年代西方理论空间转向以后，法国出现了大量从文学地理视角研究文学现象和文学文本的论著。波确德·维斯特伏是法国文学地理批评的代表人物，他在《地理批评：真实与虚构的空间》这部专著里建立起了一套文学地理批评的理论框架，系统阐释了文学地理批评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25]

国外积极从事文学地理批评的还有美国、日本等地学者。罗伯特·泰利（Robert T.Tally Jr.）是20世纪美国从事文学地理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编了汇集美国当代文学地理批评实践的最新成果——《地理批评探索：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空间、地方和制图》。[26]二战结束不久，日本学者久松潜一就明确提出了“文学地理学”的构想。杉蒲芳夫则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活跃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人员。[27]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国外已经有了成熟的文学地理学学科呢？答案是否定的。

一门学科的建设需要三个重要条件：首先是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这里包括文学家、文学文本、读者等文学要素与地理环境的复杂关系。国外文学地理研究主要是对文学文本的地理批评，在其他方面则显得薄弱，影响和制约了对文学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全面观照，也影响到文学地理学的整体理论建构。其次要有成熟的学科基础理论。受文化传统的影响，西方所建立的“文学地理学”理论明显是哲学化的、抽象的。对于迪布依和费雷的“文学地理学”著作，一般的中国学者至今尚未窥其全貌。而波确德·维斯特伏的《地理批评：真实与虚构的空间》则明显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味。西方存在两种有关文学的空间理论，一种是文学地理学的空间理论，关注文学的地方性问题；另一种是后现代主义的空间理论，研究文学文本的空间形式。[28]文化传统和思维惯性似乎使西方学者总不情愿把文学安放在切实的土地上。结果，西方主要建立了文学文本的地理空间批评理论基础与研究路径，这种地理批评主要涉及文学作品，实际上只是文学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显然，这与成熟完备的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是有距离的。就算法国有较完备的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但是在法国文学地理学的地位不高、仅仅作为西方文学理论的补充却是不争的事实。[29]再次要有提供该学科专业培训的教育机构，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专业人才培养。西方人文地理学学科中往往包含“文学地理”内容，但仅仅是极小部分内容，从未获得独立的学科品质，而文学本位的文学地理学一直未被西方主流文学理论界接纳；虽然也有研究生做文学地理学方面的毕业论文，但是专业人才培养的有效机制一直未能建立起来。

再看看中国的情形。中国近代学者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顾颉刚、汪辟疆等人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已经初步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为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做了重要准备。改革开放以后，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文学地理学研究走向兴盛，学科对象逐渐明确了。文学地理学研究也有了自己的学术机构，2011年，由60多位学者在南昌发起成立了“中国文学地理学会”。截至2019年，学会已经成功举办了九届年会，非常有号召力地集结了一大批有志于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学者。他们借鉴吸收国外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与涵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积极从事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在许多方面有了突破。文学地理学的专业人才培养也在一些科研院所悄然展开。2011年起，广州大学的曾大兴教授给本科生开设了“文学地理学”课程；与此同时，杨义、梅新林、邹建军等著名学者也开始培养文学地理学方向的研究生。随着时间推移，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科研院所开设起文学地理学课程，培养越来越多的文学地理学专业人才，文学地理学对其他学科的联动效应将会越来越大。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文学地理学已经进入一个学科建设的自觉阶段，这与从来没有积极把文学地理学作为学科建设的西方学术界截然分别开。[30]相信拥有独一无二的文化与地理资源的中国，能够把文学地理学打造成一门“显学”，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地理学学科话语体系。

不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地理学学科话语体系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一大批学者的长期努力。就眼下状况来说，文学地理学的性质、概念、基本理论、整体框架都需要进一步辨析、凝铸。比如说，“文学地理学”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仔细辩诘的概念。目前人们使用这一概念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出现了“文学地理”“地理文学”“文学地理学”等不同提法。对于中国学界而言，“文学地理”为梁启超首倡。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的“文学地理”意在强调：地理因素对文化（包括文学）的有力影响，是这种影响造成了文化（包括文学）的空间分布格局。所以，梁启超的“文学地理”概念重在文化（包括文学）中的“地理作用”。[31]

有学者主张使用“地理文学”概念。对此有人这样辩白：地理文学表达的是“关于地理的文学”，或“和地理有关的文学”[32]。如此看来，“地理文学”这一概念重点强调的倒是“文学”。

“文学地理学”一词在目前学界运用得最广泛。有学者称：“从文学为本位的立场来看，文学地理学之所以名之为文学地理学而非地理文学，表明文学在先，地理在后，文学与地理之间并非对等关系，而是以文学为主导、为核心。”[33]这是把议论的重心放在了修饰和限定词上。然而，从语言学角度来看，不管修饰限定多么重要，也不过是对“主词”的修饰限定，问题的实质仍然要由“主词”来决定。如此说来，有学者对“文学地理学”的驳诘就不是没有道理，认为“文学地理学”表达的是关于文学的地理学，或者和文学有关的地理学，把文学看成了地理学的分支，带有浓重的地理学痕迹。[34]

这样辨析词语是有意义的，有助于人们对“文学地理学”概念的理解和把握。不过在辨析过程中发现，要截然区分这些词语是徒劳的，因为它们都把文学和地理结合在一起，实际强调的都是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如果要突出“文学地理学”的文学本位，就不应把文学看作地理的修饰限定词，而是视“文学”“地理”皆为主词，形成对释关系，这样就变成了“文学+地理+学”的模式。这个时候完全可以这样说：把文学放在地理之前，意在突出文学地理学的文学学科本位。

“文学地理”、“地理文学”和“文学地理学”三个词语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还在于：相比前两个概念，文学地理学更加突出了学科特性，是一个学科概念。在中国学界，梁启超首创“文学地理”概念，但还不是一个学科概念，和他同时代的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及其他学者当时都没有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意识。[35]使用“地理文学”的学者也意在强调研究者所持的视角，同样学科意味不明显。而“文学地理学”一开始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科范畴。首提“文学地理学”的康德，就把文学地理学视为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不过，康德所谓“文学地理学”的“文学”与今天的文学概念有较大出入，它泛指包括文学在内的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著作。[36]这应该也影响到梁启超，或者说，梁启超的运用也暗合了康德的用意。因为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所言“文学地理”之“文学”，包括哲学、经学、佛学、词章、美术音乐等五个方面，与今天文学的含义显然不同，实际等同于文化。所言文学地理实际为文化地理。[37]实际上，在这里梁启超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文学概念。

康德的观点是后来众多人文地理学家对待文学地理学的态度。这种态度不为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所认同，因为后者强调的是文学地理学的“文学”本位。这在新时期以来积极从事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学者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不过在学科的具体定位上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并不统一。杨义坚持大文学观，主张文学地理学为“会通之学”，强调文学地理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38]陶礼天认为，文学地理学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文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因而文学地理学实质是一门边缘学科。[39]这是承认文学地理学具有文学和地理学的双重学科属性。曾大兴着重从时间和空间分别对文学的意义角度立论，主张“文学地理学是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面的一个可以和文学史双峰并峙的二级学科”，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乃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40]。梅新林认为文学地理学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41]。邹建军则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属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与文学伦理学、文学政治学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文学地理学的特定研究对象是文学中的地理空间问题”[42]。

文学地理学学科属性上的这些歧义事实上暴露了文学地理学在学科定位、概念体系和基本原理问题上还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显然这是需要时间解决的。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已经实实在在地在中国大地上展开了，而且中国学者立志要承担起“辉煌”文学地理学学科的重任。虽然我们说西方已在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方面做了一定工作，但是始终没有得到西方主流文学理论批评界的认同。这显然抑制了文学地理学在西方的发展，致使文学地理学在西方没能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文学批评或流派”，结果“文学与地理关系”之课题，主要被纳入文学社会学的范围进行研究。[43]根本原因大抵在于西方文化本身，因为西方文化一直强调文学的虚构性、抽象性与普遍性，便不会在文学“坐实”的一面过多考虑。中国历史和文化却不这样。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和思维习惯，中国学者惯于就“实”，这与文学地理学的“接地气”的性质相契合。正因为这样，从“地理”角度研究文学构成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传统，并且积累了极为丰厚的思想理论资源。中国广袤复杂的地理版图也为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样，中国学者有意识地建设文学地理学学科不仅成为必然，而且具备了充分条件。

中国学界时下已经初步建立了文学地理学这一“学科”规范。然而“受传统文学地理研究范式的影响，当前国内的文学地理研究依然走实证路线，专注于对具体的文学事件与地理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考证，客观上导致了长期以来文学地理学理论研究上的相对薄弱”[44]。因此，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设成了当务之急。笔者以为，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设方面要持开阔胸襟，广泛吸收、借鉴中外已有的理论成果。在以下三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一是兼采中外，不能厚此薄彼。中国有文学地理学理论建设的丰厚资源，西方这方面的成就也不容小觑。从古希腊到现在，堪以开掘的资源不少。比如，古希腊思想家已经在思考人的性格和智慧与气候的关系。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新科学》中探讨了远古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诸要素在诗歌起源中的作用，孟德斯鸠则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地理环境对文学艺术本质的决定性影响。康德在《自然地理学》中阐发的地域美学思想已经为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的美学和地理学的基础。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有对文学地理问题的精妙论述。其后，产生了文学地理研究方面影响巨大的斯达尔夫人、泰纳、蒂博岱等人，直至20世纪中叶乃至当下。重要人物和成果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还有韦斯利·A.科特和他的《现代小说的地方和空间》，菲利普·E.魏格纳和他的《空间批评：地理、空间、地点和文本性批评》，等等。[45]二是广泛吸收借鉴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中关于文学地理的丰富理论成果，不要因为对“地理学”的偏见而轻忽这一部分知识。这方面的成果不胜枚举：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于1847年出版的《宇宙》对文学和绘画做了理论探讨。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于1904年写下的《奥德赛》短文从地理学角度讨论文学。米尔斯于1910年出版的《地理学导论》探讨了文学地理学问题。而怀特在1926年所作的《历史地理学的使命》则被西方公认为确立了文学地理的学科分支。[46]英国学者迈克·克朗的重要著作《文化地理学》中列专章讨论了“文学地理景观”，并在书中明确宣称：“文学地理学应该被认为是文学与地理的融合，而不是一面单独折射或反映外部世界的镜头或镜子。”[47]等等。这些论述都是建立文学地理学的重要理论资源。20世纪70—90年代，随着人本主义地理学、激进主义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的发展演变，人文地理学为文学地理学理论建设又积累了一笔丰厚成果。这里不妨引述一下人文地理学家段一孚的观点。段一孚认为，文学可以对人本主义地理学者提供三种形式的帮助：它是揭示人类经验方式的一种思想实验；它是阐明对某一环境的文化感知的一种人工产物；它是地理学综合和写作的一种模式。[48]这里笔者不妨反其道而用之，则可以如此表述：（人文）地理学对文学理论（包括文学地理学）的贡献也必然是多方面的、巨大的。有学者指出，在建设文学地理学方面应该打破两个“文学地理学”的假象，尽快走向融通并轨。[49]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有见地的，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也是有益的。三是积极译介西方有关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成果，推动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快速发展。前文已经表明，西方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设方面有丰富的积累。虽然因为其文化特性没能在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方面获得长足发展，但是，总是“理论先行”[50]的西方学术还是在文学地理学方面累积了不可忽视的理论成果。尽管西方文学地理学未被西方主流文学理论界接纳，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在建设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的过程中可以轻视它。正确的做法恰恰相反，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因为它们是中国学界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最为直接，也是最为紧要的理论来源。只有如此，中国文学地理学才能少走弯路，尽快走向成熟。

二 地域文学

地域文学研究是当前中国文学批评领域的一个热点，本身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首先从地域这一概念说起。地，是地方；域，指区域、范围。所谓地域，就是由各种特殊现象组合并形成独特个性的某一地方、某一区域。因此，地域与区域之间构成纠缠不清的关系，实在难以明确区分。就形成某一地域的因素来讲，有自然地理因素，有人口群落因素，有文化传承因素，当然也有政治区划的影响等。从目前中国文学研究现状看，有学者主张运用“地域”概念的，有学者主张运用“区域”概念的，也有学者认为地域和区域“这两个概念其实没有什么区别”[51]的。“区域”原初的含义为“土地的界划”“地区”之意。“区域”在现代汉语语境中有“地区”与“范围”两层基本含义。在此基础上，“区域”进一步引申出了“界限、范围”的含义。[52]正因为如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它和有一定界线范围的地域没有什么重要区别。强调运用“区域”概念的人，总是突出政治行政区划对一地区的影响。这对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中国文学而言不无益处。但是任何“地域”何尝不受政治区划的影响呢？而且，在地域的形成要素中，笔者已经特意指出了行政区划对地域的作用。所以，笔者赞同凌宇先生的观点，地域和区域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其实是可以忽略的。这里，不妨借助杨义的说法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杨义说：“区域类型的形成，在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基础上，与政治区划关系极深……既然是‘区域文化类型’，它需要的就不仅是王朝政治区域划分，更重要的是风俗、民性、信仰的沉积[53]。”笔者认为，杨义这里所讲“区域”就是“地域”。再者，文学批评领域运用“地域”概念更加符合文学创作的实际。文学创作往往更深程度受到自然地理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往往越出了行政区划的界线。所以笔者以为言说文学以运用“地域”为当。在文学批评中运用“地域”概念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就是“地域”概念总在突出“地方”“大地”之意。一定的土地总构成一定文学的根基，就像孕育婴孩的母亲一样。

地域（或者区域）其实是个地理概念。著名地理学家理查德·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说，“地理学这门学科是从某一特定观点——即地区差异的观点——来看地球表面所存在的现实的一切的”[54]。约翰斯顿（Johnston，R.J.）也说，“地理学者的任务就是鉴别不同的地方——区域，并确定它们的边界”[55]。而且“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19世纪传播开以来，它就具有关于空间和地方这双重兴趣中心。在地球表面的任何地方都存在着垂直和水平的两种关系：垂直关系把同一个地方的不同因素联结起来，而水平关系则把不同地方的各种因素联结起来”[56]。实际上，正是这种垂直和水平的结合构成了文学表达的边界。如此一来，地域文学研究便和前文阐述的文学地理学构成了难解难分的关系。

地域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学批评范式，是从自然地理和区域文化的角度来评价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20世纪80年代，当代文学创作渐渐形成了一种追求不同“地域文学”特色的创作潮流。与此同时，地域文学研究也逐渐成为一种自省自觉的文学研究方式。

地域文学研究的侧重点在于对地域文化的审视。地域文化是以自然环境和地貌特征为标志的文化，由特定的自然地理和人文景观特色构成特定的地域特点。地域文学就是表现特定地域文化的文学，本身构成特定地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地域文学必须在内容上展现特定的地域特点，比如特定地域的人和事，特定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语言特色、风土人情、习俗、人的性格等。[57]可见，地域文学研究必然会涉及特定地域的地理现象。这样地域文学研究就和文学地理学紧紧“胶结”在了一起。事实上，中国大多数学者在主张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时，常常和“地域文学研究”“搅和”在一起。比如，陶礼天这样说：“所谓文学地理学就是研究地域的文学与文学的地域、地域的文学与文化的地域、地域的文学与地域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58]曾大兴也说，“文学的地域性是由文学赖以产生的不同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所决定的”[59]。地域文学研究与文学地理学实际构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学地理学的一些重要研究方法（比如地图法、田野调查法）也成为地域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地图坐标法在地域文学研究中很管用，常常能使所研究的问题一目了然。地域文学研究也需要有深入的田野考察，才能理解一个区域内特定人们的文化存在方式，真正把握一种活生生的人生样态。

虽然地域文学研究与文学地理学关系密切，但是它们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邹建军教授对此做过分辨，他认为，“现有的地域文学研究并不等同于文学地理学研究，因为地域文学研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研究，而不是一种文学研究，并没有重视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在文学发生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所产生的意义”[60]。邹建军教授进而在文学的地域性和地理性之间做出区分：文学的“地域性”是一个旧有概念，是指因为文学与某种地域文化的联系而产生的性质和特色。……文学的地域性和特定的自然环境存在密切关系，从而使某种文学的确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并且由此带来特有的文化意义与艺术价值。所谓文学的地理性，是指某一作家的成长和某一作品的产生与特定自然环境存在必然联系。文学的地理性更切近于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而文学的地域性更切近于文学的文化特性。突出地域文学研究的“文化特性”是对的，因为“地域”一词确实隐含着更多的文化性质。[61]而且特定的地域文化始终是特定地域文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和目标。但是在文学的地域性和地理性之间做出截然区分，笔者认为并不恰当。地域性是一个旧有概念，难道地理性不是一个旧有概念吗？新旧到底如何划分？笔者以为上述区分颇具随意性，有为区分而作区分的嫌疑。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故意淡化地域文学研究的“地理性”特点，然而却在具体的言语表达过程中陷入矛盾。这恰好反面印证了地域文学研究和文学地理学的难以分解。其实想要做好地域文学研究，无法不重视对研究对象赖以存在的自然和人文地理条件的观照。而且还应该知道，地域文学的“文化性”和地域文学的艺术审美特性之间实际也是无法剥离的。

然而，我们并不否认地域文学研究和文学地理学的区别。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地域文学研究主要是一种视野和方法，而文学地理学的发展方向是一门学科。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性前文已经论述，此处不再赘言。而地域文学研究作为时下文学批评的一个热点，虽然人们也在探讨地域文学研究的对象、范围、架构、基本体系、地域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但是到目前为止，“地域文学研究”还没有构成一个新的学科。[62]二是文学地理学作为既是文化地理学分支又是文艺社会学分支的交叉学科，是涵盖了地域文学研究的。在这个意义上，地域文学研究应该是文学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地域文学研究以具体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主，“个案性”特点突出，而文学地理学则重在构建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使其更加具有理论指导的功能。因此，文学地理学应该成为对地域文学研究具有理论指导性的“学科”。明确这层关系是有意义的，因为地域文学研究要健康、顺利的发展，需要有文学地理学理论的有效指导。三是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涵盖所有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而地域文学研究范式则适用于具有地域文化特点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实际应用的范围似乎要狭窄一些。

因为地域文学研究存在适应性的问题，所以在地域文学研究实际操作中容易出现一些偏差，这在当前的文学批评实践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在地域文学研究中，地域身份认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推动力。研究者往往与研究对象有很强的地理关联，在研究之前容易产生地域期待视野，研究过程中也容易产生主观化倾向。[63]地域文学研究中存在的研究者的地域自恋情结也是这类研究不可小觑的问题，这会导致研究本身的狭隘性，进而助长地域自恋性的写作。这种倾向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地域主义文学创作和研究中都实际存在。事实上，地域文学研究和民族国家意识、乃至人类性是统一的。杨义说，“区域文化意识与民族国家统一的意识是相辅相成的，文化完整性是贯穿于地域文化的脉络”[64]。这应该成为地域文学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还有，地域文学研究中应该始终坚持文学的本质特性。文学中的地域并不只是地理上的具体存在，更属于一种想象，是人精神的一个内在疆界。所以，应该努力探寻地域文学中“地域”的“人”性、审美特性。应当时刻铭记：“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有以地域文化代替审美价值的方法论迷失。”[65]地域文学研究中还应该知道，“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角度并非万能的，有些作家的书写，本身就不存在一个区域文化视野”。[66]遇到这种情况，就应该审慎使用“地域文化”批评的视角。

不管怎样说，成熟的地域文化研究要避免过分强调地域性，要在地域性与民族性、整体性、人类性之间取得协调，在文化性与审美性之间取得协调。中国文学确实存在区域格局，不通过地域研究的方法不足以揭示其独特性、丰富性与复杂性。但在研究中要避免“挟区域以自重”，避免借地域文化研究“达成与世俗功利的暧昧关系”[67]。还要避免动机不纯所导致的地区本位主义的过度膨胀，警惕因此走向对学术理性的背叛。

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及一下。在时下地域文学研究中，有人着意区分“地域文学”与“区域文学”——就和着意区分“地域”和“区域”概念一样。主要区分的依据依然着眼于前文提到的行政区划问题（当然这是注意到了中国文化、文学的重要历史特点和现实存在状况的缘故，可谓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表现征兆）。例如，关注区域文学研究的刘川鄂教授认为“区域文学概念更当下、更行政化。地域文学概念更着眼文化、更注重传统。地域特色是某一地域长期以来自然而然形成的，它往往是跨行政区域的”。[68]另一位积极推动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周晓风认为，“地域文学研究关注的是文学的自然环境和历史传统。它的边界是模糊的，它的眼光则是向后的；而区域文学研究所关注的则是文学的社会条件和现实需要，它必须在明确的行政区划的前提下讨论问题”[69]。笔者则有意模糊“地域文学”与“区域文学”的界限，理由在区分“地域”与“区域”概念时已经说得很清楚。

对于中国学界来讲，积极推动地域文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定的地方对于产生于此地的文学来讲具有根本意义。因为“人起源于一种疏远的环境，他创造地方来为他提供根基”[70]。作为人类文化创造形式之一的文学自然也以地方为根基。而且，就目前情况来讲，加强地域文化、文学研究，大力发掘地方文化资源，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英国人文地理学家R.J.约翰斯顿这样说：“地方确实是世界上大多数存在的一个基本方面……对个人和对人的群体来说，地方都是安全感和身份认同的源泉。”[71]地域是民族文化的根，文学则是稳固其根基的十分有效的形式。这种重要性还体现在，地域始终存在，而地域意识和本土文化却需要被唤醒。它往往以异域存在或他者文化介入为前提。地域文化不是异域强者作为异域情调撷取的那些浅表的人情风貌，而是处于劣势一方的自我体认和识别，是在比较因素存在下对自身的发掘与观察，是一种思考和固守。[72]故此杨义才这样明确表达：“区域地理赋予文学以乡土的归属。”[73]其实，对任何文化而言，地域都是源头，所有的问题都要由此探寻。如果考虑到现代人们又面临着土地与人类关系被重新认识和确立的问题和使命，我们会发现，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学研究在今天具有了某种终极意义，因而具有了极为重要的认识价值和非常独特的美学价值。

加快推进中国地域文学研究还具有特殊意义。中国古代文学对地域文化的关注和阐释源远流长，明清时期，还产生了大量的地域文学流派，有诸多的地域性文集问世。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地域文化特性同样是非常突出的。所以，地域性文学创作和研究资源的极大丰富是中国文学的突出特点。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日趋兴盛的重要原因。总之，地域文学研究的繁盛，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学自身的特点。所以有学者这样说：“文学的地域性显然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特征和属性，它体现了中国文学的封闭性、自然性和乡土性特征。”[74]基于这样的实际，没有不推动中国地域文学研究快速发展的理由。

三 生态文学

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是近些年来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一个热点。阐述这一问题可以首先从“生态”概念开始。

生态起初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指的是生物在自然界的生存状态。其基本内涵为生物有机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后来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其含义逐渐超越基本内涵，开始指向人类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关系的和谐，甚至指向人类生存环境诸关系的和谐。这样，“生态”一词就被赋予了“综合”“整体”的含义，具有了和谐共存的思想，含蕴了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内容。生态的主体也转化成了人类。想要进一步明晰生态的内涵，还可以和“环境”一词进行对照。生态和环境密切相关，然而区别也是明显的。“从环境和生态两个词的意味看，‘环境’是一个人类中心和二元论的术语，它暗示着我们人类居于中心，所有其他非人的物质环绕着我们，成为我们的环境。与之相对，‘生态’则意味着相互依存的共同性、整体化的系统和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的密切关系。”“生态系统没有中心，它是一个关系网。”[75]当我们谈到生态一词时，往往会联想到生命、生机、绿色、自然，联想到关系、系统、整体、平衡等含义。可见，现代语境中的“生态”一词强调的是生态系统的相互关联性和整一性，这直接决定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核心立场。王诺讲，“生态批评中的‘生态’，首先是指一种思想观念——生态主义的思想，其核心是生态整体主义；其次是指一种美学原则——生态的审美原则”。[76]而所谓生态的美学原则，则是指在生态整体主义基础上生成的人与自然的融洽和谐状态以及自由的与美的诗意存在。

如此说来，“生态”用语与地理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约翰斯顿说过，“地理这个词有两个主要含义：一个是口语化的，指的是环境；另一个是学术性的，指的是对环境的研究。因而自然地理既意味着自然环境，也意味着对自然环境的研究”。[77]照此理解，人文地理就意味着人文环境，也意味着对人文环境的研究。理查德·哈特向也说，“地理学是一门研究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的科学”[78]。虽然这些解释都有“人类中心和二元论”的意味，但事实上都在强调地理学的核心就是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无法不和生态系统联系起来。而我们都知道，生态系统本身就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生态文学指向一种文学创作样式。“所谓生态文学主要是指那些敏感地对现代世界生态危机加以揭示，对其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加以批判，对导致生态危机的现代文明加以反省的作品。”[79]可见，生态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样式，是“以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及提倡自然中心主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为旨归，其文学特征在于以生态思想和生态视角为出发点，将以自然为本的文学和以人为本的文学相并列”[80]。由此决定了生态文学乃“跨学科”的文学，成为生态哲学与文学的联姻，因而生态文学便成为一种跨学科的“人类与自然的命运考辨”，是人类在反思自然生态之后进而开始反思文化生态的结果。生态文学督促人类用生态文化精神去重新审视世界艺术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一方面要求自然生态平衡，另一方面要求人的精神生态的平衡。不过，并非所有书写自然的作品都是生态文学，严格的生态文学是指具有明确现代生态文化意识的文学创作。[81]所以生态文学本质上是哲学意味的文学创作或者干脆说是一种“问题”写作。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具有生态文化意识的传统文学作品才能被纳入广义生态文学作品的范畴。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加快推进工业化步伐，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受此刺激，也受到西方生态文化、生态文学作品的影响，中国作家开始了生态文学创作。尽管在此后的时间里发展相对迟缓，但时至今日也取得了重要成就。20世纪80年代算是中国生态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阶段，主要以散文随笔和报告文学为主。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是中国生态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阶段，表现形式扩展到了诗歌、小说、戏剧影视等艺术方式。在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一些重要的生态文学作家。他们在创作中大胆反映、暴露中国社会面临的严峻生态问题，促使人们积极探寻造成问题的根源。这些创作已经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反响。

生态文学创作自然关联到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式——生态批评，也就是生态诗学。所以，言说生态文学的时候必须同时论及生态批评或生态诗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的生态文学现象其实是由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两者共同造就的，而且后者的声势事实上超越了前者。所以，面对生态文学现象时指向生态文学的批评范式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还必须强调，生态文学创作本来不同于一般生活体验式的文学创作，而是生态主义思想指导下具有强烈问题意识和使命担当的特殊文学形式。至于中国的生态文学创作，在相当程度上又直接受到西方生态文化、生态文学批评方式的影响。

有学者对生态批评下过这样的定义：

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82]

可见，生态批评的对象非常明确，就是自然环境与文学表现之间的关系。生态批评是在人类和整个地球的生存危机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是人类防止和减轻环境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表现，是在具有社会和自然使命感的批评家对拯救地球生态的强烈责任心驱使下出现的。[83]从思想渊源看，生态批评主要吸取的是生态学的基本思想，主要包括整体观、联系观与和谐观。因此，更准确地讲，生态批评主要吸取的是生态哲学的思想。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是如何影响甚至决定着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又如何导致了环境的恶化与生态的危机。其目的就是要扭住文学乃至整个文化与自然的关系这个中心，“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84]。

生态批评与地域文学、文学地理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生态批评中的“生态”是指“自然”生态。生态批评适当的限定就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和文学地理学关注的对象明显不同。“文学的地理批评主要关注的不是文学作品中的生态问题，也不是文学作品中的环境问题，而是文学作品中的自然地理要素存在的形态与发挥的作用，是作家与他所生存的自然山水环境之间的必然联系与深刻关系。……生态是一种现实问题，环境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地理却决定着文学作品的本质，甚至总体格局。”[85]

指出生态批评与文学地理学之间的区别显然是必要的、有意义的。生态批评与文学地理学的区分在一定意义上是明确的，生态批评针对的是文学中的生态表现，这是由现实生态问题促成的；而地理问题对文学作品而言具有普泛的根本的性质，确实具有决定文学总体格局的重要意义。但是，当下学界对这二者的区分似乎粗疏了些，而且过于强调它们之间的区别，以致忽略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人们并没有在逻辑上捋顺生态、环境与地理的关系，说到生态强调它是一个“现实问题”，说到环境又说它是“一种表面现象”，说到地理却强调的是它对文学的意义。显然，这不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应该是不可比的。实在来讲，不管是生态、环境，还是地理，对文学而言都可构成现实问题，都可成为表面现象，又都能对文学构成意义——当然作用的方式和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好在生态批评与文学地理学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我们不必在这些细枝末节上纠缠。然而生态批评与文学地理学之间的联系却不容忽视。我们知道，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样必然会涉及文学作品所表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可见，生态批评与文学地理学在内容上有交叉的部分。生态批评和地域文学研究的关系也是这样，因为生态批评总是经常面对文学生态环境的地域书写，实际总是向地域发声的。事实上，说到生态批评与文学地理学的联系，最为根本的还在于两者秉持的共同思想原则。关于这一点，学者们倒是注意到了。邹建军教授说，“在文学地理学的批评与研究中，应当采取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态度，以适应人类未来发展的需要。……处理好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我们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精神指向之一，也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实际目标之一”[86]。这何尝不是生态批评的精神坐标呢？这决定了生态批评可适用于一切文学作品，因而获得了和文学地理学一样的广泛性。

生态批评与地域文学、文学地理学之间的联系还表现在，它们都是“跨学科”的研究范式。文学地理学跨越文学与地理学、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地域文学研究跨越文学、文化学、方志学、民俗学等，而生态批评明显也是跨学科的，它“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吸取阐释模型”[87]。这从另一方面显示了三者的紧密联系。

意识形态也是三者比较和联系的一个视角。从意识形态角度看，生态批评具有强烈的思想文化批判性，表现出介入性的强烈实践精神，意识形态性最为浓厚。地域文学研究因为具有强烈的地域期待视野，也表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意味。文学地理学着眼于人地关系，虽然比之前两者意识形态性相对淡化一些，但其意识形态特性本身是不容否认的。

然而从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来讲，笔者认为生态批评与地域文学、文学地理学之间的联系，还在于它们都是面对了20世纪后半叶西方文化“自然转向”“地球转向”的结果。[88]

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在中国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就目前状况而言，做得远远不够，这对中国学者而言是难以接受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很早就建立了天人合一的文化系统，一直看重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积累了极为丰厚的生态文化资源。有人认为生态批评“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走向世界学术论坛的契机”[89]，所以，中国学者在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方面理应当仁不让，而且应该早日有所建树。这和中国学界在文学地理学建设方面面对的形势何其相似。

小结

虽然不能抛开深厚的历史传统谈论问题，然而，从直接性上讲，文学地理学、地域文学研究与生态批评都是20世纪西方文化空间转向的结果。文学地理学是研究文学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学科，文学地理空间是其关注的焦点。地域文学研究着重面对文学的地域文化特性，区域文学空间便成为它关注的中心。生态批评关注的是文学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实际也是在空间意义上展开的。20世纪，可以说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时代。检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日益流行的三种重要文学研究范式，可以清晰把握当代中国文化的空间化趋向。

笔者以为，把握了文学地理学、地域文学研究和生态批评三者的空间性，就算抓住了这三种文学批评范式最根本的意义。约翰斯顿认为，文学是“对人们如何经历他们的世界（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的一种透视”[90]。文学地理学、地域文学研究和生态批评三者的空间实践就是对约翰斯顿所说的“世界”的回应。回应的最好方式当然是实地感受或者去做田野调查。这是文学地理学赋予文学研究的有效方式。而地域文学研究想要做得好，研究者也必须浸淫到地方中，对地域文化获得深切的感受，因为一个地方的个性“只有在实地才能经验和鉴别它”[91]。至于生态文学的创作和批评都必须实现对现实生态环境切肤的体认。这里最好引述一下卢梭和佩斯塔洛奇的格言：“关于世界的知识是由步行和长途旅行中直接观察自然得到的。”[92]这实际上也涉及了文学知识的源泉问题。地理学大师李特尔反对“圈椅里的地理学”[93]也是同样的意思。这些都在提示人们，文学地理学、地域文学研究和生态批评都必须有一种可贵的科学精神。

在目前中国学术界，积极推动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积极推动地域文学研究和生态批评都是非常必要的，这里没有一个谁主谁次的问题。但是，在相互之间的影响力上，笔者以为文学地理学显得似乎更为突出一些。前文已经提到，地域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文学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力建设文学地理学，可以为地域文学研究提供良好的理论支撑，有效克服地域文学研究方面的一些不足。而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设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对中国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诗学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设早已提上了议事日程。随着这门学科的日益成熟，它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意义将更加凸显。这将是中国文学研究日益切近它研究对象的“生命现场”，寻找到它的“生命依托”，开掘出它的“意义源泉”，创造真正的“大文学观”[94]的重要契机。

今天中国学界热火朝天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劲头势必会引起国外学者侧目。虽然“文学地理学”概念的提出及相应理论建构最早不是中国学者所为，但是，中国学界建设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热情和雄心恐怕不是西方学者所能比拟的。陶礼天教授考查过西方文学地理学的“过去”，指出：“西方文学地理学的提出和研究，应该是间接受到中国古代有关这一方面的学说和理论文献的影响。因为孟德斯鸠的著作，实际上运用了中国这方面的丰富文献……梁启超提出‘文学地理’这个概念及其研究思路，当是受到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和当时日本译介西方人文地理学有关。而《论法的精神》又受到中国古代相关文献关于文化地理风俗记载和论述的影响。”[95]可能是受到手头所掌握的研究资料的限制，陶先生在这里没有提及康德，这是立论的不足。但是，陶先生指出了西方文学地理学的提出和研究乃是间接受到中国古代相关学说和理论文献影响的结果，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其实从一个重要方面回答了当前中国学界为什么极为重视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有太过于雄厚的建设资源。其实，不仅是文学地理学，地域文学研究、生态批评也是这样。从资源来讲，这三种文学批评范式都能够显示中国的优势所在，也催生着一个学术层面的“中国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