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草原丝绸之路的概念、地域范围及其历史变迁

草原丝路主要是通过几条路线向北进入蒙古高原，抵今鄂尔浑河流域、贝加尔湖诸地，向西或经西伯利亚草原直达东欧，或向西越过杭爱山，沿阿尔泰山西行，向南折入天山以北地区，再向西抵达咸海、里海和黑海沿岸，乃至更西的欧洲。草原通道上的商品不只有丝绸，也不仅限于经济活动，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等活动都包括其中。与丝绸之路的“丝绸”一样，草原丝绸之路的“丝绸”只是代称而已。

丝绸之路最初只是陆上的，起源于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出现的以汉代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过今天我国甘肃、新疆地区到中亚、西亚，进而连通地中海各国商贸人员的往来通道。这条通道上运输的最为名贵的商品就是当时中国境内出产的丝绸。最早提出“丝绸之路”一词的，是德国学者李希霍芬（Ferdinandvon Richthofen），出现在他的著作《中国》一书中，本意是指中国古代把织成的丝织品运往地中海沿岸诸国、横贯亚欧的古代贸易之路。这一概念后经阿尔伯特·赫尔曼等学者的论证推广，用于泛指古代连接东西方两个世界的经济贸易与人文交流之路。如今，丝绸之路的概念已被扩展，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丝绸之路交通路线有“两大类、三大干线”，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大类；“草原之路”“绿洲之路”和“海上丝路”三大干线。[1]丝绸之路主要用来称呼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贸易和人员往来的交通路线，因为丝绸占有很大比重，就用“丝绸”命名了这一通道。与绿洲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相比，草原丝绸之路开辟得更早，存在时间更长。

草原丝绸之路地域范围，在北纬40°—50°的中纬度地区。距今4000万年左右，全球气温下降，我国北方地区逐渐变得干冷，地壳运动与山脉隆起，逐渐形成大面积连片的草原地带。其大致范围是东起兴安岭，西至里海，北起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南至昆仑山、喜马拉雅山一带。连片的草原方便了人类的东西向交通，新石器时代开始，草原地带的人类交往逐渐频繁，最终形成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界对草原丝绸之路多有考述。由于欧亚大陆横贯东西几万里，草原地域辽阔，地理景观迥异，加之几千年来草原诸部族和政权变化频繁、更迭无常，草原丝绸之路的具体交通路线随之变迁，起点、途经、终点具有复杂的演变过程。这条路线横贯欧亚北方草原地带，地理景观面貌以草原为主，兼有荒漠、戈壁、山地和河谷等。

蒙古民族崛起之前，草原地区蒙古族的先民就创造了游牧民族兴衰交替的发展史。欧亚草原地区，诸多游牧民族纷纷建立政权，有些曾一度统一草原，并频繁南下，或与中原王朝对峙。一些民族如丁零、匈奴、铁勒、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等，还不断从蒙古高原向西迁徙，疏通欧亚草原经济文化交流线路。蒙古汗国的建立，更是将中原同草原置于一个政权之下，东西方的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从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经济交流作用的定位来讲，把以游牧民族为主干踏出的草原东西交往之路称为“草原丝绸之路”符合历史实际。

一 史前草原上的东西文明交流与草原丝路的诞生

考古资料表明，今内蒙古地区出土的文物，与中亚、西亚和欧洲同时期的发现物有相似特征。距今4000年前，自今内蒙古地区东部向西延伸至欧亚草原地带，多处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长条形细石器。细石器文化在当时曾广泛分布在亚欧大陆北部草原地带，说明当时欧亚草原的东、西两端相互连通，可见北方草原地区在人类文明的初始阶段有着与中亚、欧洲地区的交流往来。希腊作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记载了欧亚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历史，如斯基泰人、马萨革泰人等，认为他们相互往来的通道构成所谓“斯基泰贸易之路”，即早期草原之路。由此可见，很早的时候，先人就对东西交流的历史给予关注。丝绸之路的正式提出，恰好回应了其之前的历史，也使得后世对这一具有相通文化情境的历史有了更准确和总体的认知。

二 草原丝绸之路的贯通

活动于中国北方的匈奴先后击败东胡、月支、楼烦等民族，统一了北方草原，建立起强大的草原汗国。匈奴人的活动与对外战争、交往，打通了草原上的交通线，并逐渐将其确立起来。公元前209年，匈奴强盛，统治疆域扩展到北至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西至葱岭，东至大海，南接黄河、长城的广大区域。为控制和管理这一广大区域，保障信息的畅通与物资的转运，匈奴贯通了草原丝绸之路。匈奴西迁的过程证明，他们一直控制并维护着这条通道，并对草原上的通道进行着严格管理。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率领100多名随行人员，安排匈奴人堂邑父为向导，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域。在河西走廊，他们被匈奴抓获，被押送到匈奴王庭见当时的军臣单于。军臣单于得知张骞欲出使月氏后，说：“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可见匈奴对通过自己的领地前往其他地区的人员有着严密的监控。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中原农耕政权与北方游牧政权对峙共存的局面。匈奴通过与汉朝和亲、互市，获得大量丝绸、金帛等物品。他们将这些大宗物品部分留作己用，其余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西亚各地互通有无，利用地缘之便进行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汉代草原丝绸之路有两条路线。一是从蒙古高原径直向西翻过阿尔泰山，沿额尔齐斯河继续西进，经巴尔喀什湖北岸南下，通向大宛所在的费尔干纳盆地。二是经由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海向西南斜穿甘肃河西走廊，然后沿天山南麓一直向西行至喀什绿洲，最后翻越帕米尔高原来到费尔干纳盆地。这两条路线在当时草原上较为畅通，第一条路线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主干通道。

552年，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大败柔然，自称伊利可汗，占领天山南北地带，建立了突厥汗国，旋即控制了汉代开通的河西走廊通西域的绿洲之路中段及欧亚草原地带通道的枢纽地段。关于隋唐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隋书》记载：“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2]“北道”就是隋唐时期的草原之路。北道路线中，所谓“从伊吾，经蒲类海”，即由今哈密越过天山，到巴里坤湖及铁勒部。之后，由突厥可汗庭西进，经乌拉尔山、伏尔加河流域等草原地带，到达拂菻国和西海（今地中海）。

唐代前期，李世民被草原诸部尊称“天可汗”。为了沟通草原部族与唐王朝的经济文化联系，“回纥等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号为参天可汗道，俾通贡焉”[3]。可知，回鹘诸部首领赴中原参拜唐朝天子，走的多是“参天可汗道”。

9世纪后半叶至10世纪（晚唐至宋初），河西走廊处于一片混乱，诸政权林立。1038年，党项人建立西夏政权，控制了河西地区，导致绿洲丝绸之路的主要交通干道一度中断。与此同时，契丹逐渐崛起，建立辽朝。辽朝历代皇帝非常重视与西域、中亚地区的联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先后两次率军西征，征服了诸回鹘政权，绕过河西走廊打通传统的绿洲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辽代草原丝绸之路有南、北两线。自西向东叙述，北线由葱岭经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进入河西走廊和蒙古草原。南线与唐代略同，自漠北南下经过阴山至丰州（今呼和浩特），东行至辽西京（今大同），再东行至归化州（今河北宣化县），又分为两路：一路向正东行进翻越七老图山至辽中京（今赤峰市宁城县）；另一路向东南行进至辽南京（今北京市）。辽朝灭亡之际，契丹皇族耶律大石率领所部军兵，越过阴山向北行进至漠北地区，汇聚力量之后率师西进，直到起儿漫之地（即卡尼梅赫，Kanimekh），建立西辽政权，定都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托克马克附近）。耶律大石所走的便是草原丝绸之路。

三 草原丝路的全盛时期

整个辽金时代以及成吉思汗建立草原统一政权，由于西夏控制了河西走廊，中原与西方的往来主要依靠漠北的草原通道。蒙古汗国和元朝的建立，使得草原道路网最终完善并畅通无阻，草原丝绸之路也达到全盛时期。畅通的道路与驿站的建立，为商旅的往来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西方一些旅行家或使臣纷纷来到中国，并被记载下来。

1245年，罗马教皇派遣修士约翰·普兰诺·加宾尼（John of Plano Carpini）出使蒙古汗廷。加宾尼于1246年进入钦察草原，到达钦察汗国拔都的营帐，过钦察草原后从也的里河（今伏尔加河）、押亦河（乌拉尔河）流域通过中亚，穿过锡尔河北部、巴尔喀什湖南部、察合台汗国辖地，向东翻越阿尔泰山，到达蒙古帝国当时的都城哈剌和林。[4]1253年，东罗马帝国的鲁布鲁克沿草原丝绸之路来到哈剌和林。这条路线逐渐固定下来，后来的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也通过这条路线抵达哈剌和林。当然，在来华的名人中，最著名的是马可·波罗。1271年，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叔父三人从意大利威尼斯出发，进入中亚，转经丝绸之路的南道进入河西走廊，并从河西进入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又经河套进入天德军（今呼和浩特）并继续向东行进，于1275年到达上都，觐见了元世祖忽必烈。马可·波罗出使中国，在1295年返回威尼斯后，出版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详细描述了草原丝绸之路沿线的风土人情、历史地理等，加深欧洲对中国的认识。1318年，意大利圣方济各会修士鄂多立克游历了东方诸国，回国后口述了自己的经历与见闻，由他人笔录出版著作《鄂多立克东游录》。1328年，鄂多立克到达中国南海，从广州登陆，一路北上到达大都。3年后，鄂多立克启程准备通过陆路归国：从大都出发，向西北经过上都地区进入东胜州，沿着黄河一线折向西南，从中兴府（今银川）进入河西走廊，向西经新疆、青藏高原地区，最后通过中亚、波斯回到意大利。鄂多立克所走的路线主要是绿洲丝绸之路，从上都到河西走廊这一段基本已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固定路线。这一路线通过宁夏、亦集乃路与河西走廊和新疆都有稳定的交通网，加之元朝通往漠北的纳怜、木怜、帖里干路，充分证明元朝草原丝绸道路网的健全和发达。

除了来华的欧洲旅行家、使节用自己的经历记录了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我国的耶律楚材、邱处机、乌古孙仲端、常德、列班扫马等人的西行，也展示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兴盛和发达。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耶律楚材作为顾问奉命跟从。耶律楚材返回中原后写成《西游录》，记录了西行的路线、沿途地理风物等。耶律楚材在中亚留居长达6年，行程大概有6万里。他的西行路线大致是，1218年从永安出发，过居庸关，经武川，出云中，向北行进到达天山北麓成吉思汗的驻扎地。第二年，随军西进越过阿尔泰山，过瀚海，经轮台、和州（即古高昌），向西行经阿力麻里、虎思斡鲁朵、塔剌思、讹答剌、撒马尔罕，到达花剌子模国首府不花剌（今布哈拉）。丘处机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录了成吉思汗邀请他自中原远赴西域讲经说法的行程。他们西行至撒马尔罕，再上兴都库什山（即大雪山）西北坡之成吉思汗行宫觐见，然后又回至撒马尔罕。丘处机一行东归时，经新疆霍城县，向东至昌吉，经吉木萨尔北上，过乌伦古河，至镇海城。此后，再向东至阴山丰州城，过大同，到达河北宣化。常德于1259年奉蒙哥汗之命从漠北哈剌和林出发，远赴西亚觐见旭烈兀，次年冬返回哈剌和林。他将此次西行的沿途见闻整理成书《西使记》。[5]常德所走路线大致是从哈剌和林向西越过杭爱山、阿尔泰山，再经新疆境内进入中亚地区，然后至西亚。大都人列班·扫马是景教徒（聂思脱里教），他在大都附近山中隐居时，一位籍贯为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且同为景教徒的马忽思前来找他，邀约一同赴耶路撒冷朝圣。1278年，两人从大都出发，至上都的主干驿道西行至东胜州，沿黄河河套一带折向西南，经过中兴府（今银川）进入河西走廊，再向西进入西域、中亚地区，辗转伊尔汗国，最后来到阿拉伯半岛的耶路撒冷。

元代的草原通道大体上是由中原北上，经漠北的哈剌和林，再取道金山（阿尔泰山），折而南下至别十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然后沿阴山（天山）北麓抵达阿力麻里。由此向塔剌思、向西北可达欧洲，向南进入波斯，这也是成吉思汗西征的路线。至于大都通往漠北哈剌和林的道路，元朝予以明确，主要建有帖里干、木怜和纳怜三条驿路。纳怜是通过亦集乃路北越沙漠到达哈剌和林的道路。木怜道出天山（今内蒙古大青山），经净州，出砂井，进入沙漠，这条线路就是唐代的参天可汗道。帖里干道从大都出发，过上都北行，经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向东北到达呼伦湖、额尔古纳河，折向西北到克鲁伦河上游，西行到达哈剌和林地区。

四 万里茶道：草原丝绸之路的新发展

16世纪末，俄罗斯逐渐强大起来，势力开始由西向东发展，和我国北方地区的接触逐渐频繁起来。俄罗斯在邻近中国西北边境地区的鄂毕河、额尔齐斯河和叶尼塞河上游地区，修建了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塔拉、纳雷姆和叶尼塞斯克等城堡。居住在这些城堡里的俄国哥萨克官兵、移民、商人和猎商等，经常用呢料、毛皮、火枪和野兽裘皮等物品与同中国内地有贡市贸易的蒙古、哈萨克、通古斯人交换丝绸、锦缎、瓷器、大黄等商品。[6]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俄罗斯尼·加·斯帕法里使团率领一批商人，从托博尔斯克（今俄罗斯秋明州地区）出发，经漠北唐努乌梁海、科布多地区，由蒙古人做向导，由新疆天山北部穿越河西走廊，北上进入归化城，再向东从张家口来到北京。“中国（明朝）万历皇帝晓谕俄罗斯人曰：为贸易而来，贸易可也。去后可再来，寰宇之内，尔大君王与朕大皇帝幅员广大，两国之间道路颇为平坦。尔等上下沟通，可运来珍品，朕亦将赐以上等绸缎。”[7]1654年夏，俄国使团在费多尔·巴伊科夫率领下，从托博尔斯克出发出使中国，同时负责探寻一条通向蒙古等地的“最为近便的路线”。这个使团在巴伊科夫的带领下，沿着额尔齐斯河向东南行进，通过准噶尔盆地北缘戈壁，绕过额尔齐斯河沿阿尔泰山南麓东行，一直到阴山以北，然后翻越阴山来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前往北京。

清代中期，清政府重新统一了天山南北，中亚哈萨克、布鲁特的部分部落归附清朝，并与清朝保持密切的贡使往来和贸易关系。清朝与哈萨克、浩罕之间的贸易，对当时中亚地区经济发展和中亚与新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重要作用。属于漠西蒙古的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沿着草原丝绸之路辗转回归祖国。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徙居伏尔加河地区的土尔扈特部500余人在阿拉布珠尔的带领下返回中国，此举拉开土尔扈特部数万人回归祖国的序幕。雍正九年（1731年），额济纳河流域被划为土尔扈特部驻牧地。乾隆年间， 4万余土尔扈特人在渥巴锡汗带领下到达新疆伊犁。从此，伊犁河到额济纳一带，成为土尔扈特部驻牧地。山西籍旅蒙商通过“走西口”来到内蒙古，沿着草原丝绸之路继续北走并西行，往返于内蒙古和漠北的乌兰巴托、科布多与莫斯科之间。

17世纪以后，清王朝实现全国大统一。清政府在蒙古地区及中俄边境设置了多处驿站，形成覆盖蒙古草原的道路网络。这既保证了军需，也为旅蒙商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和中亚各国的商人与中国内地商人不断增加，他们沿着草原丝绸之路开辟了多条商业通道。由于此时草原丝绸之路上最畅销的商品已由丝绸变成茶叶，因此，中俄之间的贸易通道又被称为“万里茶道”。这些商道分为东、中、西三条，其中，由尼布楚（涅尔琴斯克），跨越额尔古纳（河东西两岸设祖鲁海图和库克多博贸易市镇），经嫩江流域的卜奎（今齐齐哈尔）到北京的是东线商路；由托博尔斯克和叶尼塞斯克，分别经塔尔巴哈台、科布多和古城等地，沿河西走廊入玉门关、宁夏至归化城、张家口、北京的为西线商路；由伊尔库茨克、尼布楚，经恰克图、库伦来归化城、张家口，至北京、天津海口的为中线商路。这些商路上都设有驿站。来自俄罗斯、普鲁士和布哈拉的商人，将欧洲生产的毛料、呢绒等轻工业产品和中亚生产的香草、宝石、麝香等珍贵物品运到尼布楚、恰克图、祖鲁海图等地，与中国商人交换绫罗绸缎、茶叶、大黄和瓷器等货物。1689—1762年，沙皇政府还组织欧洲商团，派遣商队，由欧洲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出发，将货物运送至张家口、北京等地贸易。中国内地的大盛魁等商号，也曾组织数以百计的驼队，载丝绸、茶叶等货物，沿草原丝绸之路的中、西驿道，由归化城、北京等地出发，取道科布多、塔尔巴哈台或恰克图、伊尔库茨克，抵莫斯科、圣彼得堡等欧洲城市，进行频繁的贸易活动。[8]在这些商路上，茶叶成为主角，最终形成万里茶路，横跨中国大江南北。这极大地联通了中俄蒙三国的贸易往来和交流。

此时的欧洲正是资本主义兴起、海上贸易发达的时期，但欧亚草原丝绸之路仍然保持畅通往来，贸易依然繁荣。直至20世纪，草原上的商队仍络绎不绝。20世纪20年代，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由中外学者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从内蒙古包头出发向西北沿草原丝绸之路考察。考察团在准备由额济纳旗前往新疆哈密的途中还曾碰到庞大的商贸驼队，并将这一场景记录了下来：“12月5日，赫定一行遇见了一支庞大的驼队，这支从归化前往巴里坤和奇台的驼队共有1200峰骆驼和90多个人，是几家商号联合起来贩运布匹、茶叶、香烟和日杂用品的。”[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