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蒙古民族精神传承的基本要素及其形成

史料记载，蒙古族的名称始见于唐代，是由居住在今额尔古纳河东侧、大兴安岭北端的蒙兀室韦部落逐渐壮大发展而来。从大兴安岭地区的森林深处走向草原，成为13世纪蒙古草原霸主、把中世纪欧亚大陆文化串联并继承下来的族群代表，最后又以“蒙古族”这一独立称谓成为游牧民族代表、游牧文化的载体。

“游牧是一种环境资源、动物资源与人之相互依存关系、人群社会组织与结构，以及牧民于外在世界之关系，四方面紧密结合的人类生态。”[51]蒙古族起源的蒙古高原，大部分地区属于干旱和半干旱的气候，降水少，戈壁、荒漠面积大，夏季短，冬季长，生长期短，不适合农业生产，只能“利用食草动物之食性与他们卓越的移动力，将广大地区人类无法直接消化、利用的植物资源，转化为人们的肉类、乳类等食物以及其他生活所需”[52]。随着食草动物的流动，人们跟着这些动物在一定的区域迁移。迁移、移动成为游牧人最重要的特征。提起游牧文化，映入脑海的就是一幅迁移、移动的画卷。

驯马、养马技术的提升，为蒙古人远距离地游动和游牧提供了保障，同时增强了蒙古游牧民的谋生能力。当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如草场、水源成为部族争夺的“主要内容”。一个部族的迁徙必然会触及另一族群的利益，这就会引起移民与土著之间为了争夺土地和水草产生的冲突、争执，其处理无外乎“你死我活”的战争和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谈判两种方式以及占领与被占领、平分资源两种结果。无论哪一种方式，两个部族、族群都要接触，就会形成新的认知，导致独立存在的氏族和部落越来越少，蒙古社会朝着同一方向发展。成吉思汗的出现对蒙古族文化升华、精神统一、民族共同体构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 统一蒙古民族精神的形成要素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自然环境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基础，人与自然构成一个相互影响、相互支撑的结合体。在自然环境的各种要素中，气候是决定民族文化的基因。生存的地质、地理环境决定人们的生产社会方式，也是构成同一地域各种族群共同精神的要素。

（一）气候环境对蒙古民族精神形成的影响

没有比气候更能直接并严重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了。它不仅影响人类族群种类、人口数量，还会影响到族群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即使古代欧亚草原的气候条件与现代的气候都没有大的变化，但是由于人类抵御自然环境的能力有限，气候条件仍然是决定人们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主要因素，尤其体现在经济上。蒙古高原相对恶劣的气候环境以及生态环境，让这里的人群和政权不断发生变化。从远古匈奴帝国中的匈奴人到8—9世纪兴起的突厥汗国，再到13世纪兴起的蒙古帝国中的蒙古族，氏族部落、部落族群和政权的更迭与交替不能说百分之百与气候有关，但至少是因气候发生变化后影响到这些人的生存。“草原和水对所有的人来说，永远都是不够的，某些人注定要搬走。每一次迁移总会导致新移民与当地人之间的冲突。”[53]所以，气候变化既是氏族群体兴起的契机，又是氏族群体走向民族灭亡的开始，甚至“能够或多或少影响一国的政治”[54]。气候决定蒙古高原的族群像候鸟一样迁徙的生活方式，依赖动物获得生活资源的经济生产方式成为蒙古草原游牧文化的基因，也是蒙古民族文化的基因之一。“人们因环境选择牧养特定动物性牲畜，或经由选种、配种繁衍有特定 ‘动物性’的牲畜，以获得主要生活资源。”[55]动物的自然依赖性较大，具有移动和迁移的特点。因此，以游牧为主的蒙古族自然形成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与此相关的精神文化特点。

（二）生态环境决定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化特点

中国境内形成的不同类型文化形态，如农耕文化、草原文化、山地文化、高原文化等，与气候、自然环境尤其是生态环境休戚相关。蒙古族文化形成、民族精神体系构建与蒙古族生活的地域、气候条件等密切相关。“古代蒙古人在狩猎、牧业生产等生产生活中加深了对自然的认识，知道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理，对自然力量和现象有了深刻的领会。”[56]这种深刻的领会逐渐形成游牧民族传统文化，固化在游牧民族的精神世界，成为民族传统思想。

（三）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共性基因的影响

蒙古族出现在蒙古草原是在隋唐时期，冠以“蒙兀室韦”名称。但是考古发现并研究证实，蒙古族与古代匈奴、东胡、鲜卑、柔然等游牧族群具有亲缘、血缘关系。“自匈奴以来，先后统治过这个地方（指蒙古高原）的有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都没有留下来成为当地的主体民族。”[57]表面上看，他们只是你来我往，多次反复，实际上，每一次彼此交流、融合发展的印迹，都成为蒙古族形成的隐性元素。例如，驯马技术在狩猎部落中的传播，畜牧业在蒙古高原上的传播，回鹘文字对蒙古民族文字形成的启迪作用等，成为蒙古族形成的基因。可以说，在欧亚草原栖息繁衍又被湮没在历史洪流的游牧民族都曾是草原文明与文化的缔造者、传承者和传播者，也是蒙古族游牧文化、民族精神构建的基础。

二 黄金家族对蒙古民族精神形成发挥的统领和规范作用

就像秦始皇统一六国，统一文字、度量衡，建立较为完整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一样，蒙古族统一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成吉思汗及其所属的黄金家族密不可分。首先，成吉思汗家族先祖奉行的“乞颜”精神对蒙古民族精神形成发挥积淀作用；其次，是铁木真、窝阔台、忽必烈在蒙古民族精神传承和发展中发挥关键的作用。

（一）铁木真家族“乞颜”精神及其在统一蒙古各部中的作用

诸多史料记载，铁木真家族是乞颜部落的一支。成吉思汗曾祖合不勒汗在位时期再次复兴该称号，旨在号召部落所有的蒙古人依靠自身力量成为“大无畏”的人，振兴其在蒙古高原东北部建立的全体蒙古人“和木黑·忙古勒”（合体蒙古）政权。[58]由此可见，成吉思汗家族对“乞颜”部落文化的认同度很高，并且将这种文化孕育在家族、氏族教育中，予以传承、发展。合不勒汗是将“乞颜”部族文化推向蒙古游牧社会，并用在蒙古国政权的第一人。他将“乞颜”部落文化精髓运用到政权中，“其后经过 ‘也速该奇颜’阶段，最终由成吉思汗创建蒙古汗国，掀开了奇颜部孛儿只斤氏的历史新篇章”[59]。成吉思汗家族，特别是曾祖合不勒汗把蒙古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精髓从部族符号变为“全体蒙古人的国家主义徽记的旗帜”[60]。合不勒汗的“和木黑·忙古勒”为成吉思汗建立横跨欧亚的大蒙古帝国开创先河，奠定了坚实的精神文化基础。

自曾祖合不勒汗之后，蒙古高原上的游牧部落开始认同“乞颜”部族文化。《多桑蒙古史》记载：“合不勒汗有7个孩子，均以骁勇闻名，其称为乞牙惕人。”[61]这说明合不勒汗本身非常认同“乞颜”文化，其家人也引以为豪，也说明这一家族在蒙古人中的口碑与威望很高。铁木真的祖父俺巴孩和父亲也速该巴图尔继续发扬“乞颜”文化光荣传统，以“乞颜”的部落文化规范言行，磨炼意志，成为全体蒙古人的“精神象征”。

“乞颜”文化是以乞颜部落为主体，以乞颜人的文化为核心，以其繁衍生息依据的自然环境为根基形成的文化。这个部族的文化根基首先是“大无畏精神”；其次是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崇天敬地”思想；最后是以英雄为榜样的“向心力精神”。成吉思汗将这一文化提升到蒙古族的民族精神层面。

（二）成吉思汗对蒙古民族精神传承的贡献

成吉思汗，名铁木真，1162年出生于“乞颜孛儿只斤”氏族， 1189年成为乞颜部的汗，1206年成为全蒙古的大汗，号成吉思汗。“氏族习俗造就了一个人领导十足的思想，服从个人权威的思想。”[62]成吉思汗从家族主要是母亲身上接受“乞颜”精神教育，并将这种思想运用到实践中，让草原各部落信奉，并贯穿于日常生活，成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成吉思汗不仅是蒙古族形成的奠基人，也是蒙古族文化及其精神形成的奠基人，更是把“乞颜”精神上升为民族精神的实践者。

铁木真9岁时，父亲被塔塔儿人暗中用毒酒害死，铁木真母子被部落贵族遗弃，甚至遭到“绝杀”。在母亲诃额伦夫人“乞颜”精神教育与感召下，成吉思汗逐渐将自己铸炼成一个大无畏、刚毅、睿智的“乞颜人”。在布尔罕山一带共同度过的以钓鱼、捕鼠、采集野果为生的艰苦岁月，对铁木真的意志力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与锻炼。他感受到自强的重要性，团结的力量，于是借助强大的身躯和“乞颜”智慧寻找可以与自己同生共死的“安答”（合作的好伙伴）。儿时同伴扎木合的加入，壮大了他的力量。“扎木合头脑清醒，精力充沛，在本氏族中颇有影响力。”[63]二人尽管世界观不同，但在保护游牧民生产生活方式上，有高度的共识。博尔术、木华黎等一批仰慕英雄的勇士逐渐来到铁木真的身边，替他效力。后来，又有一些乞颜氏贵族投奔铁木真，他的势力逐渐扩大。1189年，铁木真被推举为乞颜部落的汗。

铁木真因其出身“乞颜贵族”，受父母以及家族教育影响，头脑中一直保持严格的贵族世界观：“臣服居住在蒙古高原的所有部落和民族，把它们建成一个完整强大的统一体。”[64]同时，让自己统领下的蒙古人增光添彩、盛名远扬，成为其理想和抱负。被推举为乞颜部落的汗王后，铁木真谨记母亲教诲，以英雄为标杆，唯才是用，开始实践其“乞颜”精神。组建乞颜部落政权时，他不是在构建以乞颜氏为主的家族式政权体系，而是在构建以其他氏族、部落贤能将才为主的“能人政权体系”。这一体系是铁木真智慧运用“乞颜”精神中的英雄主义和和谐理论的体现。在这一决策方针引领下，投奔铁木真的英雄、智贤、才子越来越多。例如，木华黎、博尔术、哲别、耶律楚材等都是在不同时期投奔到铁木真大帐下的有识之士。这些人成为成吉思汗完成蒙古统一大业的宝贵人才资源。人才是第一生产力，也是发展的原动力。在这些能人贤才的鼎力支持与协助下，铁木真组建军队，整顿军纪，“把军队整顿成为纪律严格、斗志旺盛和高度集中的武装力量”[65]。这支军队在铁木真“不分部族来源，不分地位高低，唯才是用”方针的指引下，斗志昂扬，所向披靡，最终完成蒙古草原各游牧部落的统一大业。

1206年，蒙古各部在鄂嫩河畔举行大会，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的大汗，号“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结束了蒙古高原各部落封闭割据的状态，“为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基础。从此 ‘蒙古’这一名称成为原来蒙古各部共同的名称。蒙古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成吉思汗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人物和蒙古民族的英雄”[66]，他的成长过程就是践行“乞颜”精神的过程。蒙古汗国成立后一系列治国理念的提出和践行，是升华、凝练“乞颜”精神为民族精神的实践过程。

蒙古汗国建立后，成吉思汗把“乞颜”精神文化元素嵌入其政治统治体制。“成吉思汗订立法度，‘既没有劳神去查阅文献，也没有费力去遵循传统；……全是他自己领悟的结果，才能的结晶。'”[67]在千户制基础上组建的“护卫军”，就是典型的“英雄主义”模式。在人选上，一方面看功绩，另一方面是看此人在军中的威望。功绩靠的是自身高强的军事才华，威望看的是品德。“德才兼备”把“乞颜”文化中“英雄主义”的内涵上升到蒙古汗国的治理体制。“他（成吉思汗）把全蒙古部众划分为95个千户，分配给开国有功的臣僚88人。”在蒙古汗国开国的88个臣僚中，博尔术、木华黎、哲别（只儿豁阿歹）、纳牙阿、豁尔赤等都不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成员，但都是“开国功臣”。成吉思汗深知这些功臣在未来国家整合、发展中所发挥的“聚心合力”作用，以“安答”身份予以重任。

千户制打破以血缘为主的部落结构，建立将基本军事单位和地方行政单位融为一体的组织，实际上是把游牧文化中“马背英雄主义”元素放在地方行政单位。“上马则备战，下马则屯聚牧养”的双重管理制度，让马背民族的骑马技艺永远传承下去，让马背英雄继续成为蒙古汗国的旗帜和标杆。

千户制划分、分封过程中也体现了“乞颜”文化中的“英雄”和“和谐”元素。千户分封构成打破过去氏族的界限，实行以地域为主的管理单位，分散了氏族贵族“抱团复辟”的可能性，淡化蒙古高原广大地域内人员的隶属关系，增强了彼此交往、融合的可行性和可能性，把“乞颜”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附加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倡导人与人的和谐共生，为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基础。

此外，成吉思汗把“乞颜”氏族文化中人与自然有规律的和谐关系上升到国家司法、法律体系，成为“成吉思汗约孙观”的重要理论基础，“是他本人从多年艰苦斗争和广泛而又成功的实践中反复深思熟虑、不断研究总结、提炼而来的全面而又科学的思想观念”[68]。成吉思汗早年的教育来自母亲的“乞颜”文化启蒙，基础是“乞颜”氏族文化。这一文化伴随其一生，并将这种精神文化与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涯紧密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思想，即“约孙观”——“和谐安定、有规矩、有道理”，并使其成为全体蒙古人共同遵循的社会准则，根基是“社会已有的习惯法”。[69]这说明，以成吉思汗家族为主的行为习惯是蒙古汗国制度制定的基础。

（三）窝阔台在蒙古民族精神构建中的作用

1227年7月，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时病逝于军中。按照蒙古族习俗，幼子拖雷监国。1228年，诸王贵族在却绿连河（今克鲁伦河）召开大会，“遵照成吉思汗遗嘱，推举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继承汗位”[70]。窝阔台在位12年（1228—1241年），除了继承父王遗志、继续开疆拓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必要改革。从这些举措中不难看出他对家族“乞颜精神”的发扬光大。“按照蒙古体制，实行分土分民，将中原诸州民分赐诸王、贵戚、功臣。”[71]这一举措实际是沿袭父亲成吉思汗不任人唯亲，唯才是用，崇尚英雄、重视英雄“乞颜”精神和“约孙观”的体现。

此外，窝阔台看到中原生产生活方式的便捷、中原农耕文化的益长之处，即文化科学在民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于是打破父亲“办学为官宦子弟”的理念，开办较为正规的学校，开创蒙古族学校教育的先河。窝阔台不仅延请本民族圣贤之人担任老师，还延请中原的仁人志士担任老师，传授“四书五经”等中原古圣先贤的名篇大作。窝阔台这一举措大大提高蒙古族的整体文化水平和文化修养，为以中原汉族为主的各族群与蒙古游牧民族接触与融合提供了渠道和平台。

（四）忽必烈在蒙古民族精神传承中的贡献尤为重要

忽必烈对蒙古族精神文化传承发展的突出贡献体现在做的两件大事上：一件是选择将藏传佛教作为民族统一宗教信仰，试图“建设一种适合于庞大版图的文化——超越各民族文化的帝国文化”[72]。在蒙古帝国时期，今中亚地区和阿尔泰地区的游牧族群中已经有信奉基督教（时称聂思脱里教）、伊斯兰教的信众，加之蒙古民众以信奉萨满教为主。尽管成吉思汗、窝阔台的文化包容政策给蒙古帝国带来文化多样的繁荣景象，但忽必烈建立的元朝还是以汉族为主，以信仰儒释道为主。为了便于思想统一，忽必烈引进与蒙古民族在生产生活方式上有相同之处，且文化差异不大的藏传佛教作为国教，形成思想认识上的大一统。第二件大事是，1269年命帝师（又称“国师”）巴思八创制一种“译写一切文字”的拼音文字“国字”,“以满足大一统多民族王朝文化建设的需要”[73]。忽必烈引进“国教”、创造“国字”的目的就是想延续父辈思想，凝聚蒙古帝国的民族精神。尽管“国字”没有传承下来，“国教”没有完全渗透到蒙古民族社会的底层，“使得蒙古社会的文化根基仍然是萨满文化”[74]。但是，经过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烈三代汗王的努力，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祭祀制度、语言体系、服饰、饮食传统等得以保留下来；崇尚英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约孙观”,“和谐安定、有规矩、有道理”的思想体系得以保留下来，积淀在“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的草原文化核心理念和民族精神之中，而且对今天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