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紀鉅維（1848—1920），字伯駒，號香驄[1]、悔軒，晚署泊居，直隸獻縣（今河北獻縣）人，紀昀之兄晫五世孫，同治八年（1869）拔貢，選霸州訓導，長期居留張之洞幕府，光緒二十九年（1903）保舉“經濟特科”，三十三年（1907）特旨加内閣侍讀銜，有《泊居賸稿》及續編。
紀鉅維以詩名，與陳三立、梁鼎芬、易順鼎等唱和、論詩，梁鼎芬嘗稱“香驄論詩最工”[2]。汪辟疆《近代詩人述評》以之爲近代河北詩家代表，“此派詩家，力崇雅正，瓣香浣花，時時出入于韓蘇，自謂得詩家正法眼藏，頗與閩贛派宗趣相近”。而“河間紀鉅維，宗法盛唐，屏絶浮響”[3]。紀鉅維初師事同邑詩畫名家崔士元，後學畫于南皮張之萬，友人如汪洛年、沈塘、汪鸞翔等，并詩畫名家，陳散元所謂“讀畫評詩有家法”[4]。辛亥革命後，往來京津之間，志在搜集畿輔遺詩，表彰幽隱。連却國史館、清史館之聘，時任大總統的徐世昌欲以之主持編纂全清詩，因意見不同，未果，後齎志以殁。紀鉅維學問淹貫，識見精審，允爲一代通儒。
紀鉅維畢生精力在于輔佐張之洞在武昌辦學，曾任經心書院、存古學堂、文普通中學堂、兩湖文高等學堂等機構監督凡二十年，爲湖北教育做出了重要貢獻。清廷廢科舉，開學堂，面對有别于傳統書院的學堂，紀鉅維説：“創辦時，不惟吾不知學堂爲何物，即張文襄亦安知所從事？”衹能在實踐中摸索，“隨辦隨變，以求適合”[5]。多年後，他總結自己辦學經驗，衹是“認真有規則”[6]而已。從他給梁鼎芬、汪鸞翔、劉青浩等人的書信中，可以看到他對學堂教育的一丝不苟，從學生試卷、教員薪俸到校園操場，甚至每次會議具體人數的查點，面面俱到，無微不至。他認爲學堂不能衹具有區别於傳統教育的新形式，更要重視學生功課的講授和品行的培養，“自頃學堂開辦以來，大都徒具形式，不講求功課，且對于學生之行檢，漠不關心，一主放縱”[7]。這是針對當時學堂的普遍情形所論。紀鉅維認爲，教師教授，不能照本宣科，敷衍了事，應該讓學生領會其中的涵義。“如不問學生之能否領會，但照本誦讀，抑或全不講説，寫牌敷衍，此等教授，直謂之戕害學生，當懸厲禁。”[8]教師應注重與學生感情的培養，獲得學生尊重，便于施教。“管教員平日與學生必須情意聯屬，使之敬而兼愛，則教授易施，且養成學生仁厚之性質。此切實根柢之教育，不可忽也。”[9]紀鉅維的主張與做法得到了社會各界的認可。光緒三十年（1904）二月，湖北巡撫端方上《請獎學堂監督片》云：“上年開辦文普通中學堂，復聘兼充該學堂監督。一切教課管理章程，皆其手定，條理縝密，多士服從，尤足爲各學堂所取法。察其操履端嚴，宗旨純正，實今日師範中不多見之才。”[10]同年，《警鐘日報》發表《派送出洋之私見》（湖北）云：“師範、方言、農務、文武普通各學堂均于去年先後開學。惟文武普通學堂規模齊整，章程嚴密。文普通監督紀鉅維考選甚嚴，故其學生于中學程度頗高，且學科完美，英文等學尤爲各學堂之冠。日前李學使遍查各學堂功課，獨推許文普通。”[11]紀鉅維兢兢業業地貫徹自己定的教育規則，獲得了學生和朝廷的尊重。張之洞在《請獎紀鉅維等片》中説他“學行兼優，深通教育理法，切實懇摯，諸生悦服”[12]。在紀鉅維任文普通中學堂任監督期間，由董必武等領導，爆發一次針對朝廷學部的學潮。學潮平息後，即使當時參與學潮的學生，對紀鉅維依然充滿敬意。一九六三年，參與學潮學生回憶當年，説：
此次學潮，由於學部一紙亂命所引起，又由於紀監督優柔寡斷而擴大，其實學部以後并未過問，校方也未陳復。……至於紀香驄監督拘謹過甚，已如上述，但平時辦事認真，每天必到教室聽課，使人肅然起敬。他時常問學生的學習情况。對於學生生活，所有公共場所，如自習室、寢室、飯廳，他也時常關心和巡視，很注意整齊清潔。第二年（1911）湖北文高等學校成立，他兼任監督，我們這一班畢業生都免試升學（另招方言學校預科一班），可見甚關心我們學業，毫無芥蒂，仍不失力忠厚長者風度，在當時學校當局中，實屬罕見。[13]
辛亥革命前夕，文普通學堂中很多學生因宣傳革命而被政府通緝，儘管紀鉅維是朝廷制度的維護者，但他并没有以學堂監督之尊，站在進步學生的對立面，反而以這一身份，保護了很多學生。他對那些衹顧自己升遷，不顧學生教育的學堂官僚憤恨有加，如在經心、江漢兩書院學生出操事宜上，面對“兩院長伏不出，兩提調死不來”的現象，紀鉅維痛駡他們：“亡中國者，此等輩也！”[14]紀鉅維的這些主張、這些痛駡，都是出于儒者的仁心，即使放在今日的教育界，依然可作針砭。紀鉅維卒後，楚人思之，崇祀于北京楚學精廬。[15]
紀鉅維诗文集《泊居賸稿》于其身後出版，《泊居賸稿》有兩種版本：一是其子婿汪鸞翔、劉宗彝整理本《泊居賸稿》，于民國十四年乙丑（1925）出版。二是劉宗彝整理《泊居賸稿》 《泊居賸稿續編》合編本，于民國三十一年壬午（1942）出版。其中僅有詩二十餘首、文札數篇而已，總數約二萬字。本次整理，以壬午本爲底本，參校乙丑本。所補録詩文，亦以書札爲主，除明標出處者，皆爲北京師範大學汪端偉教授（汪鸞翔之孫）舊藏。這些書札，除家書外，有一部分致梁鼎芬及未具名的書信，一是汪鸞翔于一九四三年抄録的賀培新跋張子高藏札，二是汪鸞翔于一九五四年所購（時人民幣七萬元）。這些無名的書信與致梁鼎芬書札在一起，觀其内容，當亦係寫給梁鼎芬的，由于没有收信對象，謹慎起見，衹能别出。書札大都没有確切的年份，家書部分，汪鸞翔三子復强有零散識語，今擇要整理録出，以便查閲。其他有綫索者，略作考證，以便理解，餘者從闕。本次整理，對異體字做了統一。惟“泊居賸稿”保留“賸”字，以示尊重，新輯本作“剩”。特此説明。
[1]或以紀鉅維字香驄，今據同治十年（1871）《明經通譜》正。
[2]梁鼎芬：《孝達前輩約同香驄觀署園梅花四首》自注，見《節庵先生遺詩》卷五，《清代詩文集匯編》78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頁。
[3]汪辟疆：《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04—306頁。
[4]陳三立：《贈紀香驄監督》，見《散原精舍詩》卷下，《清代詩文集匯編》778册，第62頁。
[5]賀葆真：《收愚齋日記》，李德龍、俞冰編《歷代日記叢鈔》132册，學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頁。
[10]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卷三，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380頁。
[12]張之洞：《張文襄公奏議》卷七十《請獎紀鉅維等片》,《續修四庫全書》5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8頁。
[13]易力原：《文普通中學堂的一次學潮》（1963年5月31日遺稿）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武漢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武漢文史資料》,1986年第1輯《張之洞遺事》，第87頁。
[15]《楚學精廬爲報規約董事會規則及廣雅學會簡章致民政局呈》，見北京市檔案館編《北京會館檔案史料》，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5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