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价值

一 现实意义

经济体制改革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了个体和企业的活力，带来了财富的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这已经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验所证明。社会体制及其改革对社会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研究社会体制问题。对社会发展来说，没有什么比公平正义更为重要了。中国成功实施改革开放发展战略四十多年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面临人力资源压力和产业升级瓶颈的同时，一些发达国家经历和饱受煎熬的制度性痼疾在中国也开始显现，诸如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信用缺失、人与人关系紧张、社会原子化、环境生态压力、卫生医疗改革、老龄化加速压力、社会治理面临挑战、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等等。2011年下半年发生在华尔街的示威游行提出的口号，以及在此前几年美国学者诸如贾德·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提出了为当代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注、反复讨论的问题[14]，即，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治理方式才能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公平发展？这些问题都是社会体制改革研究中不能忽视的，都需要中国的学术界、决策部门和决策咨询机构深思。进一步说，中国在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既遇到了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上曾经遇到的问题，又遇到了自身历史和环境特征造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还遇到了全新的国际环境的大变局和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带来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完全模仿和照搬不行，完全另辟蹊径也不现实，需要在借鉴的基础上创新。这需要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包容的胸怀和兼收并蓄的智慧来处理自己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有这样的智慧来面对现实和未来的挑战，并在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进程中，走向辉煌。在这个过程中，改革和创新社会体制具有特殊的实践意义，一方面，社会体制将确保社会的公平正义，另一方面，它也启发人们不断思考一个好社会应当怎样去建设。好社会是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目标。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都不过是手段而已。

二 实践价值

中国的社会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体现。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是一个整体性行动。没有社会体制改革或社会体制改革滞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都会步履维艰。社会建设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就是要不断提升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体制去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能力。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提出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国际政治等研究要尽快补课的目的就是适应整体推进改革的要求。改革是为了激发发展活力，这些活力包括经济活力、社会活力、政治参与热情以及充满活力的核心价值。经济活力源自产权明晰和竞争环境公平，按照现代化理论家的观点，政治的类型取决于财富的占有类型，经济增长是产生民主结果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改革问题；社会活力来自利益格局合理性和社会环境公正，公共利益得到全体人民的关心和维护；政治活力产生于权利平等和民主决策机制完善；文化活力来自以上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形成的社会行为模式。文化表达社会存在，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是文化同时又制约着经济社会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的价值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斯·韦伯指出了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的意义。把这四个部分放在一个长远目标中加以考量并勾画出它们在实现长远目标中的关系，就是顶层设计，因此，探索当代中国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健康的社会生活是社会体制的核心内容，发生在基层人民中的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在推动社会体制改革进程中，如何把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以及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有机结合起来是一个不能绕过的问题。

三 学术价值

就研究社会而言，社会学对社会的解释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诠释方法，就一般意义的社会学，使用了团体与组织、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变迁、社会习俗等。社会体制是一个中国特色的概念，它有别于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制度、社会规范、社会习俗，也不同于政治意义上的社会制度。它是中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提出的一个具有中国意义的概念。它直接与社会建设、社会治理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社会学的“社会制度”更侧重于家庭及其内部的关系、宗教、教育、经济、医疗卫生等，与我们在这里谈的社会体制有相同一面，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意境下讨论社会体制具有特别的意义。实际上，它将挑战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学的“社会制度”概念，在中国特色和中国根基上探索社会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实际上，就是运用社会学等各个学科的知识探索在中国进行的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这必然会给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带来契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

邓小平同志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恢复社会学伊始，当时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摆脱贫困走向温饱是邓小平同志考虑的首要问题之一，同时，他也考虑到了社会问题、国际问题、法律环境问题，恢复社会学就是他的决策。按照邓小平同志的原意，就是为了使社会领域的改革适应和配合经济领域的改革。时隔四十多年，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社会建设提上了议程，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五位一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建设作为新的学科建设应该怎么推进？这是新形势下需要回答的问题。研究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无疑是社会建设学科的一项重要任务，蕴含着深刻的理论探索和思想创新。社会体制作为一个中国政策决策部门提出的概念，具有雄厚的实践基础，在中国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目标和迈向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在学术和理论上对社会体制进行探索，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