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交流和沟通重构社会关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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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理论框架

人通过公共空间在与他人的互动、沟通和交流过程中形成一定的社会空间。公共空间又可以称为社会基础设施,它基于一定的利益格局。技术、物流和经济组织的创新,会大大改变人们的互动、沟通和交流方式,降低互动和交流的成本。技术、物流和经济组织的创新,既具有空间意义,也具有时间意义。移动互联是一种即时互动和交流。社会互动最初可能是基于私人利益也可能是基于公共利益发生的,但社会空间一旦形成,就必定形成公共利益机制,公共利益机制又制约着私人利益、个人行为和社会关系模式。

历史是纵向的,社会空间是横向的,纵横交错就形成了人类学常说的人文区位。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和不同的社会关系模式。私人利益通过公共利益得以实现。社会空间在其拓展过程中遭遇不同的文化,就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关系模式。人们的利益关系通常是具有时空结构的,例如资本、技术和信息(在当代的数字),数据在空间中布局和在时间中流动都会产生价值。时间就是金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人们之间的互动、沟通和交流有时是纯社会性的,例如走亲戚、探访朋友等;有时是经济性的,例如贸易和商业谈判等。即便是纯经济性的互动、沟通和交流也往往带有其社会性。任何经济行为背后都有社会的规则和文化内涵。

在当代,互联网从一个信息源向周边扩散在各个环节引起的反响是不一样的,因为各个节点的历史、文化、政治、地理、习惯等存在巨大差异,就会形成不同观点,且极其复杂,这恰恰反映了不同受体之间的不同的文化特征。互联网的这种扁平化的特点,还会进一步引起截然不同的社会观点和形成更加复杂的社会舆论。扁平化社会结构是当代人类不可回避的和必须面对的。若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治理没有扁平化的思维方式和平台化的治理结构将会很难面对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扁平化社会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社会体制是在公共空间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空间,以及社会空间在其拓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模式。社会体制可以界定为建立在一定公共利益基础上,通过公共空间形成的社会空间和社会关系模式。

空间和社会关系模式就决定了社会动员的方式和社会的活力的激发方式。在这样一个理论框架下我们来看民生和社会治理,那么社会治理就是建立一个更加和谐、能够交流的社会关系模式。改善民生就是要建成一个更加合理的利益格局,提供更加宽泛的公共空间,包括更多的公共服务。

这样,我们就在原有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以及治理理论的基础上,为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找到了建构了的理论基础和解释框架。本书对社会体制研究的理论贡献是:在空间结构上找到了社会关系模式;在历史的结构中找到了文化类型,这样就把社会体制建立在纵横交错的基点上,避免了以往仅仅就体制问题去论体制,就治理谈治理的单一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模式。还有就是,在公共空间和社会空间中我们把互联网对当代社会体制的影响纳入解释框架里了。简单一句话,社会体制就是社会空间关系和社会关系模式。

我们还应该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四十年未有之大变局来看社会体制改革这一问题。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中国已经和正在经历从几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变到信息化社会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其历史跨度之大、社会结构变化之深刻、社会空间扩张之广、社会关系模式之新颖,前所未有,人们的心理震撼和需要进行的心理调适可想而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世界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伟大转变。互联网带来的百年大变局大大改变了人类的公共空间和社会空间,全世界成为一体化的社会,改变了人类的利益格局和社会关系模式。我们还可以说是四十年未有之大变局,因为,从四十年前的经济建设到现在我们面临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教育、医疗、社保等等,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发展起来的问题不见得比没有发展起来少。这正是我们当今研究社会体制改革的出发点,也是必须把握的社会体制的重要趋势。


[1] [美]乔丹·桑德:《本土东京:公共空间,在地历史,拾得艺术》,黄秋源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导言第12页。

[2] [美]罗伯特·伍斯诺:《小镇美国:现代生活的另一种启示》,邵庆华译,文汇出版社2019年版,第103页。

[3] [印度]卡迈勒·纳特:《崛起的印度》,张旭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绪论第24页。

[4] [土耳其]丹尼·罗德里克:《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全球化、制度建设和经济增长》,张军扩等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页。

[5] 王蒙:《王蒙执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3页。

[6] [美]伯尼·桑德斯:《我们的革命:西方的体制困境和美国的社会危机》,钟舒婷等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

[7] [美]沃尔特·沙伊德尔:《不平等社会》,颜鹏飞等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序言:不平等的挑战第ⅩⅪ页。

[8] [美]伯尼·桑德斯:《我们的革命:西方的体制困境和美国的社会危机》,钟舒婷等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前言第2页。

[9] [美]乔丹·桑德:《本土东京:公共空间,在地历史,拾得艺术》,黄秋源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导言第8—9页。

[10] [美]罗伯特·伍斯诺:《小镇美国:现代生活的另一种启示》,邵庆华译,文汇出版社2019年版,第105页。

[11] [美]罗伯特·伍斯诺:《小镇美国:现代生活的另一种启示》,邵庆华译,文汇出版社2019年版,第73页。

[12] [英]加雷斯·戴尔:《卡尔·波兰尼:市场的限度》,焦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0—191页。

[14] Jared Bernstein,ALL TOGETHER NOWCommon Sense for a Fair Economy,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Inc.,2006.

[15] [美]彼特·伯恩斯坦:《繁荣的代价》,王正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16]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一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页。

[17] 费孝通:《小城镇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7页。

[18] [美]亚历山大·阿贝拉:《白宫第一智囊》,梁筱芸等译,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19] 费孝通:《小城镇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