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引领社会思潮合力的研究维度

理论研究的视角决定了研究的整体逻辑推进，引领社会思潮合力的研究要根据不同的研究内容及其特点选择适宜的研究视角。主要包括历史维度、方法维度和现实维度。

一 历史维度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呈现形式，社会思潮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它实际上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交往方式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群体的一种理论表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开放的力度和深度不断扩展，不同的社会思潮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历史阶段呈现了不同的特点和内容。如果要认识其中的某个社会思潮及其实质，就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分析和阐释这个社会思潮产生的深刻的历史性。因而，对引领社会思潮合力的研究，要深刻把握社会思潮流变的历史性这一研究维度。这里，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发展为例，中国共产党解答不同阶段时代问题时，引领社会思潮合力的内容和主题都体现出不同的特点。

第一阶段（1978—1989年）“改革开放”与引领社会思潮合力的中心转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对“文化大革命”深刻教训进行了全面反思，并做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在改革开放之前十年，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多元化社会思潮的政治空间是基本不存在的。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逐步改变了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僵化体制，同时，国外不同的社会思潮、理论、观点渐渐传播到国内。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及时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告诫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将其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能够持续巩固的重要思想保障。这一时期，面对多元化社会思潮，中国果断抛弃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引领模式，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强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挖掘引领国内外社会思潮的各方力量。这一时期，改革开放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国内的发展水平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这也在一定层面上影响到了国内知识界对西方的看法。在“国外的月亮比国内圆”的认知偏差影响下，西方的社会思潮如同其先进的管理、技术一样受到追捧，加之我们缺乏引领社会思潮的经验，一段时间里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我国引领社会思潮的合力。

第二阶段（1989—2001年）“苏东剧变”与引领社会思潮面临的全面挑战。改革开放的头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初步获得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红利，但在思想领域却经历了重大的内外波动。1989年前后，国际环境出现了对社会主义发展不利的状况，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政权被颠覆。东欧剧变也影响了国内的政治稳定，国内发生重大政治风波，社会主义发展在全世界面临着重大挑战，而1991年12月25日苏联的正式解体也意味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西方一些理论家借此纷纷判断意识形态历史已经终结了，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最好也是最后的制度形态。在资本主义全球领导权、话语权确立后，中国引领社会思潮面临着全面挑战。这一时期，中国并未犹豫不决或闭关自守，而是坚定不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进一步扩大开放。同时面对全球化时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霸权的确立，中国共产党自我反思，提出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给出了解决时代课题的理论答案，凝聚了全党全社会的力量，引领社会思潮的合力逐步形成。

第三阶段（2001—2012年）“加入世贸”与引领社会思潮的逐步探索。20世纪最后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在经历了国内和国外苏联解体的冲击后，毅然以巨大的勇气进一步对外开放，坚定不移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起来，对外开放的格局不断扩大。进入21世纪，中国跨出了融入经济全球化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即2001年12月，经过15年的谈判，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面临着新的挑战，但也有着更大的机遇。这一时期，各种社会思潮在我国呈现纷繁复杂的气象，给引领社会思潮合力带来了巨大挑战。这一时期除了进一步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路线方针外，针对经济领域出现的生态恶化、粗放发展、区域差距、发展失衡等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么样发展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八荣八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逐步探索出了引领社会思潮的新路子。

第四阶段（2012—）“全球化竞争”与引领社会思潮的守正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的经济影响力愈来愈大，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强调要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并提出了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通过产业升级和科技产业链的跃升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然而，中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设定被西方认为触碰并挑战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垄断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针对中国进行科技领域的全面遏制。新时代国际关系局势错综复杂，我国经济领域面临的全球化竞争愈发严峻，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为复杂。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宣传思想战线进入了守正创新的重要阶段，强调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下功夫，在关键处、要害处下功夫，在工作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35]。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工作守正创新阶段性的判断抓住了当前我国全球化竞争的实际，也抓住了西方垄断资本经济霸权的本质。守正创新阶段同时也给引领社会思潮提出了新要求和新内容，即要更加注重对政治方向的把握，要在基础性、关键性和要害处下功夫，引领社会思潮的举措要有更强的创新意识，丰富创新内涵，增加创新手段。

总体上来看，研究引领社会思潮合力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历史逻辑，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从历史维度着眼于不同阶段和背景下的不同举措，才会对引领社会思潮合力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和总结。

二 方法维度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范畴，社会思潮与其他意识形态不同，兼具了理论的深度指认和现实的嬗变传播。对社会思潮的研究既不能拘泥于理论的批判，也不能满足于现实的指责。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引领社会思潮的领导力量和实然主体，引领合力的形成需要科学合理地处理好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需要对引领社会思潮合力的研究有一个总体的方法论。应该说，对社会思潮的研究有多种方法视角和维度，而引领社会思潮合力同样也需要运用多种方法，才能科学合理地剖析理论和解读现实，将不同的方法运用、贯穿于各个不同的内容中去。

一是运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引领社会思潮合力的生成需要动员、组织、协调各种力量、观点、理论等要素，本身而言就自然构成了一个合力生成的系统。因而，从系统的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引领社会思潮合力应当成为研究的题中之义。按照系统理论的基本方法，通过梳理和辨析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来认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从而确定其结构与功能。从整体来看，引领社会思潮本身是一个复杂系统，无论是确定引领社会思潮合力的概念内涵，还是分析其结构及其生成，都必须以系统的方法审视引领社会思潮的一般理论。因而，“合”与“不合”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厘清引领社会思潮过程中不同力量、观点、理论等之间的关系，才能确定在不同要素、层次条件下，引领社会思潮生成的动态过程。应当充分利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将国内外政党系统、历史经验系统、社会思潮传播系统等视为不同的系统环境，以引领为研究线索，全景式呈现引领社会思潮在不同要素、层次之间相互作用、影响下形成的潜在结构及其合力形态。系统分析方法为引领社会思潮合力研究提供了整体性的视野和更为细致综合的论证路径，借助系统分析方法，能有效探究引领社会思潮合力的基本理论和现实挑战，并将协同、整合、协作等合力意涵融入本书的研究过程。

二是运用比较鉴别的方法。社会思潮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重要表现形式，许多国家政权在构建主流意识形态体系时都非常注重通过各种方式、途径加强对社会思潮的引领和治理，并形成符合本国制度、国情、体制的方法和策略。运用比较鉴别方法并非是要照搬其他国家引领社会思潮的模式，而是通过对比不同国家的做法进行针对性的选择和借鉴。实际上，在运用比较鉴别方法的时候，针对不同的对象，论述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例如，在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中，要着重通过批判借鉴的方式来分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领社会思潮的实质，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揭露西方治理术的阶级本性，进而指出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引领社会思潮的根本指向在于构建基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当然，在比较鉴别过程中，还应当注重结合历史维度，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比较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思潮的不同做法，这种历时性做法比较有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思潮合力的发生、发展和成熟，对新时代引领社会思潮合力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价值。

三是运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跨学科研究方法是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分析方法和成果对某一研究对象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能更好地利用不同领域和学科的理论。引领社会思潮合力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热点话题，因而，除了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外，还要借鉴哲学、管理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例如，“力”及“合力”从词源上来说本身就是物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只有借助于物理学科的基本知识和方法才能更为深入地理解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内涵。同样，引领社会思潮合力的生成离不开对各个要素的组织、调控、评估等，这涉及管理学科的理论及方法。因此，跨学科研究方法对深入分析和探究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 现实维度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植根于改革开放40多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取得的巨大的历史性成就，其重大标志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于这一时代背景和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新的历史使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当今研究，时空定位为新时代，是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引领社会思潮中何以生成合力的系统性论证。因而，在研究过程中，应当紧扣新时代这一维度，这既能和当前的现实相互关联，也能深入到引领社会思潮面临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总体来看，对引领社会思潮的“新时代”背景的理解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是新时代引领社会思潮的实践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围绕“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课题，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竞争中，逐渐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模式、中国制度、中国价值的独特道路。在新时代的时空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多元化社会思潮的流变中，体现出硬实力基础上的制度自信和价值引领。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新时代引领社会思潮需要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实践阶段和主题来看，无论是建党一百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建国一百周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思潮都会面临不同阶段的挑战，应解答和回应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问题，而这些复杂性问题都是围绕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产生的。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体现在思想判断、价值倾向、精神追求等不同的维度上。社会公平、正义，个人人格的独立性、个性化等都因应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体系而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全球化、网络化条件下，精神追求的差异化源于不同社会思潮对不同群体或个体产生的影响。因而，对新时代的定位并非抽象的概念加持，而是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这一丰富的实践主题与引领社会思潮合力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有机结合起来，从问题意识出发，在研究中体现出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解。

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新时代引领社会思潮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全新的挑战。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高度评价了其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和世界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这一评价的现实逻辑源于新时代中国将逐步进入到世界舞台的中央，体现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竞争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和趋势。因而，应当注重通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比较，通过不同制度国家政权的比较，呈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引领社会思潮中的组织动员、治理方式、理论力量和价值体系等不同要素的特性。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研究时，引领社会思潮的历史和现实视野才能逐渐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