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变革，10世纪20年代—40年代

在政治格局方面，十国的各个国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一直从开国君主持续到后两代君主。925年，四川地区前蜀创建者王建的继承者王衍被后唐军队赶下台，十年后即935年，军官孟知祥正式称帝，史称后蜀。更大的变化发生在江淮地区，937年，杨行密的四子杨溥即位统治这一地区，杨溥在位时，军政大权皆操在徐知诰（李昪）父子之中，之后李昪称帝，建立南唐，福建地区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0世纪40年代中期，由于各国的继位者多数是昏庸无能之辈，因此各国相继陷入内乱。与四川和江淮相比，新的政权通常沿着已经建立的国家的路径，在福建地区，旧的统治秩序消失，闽国被一分为三：南唐的军队掠夺了内陆多山的州县；吴越的防守部队占据了福州；一个独立的军阀牢牢控制了福州南部沿海的漳州和泉州。[111]

传统历史学家习惯将前蜀的灭国归咎于王衍，将其描绘为放荡和懦弱的统治者，昏庸无能，挥霍国家的财富，忽略了来自后唐的威胁：“衍年少荒淫，委其政于宦者宋光嗣、光葆、景润澄、王承休、欧阳晃、田鲁俦等；以韩昭、潘在迎、顾在珣、严旭等为狎客；起宣华苑，有重光、太清、延昌、会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宫，降真、蓬莱、丹霞之亭，飞鸾之阁，瑞兽之门；又作怡神亭，与诸狎客、妇人日夜酣饮其中。”[112]尽管这些描述很可能是夸张的，但是史学家对亡国之君过于简单的描述为“暴君”是中国历史上的典型特征。事实上，王建本身也受到这样的谴责。

尽管王建是一个非常卓越的军事家，但是他似乎无法看透那些与之结盟的人的性格。这种失败一部分是来源于那些聚集在成都朝廷的大量官员。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在唐朝时熟知传统文化知识，并且将这种知识带到新的朝廷。然而，数次叛乱严重威胁着前蜀的安全，有些叛乱者是王建早期的追随者。这些叛乱最终在912年达到顶峰，其王位继承人王元膺发动了叛乱，在司马光笔下王元膺是个暴虐和不学无术的人。[113]平息王元膺的叛乱之后，王建开始考虑挑选王位继承人的问题，然而他却在视如己出的王宗鲁和最有能力的王宗杰之间摇摆不定，王建年老体衰，无法做出抉择。王建的宠妃便趁机劝说让自己的儿子王衍继承王位，王衍是诸子中年龄最小的。[114]王建生前不明智地将所有大权集中在自己手里，在918年去世之后，留下了一个权力弱小的继承者。

王建政权对北邻李茂贞一直奉行积极的政策，李茂贞统治地区包括凤翔和渭河上游河谷地区。虽然发生在911年至918年之间的一系列战役表明其关系不是稳固的，[115]但是冲突并没有削弱前蜀和李茂贞的实力。当923年沙陀人推翻了后梁建立后唐政权，李茂贞很快屈从于新的政权，从而四川失去了和北方政权的有利的缓冲地带。

925年年底，后唐建立者沙陀人李存勖很快就利用这个契机进攻四川。王衍部下精英和民众的背叛导致大规模的倒戈，为后唐军队在年底前进入成都铺平了道路。征服后蜀之后，后唐朝廷恢复原来的局面，将四川一分为二，任命孟知祥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剑南东川节度使、蜀王。[116]孟知祥及其父亲尽管有着汉族血统，但都效忠沙陀朝廷李克用和李存勖，他们被统治者所信任并被册封为高官。李克用甚至将侄女嫁给孟知祥为妻。但是孟知祥和后唐之间的良好关系随着李存勖的遇害和李嗣源的继位而破裂，因为李嗣源与孟知祥之前没有什么关系，孟知祥和董璋担心李嗣源嫉恨他们所控制的四川的巨大财富，因此他们着手脱离后唐，建立自己的朝廷。[117]

一段时间之后，孟知祥和董璋成功击退了试图控制四川地区盐收入的竞争者，击败了后唐的进攻[118]。930年年底，后唐发动了对东部的董璋的进攻，为孟知祥提供了控制及合并川东和川西的机会。两年后，孟知祥的部下杀害了董璋，孟知祥便控制了整个四川地区。[119]

随着董璋之死和孟知祥对政权的统一，之后便是孟知祥和李嗣源的恢复关系，但这种关系的恢复随着933年李嗣源的死去而逐渐淡化。听到后唐君主李嗣源死去，孟知祥对身边人说：“宋王幼弱，为政者皆胥史小人，其乱可坐俟也。”[120]之后在一个月内，孟知祥便称帝，恢复蜀国，直到965年宋朝军队消灭蜀国。[121]

实际上，在937年从吴国过渡到南唐之前，江淮地区的新秩序就已经成型。10世纪的前二十年，徐温在此地区已经实力显赫。尽管杨行密之子在905年杨行密去世后继承了王位，首都设在广陵（今扬州），徐温利用其爪牙尤其是其子垄断了权力，控制了扬州以及整个国家的战略要地。他甚至在金陵（今南京）另立朝廷，与在广陵的朝廷相对抗。

10世纪20年代，徐温面对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使其家族继续保持强大的实力，最大的问题是其长子徐知训，也是其继承人，他被安排在广陵朝廷，监督吴国君主杨隆演（908—920年在位），徐知训是一个放纵、心胸狭窄的人。918年一个对此愤愤不平的大臣刺杀了徐知训。[122]徐温便指定他的养子徐知诰作为其在朝廷的耳目。据司马光记载“温还镇金陵，总吴政大纲，自余庶政皆决于知诰”[123]。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徐氏家族的力量继续增长。920年杨隆演去世，杨行密的三子杨濛成熟、精力充沛，又有合法继承权，徐温便除掉杨濛，而拥立杨隆演之弟杨溥继位。当杨溥继位后不久，徐氏家族便控制了无能的统治者。

徐知诰的崛起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在927年的秋天他的父亲和重要追随者去世了。许多接近徐温的人担心徐知诰可能篡夺徐氏家族的利益，夺取徐温子孙及追随者的胜利果实。这事最终还是发生了，尽管无法确定到底是徐知诰排挤其继父的儿子和盟友，还是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徐知诰。徐温去世，其养子徐知诰继其位，以大丞相、齐王身份掌握杨吴实权，自此以后吴国便不复存在。[124]到931年，即徐知诰在扬州起兵四年之后，便打败对手对其霸权的挑战。然后他像其养父那样，退隐在金陵（南京）。徐知诰任命儿子徐景通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诸军事，将他安插在广陵辅理朝政作为耳目，正是沿用当年徐温的做法。[125]

徐知诰此时已经对该地区有绝对的影响力了，然而杨氏家族依然在占据王位。根据司马光记载，早在934年，“知诰久有传禅之志，以吴主无失德，恐众心不悦，欲待嗣君”[126]。从934年到正式登上南唐王位期间，徐知诰及其追随者就已经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秩序来削弱杨溥的权威。他们做得相当成功，937年杨溥欲禅位于徐知诰，当年年末徐知诰便宣告称帝，国号最初称“齐”。这个国号来自徐知诰的齐王称号，

徐知诰巩固权力的最后一步是自称是唐王朝的继承者。当他设想这一步时他是很没有把握的，毫无疑问，他受到了935年灭亡的后唐影响，当时没有任何人声称自己是唐王朝的册封，但是采取这一步意义重大。受到唐王朝的册封不仅仅意味着政权的合法和统一，更多的是唐王朝的册封在整个帝国都是合法有效的。通过唐王朝的册封，徐知诰的政权有别于其他任何南方政权。徐知诰自称齐王之后便经过一系列精心的策划要求册封，首先接受设计好的册封，并捏造自己是唐宗室的后裔。939年，徐知诰将自己的姓改为“李”，改名为“昪”，并将其国名改为“唐”。同后蜀一样，李昪建立的南唐帝国一直存在到十国结束。

福建是最后经历政治动荡的地区，王审知在925年莫名其妙地死去之后，他的儿子和养子争权夺势，闽国便陷入了内乱。与其他国家不同，闽国由不同的几个区域组成的。这种地理差异反映在政治上便是四分五裂的局面。在之前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得知泉州和福州的分裂，泉州是南部沿海的重要城市，福州是南唐政权的所在地。汀州位于闽国西南部的边远山区，至今仍然是福建地区最孤立的一块区域，可能从来就不服从闽国的统治。甚至郴州，闽江上游的城市，也很有可能不受朝廷的监管，时常同福州的朝廷发生争执。闽国朝廷对王国内的领土无法实施有效的管辖，其统治者不稳定又加剧了这种局面，从10世纪30年代中期，宫廷阴谋和暗杀便成为常见的现象。

10世纪40年代早期发生在该地区的一系列事件将这种局面推向了高潮。位于福州的闽国君主王延羲与位于建州的弟弟王延政展开内斗，王延政在建州称帝，国号大殷，闽国的财政经济于是陷入崩溃。944年年初，福州政局又陷入混乱，王延羲部将朱文进和连重遇杀掉王延羲，自称闽王。朱文进、连重遇指使拱宸马步使钱达将王延羲杀害，召集百官到朝堂，向大家宣告说，太祖昭武皇帝光辉地开创闽国，现在子孙淫乱暴虐，使他的遗绪荒废坠落，上天厌弃王氏，应该另外选择有德的人拥立他为皇帝。朱文进虚伪的自称闽主。王延羲的旧臣又杀掉朱文进，迎接王延政去福州。王延政到福州后改殷国为闽国，称闽帝，国都仍旧设在建州，恢复了短暂的统治。然而，刺杀王延羲为投机分子提供了机会，加速了王氏家族在这一地区统治的结束。

位于闽国西北的南唐主李璟闻知闽国陷入内乱，欲趁机扩大领土，遂遣军入闽，攻打建州，使得王延政分散兵力。面对南唐的威胁，王延政依然对南唐是否攻打福州犹豫不决，李仁达于945年窃据福州自立。南部的泉州刺史留从效驱逐了南唐在泉州漳州的驻军，诛杀朱文进，将其首级献给王延政。尽管王延政依然册封其同族为刺史，但是权力为李仁达及其势力所把持。

945年春天，南唐军队攻打建州，到秋天城池被攻破，南唐控制了建州城，王延政投降。效忠于王氏的汀州、泉州和漳州也相继沦陷，王氏统治至此结束。只有在福州的李仁达继续抵抗南唐军队。尽管南唐朝廷认为无须攻打李仁达，只需劝降李仁达足可，但是将领们难以控制，便于946年春天攻击李仁达。946年夏末，南唐朝廷获悉对李仁达的攻击之后便面对既成事实，并且寻求积极的应对。与此相反，李仁达诉诸与吴越修好，尽管其谋士纷纷反对，但是吴越王钱弘倧选择帮助李仁达攻打南唐军队。随之而来的是，李仁达受制于吴越。他密谋寻求南唐的帮助，但是被吴越发现后处死，福州便被吴越国完全纳入版图。[127]

泉州军队的首领留从效只是名义上服从南唐，946年年初，作为对其效忠南唐、攻打李仁达的奖赏，留从效被册封为泉州刺史。[128]但是福建东南沿海地区却不在南唐军队的有效管辖之内。当946年泉州南部的漳州刺史宣布叛乱之后，这种局面变得更加明显了。尽管留从效以南唐的名义镇压了此次叛乱，但是他也取代叛乱的刺史，任命其盟友为泉、漳二州刺史。三年之后，其弟弟留从愿毒杀刺史取而代之。正如司马光记载：“唐主不能制，置清源军于泉州，以从效为节度使。”[129]10世纪40年代结束后，福建地区便分裂为三个部分：南唐控制了内陆的山区；吴越控制了原闽国最大的也是最富庶的福州，福州也成为吴越核心地带和南唐的缓冲地带；南部沿海地区在留从效的控制下，一个以泉州为中心的割据势力产生。这个势力直到978年并入宋朝前一直维持着相对的独立。

尽管最后的一个变化不是我们要叙述的主体，但是还是值得做一个简要的讨论：安南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崛起。这个国家位于今天越南北部红河流域，自汉代开始的八个世纪之中，安南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国的统治，该地区统治者也高度的中国化，但是中国朝廷的统治和中国化的精英在9世纪中期被南方入侵。[130] 尽管唐朝高骈的部队能够击退入侵，但是唐朝廷在此地的势力不再像之前那样强大，现在不得不依靠中国化的精英来统治该地区，而不是任命汉人为官吏统治。当刘隐控制了岭南地区并且建立了南汉政权之际，他宣称安南是其王国的一部分，但是这仅仅是空谈。当地豪强尽管已经中国化，其首领却能够使南汉陷入困境并且通过北方的后梁来保持自己的主权。然而，政治形势不能让这些首领从名义上脱离中原朝廷而得以独立，无意中给了南汉朝廷合理的要求。

930年，刘䶮继承其兄刘隐的南汉皇位，成功发动了对安南的入侵，清除当地汉化的首领。南汉军队遇到这些当地首领的反抗，他们很快面临着一个非常强大的挑战。931年末，爱州的杨廷艺造反，爱州是安南地区最南部的一个地区，该地区是中国政治文化影响最弱的地区，因此该地区的安南独立意识最强。南汉朝廷无法平定杨廷艺的叛乱，于是便选择阻力最小的方式，干脆封其为交州节度使。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形式上的礼仪对杨廷艺来说没有什么实质作用，937年，杨廷艺被牙将矫公羡所杀，代为节度。

短暂的恢复统治促使其他在安南地区的豪强崛起，这使得杨廷艺通过强烈的本土意识对该安南地区实施合法统治。吴权是杨廷艺手下的一员牙将，他与刚刚被推翻的朝廷关系密切。吴权自爱州举兵讨伐矫公羡，矫公羡无法应付，便向南汉求援。吴权击败南汉军队扫除外来威胁之后，便于939年春称王。另外为了建立长久之业，他又整顿国内政治，“置百官，制朝仪，定服色”。后代越南史学家争论是否认为吴权为越南独立国家的创始人，因为吴权这样的英雄人物，越南开始摆脱北属的枷锁，不仅仅是摆脱北方朝廷，而且也是摆脱南汉的刘氏政权。实际上不论南汉还是后来的宋朝都无法再从名义上控制红河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