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寇到建国（875—约910）

吴越

875年，驻扎在长江三角洲的海防部队（镇海节度使）的一名叫王郢的小军官发动叛乱，占领苏州和常州之后南下至温州，占领了浙江和福建。迟疑一段时间之后，唐朝廷从河南地区驻军调集派出大量部队平定叛乱，并下令长江下游地区调集水军平定叛乱，甚至要求地方官员直接自行招募军队压制王郢叛乱。[1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今后几年两浙地区的两个关键人物相继出现：董昌和他的下属即未来吴越的建立者钱镠。面对王郢叛军对其家乡杭州的进攻，董昌组织了一支民团力量进行抵抗。[15]由于成功压制王郢，并于877年将其逼入绝境，最终将其剿灭，董昌被任命为杭州地区石镜镇的镇将。878年和879年是浙东地区甚至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地方势力集团出现的关键时期。在878年，之前提到的黄巢军队途经此区域时尽管避开了人口密集地区，但仍然引起了巨大的恐慌。但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区受王郢叛乱的影响，各路豪杰几乎同时蜂拥而起。[16]作为回应，杭州地区的每一个县都在当地官员的领导下组织了约千人的民间武装力量，随着董昌控制了整个地方势力，这些势力逐渐形成了名为“杭州八都”的武装力量。钱镠便作为副手效力于董昌。[17]

吴越国的创建者钱镠于852年出生在杭州地区临安的一个以农耕打鱼为生的家庭。[18]其家庭非常贫困，年轻的钱镠显然不满于农村的生活。相反，他大部分时光与一群和他同样无业、整日游手好闲的青年在一起。作为这群人的头领，钱镠经常坐在一块大石上指挥他的小伙伴们进行战争游戏，他“号令有法，群儿惮之”[19]。尽管史料记载钱镠是“及壮，无赖，不喜事生业”[20]。更准确地说，他是一个不屑从事正当工作的人。一段史料记载他以“解仇抱怨为事”，另一段史料记载他贩卖私盐为生。[21]当他和伙伴们结束了在树林中玩战争游戏的日子，他们便从事各种非法活动，可以说是谋财害命、非法走私等活动。

尽管钱镠可能通过威胁的方式来控制他的武装势力，但是也带有相当程度的忠诚。史书记载他“喜任侠”，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这是一个描述军营中英雄人物的称号，以区别于彬彬有礼的文人。[22]这种记载可能是虚构的，但是却能够揭示出钱镠的武装势力是如何集结起来的，我们可以通过临安县录事钟起放任诸子与钱镠“饮博”的记载窥见。[23]可以想象钟起是一个竭力维护自己文化精英形象的官员，一开始反对他的儿子们与声名狼藉的钱镠厮混，然而面对父亲的反对，他们依然继续忠诚于钱镠，这是钱镠之所以能够维系其势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钱镠及其同伙通过“任侠”来代替唐代精英所标榜的道德。因此，当875年在长江三角洲爆发了王郢叛乱时，钱镠依靠“任侠”维系着部下对他的忠诚。正是以这样的纽带，董昌才将其收入麾下作为其副手，加入其地区民团组织。

878年，董昌和钱镠面对黄巢对杭州的威胁，而黄巢却突然掉头离开，没有攻打“杭州八都”，这足以证明董昌军队的实力。在随后的几年中，“杭州八都”确保了地方的稳定。例如，在882—887年，浙东地方官员刘汉宏试图利用“杭州八都”巩固自己在两浙地区的势力。[24]董昌派遣钱镠除掉这个威胁，据说向其许诺：“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25]当887年钱镠打败刘汉宥、刘汉宏，董昌的确册封其为杭州长官。“昌徙镇越州，自称知浙东军府事，以钱镠为知杭州事。”[26]

若干年之后，钱镠巩固了他在杭州的地位，将董昌之前的势力纳入“杭州八都”，并将势力扩展到北方。这些措施进一步引起钱镠和杨行密的冲突，杨行密是未来吴国的创建者，将淮南和长江以南邻近地区的环太湖地区作为巩固自己势力的基础。这种相邻的关系使得杨行密和钱镠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冲突不断。董昌势力位于钱镠的东南地区，钱镠为了避免与前长官董昌发生冲突，便向北部扩展。但是在9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从根本上不可行的平衡被打破了。

董昌在控制东南区域的浙东地区的同时保持了相对低调和温和的形象。[27]不过他很快就开始滥用他的权力，为了讨好行将就木的唐朝廷，他不断增加每年的贡品，因此不断增加人民的负担，同时他为自己建立生祠，让人民膜拜他。朝廷也赐予他更多的封号，最终于9世纪90年代中期董昌上书要求唐朝廷册封其为越王，然而朝廷拒绝了他的上书。此举激怒了董昌，声称：“朝廷欲负我矣，我累年贡献无算而惜越王矣。”其拥戴者也称“王为越王，曷若为越帝”。其实早在895年，董昌便自称罗平国皇帝。[28]

董昌的专横促使钱镠的反抗。经过几个月的劝说和谈判，钱镠以唐朝廷的名义发动对董昌的进攻。董昌向淮南地区的新兴豪强杨行密求助，杨行密在苏州、杭州以及其他地区袭击钱镠，然而未能挽回董昌的失败。896年夏，董昌被抓获并被斩首。

钱镠至此已经控制了浙东和浙西的大部分地区，摇摇欲坠的唐朝廷只能承认这个事实。[29]十年之后的907年，钱镠在其控制的区域建立了十国中寿命最长的国家——吴越国。

吴

此时在长江南北有着类似浙东浙西这样的地区，出于同样原因在实际上脱离了濒临崩溃的唐王朝中央的控制，这一地区统称为江淮（包括现在的江西省）。这个区域包括两部分：淮南（淮河以南的地区，长江以北）和江南（长江以南地区）。黄巢叛乱时期的唐朝重要的军事首领（淮南节度使）高骈，第一个在淮南独立。879年他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和盐铁使，这是唐帝国中南部最强势的财政部门。他负责直接阻止黄巢返回北方。[30]当黄巢设法突破高骈的防线之后，高骈便失去了唐朝廷的信任。然而，他在淮南的势力根深蒂固，并且朝廷也无力将其除掉，他便以扬州为基地建立割据势力。

尽管在9世纪80年代中期黄巢叛乱兴盛时淮南地区曾涌动着不稳定的暗流，但是这种混乱的局面以887年高骈被清除而告终，随后引起了一段长期的冲突。[31]在这种背景下，吴国的建立者杨行密出现并巩固了自己的实力。

杨行密于851年出生在合肥庐州的一个农民家庭，庐州位于淮南地区的中心。[32]他显然比钱镠更加不满足于农村生活。同钱镠一样，杨行密也是加入当地民团组织，在玩战争游戏过程中找到最初的信任伙伴。其中至少两个同伙——田頵和陶雅——是杨行密的同乡。[33]田頵与杨行密就像亲兄弟一样，在杨行密的势力中也有着类似任侠的观念。尽管在杨行密割据势力中只有田頵和陶雅这两个绝对信任的伙伴，但是在之后很长一段时期中，他们并不是唯一起重要作用的成员。根据现有史料，他早期的同伙中有五人是其合肥同乡。[34]此外，在后来的同伙中，即9世纪末10世纪初加入杨行密部下的人，多数为合肥同乡。这就说明他的同乡成为其割据势力的早期成员。

在黄巢叛乱之前，杨行密便将自己的势力从地方民团转变为割据势力。他们极力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从小股叛乱发展到大规模叛乱。就像钱镠一样，杨行密扩大的范围和领域很有可能包括非法贩盐、袭击防御能力低的农村。在9世纪80年代中期，他已经积蓄了十年的力量，但是面对其北方豪强秦宗权的日益强大，杨行密便带领其势力加入类似董昌的新兴地方豪强中去。[35]据《旧五代史》记载，庐州军将、守捉试图维持对唐朝廷的效忠，而不是屈服于日益强大的秦宗权，便从地方民团组织中大量招募能征善战者，杨行密利用这个时机带领一百多名追随者加入抗击叛乱的政府军中，这一百人很有可能是其全部力量。[36]正如司马光所言，杨行密通过对武装的控制成为庐州地区的实际长官：

以淮南押牙合肥杨行愍为庐州刺史。行愍本庐州牙将，勇敢，屡有战功，都将忌之，白刺史郎幼复遣使出戍于外。行愍过辞，都将以甘言悦之，问其所须，行愍曰：“正须汝头耳！”遂起斩之，并将诸营，自称八营都知兵马使。幼复不能制，荐于高骈，请以自代。[37]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杨行密在庐州地区巩固了地位，尽管对高骈依旧保持着名义上的效忠，但毫无疑问他有了相当大的自主性。因此，887年杨行密在扬州发动了对高骈的攻击，杨行密能够在双方中游走以捞取更多利益。在888年初冲突接近尾声之际，杨行密控制了扬州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割据势力，自称淮南留后，成为淮南地区两个主导力量之一。

另一支主要武装是孙儒。[38]孙儒是另一位典型的利用黄巢叛乱提升自己的地位的人。他曾经是洛阳地区的一个村霸，带领一帮匪徒参加过当地的民团武装。在黄巢叛乱中，他坚持拥护秦宗权。秦宗权原为唐朝官员，后在黄巢袭击唐朝首都长安时加入黄巢叛乱。孙儒一直效忠秦宗权，当他与在北方继承唐朝的朱温进行战争甚至秦宗权称帝时也一直效忠。[39]然而，当秦宗权的野心日益增长，孙儒也对其越来越疏远，并导致两人最终关系破裂。孙儒以位于淮河南岸的亳州作为基地，率领军队攻打杨行密以控制淮南。因此，随着高骈的失败，孙儒和杨行密进入了一个争夺霸主地位的时期。最初，孙儒占据有利地位，在888年杨行密及其同伙正与钱镠进行艰苦作战时，孙儒占据了扬州，甚至向南远征至苏州。然而，经过在892年湖州附近的一次小战役之后，杨行密最终抓获并处死孙儒。[40]

然而，局势并未随着孙儒的失败而趋于安定。两个竞争对手之间多年的战争摧毁了大片地区。扬州，作为一个曾经富庶的大都市，陷入一片废墟之中。然而仍有许多人一直忠于孙儒，他们不愿服从杨行密的靠不住的仁慈。他们的抵抗得到了朱温的支持，这时的朱温已经成为北方的主导统治者了。[41]895年，杨行密通过各种力量寻求结盟，包括盘踞在河东地区的沙陀武装李克用来对抗朱温。[42]897年末，为了向淮南地区扩展势力，朱温对杨行密的势力进行一次规模较大的进攻。[43]但是朱温大大低估了其对手的实力，因此惨遭失败。朱温从最初的七万人大军进攻，最后到不足一千人撤退，此后杨行密控制长江两岸，朱温无法牵制他。[44]

尽管杨行密击败了朱温推翻他的努力，但是他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淮南和江南，与盘踞在鄂州的杜洪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鄂州是长江和汉江流域的战略要地，战争持续到905年才结束。906年杨行密袭击了盘踞在鄱阳湖南部赣江的洪州（今南昌）的钟传父子，最后于918年袭击了盘踞在赣江以南的虔州的卢光稠。[45]

荆南

上溯至879年，同样的混乱发生在黄巢叛军经过之后的鄂州，该地区被称为荆南，包括长江流域的三个重要的州和东部的长江峡谷，是豪强混战的地区。这种混战始于885年，一个名叫成芮的牙将据有位于长江峡谷大约四十里的归州。[46]888年，成芮利用江陵地区的持续动荡控制了荆南地区的数个州，并且自封为荆南留后。不久之后，成芮将他的势力向西扩展到位于四川东部一百里的长江峡谷中的夔州，而在此时，唐朝廷任命他为荆南节度使。[47]唐朝廷的册封为这一地区带来了暂时的稳定。

成芮仍然是唐朝廷册封的地方官员，直到903年他轻率地答应朱温的要求进攻杨行密。[48]尽管成芮没有义务效忠朱温，但是忌惮朱温的势力，同时也希望借此扩大自己的实力。成芮无视忠告，派遣数万水军向下游进攻，但他的军队被杨行密包围，成芮掉入长江中溺水而亡。

随着成芮的死去，朱温便在荆南地区寻找可靠的部下，最终选定了高季昌（即高季兴）。高季昌早年曾是朱温治下的汴州（开封）富豪李让的家奴。[49]在朱温收编李让之后，高季昌也成为朱温的部下，并任命他为颍州（今安徽阜阳）防御使，颍州是淮水北岸对抗杨行密势力的一个战略要地。[50]这个地区是907年朱温册封高季昌控制荆南地区的位置。[51]从这个册封之后，高氏便控制了荆南地区，直到963年并入宋朝。

楚

湖南位于荆南的南方，包括洞庭湖盆地及其附近河谷，是楚国马殷的地盘。当黄巢的叛军离开广州挥师北上，马殷跨越湘江进入湖南腹地。像往常一样，黄巢经过之后该地区陷入动荡不安和秩序的崩溃。第一个试图恢复秩序的是闵顼。[52]闵顼来自江西地区，但是他一直在安南带领部队保卫唐朝。881年他挥师北上穿过被叛军毁灭的潭州（今长沙），便选择留在此地，并自封为钦化军节度使。在今后几年，同其他帝国内自封为官员的豪强一样，他被名存实亡的唐朝廷授予官职，实际上承认了他的政权。

尽管闵顼可能对局势带来短暂的秩序，然而这种秩序并不会长久。886年，闵顼被衡州刺史袭击。闵顼向当地豪强求助，然而当地豪强却将其杀害。衡州刺史继续攻击，取得了潭州，而且杀害地方豪强。这些交锋过后使局势安定下来，但是这种平静是邓处讷的策略，邓处讷是闵顼盟友，目的是为闵顼报仇。闵顼曾任命邓处讷为邵州刺史作为始终效忠于他的奖赏，邵州位于湖南南部的资江。八年之后闵顼遇害，邓处讷积极扩军备战。893年，他发动袭击夺取潭州，杀掉衡州刺史。[53]

湖南的动荡不安为马殷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趁此动乱地区整顿人马。马殷是河南许州人，曾在秦宗权的部队听从孙儒的调遣。当9世纪80年代末孙儒同秦宗权关系破裂时，马殷仍然效忠孙儒，并且成为更高级别的军事将领。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孙儒便席卷了从淮南甚至是江西的大片地区，同以前一样不断地占领和掠夺，表现得像流寇一样，没有固定的根据地。[54]当892年杨行密的军队抓获并杀害孙儒之后，这些没有首领的军队很快作鸟兽散，而且大多数转而效忠杨行密。[55]而在此时，马殷在孙儒的后勤供应部队做刘建锋的副手。面对降临到他们头上的灾难，刘建锋和马殷精选自己部下七千人以供调遣。[56]他们向西行军至洪州，之后南下沿赣江穿过江西，继续作为一个强盗团伙席卷长江流域及其附近河谷。虽然从最初的七千人的核心力量开始，他们不断地扩大了力量，但是他们显然无法取代赣江流域的地方豪强。我们无法得知他们是否意识到湖南地区的政治结构比江西还不稳定，但是他们及时转向西部，穿过崎岖险要的湘赣交界处的山脉，于894年出现在潭州边界。

邓处讷派遣一小股军队应对入侵者，但是马殷警告当地豪强：“今将十万众，精锐无敌，而君以乡兵数千拒之，难矣。”[57]马殷力劝潭州的部队不要内讧，接受刘建锋的指挥，并且提议接收民团组织。由于潭州无法隐藏，刘建锋和马殷主动出击捉拿并除掉邓处讷。刘建锋随后自称武安节度使，但是事实证明他的领导才能不及他的军事才能，之后被其部下所杀害。[58]经过最初的一些混乱之后，马殷取代了刘建锋的位置，事后，名存实亡的唐朝廷承认了这个事实。[59]尽管通过这些事件奠定了马殷在潭州和邵州的地位，然而在两年之后他才平息湖南五个州的地方豪强的叛乱。这五个州分别是衡州、永州、道州、郴州和连州。899年年末，马殷平定湖南全境，统一在其控制之下。[60]

闽

黄巢叛乱之后直到10世纪初，唐帝国中心区域一直处在剧变之中，一个类似改朝换代的过程在东南和南方沿海地区展开，最终王氏家族在福建掌权。当878年黄巢的军队进入福建西北的时候，该地区仍然是稳定的。如同其他地区，黄巢叛乱的破坏导致了福建地区政府权力结构的崩溃。面对叛军的威胁，地方豪强陈岩在黄巢进入福建的时候组织乡团，利用个人武装获得唐朝廷的承认，并被册封为观察使。这一任命是9世纪80年代地方超越中央的趋势的另一个典型标志。[61]几乎在同时，一群来自淮河光州的移民在王绪的带领下，通过偏僻未开发的西南角进入福建。王绪是淮南北部的一个小军阀，在秦宗权的默许下积蓄力量，是对抗北方朱温的主力。884年，秦宗权需要王绪的帮助然而王绪却未能提供帮助。面对行将发生的报复，王绪带领五千人的部队和他的三个兄弟离开封地，这三个人尽管也姓王，但是显然和王绪没有关系，他们分别是王潮、王审邽、王审知。[62]大约在黄巢的先头部队到达福建之内八百里的行程之后，王绪的军队从西南进入福建。他们首先夺取了偏僻和荒蛮的汀州，随后夺取了沿海的漳州。紧随其后，王绪被三兄弟驱逐，将士们推举最年长的王潮为帅。虽然王潮领兵要回淮南，但是行程被中断了，原因是行至泉州时当地耆老追至军队，请求除掉泉州刺史廖彦若。三兄弟同意围攻泉州，而且持续了整整一年。886年秋天，王潮攻克泉州。[63]王潮一旦控制了泉州，便以此为他们的据点。王潮在形式上依然受陈岩的调遣，陈岩任命他为泉州刺史。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没有改变王潮的独立地位。

福建的形势在接下来的六年中保持相对稳定。王潮及其兄弟统治泉州，与此同时，陈岩依然是福建北部的豪强。然而，891年陈岩的去世结束了短暂的稳定，引起了福建南北的战争。经过对福州一年的围困之后，福建处于王氏家族统治之下。[64]不幸的是，王氏三兄弟内部不和。随着南北战争的胜利，王潮将统治中心迁往北部的福州，这是一个健全的战略转移。福州一直是反对王氏的中心，而且是已建立的统一的地方政府的中心。王潮离开最年长的兄弟，以及另外默默无闻的王延丰，去担任泉州刺史。[65]王延丰于894年去世，由王潮兄弟中仍健在的最年长的王审邽继任。到892年，王氏兄弟统治中心在福州，名义上的次中心在南部的泉州。

尽管历史学家往往将9世纪的福建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但是从地形上来说，它实质上是一个分裂的地区。福州位于闽江的河口，依靠这条河流联结内地，是福建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福州和其周边领土原先是由陈岩直接控制的地区。相比之下，泉州由众多山脉与福建北部分隔，并且由于拥有一个优良的天然港口形成了一个南部沿海地区的自然中心，这就是王潮最初控制的范围。福建地区的这两个地理分区自742年以来一直处于政治上的统一状态，南部州县由岭南道转为江南道管辖，新的地方行政网络形成。[66]

没有史料记载王潮和他的兄弟王审邽的紧张关系。然而，898年王潮的去世引起了危机，作为健在的最年长的王审邽，顺势成为继承者，且很有可能迁往正式的地区首府福州。但是他的弟弟王审知，已经在那儿站稳脚跟，并且独揽了军政主要官职（观察副使）。因此，当王审邽在南部维持不稳定的政权时，他的兄弟王审知控制了北部的整个军政大权。这种情况并不出人意料，王审邽拒绝放弃他作为保障的南方基地，而且出于对他弟弟的怜悯，因此选择屈服于在北方的王审知。[67]10世纪开始，王氏家族基本上处于分裂状态，这种动荡局面一直持续到宋朝统一。

南汉

位于福建以南的岭南是南汉国的领土，当879年黄巢取得广州之后返回北方，同其他地方一样，他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城市，陷入一片混乱。遗憾的是，这些事情缺乏史料记载。然而据《新唐书》记载，封州刺史刘谦占据广州西部封溪水，并且将势力扩张至桂州（今桂林）。刘谦的统治给该地区带来相对稳定，大量难民投奔于他，为他建立相当数量的军队奠定了基础。[68]刘谦于894年去世，其子刘隐即位。[69]

刘隐的确是十国时期十分独特的统治者，他不是中原汉族人，当然也不是他曾宣称的来自中国中东部地区。多数史料记载他的家族来自河南上蔡郡。这种说法可能源于刘隐的家族掩饰其祖先为蛮族的历史，提高他们的认同和信誉，10世纪的中国这种行为广泛存在。实际上，刘氏家族世代居住在南部地区的非汉族部落，这些部落汉族和蛮族混居。

第一个确凿记载是关于刘谦的婚姻，刘谦的夫人是唐末（860—873）岭南节度使韦宙的侄女。[70]韦宙被派往岭南是在唐朝急于控制南方边境的关键时期。除了长江下游平原的裘甫和庞勋的叛乱之外，自9世纪位于红河河谷的安南地区持续发生的地方叛乱冲击了汉人的统治，严重威胁着唐朝西南边陲。[71]韦宙因与少数民族关系融洽，且在当地已经获得良好声誉，毫无疑问地成为在这个艰难时期选择他前往岭南地区的一个原因。由此看来，韦宙与刘谦的婚姻联盟一方面是保持忠诚的政策，另一方面突出刘谦在其中的主导地位。刘谦无疑是在黄巢在南方洗劫广州之后，在其西部地区统治的唯一的人。唐朝廷的权威在此地区已经严重削弱了。因此，当9世纪80年代初期唐朝廷正式承认刘谦对封州的控制，这标志着对割据局面的接受并努力确保刘谦对摇摇欲坠的唐朝廷的表面效忠。尽管刘谦及其继承人刘隐最终会打破这种局面，但是毫无疑问他们认为唐朝廷的册封对他们力图扩张其他地区和蛮族地区很有利。

相反的是，在896年刘隐向唐朝廷表示效忠。唐朝廷任命宗室的一名皇子作为广州的军事首领来维持和控制利润丰厚的南海贸易。针对朝廷努力在这一地区重建政治权威，两个地方武装领导人（牙将）试图维护他们的独立，抵制新的官员。两个牙将向刘隐寻求结盟，甚至许诺将其女儿嫁给刘隐为妻。然而，刘隐却对这两个地方豪强发动袭击，并制伏他们，迎接皇子来到其领地。作为回报，刘隐被任命为广州地区的行军司马。[72]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刘隐对历届朝廷命官都效忠。[73]902年，他被升任为静海军节度留后、观察使。这种晋升是对他不断增长的实力的首肯。[74]刘隐的职务是表面的，当他被册封为广州地区的军事首领的时候，唐朝已经江河日下，907年北方的后梁崛起。[75]不过，刘隐的权威可能不够深远，仅限于广州和他的发源地封州以及两者之间的地区。在其北方受到控制韶州的卢光稠的威胁，韶州位于江西南部的山区；还受到湖南地区的马殷的威胁，马殷于900年夺取了岭南西北部的一些州县。[76]刘隐无法对西部地区进行有效控制，直到911年刘隐的继任者刘才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刘于917年正式建立了南汉政权。[77]

前蜀

最后论述的区域是四川，该地区先后有前蜀和后蜀存在。即使黄巢叛乱未波及该地区，四川依然受到叛乱的影响。当880年黄巢返回北方中原，攻击帝国的首都长安，致使唐僖宗（873—888年在位）出逃四川，并于885年返回长安。因此这五年中四川不得不负担唐朝廷的运转，这种负担加剧了唐朝廷财政对该地区的需求，同时也加剧了官员的腐败，尤其是宦官田令孜及其兄弟西川节度使陈敬瑄。

即使唐朝廷偏安成都，类似分裂和叛乱的局面依然在四川其他地区上演。规模最大、最具有威胁的是由阡能领导的叛乱，但是阡能只是9世纪80年代四川地区众多叛乱者之一。[78]当唐军证明无力平叛保持和平的时候，四川的地方豪强如韦君靖扩大了势力。[79]

唐僖宗及其朝廷于885年年初返回首都。9世纪80年代后期，四川地区重建了秩序，新的独立豪强出现，取代了腐败无能的唐朝廷。其中，王建是最重要的。[80]王建生于大约848年，同钱镠和杨行密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同马殷一样，王建也来自许州，其父亲为庖厨。王建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但不像钱镠和杨行密，他没有合法的生计。

史料记载最初王建的非法活动的时候，以杀牛、偷驴、贩卖私盐为业，被乡人称为“贼王八”。然而，到了9世纪70年代，王建及其同伙已经不仅仅在村庄为非作歹，开始在更大范围内活动。其模式恰好与钱镠和杨行密的事业相呼应。《蜀梼杌》的作者张唐英（1029—1071）告诉我们“建于此时，乃与晋晖辈攘窃于许、蔡之郊，藏匿于墟墓之间”[81]。由于该势力范围扩大，因此开始对局势产生深刻影响。9世纪70年代中期一个奇怪的事件发生了，王建和晋晖在袭击许州后被抓获，并将被处死。然而，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他们却被狱卒莫名其妙地释放。尽管这次逃亡归因于狱卒认为王建是一个非凡卓越的人，更合理的解释是狱卒害怕得罪如此强大的团伙。

目前尚不清楚王建与黄巢是否结盟，但是当878年黄巢南下，王建留在河南地区发展自己的势力，显然他专注于河南以及湖南西北部之间的非法贩盐活动。然而，在880年，当黄巢沿着河南西部一路向北，王建选择了率军投奔秦宗权，当时的秦宗权对唐朝廷效忠，已经成为泰州的主要武装力量。秦宗权将王建及其军队置于鹿宴弘手下，鹿宴弘本身就是许州本地人，当黄巢席卷唐首都长安，鹿宴弘派遣八千人的兵力进行反击，包括王建的兵马，加入由宦官杨复光所领导的忠武军。平定黄巢叛乱之后，杨复光将所率八千军队分成八都，每都一千人，王建是其中之一。[82]杨复光于882年死去，鹿宴弘就率领八都人马一路向西，表面上加入偏安四川的唐朝廷。虽然鹿宴弘意外地夺取了汉江流域上游的战略中心兴元，逐渐与王建疏远，但是王建投奔了更为强大的靠山田令孜，田令孜任命他统领神策军。

王建因田令孜掌权而得势，也因为886年田令孜被朝廷排挤，王建也离开朝廷。由于王建是田令孜的养子，因此被外放为利州刺史。他控制了兴元和四川盆地之间的山路。此时的王建不再服从摇摇欲坠的唐朝廷的命令，开始操控自己的势力，此举让他得到“盗贼”这个贬义称号。[83]在9世纪末王建继续巩固他在四川及其他地区的势力。到891年，王建从陈敬瑄和他的前任田令孜手里夺取并控制了成都和四川西部地区。[84]十年之后，王建袭击四川北部的李茂贞和东部的顾彦晖，最终到902年完全掌握四川地区以及汉水上游。直到10世纪20年代，四川地区仍然处于王氏家族控制之下。[85]

在最后几年中，唐朝廷开始册封几位割据较大的统治者。902年，钱镠被册封为越王，杨行密被册封为吴王。[86]903年，王建被册封为蜀王。[87]其他人拒绝唐朝廷的册封，但是每个人都有尊称，例如平章事，除了名称是军事长官，这种官职通常为唐朝宰相。之后唐朝被后梁取代，后梁朝廷承认如下几个人的称号：马殷为楚王；909年王审知为闽王；刘隐于907年被册封为大彭郡王，909年又被封为南平王。[88]尽管唐朝和后梁的封王看上去似乎有着同样意义，《资治通鉴》阐释了它们的含义。[89]之前唐朝分封诸王为郡王。后梁分封更多的是国王。南方十国中，只有荆南依然没有被册封为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