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拥护

为了防御或扩张帝国边界，加强对边疆的军事控制，唐王朝设置了十个节度使，安禄山即为其中之一。安禄山叛乱后，唐王朝的恢复在很大程度上倚重于节度使体制由边疆向内地的扩展。为此，唐王朝一方面任命忠诚之臣担任帝国核心地区新设置的节度使，一方面承认那些参与叛乱但投降的节度使对地方的控制，以此赢取他们的支持。所有这些节度使都享有或多或少的自治权。尽管唐德宗（779—805年在位）、唐宪宗（805—820年在位）、唐穆宗（820—824年在位）时期，除去河朔地区那些曾经参与叛乱的藩镇之外，唐王朝恢复了其他所有地区藩镇节度使的任命权，但不管是否为朝廷任命的节度使，他们都会选择并且改变立场，从而阻止任何一个领导者（包括皇帝在内）能够强大到对现状造成威胁。之前参与叛乱的藩镇都不向朝廷缴纳赋税，为弥补这些损失，朝廷试图向更少的人征税，这种行为导致从9世纪30年代开始，匪乱四散蔓延，并且因为大量严重的自然灾害而日益加剧。一些匪帮发展成起义军，其中一支由科举落第者黄巢率领，于880年占领了京城长安，迫使皇帝避难四川。节度使们不想卷入任何一方，除非他们可以从中获益，所以朝廷最终只能向李克用寻求帮助。李克用是一位沙陀首领，他的父亲曾是唐朝的一位刺史。883年，李克用率领一支由草原骑兵与藩镇军队组成的联军，在长安附近击败黄巢，因功授河东节度使（河东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山西省）。

尽管唐王朝再次收复京城，但皇帝和他的朝廷此时已经毫无实权，因为他们缺乏强制他人服从的手段。强制力需要控制资源或者军事力量，而两者都被自治的节度使及其军队所掌控。8世纪初最先任命的十位节度使，已经至少掌握了一个州的全部军政大权，并且拥有其他几个州的财政权与监督权。[3]每一位节度使实际控制了自己辖区内的所有军事力量，这些军事力量由长期服役的专业士兵组成，其中大部分属于志愿兵。安禄山叛乱以后，整个帝国被划分为若干个藩镇（道）。道变成了州与中央之间的中间行政层级，他们控制着所有的军事与民政事务。截至883年第二次收复京师之时，全国大约有50个节度使，他们领导着范围更小的道，其中一些道甚至只有两个州。[4]第一次收复京师之后，一些河朔地区曾参与叛乱的道已经变成了世袭领地。在这些地区，节度使自行任命所有的道与州的官员，控制属州的军事力量，不向朝廷缴纳赋税，设置与县平行的机构，安排自己人担任与朝廷所任县令同样的职能，进而控制县级行政。如果不考虑这些节度使还有唐朝廷正式承认他们地位的需求，他们就已经是独立的了。大部分节度使在黄巢之乱以前仍忠于唐室。黄巢之乱中，军队凭己意易置了许多节度使与刺史。从此以后，唐朝廷的赋税益减，再也无力任命管理者与刺史。与此同时，节度使成为军阀，并在已经瓦解的帝国版图上展开争夺。在这混乱当中，南方出现了九个王国（将在下章讨论），北方则出现了旋起旋灭、迅速更迭的五个政权。[5]

第二、第三以及第四个政权都是由沙陀领导者建立的，学者们对这些政权的领导者与看起来有汉人血统的统治者们之间的文化差异多有关注，甚至有人认为这三个政权属于异族统治时期。[6]尽管从史料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文化的差异，但让人印象更加深刻的是，这些差异几乎没有激发或支配人们的行为。[7]将9世纪末的中国北方看作一个有统一边界的地区无疑是更有帮助的，在这个地区内，具备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根据权力的考量展开较量，而这种权力与文化无关。这个北方地区是唐帝国与草原游牧政权之间边境的一部分，同时又包含一个藩镇之间的内部边界网络。[8]在883年第二次收复京城以后，包括从节度使到强盗在内的来自不同文化的地方领导者们，为了生存与扩张而相互争斗，到895年，政权的数量大大减少了。两京以及黄河流域周边是实现野心最好的地区，这些地区被凤翔（长安以西）、河东（治所太原，在今山西省）、宣武（治所汴州，今河南开封）三个节度使所掌控。

谁控制了凤翔谁就控制了关中地区西部，而长安位于关中地区的东部。因为凤翔镇虽未将都城囊括在内，但却控制了西往四川地区的通道，所以该镇虽然不是非常富庶，却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前禁军将领李茂贞，从887年开始担任凤翔节度使。直至893年，他一直是皇帝的支持者。这一年，朝廷试图让李茂贞改任他职，这使他变成了朝廷最危险的敌人。在李茂贞的军队威胁长安之后，他迫使朝廷处死了三位宦官与一位宰相。凤翔镇至少有15个州不再属于朝廷阵营。895年，李茂贞占据了河西（今甘肃）的3个州，并且未通过朝廷，自行任命自己的将领为节度使。[9]

太原是河东镇的治所，位于黄河“几”字弯之东，太行山以西。太行山是今山西省的东部边界。河东的自然地形使其易守难攻，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农业与畜牧业的结合让河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太原的地理位置正好可以控制黄河流域的东西延伸地区。河东已被授予了李克用，作为他平定黄巢之乱、收复京师的奖赏。他和他的父亲已经拥有此地区的其他官职。至895年，李克用直接控制的地区，北边已经扩至今天的大同，东边包括了河北南部的两个州，南边几乎扩至黄河。在与朝廷时战时和了几年后，李克用在895年阻止了由李茂贞主导的关中三帅针对唐昭宗（888—904年在位）的谋废之举。作为奖赏，李克用晋爵晋王，并得到钱三十万缗犒赏他的士卒。唐昭宗还将后宫最美丽的嫔妃赐予李克用，并允许其在自己的辖区内“承制封拜”。[10]

淮河与黄河之间为城镇密布的河南地区，这里分为十几个小藩镇。至895年，包括洛阳在内的中心地区藩镇，都被宣武节度使控制，而此时东部的另外两个藩镇正被他的军队所围困，并于897年投降。这位节度使就是朱温（朱全忠）。朱温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后加入黄巢起义军，至882年，他已经是黄巢所任命的同州防御使，负责长安东线防御。在这一年，朱温举州归顺唐朝，大大方便了李克用向长安的推进。此后，朱温被视为保卫朝廷的重要将领，并因功授宣武节度使，负责两京粮食的运输与储藏。朱温的第一个对手是盘踞蔡州（位于今河南省）的秦宗权，他是黄巢的最后一个追随者。直至888年消灭了秦宗权之后，朱温才真正生存下来。[11]此后他的主要敌人是河东的李克用，朱温曾于884年试图刺杀他。他们之间的对抗持续了两代人。

一些远离京城的藩镇节度使没有参与控制朝廷的争斗，而是集中精力扩展地盘或求自保。淮南位于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在这个富庶的地区，杨行密虽然在895年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地位，但却一再受到北邻朱温的威胁。在四川，秦岭山脉以外，凤翔南部的群山之中，王建已经残酷地通过暴力在893年控制了该区域。[12]这两个地区以后变成了南部九国中的两国。

从安禄山叛乱以后，河朔地区的节度使们在事实上已经独立。至895年，该地区还有四个藩镇，其中最重要的是卢龙镇。卢龙镇曾经是一个繁庶之地，治所在今天的北京。894年，卢龙节度使被他的弟弟推翻，一位叫刘仁恭的戍将选择忠于前主，并在河东李克用军队的支持下，驱逐了篡位者。李克用的表荐确保刘仁恭在895年——李克用使皇帝免于被废黜的那一年——成为新的卢龙节度使。刘仁恭没有参加最高权力的争夺，而是追求一个地域性目标，即在与北边游牧民族，主要是与契丹的相互劫掠中，占据主动。[13]卢龙镇的西南方本为成德镇，现在分裂为易定、成德两镇，分别拥有两个州、四个州。两镇位于河东、卢龙之间，他们的节度使（王处存与王镕）只求自保。[14]河朔地区的最后一个藩镇是魏博镇，由六个盛产丝织品的、富庶的州组成，且以黄河为界，向南遥望朱温的河南地区。魏博镇的治所魏州（位于河北东南角）有一支职业军队。这支军队在安禄山叛乱之后已经自治，并且因为随意易置节度使而声名狼藉，最近的一次易置节度使事件发生在888年。因此，魏博节度使只拥有有限的权威。[15]

军队易置节度使的能力，凸显了政治上的支持在此时期的重要性。唐后期主要的节度使们能否保持自己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手中的军事力量。不过，这些军事力量由很多独立的部分组成，不可避免的是，其中大部分并不归节度使们自己掌控。刺史、将领，甚至级别较低的官员，在与他们所领军队的日常接触中，都会建立起一批个人的拥护者，这让他们对某些事件拥有过大的影响力。因为有如此多的潜在的主将候选人可供选择，所以即使是一个级别较低的领导者都可以通过改变拥护对象的方式，在政治活动中扮演一个有重要意义的角色。如此一来，军事优势不仅会丧失，而且可能会转向最初拥有者的对立面。尽管领导者们肯定会尽自己最大努力，试图施展最严密的控制——最好的方式是由自己任命所有下属——但这并不能保证被控制者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

因此，任何级别的领导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保追随者们对他们的拥护。某个合法头衔是必需的，领导者们总是希望自己的职位被最高权威所承认，但头衔本身并不能保证下属的拥护。争取拥护更有效的方式是在掠夺物、奖赏以及职位方面的慷慨，以及委以重任或授予重要职位。尽管信任包含着背叛的风险，但一个领导者如果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就会导致下属对其领导力失去信心。成功的军事行动是必需的，因为这可以最稳定地提供物质利益以及构筑信任的机会，而且可以表明领导者有天命的眷顾。领导者为了笼络他们重要的追随者，还会与他们联姻，或者收其为养子。所有这些方法的核心是私人关系。拥护对权力而言非常重要，这些是晚唐时期赢取并维持拥护的主要形式，但并非仅有的形式。随着五代的来临，其他形式开始出现。[16]

军事扩张下的地域控制：朱温统治地位的确立（895—907）

尽管唐后期的一些节度使可能已经拥有了相当大的政治控制力，但皇帝依然保持着权威，因为他拥有天命，但是对天命的拥有已经受到了很大挑战。[17]主要的节度使们全部已经至少从皇帝那里得到了最初的地盘，并且经常向皇帝寻求对新增地盘的正式承认。他们无须去威胁王朝的存在，而且如果这么做他们的确会失去很多。大的叛乱已经两次推翻了唐王朝，每一次都极其迅速，且都获得了足够的追随者战胜随后的平叛势力，但两次建立的新王朝都短命而亡。在平定黄巢叛乱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最有野心的节度使们，小心翼翼地、慢慢地创建自己的力量。他们经营私人关系，用胜利的成果奖赏他们的追随者。他们不再考虑推翻王朝，而是经常以皇帝护卫者的角色来控制朝廷。[18]

896年，朱温攻打了河南东部的两个独立的节度使，他们随后分别向李克用乞师。李克用的军队必须假道魏博，该镇节度使转而向朱温求助。[19]曾于895年想扶立一位新皇帝的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此时趁其两个主要对手——李克用与朱温互相争斗之际，再次侵犯长安。昭宗被迫避难华州。华州是一个小藩镇，坐落于渭河南岸，西距现在的西安大约60英里。当华州节度使韩建杀掉宗室诸王之时，李茂贞与李克用对于如此微末的一个节度使已经掌握了如此重要的角色非常不满，对皇帝安危的顾虑使“二李”联合起来，促成了皇帝在898年返回长安。[20]与此同时，朱温已经从李克用那里攻取了河北南部的两个州以及位于河东南部的泽州和潞州（今山西长治）。泽、潞二州控遏通往两京的主要通道。控制了这个战略要地，促进了朱温与昭宗以及宰相崔胤的联盟。崔胤想除掉权势熏天的宦官们，他们掌握了禁军并向朝廷任命的节度使们派遣监军。[21]宦官们得到李茂贞及其关中盟友们的支持，但在朱温的支持下，崔胤能够除掉两个最重要的宦官。剩余的宦官们处境非常危险，以至于他们在绝望中废黜了昭宗，将皇位让于朱温。他拒绝了，并帮助昭宗于901年返正，从此之后，朱温在朝廷中的统治地位已经无人可撼动。

截至901年年末，在所有节度使中，朱温已经占有最强大的地区了。幽州的刘仁恭在898年已经南扩至沧州，抵抗朱温的报复性围攻，直至900年沧州被攻陷。但在同一年，易定与成德节度使皆请和于朱温，让朱温获得了可以同时威胁河东与幽州心脏地区的盟友。魏博节度使罗弘信已于898年去世，其子罗绍威继任。899年，刘仁恭进攻魏博，朱温遣兵救之，从此罗绍威成为朱温最为忠实的盟友之一。[22]朱温已经推进至河南以西，在901年占据了关中大部，并完全控制了长安。899年，李克用已经收复了河东的战略要地泽州与潞州，但此时连同河中（位于山西西南角的黄河沿岸）一起，再一次失去了它们。朱温以泽、潞二州为跳板，于901—902年两次围攻太原。尽管太原城未被攻破，但李克用却处于人生低谷而不得安宁，进而退出争夺，以至于朱温在903年间未遇抵抗便完全征服了河南。[23]

朱温此时获得了从长安到山东地区所有节度使以及河东南部两个州、河北南部两个州的拥护。河北地区所有独立的节度使除刘仁恭以外都与朱温关系密切或对其表示臣服。他的另外一位盟友刚刚控制了位于长江中游的荆南地区（今湖北中部）。朱温现在是节度使中的最强者，接下来他试图加强自己对朝廷的控制。

903年，朱温加快了步伐，他安排自己的步骑充当皇帝禁军，并下令处死朝廷以及藩镇的所有宦官。[24]朱温日益控制皇帝，这使他能够结束由他的昔日盟友宰相崔胤针对他使出的花招，并使崔胤及其党羽或被贬黜、被取代，或被刺杀。朱温选择的新宰相们无法阻止他将昭宗由长安迁至洛阳。与长安相比，洛阳位于朱温控制范围的更深处。长安被劫掠一空，遂成丘墟。在迁幸过程中，朱温正式控制了天子亲军——六军。六军大部分已经散亡，最后仅剩二百余人。朱温把他们全部杀死，并暗中更换成自己人。皇帝被孤立了，因为他的左右侍从已尽为朱温的人。

内诸司负责皇帝的个人事务，由宦官掌管。宦官死后，大部分内诸司停废。朱温任命自己的心腹担任保留下来的九个内诸司使。凤翔李茂贞、四川王建，以及包括河东李克用、卢龙刘仁恭、淮南杨行密在内的节度使，抛弃彼此间的分歧，计划迫使朱温臣服。皇帝已经向这些节度使请求帮助。朱温从汴州出发引兵西讨，并派人于西讨之时弑杀昭宗，改立12岁的唐哀帝（904—907年在位）。其后，朱温杀昭宗诸子，并让自己的得力助手李振贬黜、流放大部分的贵族以及士族官员，或让他们自行隐退，这些人随后或被谋杀或被赐自尽。[25]剩下的就是朱温正式即位了，但事实证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在控制朝廷的过程中，朱温先是安插自己的军队，最后是更换几乎所有的官员，对于那些反对者则一律杀之。但这只不过是他早期对付藩镇方法的延伸，主要包括简单的军事征服以及领土控制。在地方上，朱温在每一个臣服的地区都任命他自己的军事将领，除非从政治上来说不可行，并会一直纠缠某一藩镇直至其节度使被迫屈服。至901年，他已经征服了11个藩镇以及28个州，除去3个地区以外，全都任命了自己人。这个方法虽然缓慢，但朱温则认为是个彻底的方法；朱温希望守住所得到的东西，并且不再重蹈其前任领导黄巢的覆辙。尽管朱温愿意给予那些被任命前去管理被征服地区的人以一定程度的信任，但他还是会用武力强化他们对自己的拥护。抵抗总会带来一些军事反击。以安徽西北部的宿州[26]为例，此地曾于888年被征服。当它在890年叛变反对朱温之时，朱温亲自督阵，重新占领该地。当李克用于899年占领泽州、潞州时，朱温的回应则是出兵征讨太原。这种统治模式的关键无疑是朱温的军队，尤其是那些被他改造成亲兵的宣武镇军。朱温对他的主力军队监管甚严，将自己的元从或者部曲分散至每支部队，给士兵刺面，并且推行一项军纪：如果一支队伍的长官被杀，所有的士兵都要被处死。最重要的是，在朱珍事件之后，他削弱了高级将领的权力。朱珍是一位深受信任的都指挥使，在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后开始挑战朱温，随后被处死。尽管朱温在当上皇帝之后，稍微放宽了他的惩处方式，但终其余生，他一直都限制将领的权力。[27]

朱温虽然倾向于通过暴力强迫的方式对其征服地区进行绝对控制，但对他的级别高一些的追随者，他也会使用一些拉拢而非强迫的方法。他会非常谨慎地利用家族纽带。他没有任用大批血缘亲属，也仅仅培养了为数不多的养子。[28]他有一些婚姻联盟，尤其是与魏博和成德之间。他甚至在887年与天平军节度使朱瑄结成所谓的“兄弟”同盟。据说朱瑄与其同宗。但朱温最信任的还是两部分元从的私人忠诚，这些人或者在其抛弃黄巢投靠唐朝廷时追随他，或者虽仍追随黄巢但随后投靠他。[29]朱温以这些人控制他的军队，任命他们担任高级判官以及节度使等职。信任如此，加上随之而来的物质奖赏增强了私人忠诚。朱温对其他的官员许下承诺，他们也会拥有自己的州甚至是藩镇，以及由此带来的一切好处。持续的征战也给普通士兵带来了许多通过劫掠致富以及欺压百姓的机会，这让朱温成为一个让人满意的追随对象。

当朱温最信任的追随者足以运转他的组织，最可靠的军队足以管控他的辖区时，这些方法是奏效的。但901年之后，朱温的控制范围变得太过庞大，任用自己人去代替那些降服者变得更加困难；而且更大的扩张意味着军事力量过度膨胀带来的更大风险，而这又是他支持所有精心挑选的官员所必须做的。因此，朱温开始留任被征服地区的官员。但这种妥协可能存在风险。比如，朱温留任杨崇本为关中地区的静难军节度使，但以其家人为人质。然而，由于杨崇本的妻子为朱温所辱，当904年她重新回到杨崇本身边时，杨崇本马上拒绝承认朱温的统治。[30]

朱温只能够将自己的意愿在一定限度上施加给那些不愿服从者。比如，905年，忠义节度使[31]赵匡凝修好于淮南杨行密以及四川王建，并与王建结成婚姻联盟。朱温害怕丧失对荆南地区的影响力，故出兵击之。赵匡凝逃往淮南，朱温任命自己人担任荆南地区两个藩镇的节度使。朱温没有听从部下谏言，试图乘胜进讨淮南的两个州，但当它们拒绝投降之后，朱温被迫撤军，而且损失惨重。[32]在这件事情上，朱温按照自己的欲望想把盟友变为部属，已经触及了他南扩的底线，是不明智的。不过，朱温目前最关心的事情是登基称帝。

荆南之战后，朱温被任命为诸道元帅。此事由朱温的亲密谋士蒋玄晖以及跋扈的唐朝宰相柳璨设计，是皇帝逐渐禅位过程中的重要一步，旨在为朱温登基称帝创造一个合理的托词。朱温的下一步应该是受封“大国”，包括由他任命节度使的21个藩镇；然后是加九锡，九锡是传统的预示王朝即将更迭的信号。只有经历了这些之后，朱温才可以接受皇帝的禅位。但朱温被柳璨的渐进策略激怒了（他最终处死了柳璨），他一再地辞绝王爵、九锡之命，以及哀帝的传禅之意。[33]他只想当皇帝，其他的任何职位他都不想要。但在拒绝了渐进策略之后，他还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朱温权威的有限性成为最后的驱动力。906年，朱温最终同意了他忠诚的盟友——魏博罗绍威的请求，前往诛杀魏博境内自治的牙军。这支军队曾经拥立罗绍威的父亲为节度使并且继续控制着魏博镇。在一位牙军将领作乱之后，朱温的一个客将率领一千名士兵，潜入了牙军在魏州的大本营，夜袭之，屠杀了八千牙军及其家人。但这场偷袭引发了魏博境内诸军对朱温的普遍反抗，并且由于得到义昌节度使及其父亲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的支持而进一步强化。朱温征讨沧州，但刘仁恭说服河东李克用与之合军共攻潞州，从而迫使朱温军队南退。朱温对河北地区的控制力依赖于潞州节度使一直以来对他的拥护。潞州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所以朱温将其交给丁会。丁会是朱温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大约25年前就是汴州军的第一个都押衙。但是由丁会的传记可知，丁会在昭宗死后流涕久之，并在906年年底举州降于李克用，允许李克用进军至南距洛阳仅120英里之处。在试图重新控制局势失败之后，朱温被迫从沧州撤军，并最终加速接受了哀帝的禅位。[34]907年4月，朱温（梁太祖，907—912年在位）建立梁朝并改元。

后梁政权及其对手（907—915）

因为朱温已经像皇帝一样统治了一段时间，所以他的即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上的，他甚至不用前往洛阳。他在自己的大本营汴州接受禅位御札，甚至在携带着登基仪式所需法物从洛阳而来的官员们尚未达到汴州之前，他就已经开始上朝。汴州改名开封，命曰东都，洛阳成为西都，长安降为一个小的藩镇。朱温所任命的节度使送来贡物，以示接受朱温的皇帝身份。按照惯例，朱温广封诸王，并且重新任命了所有的中央官员（即他以前任命过的那些人）。[35]

朱温凭借其毋庸置疑的军事优势登上皇位，但讽刺的是，他即位时的军事形势却削弱了他的合法性。对之前的政权而言，军事征服是一个新王朝最好的合法性来源，[36]但朱温不是以一个胜利将领的身份，而是在一个令人扫兴的军事行动之后建立了后梁。因为唐王朝的军事力量非常孱弱，而且朱温已经被视为王朝的护卫者，所以如果后者对前者的征服行动太过明显，会显得尴尬。缺乏一个可以证明他秉承天命的军事胜利，朱温的皇位依赖对京城的控制，依赖唐朝皇帝的自愿禅位，最为重要的是，依赖那些拥有可以反抗他的军队与资源但却持续拥护他的节度使。从史料中可以看出，人们对合法性的重要性十分关心。司马光引用了朱温的兄长朱全昱对他的批评：“奈何一旦灭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称帝王！”[37]尽管这个警告没能阻止朱温，但他的本纪中记载了大量超自然的征兆，用来证明后梁上承天命。[38]他的本纪还费尽心思地详细记载了那些在对手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时，为后梁献身的忠诚的英雄们，比如说在南部边界与淮南的战争中身殁的两位节度使。[39]天降神迹以及不朽的忠贞弥补了暴力征服本应提供的明确信号。

朱温推翻唐朝，对其他独立的节度使而言，意味着这样一种局面：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公开地凌驾于其他人之上，这就会招致很多人的反对。河东李克用、凤翔李茂贞、淮南杨行密、四川王建都继续沿用唐王朝的年号，拒绝承认朱梁政权。王建甚至建议在唐室再建之前各帝一方。李克用拒绝此建议，但是在凤翔，李茂贞实行了所有僭越皇室的举措，只不过因为兵力孱弱才未称帝。王建却遵从自己的意愿登基称帝，建立前蜀，不再试图控制中原。[40]除去李克用这一明显的例外，其余诸王大都抛弃单一帝王的原则，随着时间推移，更多的地方政权建立，比如南汉（915）、淮南（927）以及闽（933）。[41]

主要的节度使对后梁的否定意味着更多的战争：朱温能够维持他唐王朝合法继承者身份的唯一方式就是去争取拥护，这是他实际权威的唯一来源。在朱温即位之时，他仍专注于镇压魏博境内的各种叛乱。这种必要又艰苦的军事行动遭到了魏博境内多支强军的抵抗，从李克用手中收复潞州的重要任务也遇到了麻烦。占据潞州对双方而言都非常关键，在908年李克用去世时，潞州几近失守。李克用之子李存勖继位，但差点被其养叔父李克宁所阻。李克宁欲将河东九州附于后梁，并将李克用的遗孀与李存勖送往汴州。事发之后，潞州守将李嗣昭拒绝投降，即使李存勖命其投降。由于潞州久攻不下，朱温召回行营都统，并处死了大量的军官与士兵，这很可能有助于河东军队赢得一次重要的胜利，并在夏天解除潞州之围。这次胜利重振了河东政权，并且促使朱温的对手联合地更加紧密，因为凤翔李茂贞加入了李存勖（承担着光复王室的责任）与前蜀王建对长安的一次反攻。但是当一支后梁远征军击败凤翔军之后，晋与蜀亦皆撤军。至909年，李茂贞在关中的四个州（后来成为陕西的东部），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愿地归降了朱温。但朱温也损失了两员大将，他们由于朱温怀疑其不忠而与朱温日益疏远。[42]

910年春天，叛乱在朱温与光复联盟间的战争中再次出现。位于凤翔以北，与河东为邻，治所在夏州的定难军，其军队作乱并杀死了节度使，忠于朱温的将吏镇压了叛乱并拥立节度使的族父李仁福为帅，很快便得到后梁朝廷的官方认可。同年秋天，李茂贞与李克用合兵进攻夏州，李仁福告急于朱温。凤翔、河东联军在后梁援军到来时撤退。[43]个人对拥护对象的选择再次体现出重要意义，因为这次之所以能够阻挡朱温对手的扩张，主要是由于李仁福选择忠诚于朱温。相比于用兵关中而言，李仁福的拥护付出的代价更少却更有效地支持了朱温的皇帝权威。

在后梁国土的另一边，马殷的持续拥护也已在一定时间内扩展了朱温的权威，马殷被朱温封为楚王（今湖南省境内）。但在908年，后梁的荆南节度使与所向披靡的楚王发生了冲突。[44]在淮南，杨氏家族在909年年中将控制范围扩展至江西全境，严重削弱了后梁对此地区的统治。最严重的是，909年，镇守襄州（湖北北部）的节度使杨师厚被召回，计划以之率军攻打潞州。这导致襄州与另外一个州叛附前蜀。这场叛乱在两个月后被平定，这可能激励了前蜀皇帝王建宣称自己的独立地位，并颁布自己的历法。[45]尽管朱温在北方能够化解来自幽州（今北京）地区的威胁，但总体而言，他面临的南部局势正日益恶化。[46]

列举朱温对手的同时，我们有必要记住在朱温政权的内部，大部分的节度使仍保持忠诚。[47]然而叛乱却清楚地表明朱温不能想当然地获得节度使的拥护，他开始限制他们的自主权。在即位以前，朱温喜欢的方式是直接任命州一级的官员，减少节度使获取资源渠道的同时，扩大自己的资源获取渠道。但渐趋增多的刺史意味着需要维系更多的私人拥护，尽管政权面临的军事威胁的碎化，看上去掩盖了过多拥护带来的逐渐增长的负担。朱温还延续了唐朝分割藩镇的政策，从而更稳固地控制资源渠道。从907年至910年，他设置了7个新藩镇，其中两个由叛乱的藩镇保大镇与忠武镇中分割而来。保大镇与忠武镇均只有两个州，由此便出现了四个仅领一州的藩镇。[48]在任何可能的地区，具有潜在威胁的藩镇军队也都被分割。在开封以南的许州，节度使冯行袭有牙兵2000人，皆为秦宗权余党。秦宗权曾是黄巢死后朱温的主要对手，因此他们对后梁而言，是一种威胁。但是910年冯行袭死后，他的牙兵被分散编入其他军队，从而避免了这种风险。考虑到抵抗的后果，幸亏几乎没有潜在的威胁，同时表明即使在后梁政权内部，朱温的军事统治地位也具有持续的重要性。除去风险太大之外，统治还是以朱温喜欢的控制方式进行。

然而，朱温本质上像其他统治者一样，依然要依靠节度使对他的不可靠的拥护。但朱温与其他人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当他正式登基时，他全面接管了京城的中央官僚组织。至少从理论上来讲，朱温明显乐于看到自己行政范围的扩大、执行能力的提高以及资源渠道的增加，但就像对待政权内的其他事物一样，朱温把这个行政体系看作其藩镇组织的延伸。由于担心来自官僚的挑战，至907年他已经罢免了大部分唐末的官僚，并且在903年用自己的亲随代替被屠杀的宦官掌管内诸司。内诸司处理皇帝的私人事务，但是朱温也会让其承担许多普通官员担任的行政职责。他由此绕开官僚体系的同时，再次与他的随从建立了制度层面的亲密关系。

作为一名节度使，朱温已经习惯在其掌书记敬翔（一名科举落第者）及其妻子的日常协助下，直接处理一切军事、民政事务。因此当朱温身居深宫，周围都是宫人与宦官之时，敬翔被任命为知崇政院事。崇政院承担了枢密院所有的职责。枢密院是一个内诸司，由于它与宦官权力有关联而于905年[49]被朱温下令废除。敬翔的职责是充当顾问，出谋划策，直至912年朱温被谋杀之前，他一直控制着皇帝与朝臣间的所有沟通。由于敬翔仍像他在宣武镇时一样，继续在朝廷行使行政职权，所以枢密院的职权开始扩大，这导致宰相很少干预政事，从而在朝政中的影响变得微乎其微。[50]宣徽院原本由宦官控制，现在也主要被朱温的藩镇元从所占据。他们活动于宫城之外，除了发挥以前的功能外，还接管了本由各级官员承担的行政、外交以及一些军事事务。因此，后梁朝廷的一个特征便是将藩镇僚佐完全移植至中央机构。在后梁朝廷里获取影响力的最有效方式便是担任内诸司使。[51]

朱温将本由中央官僚机构控制的财政事务移交给了一个内诸司。这种转移开始并不顺利，在910年李振担任此使职前，至少有过四任使臣（其中一人甚至是文官）。看起来直至910年，朱温和敬翔才直接控制了财政。[52]关于朱温早期的财政，我们所知甚少，但是可以看出来藩镇资源（包括地区性的劫掠与勒索）已经资助了朱温在藩镇的亲兵与管理，现在国家资源被用来资助朱温的禁军与管理。[53]朱温总是严肃地对待这些事情，所以长期以来，朱温任命节度使时更看重他们的行政能力，而非军事才能。这种实践成功了，因为至909年，朝廷开销大大削减，并给百官发放全额俸禄。[54]同时，还有一些非正式的增加收入的方法，其中以魏博罗绍威最为显著。从900年开始，并且看来直至其去世的909年，罗绍威用自己富庶的藩镇供给朱温的多次征伐及其禁军，甚至提议建造300艘船往洛阳运送粮食。[55]

正式登基称帝带来的不仅仅是对行政机构的控制，它还带来了象征皇位合法性的希望，并能证明君主所应具备的德行。尽管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现存史料，因为后梁的历史记录曾为后朝所毁，但现存史料表明朱温不太在意这些事情。[56]我们已经知道，他对禅位与创建王朝的传统漠不关心，他愿意遵循这样的习惯，即重新任命之前的臣僚，仅仅是因为这些人是他自己挑选的。他在帝国的管理方式上有不少革新。尽管公布法典具有象征意义，就像朱温在910年所做的那样，但他却没有保留任何唐代法典，所有的唐律都被销毁。[57]给官员发放全俸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对帝王德行的证明，但看起来朱温完全把此当作一件实事，是为了更好地奖赏他自己的追随者，而不是让为数不多的唐臣获得利益。朱温的权威依靠私人随从的拥护，他对除此以外的东西缺乏兴趣。

李存勖则与之相反。李存勖从908年起成为朱温的对手，并建立了此后的后唐王朝。李存勖有着更为丰富的历史记载，看起来他比较在意将自己展现为一个拥有帝王德行的统治者；而且尽管他毫不迟疑地在其河东大本营有效地使用了高压措施，他还是致力于构建更广泛的支持基础。李存勖的父亲李克用看起来不关注促进统治改善的建议，李存勖与之不同。他命令所有州县“举贤才，黜贪残，宽租赋，抚孤穷，伸冤滥，禁奸盗”，使其境内大治。908年，在潞州保卫战中击败后梁之后，新任节度使李嗣昭进一步建议李存勖“劝课农桑，宽租缓刑”，这些措施促使潞州恢复到被围之前的状态。[58]这些展示帝王德行的精心记载，对那些质疑朱温皇位者而言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不仅是节度使、刺史以及官员，还有普通百姓，他们最容易被统治状况的任何改善所感动。

李存勖虽然为了进一步巩固元从人员对他的拥护而以几个关键人物为养子，但他仍然继续依靠李克用及其兄弟收养的一些官员，这些人是李存勖的义兄弟或从兄弟，但年龄比他大一辈。尽管其中一个“义亲”已经试图阻止他即位，而另外一个最终将取代他，但其他人当中，有很多仍对李存勖尽心尽力，并大部分担任禁军的将领。[59]李存勖保留了其父的军事组织，但加强训练，增强军纪，提高了军队士气。[60]军事胜利带来的劫掠物品与藩镇职位，让李存勖的官员及其僚属与其捆绑在一起。总体而言，李存勖起家的基础相对薄弱，与他的对手朱温相比，其统治手段更为缓和，并且更希望通过证明自己价值的方式争取拥护者，而不是纯粹依靠军事暴力去逼迫他人。

朱温登基称帝并不能结束持续不断的战争，但是战事的中心转移到了河北地区以及当地的独立节度使身上。910年，朱温准备在秋季再次出兵潞州。他也有足够的信心同占据河北中心地区——镇州的王镕进行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最后较量，并由此直接控制该镇。自从900年被打败之后，王镕便一直拥护朱温。朱温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王镕的一个儿子，王镕则缴纳适当的贡物。[61]尽管有以上这段历史，但一个看起来便于利用的传闻却显示王镕与李存勖有交往。朱温以此为借口，攻占了王镕最东边的两个州。朱温的入侵不仅促使王镕向李存勖与燕王刘守光寻求援助，而且促使王镕北邻——易、定王处直与李存勖达成协约。“二王”复称唐年号，以示不再拥护朱温。[62]朱温的机会主义导致两位后梁忠诚的盟友转移至他最大的敌人阵营当中，这让他在最易受到攻击的东北地区再无盟友，并生成了一个更大的敌对联盟。

刘守光名义上臣服于朱温，但并不可靠，他被邀请加入新的北部联盟。他一开始对此不感兴趣，但在听说河东军队在柏乡（赵州附近）大败后梁之后，他遣使至王镕与王处直处，举荐自己为反朱温联盟的盟主。因为这明显挑战了李存勖在现有联盟中的领导地位，所以“二王”均表示拒绝，王镕还将刘守光的提议告知了李存勖。尽管李存勖对刘守光的军事力量不以为意，但幽州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要求李存勖马上处理与刘守光的关系。[63]

909年，刘守光被朱温封为燕王，911年，他要求王镕与王处直尊其为尚父，这参照了周文王（大约公元前11世纪在位）对其得力助手的称呼。“二王”、李存勖以及河东地区的三个节度使共尊其为尚父，并且推其为尚书令，这参照了唐太宗（626—649在位）的例子，他在登基前曾担任此职。当刘守光反过来以平定河东以及王镕的藩镇（治所在镇州）为由，向朱温要求河北都统一职时，朱温也顺之而为，授其为河北道采访使。采访使自安禄山叛乱之后便不复除授。所有的头衔都不能让刘守光行皇帝郊天之事，这使他非常懊恼。他随后要求行帝位之仪，并在8月宣布改元，建立大燕王朝。[64]

朱温一直准备着应对来自北方联盟的进攻，但他们此时却都被刘守光的举动所牵引。刘守光侵犯易、定王处直，这导致河东三万军队轻易地在912年正月兵临幽州城下。根据辽朝史料记载，阿保机率领的一支契丹军队迅速加入其中。绝望的刘守光向朱温求救。朱温准备不以大燕王朝的建立为意，因为这意味着他可以继续与李存勖展开争夺并扩展自己的权威。因此，他出兵王镕的藩镇以救助刘守光。[65]这次战争看上去不是一般地残酷。刘守光治境内丁壮，全都文面为兵，虽士人不免。朱温则在攻下第一座城之后，将城内居民不问老幼，全部杀之，以至于“流血盈城”[66]。与之相对应，我们手头上的史料强调被派往救助赵州的河东先锋军的计谋与勇敢，但实际上他们同样采取了残忍的方式。他们砍掉一些后梁俘虏的手臂，将其放回，让其捎带口信，使朱温确信河东大军已至。朱温因此南撤，当他得知被愚弄之后，愤懑之情导致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不久之后，河东进攻燕边境前哨瓦桥关，守关将吏以及邻近的莫州均投降，由此打开了通往河南以及黄河平原的路线。这对朱温而言好像还不够危险，随后，刘守光治下的义昌镇发生一起兵变，一个叫张万进的人杀死节度使（刘守光之子），并向朱温与李存勖都遣使请降。李存勖派使者“安抚”张万进。朱温不想在如此艰难的时刻丢失如此具有战略意义的立足点，他甚至没有对谋杀盟友之子的行为表示抗议，便任命张万进为节度使。[67]

朱温的援助最终并未给刘守光带来多大帮助。刘守光的一个判官冯道曾警告他，与河东为敌是愚蠢的行为，但他并未重视。从此之后，他的将领、官员以及百姓不断离他而去。一些人，譬如冯道投奔李存勖；其他人则投奔契丹阿保机。由总管周德威率领的河东军队一个接一个地接收到刘守光部属的投降，到913年春天，他们从幽州城北面将其围困，并继续南征北战接受更多的归顺。当向契丹的最终求援没有得到回应之时，剩下的就是时间问题了，幽州城在被围半年后被攻克。914年年初，刘守光及其父刘仁恭被处斩，周德威被任命为卢龙节度使。[68]这次征服之后，河东李氏家族及其联盟控制的区域规模与后梁大致相当。

朱温并没有活到看见这次对其野心的挫折。912年夏天，朱温病情加重，他的长子早卒，养子朱友文担任东都留守，成为他喜爱的继承者。然而，次月朱温被谋杀，次子朱友珪篡立，并将朱友文杀害。[69]朱温生存于刀剑之下，亦死于刀剑之下。但朱友珪并不能获取他所需要的拥护，在913年年初，他在一场兵变中被杀，他的弟弟朱友贞（梁末帝，913—923年在位）继承帝位。[70]此时后梁与河东之间正在进行一场持续的战争。在朝廷内部动荡的几个月内，只有当李存勖忙于征服大燕之时，南部的后梁政权才免于受到河东的攻击。尽管后梁西北边境隰州的一个都将刺杀刺史，转而依附河东，李存勖高兴地奖赏了他，但李存勖并没有在河中短暂的投降时期之内，好好地利用前往黄河流域的通道，他也没有乘胜保卫河中抗击朱友珪。受继承危机所扰，后梁统治者无暇顾及幽州刘守光，直至朱友贞即位，此时正值913年幽州最后被围的开始。[71]

争夺最高权威（915—926）

占领幽州之后，李存勖实际上控制了除去最南部的义昌与魏博两镇之外的整个河北地区。朱友贞亟须维持义昌与魏博的拥护。915年春，魏博节度使杨师厚去世，这给了李存勖与朱友贞扩展他们权威的机会。杨师厚从912年起便控制了魏博镇，解除了前任节度使的牙军，创建了自己的职业军队，并纵容士兵的劫掠行为，以此培养他们的忠诚。朱友贞被杨师厚之恩所牵制，因为后者曾助其夺取帝位，但杨师厚刚去世，朱友贞便开始削弱魏博镇，他割取魏博三州建立一个新的藩镇。这种对魏博自治地位的挑战激发了杨师厚军队的兵变，他们逼迫新任节度使之一——贺德伦求救于李存勖。当李存勖亲率援军达到魏州之时，他并没有与兵变者联盟，而是让他们接受自己的领导，以此来确保自己生存下去。李存勖抵制杨师厚军队的暴行，以魏博百姓救星自居的他处死了叛乱的元凶。他的坚决获得了士兵的拥护，贺德伦将节度使一职让于他。[72]几乎没有流血，李存勖便已增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并且从朱友贞手中获得了魏博的财富。赢得一支军队比打败它要实惠得多。

由于后继王朝将前任者从历史记录中全部消除，所以从此以后历史叙述的焦点转移至李存勖处。[73]这种焦点的变化让人觉得，从此以后至923年李存勖对后梁的征服，不过是一个可预料的必然结果，但即便不用非常仔细地阅读，我们也能发现，其中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915年，李存勖确实控制了魏州，但他还必须通过与后梁持续的战争，一个州一个州地赢取其他地区。争夺权威，意味着地区性的消耗以及对个人拥护的争夺，这都是一些不体面的事情。比如，李存勖占领了义昌镇的德州以及黄河沿岸的澶州，但是在魏博北部的贝州，刺史张源德坚持拥护后梁，并阻断李存勖来自其盟友——镇州、定州的粮道。当李存勖试图孤绝贝州之时，他自己的大本营太原受到了后梁军队的攻击。贝州虽然抵抗，但河东的一位将领为应对张源德士卒的外出剽掠，发动八县丁夫堑而围之，并随后在一场战斗中击败了由刘鄩率领的一支规模更为庞大的后梁军队，所以后梁在此地区的统治并不稳定。许多州或弃或降，均为李存勖所得。一支禁军发动兵变，劫掠开封并攻打宫城，这使后梁的抵抗力进一步被削弱。916年9月，沧州向李存勖投降，并且贝州在被围一年以后，终因城中食尽而投降，于是河北尽入李存勖之手，唯剩黎阳为后梁坚守。从卫州（今河南北部新乡附近）顺流而下，为李存勖提供了通往黄河流域的广阔通道。[74]

当李存勖专注于争取这些胜利之时，契丹首领阿保机劫掠河东，但在听说援军将至时便迅速撤兵了。从902年起至阿保机去世的926年，契丹屡次劫掠中国北部，这只是其中一次而已。这些劫掠的目的在于获取物资与人口。尽管南边邻居对中国北部地区控制权的争夺让他们有机会抢夺人口与资源，但直至阿保机去世，其扩张目标仍仅限于926年对渤海地区的征服，对中原地区只求劫掠，不求统治。[75]随着在河北地区的胜利，李存勖意识到与契丹结盟的益处。阿保机已经冒险与后梁决裂，于916年年初登基称帝（辽太祖，916—926年在位），并改元。契丹与后梁之间一直有官方往来，但是李存勖将其叔父夫妇送至辽廷做人质[76]，这表明他与阿保机之间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协议。[77]

不管协议的内容为何，它并没有阻止彼此间的冲突，冲突的中心仍然是幽州。威塞军的治所新州位于幽州以北。917年，其节度使——李存勖的弟弟——被一位将领所杀，这位将领随后率其军队投奔阿保机。阿保机派他率军攻打幽州，围困幽州城以及河东任命的节度使周德威200余日，直至达到一定程度的和解。[78]在这件事上，阿保机没有寻求拥护，而是选择地区性的野心扩张。此后，那位将领虽然接受了正式任命，成为阿保机的地方官员，但也通过其拥护巩固了阿保机的高级权威。

后梁与河东政权之间的战事中心转移至黄河流域，这是朱友贞的最后一道防线。尽管辽对幽州的围攻延续至917年秋，但由于河东充分利用了黄河以南的自治者，李存勖能够保持其连续不断地向南压力。916年，李存勖已经与吴政权结盟共同进攻后梁，并与湖南楚王通好。南方地区的盟友可以让李存勖不用渡过黄河，便可攻击后梁后方，对黄河南岸四个要寨的占领则增强了其桥头堡的力量。当李存勖于918—919年发兵南征时，山东西部的泰宁节度使张万进转而依附于李存勖。然而，李存勖在黄河以南的立足点并不稳固，后梁在主力部队征战的情况下，仍能围困兖州一年之久。双方相持至918年年底，后梁指挥官之间出现内讧，李存勖抓住机会，发兵十万，出征开封。李存勖的重大伤亡使双方陷入僵局，但这个僵局随着河中节度使朱友谦转向依附李存勖而被打破。河中位于黄河以东，黄河由此北流，河对岸是同州，是河东势力插入后梁领土的一个前沿阵地。920年，朱友谦攻占同州，并任命自己的儿子为留后。因为这样的任命对朱友贞的君权而言是一种挑战，他拒绝赐予节钺。朱友谦便像他之前一样，再次向李存勖寻求援助。李存勖乐于除授其子为节度使，因为这可以让同州重回河东阵营，并且得到河中的积极拥护，而这些早在大约20年前就被李克用输给了朱温。[79]

河中胜利之后，李存勖利用一个意外的机遇将注意力转移到赵王王镕之处，王镕的治所镇州已经位于李存勖不断扩大的版图之正中。李存勖经过一系列的战斗之后，最终在922年将镇州收为己有。在这一过程中有辽朝势力的参与，李存勖的养叔父李嗣昭战死，他还遭受到诸位表弟的抗命。[80]如在魏博时一样，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在百姓的请求之下，李存勖自己担任了节度使。这无疑提高了他拥有天命的信心，而且一有机会，他便将该镇分裂。[81]黄河以北，只剩易、定尚未直接隶属李存勖，他终于可以集中所有精力应付与后梁的战争。

李存勖与朱温一样，不急于称帝，但与朱温明显不同的是，他越来越注意让自己拥有象征性的合法地位。913年，在被困的幽州城下，他已经宣称自己要兴复唐祚，在幽州被攻陷之后，盟友王镕与王处直推其为尚书令（他们曾将此职授予幽州刘守光）。之后，他便开府置行台并且开始任命僚属。[82]921年，表面上看来是在蜀主、吴主以及将领、节度使的请求下，李存勖开始制作传国玉玺。之后，他从一位僧人手中得到了唐传国玉玺，这位僧人声称黄巢攻破长安时他获得传国玉玺，并完好地保存了40年。当长期服侍他的宦官张承业抱怨他违背了李氏家族忠于唐室的誓言之时，李存勖回答道这并非出于自己意愿，而是群下所请。[83]他的意向终究是要光复唐室，尽管我们必须对其解释保持适当的怀疑，但我们还必须记住天命对他及其同列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观念。923年年初，李存勖命丞相，置百官，南方跋扈的吴越国国王钱镠也在同时建立政权。[84]923年4月，李存勖在其前方基地魏州即帝位（唐庄宗，923—926年在位）。他沿用大唐国号（史称后唐），改元，以魏州为东京，太原为西京，镇州为北都。李存勖的帝国拥有十三镇、五十州，但河南仍未被其控制，因为当地节度使仍然拥护朱友贞。[85]战争尚未结束。

郓州（位于今山东西部）位于后唐黄河沿岸的两个桥头堡——德胜与杨刘之间，是后梁第一个被攻陷的要塞，但朱友贞立即组织了一支援军。外人无法确定最终的结果，因为当李存勖向吴国的徐温寻求结盟时，被徐拒绝了，他害怕李存勖的军队有可能被打败。之后，朱友贞的新任主将王彦章攻占德胜，并顺流而下围攻杨刘，同时也损失惨重。后唐在黄河流域的压力只有当朝中斗争将王彦章短暂召回开封之时方告解除。再往北，泽州就在李存勖迟来的援军到来之前被后梁军队攻陷。与此同时，为了阻止后唐进军，后梁军队在滑州决河，这一极端措施导致四州被淹。后梁有两支军队在作战，并计划收复郓州。与此同时，后唐有人建议放弃最南边的战利品，退至黄河以北，以图后举。然而，李存勖认为应该继续坚持，他没什么可失去的，至于结果如何，则听从命运的安排。923年10月，李存勖与家人诀别，并随后在郓州附近的一次短暂冲突中打败王彦章的军队。王彦章被俘，拒绝入后唐朝廷为官，终被处死。李存勖宣称王彦章被俘是天意助之，并在仅有四千军队的护卫之下，迅速向开封进军，此次进军并未受到段凝率领的后梁第二支军队的阻挠。朱友贞命一位将领弑杀自己，开封尹开城门出降。当段凝投降之时，后梁军队的抵抗实际上便结束了。[86]

建立后唐（923—926）

与朱温不同，李存勖通过传统的军事方式攻占了都城，而且大量的后梁官员投降于他。这种仪式证明了他拥有天命，并且凸显了京城重要性的重新恢复。唐朝末年，权力争夺者争相控制朝廷，以至于京城成为附属性的目标。随着后梁的建立，角逐者们对最高权力的争夺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对京城的占有，包括对京城簿册以及官僚组织集团的占有，成为首要目标。即使许多地区仍然在中央官僚机构实际控制之外，但这个体系带来的资源远比任何一个地区性的节度使所能想到的还要多。后梁通过控制这个组织重新确立了对所属藩镇的中央统治，李存勖则是这一结果的受益者：一旦他占领了京城，河南也就归其所有了。50余位后梁节度使全部上表入贡，并被保留原职。与朱温登基称帝时曾受到同列者的广泛抵制所不同，李存勖很快被除前蜀以外的所有周边政权所承认。作为李氏家族的长期盟友，凤翔李茂贞遣使拜贺，并入贡称臣。924年，李茂贞去世，他的两个儿子继为凤翔两镇的节度使，并成为李存勖的养子，从而结束了凤翔的独立地位。当时虽有反对者，但未到无法控制的程度。李氏家族的潞州分支——李嗣昭的儿子们曾有所不满，但李存勖处死了一些密谋者，轻松平定了一场兵变。荆南高季兴（曾名高季昌）因对自己入朝时的遭遇不满，策划叛乱，但更好的结果是，几个月后，他接受了南平王的封号。[87]

李存勖表明了他重建唐朝传统的愿望，这也是其他人希望看到的。他恢复了洛阳和长安的京师地位，并降开封为州。御史台的官员奏请废除朱温于910年颁布的法典，重新恢复唐朝律法。[88]这些措施产生了象征性的效力，李存勖被人比作曾在公元前25年重建汉室的汉光武帝。但在实际事务方面，李存勖最终保留了后梁统治者带来的诸多改变。他取消了崇政院，重建枢密院，但两个机构具有同样的功能，而且权威没有回到外廷官僚手中，而是仍然为内诸司使所掌控。李存勖将后梁所有的在京机构或降级或废除。中兴之臣取代了部分但非全部的后梁官员，大部分的后梁内诸司使以及侍从人员则代之以宦官，宦官再次得以发展了与其品级与地位皆不相称的政治影响力。李存勖任用内宠，这给他带来了不好的名声。但实际上如同后梁一样，最重要的机构常常任以被信任的元从之臣，他们已经在地方政权中证明了自己，而且理应得到胜利的奖赏。李存勖手下非常有才能的节度判官郭崇韬被任命为枢密使。尽管郭崇韬与一位首要的宦官共领枢密院，而且必须在助手的指导下才能熟悉朝廷礼仪，但是他被认为在李存勖整个短暂的统治期内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当李存勖任命郭崇韬为宰相之时，郭崇韬开始将枢密院外廷化，但是能够行使最高权力的职位不一定要有最高的品级。郭崇韬在923—924年间先后任命了三位租庸使，但实际的工作由租庸副使孔谦完成。李存勖还在魏州时，孔谦便已为其效力，并最终成为租庸使。租庸使必须提供李存勖不断超支的军费、臃肿的官僚机构以及众多内宠之所需。孔谦专注苛敛之法，民间称为“盗臣”，同僚对其也颇有怨言。[89]

李存勖选任出身名门者担任宰相，显然是希望恢复士族的领导地位。郭崇韬在选任官员时也喜欢以门第为准，但是宰相们似乎对此并不热衷，贵族对朝政的影响也没有明显恢复。郭崇韬自称出身士族，并错误地宣称自己系8世纪唐朝忠诚将领郭子仪的后裔。[90]他还对选人告敕的伪滥现象进行调查，以至于至少四分之三的选人无法补授官员，告敕也被损毁，其中大部分人是士族。士族曾受朱温打击，现在仍未恢复元气，这必须归咎于能够或者愿意为官之人（包括所有阶层）的数量显著下降，因为在925年，有官缺近两千，但授官却仅有60人。尽管让宦官重回政治舞台，但李存勖更有可能是强化，而不是否定了朱温带来的机构以及官员社会结构等领域的变革。

李存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对节度使及其军事力量的控制。他进行了一次军事重组，将来自他自己军队以及后梁军队的将领结合为一体，利用他们相互之间的对抗平衡彼此间的势力。李存勖将重要的军事力量留在京城并由其亲自控制，直至924年年初，部分重组军队与宦官监军一起，被派往所有的藩镇。这种做法继承了唐朝的体制，李存勖早在908年便已在河东与河北地区恢复此制。不同的是，由于唐朝廷本身没有掌控重要的军事力量，唐朝的监军并没有多大实际作用，但李存勖的监军却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支持。他们强势的表现使其与节度使之间互相挑拨离间成为可能。起初，为了尽可能降低后梁节度使抵抗李存勖统治的风险，李存勖将他们全部留任，并只是逐渐地用自己人取而代之。李存勖于923年之前任命的河东与河北地区的节度使，大部分是李克用的养子及其叔父，他们都曾助其夺取帝位，现在却成为他的潜在最大威胁。在征战过程中，节度使担任李存勖军队的将领，将藩镇留给其僚属治理，征战结束后，李存勖将他们留在身边，待在京城，以备重要时期之用。北方的节度使在与其藩镇军队分离之后，会发现很难维持军队对自己的追随，但是他们的军事力量仍有可能被用来对付河南地区的叛乱。河南地区的节度使，被委以中心地区的禁军力量，反而有可能出兵去处理黄河以北地区的动乱。李存勖还延续后梁的做法，提高刺史的地位，并在924年颁布一些诏令，削减节度使的特权。节度使能够举荐的僚属变少了，尽管他们能够更加宽泛地选任僚佐，但刺史也获得了同样的权力。与此同时，租庸使孔谦延续后梁的做法，继续直接控制州，即使节度使的抱怨让李存勖敕令其停止之后，他仍这样做。[91]

在外部事务方面，契丹不间断的地区性劫掠促使李存勖于925年重新任命了一位卢龙节度使，但这些仅是一个小烦恼；李存勖最关注的事情在于如何侵占前蜀的领土。[92]924年，蜀国的皇帝王衍（918年继其父为帝）因为惧怕后唐军队的进攻而屯戍战略要地，但后来还是被迫接受协议，将这些军事力量解散或者转移。次年夏天，后唐军队开始市买战马，准备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而此时王衍正在其境内巡游。李存勖集结了一支由诸藩镇军队组成的联军，以储君人选李继岌为都统，军事悉委之于郭崇韬，下令伐蜀。后唐军队的胜利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王衍拒绝相信情报，直至其看到奔还的降州败军。他最终起而抵抗，但为时已晚。属州大量沦陷，整个军事行动中只有一场对阵战。最终，前蜀大将王宗弼控制了政权并投降。此次征服只用了70天时间，为李存勖赢得了67个州，3万军队，以及以“千万计”的各种物资。[93]他由此获得了增加收入的途径，并能够继续给予追随者以他们所希望的奖赏。

这次胜利的成果被刺杀郭崇韬的阴谋抵消了。郭崇韬早期已是李存勖的忠实僚佐，他对后唐政治的控制让其树敌甚多。他反对重振宦官之势，一再警告李存勖不要起用他们。他还与一位嫔妃（后来在他的奏请下被封为皇后）结盟共同限制、平衡宦官势力。对宦官势力的反对，让郭崇韬颇受节度使欢迎，但他也试图限制将领的权威，比如他拒绝由李嗣源率领远征军前往征服前蜀。平定前蜀之后，让朝廷宦官痛恨的是，前蜀贵臣皆向郭崇韬而不是他名义上的都统（储君人选）李继岌进贡“礼物”。郭崇韬在整个征战过程中保留了朝中职位，当他成为前蜀领土范围节度使的候选人之时，宦官们暗示不仅郭崇韬将要据蜀自立，而且李继岌也会有危险。李存勖试图检验实情，决定令郭崇韬回京，以察其意图。但是皇后抢先一步，在她的命令下，郭崇韬被杀害于李继岌的营地。一位由节度使出身的皇帝起用的新型官员的代表消逝了。郭崇韬对宦官的反感颇投外廷官员之所好。郭崇韬未受过良好教育，本应只会得到他们的鄙视，但他们对他的评价却充满了同情。[94]郭崇韬之死向来被归咎于宦官及其自己权力的过度膨胀，但这还有可能表明宫廷密谋在更为普遍意义上的重现，而宫廷密谋已经很大程度上在朱温控制的亲随组织中绝迹了。当中央机构限制皇帝得知相关信息时，这样的宫廷密谋便很难避免。这是帝制政体的一个弊端。

从积极的角度讲，平蜀战役的胜利促使辽帝阿保机在进攻他的东邻渤海之时，遣使与后唐修好，以确保南部边境的稳定。[95]这让李存勖能够应付926年年初突然出现的一连串兵变。尽管是郭崇韬的被杀引发了这些兵变，但形势的恶化却是由于节度使对朝廷限制他们在藩镇权力的做法越来越不满。第一次兵变由一支戍守幽州期满，返回家乡魏州的魏博军队发动。他们杀死了原先的指挥使并扶持了一位新的首领——赵在礼。赵在礼率领他们攻占并剽掠邺都，据之以抵抗平叛军队。四天之后，平蜀将领之一李绍琛自称西川节度，移讨成都。尽管郭崇韬曾拒绝李绍琛对东川节度使的要求，但他仍然宣称自己是因郭崇韬被杀而举兵。在同一周的最后，魏博北部的邢州，一位仅有400兵士的将领自称留后。在京城，李嗣源亲军的一名指挥使因为郭崇韬被杀而发动兵变[96]。一支远征军被派往魏州平叛，但并未成功，一大波兵变从沧州一直蔓延至黄河上游。藩镇叛乱的过程中，当地的监军均被杀死。[97]

邢州以及四川李绍琛的叛乱均被迅速平定，但是魏州赵在礼的叛变却仍在坚持。李存勖不再相信任何将领，希望御驾亲征。但在群臣建议之下，他改为选派成德节度使李嗣源前往。李嗣源是李克用的养子，是一位作战经验丰富的将领，同时也是李存勖内宠诋毁的对象。李嗣源的征讨军队可能由李存勖亲军的一大部分以及一些藩镇军队组成，但是当他于926年3月兵抵魏州城下时，一场兵变迅速在军士之中蔓延。李存勖曾下令尽杀所有抵抗的叛军，而这支军队早在915年便已投降李存勖，并从此为之征战。这场兵变看上去是在对李存勖的命令表示抗议。我们无法确切了解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李嗣源的军队希望他在河北地区称帝，并让李存勖在河南称帝。当李嗣源拒绝之后，兵变者看起来将其交给了赵在礼以及魏州城内的叛军，据说他们已经归顺于他。李嗣源开始从远征军中集结已经离散的镇军，并劫掠了皇家牧场获取马匹。李嗣源本来要去替代的伐魏罪将李绍荣，既不加入李嗣源也不反抗他，但是当李嗣源移兵洛阳诣阙自诉之时，李绍荣上奏这是一场叛乱并拦截了李嗣源的奏章。和解已经无望，而且一支日益壮大的军队要求明确的领导者，李嗣源派遣一支先锋军前往开封，以此检验在黄河以南他可能受到的支持程度。与此同时，在他的藩镇治所镇州，他的追随者率领镇军南下，其他的北方节度使很快加入其中。李存勖计划于洛阳以北的孟州阻挡李嗣源渡河，但他的军队有时待遇过差，如今甚至生气地拒绝接受他额外的奖赏。与此同时，李嗣源截获黄河上的贡船，以船上的丝绢赏军。李存勖已经亲自向东进发，但开封的长官却声称谁先到达开封便归顺于谁。李嗣源的先锋军首先到达开封。李存勖返回洛阳，藩镇则一个接一个地归降李嗣源。当李存勖到达洛阳之后，一位亲军指挥使发动兵变并弑杀皇帝。李存勖的皇后放火焚烧嘉庆殿，并逃离京城，之后，诸军大掠京城。李嗣源到达洛阳后重新恢复秩序，宰相豆卢革率李存勖的百官共推李嗣源登上帝位。李存勖选定的继承人李继岌起初计划以远征前蜀的军队占据凤翔，反而导致自己被杀，文官出身的将领任圜代领其众并决定归顺李嗣源。此后，藩镇之中仅有零星的反抗，但范围不大，且很快便被控制。[98]

与朱温和李存勖完全不同，李嗣源在926年赢取帝位靠的是一致推举而非军事征服。李嗣源的势头来得如此猛烈，以至于他在几周时间之内，仅通过一次简单的袭击，便推翻了李存勖，并几乎完整地接管了整个帝国。李嗣源自己看起来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惊讶。尽管李嗣源以军事力量占领了京城，但他没有像他的前任者一样，在战场上打败所有的对手以后再掌握权力。相反，他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选择，来替代那个已经众叛亲离的统治者。李存勖在率军征战时是他的最佳状态，只要军事征服能够给将领（同时也是节度使）、士兵以及官员带来源源不断的奖赏，他就能够轻松地维持一批追随者。但是一旦当上皇帝，李存勖有时便会将那些本该由他亲自处理的事情分配给别人去做，而且身居深宫，他没有机会向追随者展示他的个人领导力。他越来越不信任那些忠诚的节度使，以至于他们越来越不满。这些节度使曾经享有李存勖的信任，担当作战将领，但现在却因被困京城而恼怒。李存勖延续后梁的措施，试图进一步对藩镇施加更严密的控制，但却不提供任何补偿，这加剧了他们的不满。李存勖太过铺张浪费，以至于当他征讨开封之时，平蜀之后带来的巨大收益已被挥霍一空，这导致他无力给禁军发放军粮，遑论对其亲信进行犒赏，这让他们与之疏远。缺乏禁军的坚定支持，李存勖便容易受到节度使及其军事力量的攻击。李嗣源的吸引力在于他提供了这样一个补救方案：他是一个与其他同列者一样的节度使和将领，而不会危及节度使非常渴望的自治权。

李嗣源是李克用的养子当中唯一一个还在世的将领，他的背景非常好，但他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指挥官，而且他管辖的成德镇也非常小。依靠他自己藩镇的资源，他不可能对其他节度使产生严重的威胁。他们可能打算检验一下，倚赖他们支持的李嗣源，通过国家机构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他们的权力。因为节度使心目中理想的皇帝是一个慷慨的傀儡，所以李嗣源是一个领导者的完美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