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制造强国建设的三个关键维度

人类社会工业能力出现非连续性跳跃升级的过程也是制造强国涌现和替代的过程。这些制造强国虽然具有不同的产业形态和制度能力，但都具有某些共同的技术经济特征，如都是每一次科技浪潮或工业革命中主导技术和战略先导产业的领先者，都以特定的制度结构激励了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大量涌现。与此同时，由于每一个制造强国的崛起都曾面临不同的内外部挑战，其迈向制造强国过程中克服的主要障碍以及克服这些障碍的战略（无论这些战略是事前设计还是在过程中习得的）又必然具有差异性。综合制造强国发展的一般经验和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内外部条件的独特性，未来我国制造强国战略应包含战略性领域的技术和市场领先、极端压力情形下的制造业运行安全以及持续创新驱动的制造业内生发展机制建设三个关键维度。其中，战略性领域的技术和市场领先、持续创新驱动的制造业内生发展机制建设是制造强国建设的一般性特征，而极端压力情形下的制造业运行安全是未来我国制造强国建设面临的特殊约束。

在引领新工业革命和战略先导产业领域形成领先优势，并对人类制造业前沿技术突破和商业模式创新做出独特的中国贡献，是我国制造强国建设的核心。几乎每一个后发的制造强国都是在新科技浪潮和工业革命打开的新机会窗口期崛起的，美国通过引领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方式在汽车、化工等当时的战略先导产业崛起，日本通过开创精益生产方式成为消费电子、家电、节能汽车等产业的领导者，并跻身制造强国行列。当底层技术（或根技术）和通用目的技术的突破性创新打开技术机会和市场空间的时候，具备一定实力的工业国家都会基于各自的制度能力和技术路线参与到新工业革命的竞争洪流，谁最终掌握了主导设计并形成了与该主导设计相适应的商业模式，谁就能够在战略主导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中掌握最有力的位置、获得最大的价值，并通过通用目的技术在其他部门的扩散应用实现经济效率和产业竞争力的整体大幅提升，从而最终确立制造强国地位。

面对全球化“大变局”背景下部分发达国家对我国的常态化遏制和打压，确保制造业能够在极端情形下的正常运转，并对经济、社会和国防安全形成有效支撑，是我国制造强国建设的基础。虽然每一轮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制造强国竞争，都充满了国家间的抑制和反抑制情节。例如，为遏制日本集成电路产业赶超，美国分别在1986年和1991年两次迫使日本签定以限制日本半导体对美出口和扩大美国半导体在日本市场份额为目的的日美半导体协议，直接导致日本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全球半导体产业竞争中丧失优势。然而，由于中国是一个在意识形态方面与领先国家存在根本性差异的大国，中国在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过程中，面临的不仅仅是来自领先国家在战略层面合作框架基本稳定前提下的局部打压，还可能是破坏了总体合作框架的全局性遏制和极端打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制造强国建设不仅要推进战略性领域的领先，而且同时要保证战略性产业、甚至整体制造业经济体系的运行安全。

切实建立起“创新友好”的内部环境和足够开放合作的外部氛围，建立我国制造业由大到强的内生机制，是我国制造强国建设的前提。过早“去工业化”的核心问题不是制造业的规模比重问题，而是制造业的生产效率问题，而如果想要在制造业比重保持基本稳定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我国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就必须形成制造业创新发展的内在机制。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制造强国的建设过程是大量的创新型企业持续高强度创新和多样化竞争的结果。而无论是企业的战略导向还是企业间的竞争关系，都是由一国制度结构塑造的激励结构所决定的。由于过去四十余年我国总体上处于经济追赶和制度转型阶段，以技术引进为主的技术学习方式，以及潮涌式消费和不完善的市场体制，都促成了大规模投资驱动的制造业发展模式。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企业家也饱含企业家精神，但大规模市场机会和低技术壁垒诱致的企业家精神更多是“套利”导向、而不是创新导向的，虽然中国是全球竞争最为激烈的工业品市场，但企业竞争充满了无差异竞争和恶性竞争，美欧企业基于规则的竞争秩序和日本企业基于合作的竞争关系在我国尚未形成。因此，可以说，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跃迁的过程，本质上是中国制造业微观主体竞争范式的深刻转变。